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曰：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宏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宏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后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逆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咎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张良秦末汉初谋士、大臣，祖先五代相韩。秦灭韩后，他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中。逃亡至下邳时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为其主要“智囊”。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奠定坚实基础，刘邦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这一名句，也随着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而流传百世。汉朝建立时封留侯，后功成身退，千古流芳。

历史人物(汉朝)

  张良先祖原为韩国颖川郡贵族其祖三代为韩丞相本姓姬。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古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秦末农民起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申徒。以韩申徒之职率军协助平定关中，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灞上分封时“为汉王请汉中地”。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汉朝建立，封留侯。见刘邦封故旧亲近，诛旧日私怨，力谏刘邦封夙怨雍齿，释疑群臣。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传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 ‘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 “为希代之珍”。张彦远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 《中兴书目》记载：“ 《琴经》一卷， 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 《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 。” 《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 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 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个人发明

木牛流马

解释木制的带有幌动货箱的人力步行式运输器具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馒头

话说诸葛亮平定孟获班师回朝，过泸水而不得，按习俗需要拿49个人头祭祀，次日诸葛亮用面粉合面裹以肉做成人头状顶替人头用以祭祀；自此以后也就有了很多祭祀时除了猪，牛，羊外多了馒头；另表：馒头原来是指顶替用来祭祀的俘虏蛮夷的头，所以是称为蛮头，后改用曼头用以避讳，再后加了食旁成为现在的馒头。

孔明灯

流传至今的孔明灯孔明灯又叫天灯，相传是由三国时的诸葛孔明（即诸葛亮）所发明。当年，诸葛孔明被司马懿围困于阳平，无法派兵出城求救。孔明算准风向，制成会飘浮的纸灯笼，系上求救的讯息，其后果然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另一种说法则是这种灯笼的外形像诸葛孔明戴的帽子，因而得名。

诸葛连弩

三国时期蜀国的诸葛亮制作了一种连弩，称作元戎弩，在较短时间内能发射十支箭，杀伤力很强，但是体积、重量偏大，单兵无法使用，主要用来防守城池和营塞。

八阵图

八阵图分别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命名，加上中军共是九个大阵。中军由十六个小阵组成，周围八阵则各以六个小阵组成，共计六十四个小阵。八阵中，天、地、风、云为“四正”，龙（青龙）、虎（白虎）、鸟（朱雀）、蛇（螣téng蛇）为“四奇”。另外，尚有二十四阵布于后方，以为机动之用此外传为诸葛亮发明的尚有孔明锁、木兽、地雷等。

郭嘉分析曹操的“十胜”

  第一是“道胜”。袁绍作为世族军阀，礼仪繁多而杂乱，为其形式所羁；曹操“体任自然”，因时因事而制宜，“道”高一筹。   第二是“义胜”。曹操“奉顺以率天下”，顺应历史潮流，合乎道义。   第三是“治胜”。郭嘉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历史和现实，认为汉末大乱是统治者“政失于宽”，而袁绍以宽济宽，所以无以御下；曹操“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宽猛相济的治理措施是切合时要的。   第四是“度胜”。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多猜忌，任人唯亲戚子弟；曹操则“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在气度胸襟上胜过袁绍。   第五是“谋胜”。袁绍临事无策，优柔寡断；曹操机警果敢，“应变无穷”。   第六是“德胜”。袁绍沽名钓誉，喜受吹捧，“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曹操以诚待士；“不为虚美”，讲究实用，刑赏必诺，“与有功者无所吝”，那些忠正而有远见的并且务实的士人“皆愿为用”。   第七是“仁胜”。袁绍怀妇人之仁，见人饥饿，恤念之情形之于表，而对于自己见不到的，则“虑所不及”。这不是政治家的胸怀。曹操对于眼前小事或有疏失，而对于天下大事则“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恩德施乎四海。   第八是“明胜”。袁绍惑于谗言，而曹操则明辨是非，“御下以道，浸润不行”。   第九是“文胜”。袁绍是非不分，曹操对于正确的“进之以礼”，不正确的则“正之以法”。   第十是“武胜”。袁绍用兵“好为虚势，不知兵要”，曹操则用兵如神，士卒有所恃，敌人闻而畏。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郭嘉所指出的这十个方面，包括了政治措施、政策法令、组织路线及各人的思想修养、心胸气量、性格、文韬武略等多种因素，这都是关涉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郭嘉为曹操总结这“十胜”，也可能是初来乍到之际对曹操的夸赞，也可能是对曹操的鼓励、要求，希望他能保有这“十胜”，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自己也便有出头之日……任何推测都意义不大。无论如何，郭嘉能说出这“十胜”，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临事献策的谋士，而且还有成套的理论。无怪乎曹操听后赞不绝口，“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遂“表为司空军祭酒”

   诸葛亮属全才，郭嘉属青年才峻，或许他们更使人喜爱。

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

《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用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怨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获固守之，获阨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己在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处。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娭，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

《军谶》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军谶》曰：“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

《军谶》曰：“贤者所适，其前无敌。”故士可下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士骄，则下不顺；将忧，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以此，攻伐则致乱。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军谶》曰：“将能清，能净；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将者，能思士如渴，则策从焉。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军谶》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

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讠戚也。

《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军谶》曰：“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

《军谶》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军谶》曰：“上行虐，则下急刻；赋敛重数，刑罚无极，民相残贼；是谓亡国。”

《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军谶》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军谶》曰：“强宗聚奸，无位而尊，威无不震；葛藟相连，种德立恩，夺在位权；侵侮下民，国内哗喧，臣蔽不言；是谓乱根。”

《军谶》曰：“世世作奸，侵盗县官，进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谓国奸。”

《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

《军谶》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

《军谶》曰：“枝叶强大，比周居势；卑贱陵贵，久而益大；上不忍废，国受其败。”

《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其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

《军谶》曰：“奸雄相称，障蔽主明；毁誉并兴，壅塞主聪；各阿所以，令主失忠。”

故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实；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群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世主秘焉。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

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灵，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黄石公本为秦汉时人，后得道成仙，被道教纳入神谱。《史记．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隐居东海下邳。其时张良因谋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与下邳桥上遇到黄石公。黄石公三试张良后，授与《太公兵法》，临别时有言：“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公即我矣。”张良后来以黄石公所授兵书助 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并于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下找到了黄石，取而葆祠之．后世流传有《黄石公素书》和《黄石公三略》二书，盖为后人托名所作。

张良得“天书”，“天书”是黄石公所赠。这段故事在我县古邳流传最广，大人、小孩都会讲，可是要问起黄石公的姓名和身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据传，黄石公是秦始皇父亲的重臣，姓魏名辙。始皇父亲庄襄公死后，轮到秦始皇坐朝当政，他独断专行，推行暴政，忠言逆耳，听不进忠臣元老的意见；魏辙便挂冠归隐，策马离开朝廷。秦始皇听说魏辙走了，想想一来自己还年轻，虽已登基，但立足未稳，身边需要人辅佐；二来魏辙是先皇老臣，如若走了会让天下人笑话自己无容人之量。于是就带亲信人马追魏辙到骊山脚下，用好言好语千方百计挽留，魏辙决心已定，一个劲不愿回去。后来，他就隐居在邳州西北黄山北麓的黄华洞中，因人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称他为黄石公。

黄石公虽然隐居，但内心一直忧国忧民，就把一生的知识与理想倾注在笔墨上。按现代人的说法，他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神学和天文地理知识也相当丰富。他著的书有《内记敌法》、《三略》三卷，《三奇法》一卷，《五垒图》一卷，《阴谋行军秘法》一卷，《黄石公记》三卷，《略注》三卷，《秘经》三卷，《兵书》三卷，《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神光辅星秘诀》、《兵法》一卷，《三监图》一卷，《兵法统要》三卷、《备气三元经》二卷，还有《地镜八宅法》、《素书》等作品。

书写好后，他就四处寻找合适人物，目的是委托重任，以实现他为国效力的意愿。

一日，黄石公在圯上（圯，即桥）与张良相遇，便以拾鞋（即古书上说的纳履）方式试张良，看到张良能屈人所不能屈，忍人所不能忍，知道他胸怀开阔，将来必有一番抱负，绝非是人下之小人，遂以《素书》相赠。此书共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分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道、宗道、遵义、安礼六篇。书中语言明贵，字字精当，张良爱不释手，秉烛细读，大悟大彻，心领神会，要不多天，便把一本《素书》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

后来，张良做了刘邦的谋士，佐高祖定天下、兴汉邦，大部分运用《素书》中的知识。久而久之，这段故事越传越神，《素书》也就被后来人说成了“天书”。

一 古代中国的玄学 “玄学”一词，最早见于唐朝初期所整理的一些前朝历史典籍和一些解读扬雄《太玄》的札记之中，当时所说的“玄学”，主要指三方面： G

一，是指关于学习应用“三玄”的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官方和民间一直就有专攻“庄子、老子、易”这三门知识的人群，慢慢地，就产生了围绕这“三玄”而形成的“玄学”知识学问。 $

这里需要提示一下的是，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个庄子，一个是战国时代的宋国人庄周，著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的内篇部分。另一个庄子是西汉末期的蜀人庄遵，即严君平，著有《道德真经指归》（又称《老子指归》）。并且，根据宋代张行成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中的“先生诗云：若无扬子天人学，安有庄生内外篇。以此知外篇亦是先生之文门人盖编集之尔。”的说法，可知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庄子》的内篇，实际上是邵雍的门人根据扬雄的学说所改造过的，《庄子》外篇则是邵雍门人根据扬雄学说原理直接编造的。 W9O

二，是指道儒和三玄混合的知识学问。西汉末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汉武帝采纳实行的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国家文化体系，就已经摇摇欲坠了。中国南北朝时代，北方民族和西域佛学大量入主中原，这使得中国自商周以来就自成体系的“国学”（以礼、乐、射、御为首的“大学”和以书、数为首的“小学”的京师官学）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在南北朝时代的各国知识阶层中，一些智者以“三玄”为主兼而综合吸纳了各种学派的知识，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玄学”知识形式，并将这种知识形式纳入了官方教育知识体系中。比如，梁代人沈约（441--513年）所著的《宋书·何尚之传》中就记载到：宋文帝13年（公元437 年）“彭城王以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 南郭处，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 昙 、黄回，颖川苟子华，太原孙宗昌、 王廷秀，鲁郡孔惠宜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梁代人萧子显（489--537年）所著的《齐书·百官志》中则有：“泰始六年（公元456--471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这是有关“玄学”被官方正式纳入官学的最早记载。

三，指蜀学者严君平和扬雄的知识学说。唐朝，统治者见外来佛学日盛，出于文化格局平衡的需要，一直极力推崇中国本土的道教与道家文化。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编校《道德真经疏·外传》，向官民推广《老子》和蜀人严君 平的《道德真经指归》。“开元29年，始于京师置崇玄馆。诸置道学生徒有差，谓之道举。”（《通典·选举三》） 这里所说的“道举”，是与当时科举中的“明经、进士、童生“一样的仕员称号。“天宝13年，玄宗御勤政楼，试搏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旧唐书·扬绾传》） 这里所说的玄经，就是指的老庄易和严君平及扬雄的学说。由此可见，由于唐朝官方的努力推广，当时的“玄学”地位甚高，而且，这样的学问还被官方正式纳入了国家科举考试举仕的程序中了。 P

中国历史上，注解和读扬雄的《太玄》的文章很多，唐朝王涯的《说玄》就是他读扬雄的《太玄经》时的札记，他写道：“故探玄进学之多……所释止于首赞，又并玄测而列之，庶其象类，晓然易知，则玄学不劳而自悟也。” 王涯这里所说的 “玄学”，就是指的《太玄经》，同时也指学习《太玄》的人在剖玄析徽时的知识状态。 $'^2

综上所述可知，在清代之前，中国人所说的“玄学”的主体文本，是指《老子》、《庄子》、《易》，及其严君平的《道德真经指归》和扬雄的《太玄》、《法言》。按照这样的知识特点和知识路线，后来研究应用和发展这些学问的学术知识，也都应该算是“玄学”，所以，严君平和扬雄之后的郑玄、张衡、王弼、何晏、郭象、彭晓、陈抟、谭峭、周敦颐、邵雍、张行成……等人的学问，也应该算是“玄学”。 二 中国玄学的形成和知识特点 d科学的本质是发现，科学的任务是求真。技术的本质是发明，技术的任务是创新。求真，就是科学者最大限度的排除主客观干扰因素，将研究返本还原到其本来存在的运动状态中去如实反映；创新，就是技术者根据现实实际需要和各技术的科学原理，去组合新的技术形式。科学和技术是一组互为根本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科学发现求真需要用技术发明创新去作为自己继续探索问题的手段，技术发明创新则根本依赖于科学发现求真得出的原理原则去发展自身。但是，无论技术发明创新还是科学发现求真，本质上又都是研究当事人在对外部世界进行认识改革的同时，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知识主体的自知、自我突破和自控的过程，所以，认知科学是一切科学和技术的基础。 j;VS

然而，人类认知科学的本身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因为，人类根本依赖于自然而生存，所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类知识活动的前提，也是人类知识活动的最终极限，人类一旦超过了这个前提和极限，人类知识和行为不但是无序杂乱的，而且，自然还将毫不留情的惩罚人类。这就是说，人类正确知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是同一和唯一的，这就是人应当主动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相互作用。中国玄学知识体系，就是这样的一门将人的知识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统一和同一在人与自然和谐上的知识体系。老子的“同谓之玄”和“道法自然”就是指的这个意思。由此可见，早在老子时代，中国智慧者就将“玄”看成是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同一知识行为状态了。 u>/h

清代之前，“玄”和“元”二字一直通用，所以，“玄学”实际上也是“元学”。在许慎的《说文》中，“玄”有“幽深、黑红、复返”三义。“元”有“始、一、兀” 三义。扬雄则说：“玄者，幽离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升乎规， 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攡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也。天日回行，刚柔接矣。还复其所，终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莹矣。仰以观乎象，俯以视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见终。三仪同科，厚薄相劘。圜则杌棿，方则吝啬。嘘则流体，吟则疑形。是故阖天谓之宇，劈宇谓之宙。”（《太玄·玄攡》） 由此可见，汉代和汉代以前所说的玄学，实际上是一门中国智慧者对宇宙日月星辰和农业季节及其人的性命这三者运动关系中的统一和同一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一门学问，即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合一的知识体系。 ;/O|o

中国玄学的是伴随中国农业社会形态的逐步形成而产生的，因为，农业社会，特别是水利农业社会，必须要求人们对天文地理，动植物生长、分工计算及其人的生老病死养生等知识有深刻理解，慢慢地，中国古代智者学会用统一辨证的思想方法去认识世界和人的自身身心的相互关系，并从中总结出了阴阳五行和卦爻排列一类的简单而同一的知识形式。《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了用数理模式去表达天地人的统一和同一的周期性运动变化规律的知识形态，这就意味着早期的玄学知识已经形成。 C

但是，真正将玄学完全体系化的，还是应该算是蜀学者严君平和扬雄，因为，严君平在中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将老子对宇宙本质的思辩成果和《易》的卦爻数理思想进行了提炼和统一归纳，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在他的《道德真经指归》中提出了人的知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即将“我”拆成为了“形体我”和“精神我”两部分，并认为由于人是天地的产物，所以，人的精神之我是受“道”支配的，因此，人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认识和掌握自身命运的，这正如他说：“道德无形，而王万天者。无心之心，存也。天地无为，而万类顺之者。无虑之虑，运也。由此观之：无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何以明之，庄子曰：我之所以为我者，岂我也哉。我犹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为自身者，以我存也。而我所以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德指归论》四库全书本。注：这里说的庄子，是指的严君平。） XeeC

严君平和扬雄的思想都来自于当时中国最发达的都江堰自流水利农业灌区，扬雄从老师严君平那里接受了将人的知识主体放置在人的知识行为中心的学术思想，所以，他所创造的《太玄》理论模式，虽然也和《易》一样在讨论天地人的关系，但是，却和《易》将天道置于万物以上的思想逻辑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而是从人的性命的存在和性命的生存原则的角度，去建构了另一种天地人的运动关系模式。这样，《太玄》将万事万物都看成为是圜型周期运动和相互作用的模式，人和人的性命却是宇宙的中心，而他认为，链接天地人关系的，则是气，他说：“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他奠位，神明通气，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辈，回行九区，终始连属，上下无隅”（《太玄·玄攡》） S

扬雄严君平的玄学知识体系，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是对上古中国各种思想文化成果的集大成，同时，他们又对《易》和儒家的天尊地卑及其天道尊人道卑的思想逻辑进行了挑战，并建立了以人和人心为知识行为的中心的全新的理论模型，使人的思想自由了起来。可以这样说，经过严君平及扬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创造性工作，使“天人合一”从学术命题完全蜕变成为了“天地人合一”的系统知识体系，从而使玄学成为了中国的基础性学问，重大影响和改变了后来的中国文明文化结构。如果说中国人对“易”是日用而不知，同样，严君平扬雄所开创的中国玄学知识体系也是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汉以后的中国道教的产生，佛学的禅宗知识形式，空灵飘逸的中国文字艺术形式，气功养生武术等知识形式，都受到了玄学的深刻影响作用。 F\ci

中国古代玄学有所谓的“象术派”和“义理派”之分，象术派偏重于从物理、生物、数学的角度去研究天地人的相互关系及其本质规律，而义理派则偏重于从抽象哲学思辩和政治伦理及文学艺术的角度去探索天地人的相互关系及其本质规律，所以，尽管象术派和义理派的玄学者的知识是互渗互借，但是，他们的知识方法和最后的学术结果往往有很大差别。但是，象术派和义理派又都具有两个基本共同点，一是这些玄学者使用的“玄学”知识文本是共同的，二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性命修为在其中，也就是玄学者们都要对自己的知识主体世界进行自知性的开发探索，然后，再用自己知识主体的身心和“气”去对他们所要研究的进行直接的体验、观察和测试，这就是说，他们最后的知识表达也往往和这样独特的学术参照系有很大关系，是知识主体和客体这两个生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以人为本的主客内外双重辨证认知，是中国玄学的重大知识特征，也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学问所不具备的特点。 kM_zK

“玄学”重要学术特征是：以天地人为研究，以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农业水利、动植物生长规律、音乐、律历、养生等知识为研究手段，去最终探索天地人的和平发展运作及其内在生态系统规律的一门系统性学问知识。中国历史上的“玄学”具有“基础性”学问的特点，它的学术研究资源来自于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但是，它一般又不涉及具体的政治、经济、伦理和科学技术等问题，而是着力去研究这些知识背后和本质性的同一运作规律，所以，“玄学”的学术成果往往不能够直接运用于世，却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知识的基础。 !nO

如果将中国古代玄学的知识特性和来自于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特性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玄学”，其实就是中国本土文明文化中的科学知识体系，只不过其是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混同在一起的、生态系统性的、学术研究的参照系和知识表达方法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科学知识体系而已。最后需要提示的是，从扬雄等人建立玄学的主体理论实践大厦那一时刻起，玄学就和谶纬、民间宗教、民间方术等是有明确区别的，玄学和这些知识形式可能在远古时代同源，但是，后来却分岔各自进入了自己的运行河道和生态发展区域。这点，应该是今人充分注意到的。但是，玄学和中国养生、气功、象术、医学、文学艺术、民间科学技术及其儒释道等却有着更近的联系，他们相拌而生长，如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那样。或者说，玄学就是这些学问的基础知识形态，这，也应该是今人充分注意到的。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