内容很广泛，主要包括解释词义、注明音读、疏通文意、阐明思想、分析句读、讲解语法、说明修辞手段、诠释典故、校正文字、考证人名、地名等，例如：

解释词义例

《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

《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杜预注“绳，誉也。”

注明音读例

《诗经·周南·关雎》：“君子好逑”。《经典释文》：“逑，音求。”又如《诗经·召南·何彼 矣》：“何彼 矣，唐棣之华。”《经典释文》：“棣，徒帝反。《字林》‘大内反’。华如字。”

1注解古书需要哪些知识

注释古书，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一） 需要全面运用音韵、词汇、文字、语法、修辞等语言知 识。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古人 的书面语言，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

而要准确了解 古人的书面语 言，就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语言学知识。 （二） 要了解一定的古代文化常识。

古代文化常识很多。王 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就简要介绍了关于天 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等十四项内容，可供翻阅参考。

如：读 到“摄提贞于孟陬兮”（《离骚》）、“以为己生岁直（值）子， 鼠，子神也，因爱鼠”（《三戒•永某氏之鼠》）、“庆历中，有 布衣毕升•”（《活版》），就牵涉到古代三种纪年方法：岁星 纪年法，干支生肖纪年法，帝王年号纪年法。又，读《愚公移 山》中的“达于汉阴”，《登泰山记》中的“泰山之阳，汶水西 流，其阴，济水东流”，就牵涉到古代地理命名的常例：山南为 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

（三） 要掌握一些有关的专业知识。有人主张，专门著述应由 各方面的专门家担负注释疏通工作。

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关天 文、数学、生物、医学方面的古籍，应由自然科学专家来注释； 在社会科学方面，文、史、哲的古籍，应由文学、史学、哲学专 门家来注释。 这个主张是有道理的。

如：“尺”、“寸”，这是 两个很常见的字。但是，在医书中它们有特殊的含义。

诊脉 时，以掌后高骨为“关”，密排三指，“关”脉前称“寸”脉， “关”脉后称“尺”脉。扎针灸时，进针多少“寸”，也不是一 般的寸，而是“同身寸”，即病人的中指第二关节的长度。

不了 解一定的专业知识，有些看来很普通的词语也可能注错。初学者 接触专门学科的古籍时，一定要有人指导。

（四）知世论事，知人论文。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把 握时代背景与作者生平，才能做到知世论事、知人论文。评价一 篇作品是如此，注解疏通也是如此，不过后者不如前者显著罢 了。

如：韩愈《师说》，开宗明义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 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其中“古”如何理解？为什么要 从“古”讲起？ “学者”指什么人？ “道”又指什么？都牵涉到 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的思想倾向。中唐时期，佛老哲学影响很 大，不利于唐王朝的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

韩愈排斥佛老，提倡 儒学，正是适应了当时巩固唐王朝统治的需要。他所讲的“道” 就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孔孟之道，而不是一般的道理，更 不是其他哲学流派的“道”；他倡导尊师，则是为了培养一批能 够卫道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学者”的含义。

文中的“古”字， 不是一般的“古代”，更不是“从古以来”的意思，而是指孟轲 以前的时代。 因为韩愈在《原道》中说得很清楚：“轲之死，不 得其人焉。”

就是说，道传到孟轲，就没有继承的大师了。而韩 愈《师说》明确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所以“古”字是指 孟轲以前的时代。

韩愈在哲学上、文学上、教育上，都是打的 “复古”旗号，所以，这篇文章就以“古”字开头了。 总之，不 了解时代背景与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即使是对于字词的疏通，也 难达到准确和深刻。

注释疏通古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清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戴震 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这是深有体会的 话。没有渊博的知识，独立的见解，深入细致的研究，就不可能 搞好这件工作。

所以，鲁迅愤慨地指责当时一些半通文人大搞古 书的标点评注以猎取名利的行径，称它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大厄运，并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见《旦介亭 杂文•病后杂谈之余》）。我们今天一定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做好 古书的注释疏通工作。

但是，也不可存在畏难情绪和神秘观念。 我们有现代语言学理论作指导，只要刻苦努力，严肃认真，就可 以大大超过前人。

把文言文译为白话文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有计划、有步骤 地将古代文献译成白话文，介 绍给广大群众，是提高民族自信 心、发展民族新文化的需要。

在教学中，文言翻译则是一种综合 性的习作，它沟通古今，既是文言文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可以 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又是白话文的写作训练，可以提高 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清末翻译家严复，在翻译西方名著《天演论》、《原富》、《名学》等书之后，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

这三条原则直到今天还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的。 所谓“信”便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所谓“达”就是要通顺明白 地表达出来，所谓“雅”就是语言要规范化。

我们将文言文译为 白话文也大体可遵循这个原则。当然，严复所讲的“雅”是用标 准的文言文（如先秦诸子）去译外文，我们讲的“雅”是以今天的 普通话作为规范。

文言文译为白话文，是一个民族语言内部的翻译。这就和翻 译外文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

由于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继承和发 展，所以彼此有很多共同或相似的地方，又有很多细微的差异， 因此，翻译时要尽量发掘其联系，更好地沟通古今。 如：古代的 单音节词发展为现代的双。

2古代文学常识大全

一、建安文学基础：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

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

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了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第二、正始西晋文学基础1、正始文学泛指魏代末年的文学，此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嵇康和阮籍。2、嵇康的散文代表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诗歌的代表作是《赠秀才入军》十八首；阮籍主要的诗歌创作是八十二首《咏怀诗》，最著名的散文是《大人先生传》。

3、阮籍的《咏怀传》在运用王言诗抒情和讽谕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其一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表现了自己的孤独苦闷，给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作家开拓了一条写作政治抒情诗的道路，《诗品》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概括的就是阮籍的诗风。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

4、晋武帝太康前后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指导的是张华、张协、陆机、潘尼、潘岳、左思，他们是太康时期著名的诗人。5、太康文学创作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风气大盛；二是追求词藻华美和对偶工整。

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指的就是太康文学。6、太康时代最著名的作家是陆机，与之齐名的作家是潘岳，还有张华张协等。

7、陆机的代表作有模仿《古诗十九首》的《拟古诗》十二首，描写行旅生活的《赴洛道中作》；潘岳的名作是《悼亡诗》三首。8、左思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直接继承了建安风骨有“左思风力”之称。

9、左思的代表作有《咏史》八首，作品采用了典故，运用了对比等手法，如“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即是对比，“涧底松”和“山上苗”即是比喻寒门知识分子和士族子弟，又是用对比反映寒门知识分子与世族门阀的矛盾。此外，《招隐》《娇女诗》《三都赋》都是他的名作。

10、刘琨的代表作是《扶风歌》，他是著我的爱国诗人。郭璞的代表作是《洲仙诗》十四首，他是一位玄言诗人，《诗品序》中“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即是对玄言诗的批评。

第三、陶渊明基础：1、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谥号“靖节征士”，因其曾作过彭泽令，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陶彭泽，他辞去彭泽令后，过着“晨兴埋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躬耕生活。2、陶渊明的诗可以分成两类：田园诗和咏怀、咏史诗。

他的散文辞的名篇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3、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方面：一部分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他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代表作有《归田园居》其一（“少无适俗韵”），《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等；另一部分以极大的热情歌咏了农业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如《归田园居》其三（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等；还有一小部分反映了农村凋蔽和自己的穷困生活，如《归田园居》其四（久去山泽游）、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晚年所作的《桃花源诗并记》是他田园诗的一个新发展。4、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继承。

3如何对待古注

古书的注解

(1)、古书注解的历史。

(2)、古书注解的体例和用语。

(3)、对待古注应有的态度。

2、古书标点的原则：（1）、字句必须能讲通，（2）、内容必须符合情理，（3）、必须符合古代汉语语法和音韵。

3、古书今译的要求：（1）、准确理解原文，并用规范的现代汉语翻译出来；（2）、为了忠实于原文，能对译时应尽量对译；（3）、遇到不能对译的地方，要妥善处理；（4）、在准确表达原意的基础上，应努力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

4古汉语注释中常用的注释术语有哪些

古书注解的术语 （一）释义术语 1，曰，为，谓之 这三个术玉器是用来释义的，而且还用来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 别被释词一般放在"曰""为""谓之"的后面，，2，谓 "谓"和"谓之"不同，注解中用"谓"时，被释词放在前面，解释语放在后面，常以具体释抽象，以分体释总体3，貌，之貌 这两个术语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表示某种情态，被释词多是表示 某种性质或状态的形容词相当于"……的样子" 4，犹，犹言 用"犹""犹言"注释时，一般是用近义词作注，或者是引申义训解本文，被解词与注解词语之间意义相近"犹"大体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等于说" （二）声训术语 1，之言，之为言 使用这两个术语时，一般是用音义相通词语来训释，被释词与用来解释的词 在声音上相同或相近，在意义上相通，即所谓"声训" 2，之犹言 "之犹言"也声训术语，作用与"之言""之为言"同，（三）注音术语 1，读为，读曰 这两个术语是注明音读的，一般是用本字来注明假借字2，读若，读如 这两个术语主要是用来注音的，但有时也用来注明假借字。

5古注中传注体的特点

中国古代儒家典籍有"经"和"传"之分"经"指古书原文，"传"是后人作的，又叫"传注"，是对经书的解释传注体指的是给古书所作的注释的体式一般随古书正文刊行，附于相应的原文之后

二、传注体的类型

从不同的角度分类，可以把传注体分为不同的类从注释对象划分，可以分为注和疏两类；从作者划分，可以分为自注和他注两类；从内容划分，可以分为释义类和叙事类两类；从注释内容之间的关系划分，可以分为原注，补注，集注三类教材按照作者划分为自注和他注两类

自注是作者给自己的作品加的注释还有的在注文中再加注释，称为"夹注"或"注中注"

他注是原书作者之外的人作的有一人注，集注，义疏等一人注体例最简单集注汇集多家学说，一般都注明资料来源义疏体例最复杂，疏的内容一般都包括多个层次

6古代文学常识

一、文化常识 1、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2、三国：魏、蜀、吴。 3、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

4、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 5、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莫泊桑、马克吐温、欧亨利。

6、苏轼的散文代表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7、马致远的散曲代表作《天净沙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

8、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又称《石头记》），它问世后就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该书的一门学问红学，红学现已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9、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陈毅被称为元帅诗人； 臧克家因诗作多为农村题材，有泥土诗人之称； 田间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擂鼓诗人）。

10、岁寒三友：松、竹、梅。 11、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

12、文人四友：琴、棋、书、画。 13、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14、四库全书：经、史、子、集。 15、《诗经》六义指：风、雅、颂（分类）、赋、比、兴（表现手法）。

16、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17、桂冠、鳌头、榜首、问鼎、夺魁：第一。

18、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19、四书五经是儒家的主要经典：四书即《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

20、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或伏羲、女娲、神农；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21、五金：金、银、铜、铁、锡。

22、五味：酸、甜、苦、辣、咸。 23、五行：金、木、水、火、土。

24、永字八法是说永字具有：点、横、竖、撇、捺、折、钩、提八种笔画。 25、古代的学校有庠、序、太学等名称，明清时最高学府为国子监。

26、三教九流：三教：儒教、佛教、道教；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27、古代科举考试（从隋代至明清）： ①童生试，也叫童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相公）资格，这样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②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的一次考试，由秀才参加，考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员。 ③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④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甲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

二、中国文学之最 1、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 2、最早的爱国诗人是屈原； 3、最早的田园诗人是东晋的陶渊明； 4、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边塞诗人是盛唐的高适和岑参； 5、古代最杰出的豪放派词人是北宋的苏轼； 6、古代最杰出的女词人是南宋的李清照； 7、古代最著名的爱国词人是南宋的辛弃疾； 8、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唐代的李白； 9、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的杜甫； 10、古代写诗最多的爱国诗人是南宋的陆游； 11、古代最著名的长篇神话小说是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 12、古代最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13、古代最早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是元末明初施耐庵的《水浒传》； 14、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 15、古代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是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16、古代最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17、古代最早的语录体散文是《论语》； 18、古代最早的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左传》； 19、古代最早的纪传体通史是《史记》； 20、古代最杰出的铭文是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 21、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是鲁迅； 22、现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是茅盾的《子夜》； 23、现代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集是鲁迅的《呐喊》。 三、常见借代词语 1、桑梓：家乡 2、桃李：学生 3、社稷、轩辕：国家 4、南冠：囚犯 5、同窗：同学 6、烽烟：战争 7、巾帼：妇女 8、丝竹：音乐 9、须眉：男子 10、婵娟、嫦娥：月亮 11、手足：兄弟 12、汗青：史册 13、伉俪：夫妻 14、白丁、布衣：百姓 15、伛偻，黄发：老人 16、桑麻：农事 17、提携，垂髫：小孩 18、三尺：法律 19、膝下：父母 20、华盖：运气 21、函、简、笺、鸿雁、札：书信 22、庙堂：朝廷 四、作者作品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2、并称韩柳的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3、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洵（老苏）、苏轼（大苏）、苏辙（小苏）。

4、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并称苏辛；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女词人）。 5、李杜：李白、杜甫。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6、屈原：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他创造了楚辞这一新诗体，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

古注的内容 古书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释词注音到点明章旨，从说明典故出处到考辨名物制度，从分析句读到提示语法，凡是注释者认为有可能产生阅读障碍或理解困难的地方，无不进行注释或疏解。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解释词义 词义是理解语意的基础。因此，古人注释古书一般都是从注解词义开始的，解释词义也就成了古书注解的基础工作。古书的旧注对词义的解释与字典辞书的解词释义不同，它对词义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它所解释的是词在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即词的具体义或临时义。古书旧注的释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释词，二是在串讲句意中释词。另外，古注在解释词义时，还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1、直接释词 就是直接拿出原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毛传：“泚(zǐ)，鲜明貌；沵(nǐ)沵，盛貌。”郑笺：“鲜，善也。”都是直接释词。有时，古注中对同一字词有不同的解释，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对“殄(tiǎn)”字的解释就有两种：毛传：“殄，绝也。”郑笺：“殄当作腆(tiǎn)，腆，善也。”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2、串讲中释词 有时古注并不对某词直接注释意义，而是在串讲句意中注释词义。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中的“仪”字，毛传并没有单独拿出来注释，而是在串讲句意中解释“无礼义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仪”解释为“礼仪”。 3．辨析同义词 古注在注释单词时，还注意同义词的辨析。例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4．注释虚词 古注主要是注释实词，有时也注释虚词。例如 《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孙诒让注：“焉犹于是也。”就是对虚词“焉”的注释。 （二）古书的注解，常常在解释词义以外，还要串讲一下文句的大意。 文意赖词义而显，词义在文意串讲中而明，二者互为补充。例如《诗经·邶风·新台》毛传：“水所以洁污垢，反于河上而为*昏之行。”郑笺：“伋之妻齐女来嫁于卫，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谓伋(jí)也，反得籧篨不善，谓宣公也。籧(qú)篨(chú)，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也。”都是串讲文意。“疏”以下内容更是以串讲文意为主。或串讲正文之意，如疏解“新台至不鲜”；或串讲注文之意，如疏解“传：‘籧篨不能俯者。'” 古注串讲文意，有时相当于对上文的翻译或改写，有时则是点明或阐发正文的言外之意。如《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秋往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前一“言”字之后的注文就是对原文的翻译，而后一“言”字之后的话则是点明诗句的含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的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在串讲文意的过程中寄寓或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一类的古注，我们在参阅时须细心体察，这里不再举例。 （三）正字注音 “正字”即纠正错别字。古书在历代的传抄、刻印过程中，文字往往有讹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古注常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郑笺“殄(tiǎn)当作腆”，即是正字例。 古注中注音的方式很多。早期的注音除用读若法外，多采用直音法。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泚(zǐ)，音此”、“污，音乌”等都是采用的直音注音法。后来的注音多采用反切注音法，或直音、反切并用。上例《诗经·邶风·新台》中就是直音、反切并用，不复举例。 （四）分析篇章 古汉语中篇、章的含意与今天不同，“篇”大于“章”。如《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下面分许多章。而每一章又是独立的，并无关联，所以“章”又不同于今天的“段”。篇章结构是文章的组织形式，是文章表达思想的脉胳。因此古书的注解在解词释句之外，有的还解说章旨，分析篇章结构。尤其是东汉出现的章句体注释，在串讲文意中往往夹有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并且每章之后有“章旨”来点明此章的主要内容。例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 （五）补证史实 补证史实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补证史实的目的是为使人能更清晰、更完整地了解文章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预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孔颖达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六）指明典故出处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典成风。注解这些作品时，有必要注明典故出处。唐代李善给梁萧统编撰的《文选》作注时，就是以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为主。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词来自《礼记》（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转引郑玄对这个词的注释。对“列”字，则转引《说文》的解释。 （七）说明名物制度 古代文献反映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其中自然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切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前代的名物制度等，后人势必越来越感到生疏以至于很难弄懂了。因此解释名物制度也就成了古书注释的内容之一。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文把古代的兵车制度交代得很清楚。 《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孔疏：“韩厥为司马，亦是军之诸将也。以梦之故，乃居中为御，明其本不当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须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帅，其余军之诸将，皆御者在中，将在左。” 又“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下孔疏：“若君亲在军，则君当车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了解古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名物制度，实际上是读懂古书更高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还只能说粗知古书。因此古注中比较详细的部分，往往是补充史实或考辨名物制度。

传，作为文学体裁，在古代有三种含义。

1、 传[zhuàn]，古籍注释体例之一，是替经书作注的著作。

一般由他人记述，例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

类似的体例的还有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

2、传[zhuàn]，史传，是以记述详实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的史学传记或一般纪传文章。

例如：《春秋》（第一部编年体）、《国语》（第一部国别体）、《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3、传[chuán ]奇，小说体裁之一，是中国唐、宋时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多是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其源出于六朝 “志怪”，而内容已扩展到人情世态和社会生活的描写。

例如：《南柯太守传》、《李娃传》、《东城父老传》。

1．编年体

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有关历史事件，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

2．纪传体

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代表有二十五史。

3．纪事本末体

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于南宋的袁枢。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4．国别体

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如《国语》、《战国策》。

5．语录体

常用于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有时也用于佛门的传教记录。因其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不重文彩，不讲篇章结构，不讲篇与篇之间甚至段与段之间时间及内容上的必然联系。如：《论语》、《孟子》。

6．通史

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

7．断代史

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

以上六种体例是按不同标准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按不同标准可同时归入不同体例。如《三国志》属纪传体、国别体、断代史。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