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传统学术无法给予的，而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由旧转新的时代所赋予的，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生于苏州。这里是东南文化名城和清代乾嘉学派“吴派”的中心，而顾氏家族也是江南颇有名气的读书之家，康熙下江南时，曾誉称顾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顾颉刚从小就培养起与别人颇为不同的读书求学的志趣，这成为其日后从事古史辨伪的思想源头。顾颉刚很小就接受了启蒙教育，据说，他在坐“连台交椅”时祖父就开始教他认字了，3岁时其母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等书籍，6岁时进私塾较系统地学习经史知识，大部分经书都已读过。14岁时，他进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开始接受新式教育。这一时期他受到的是正规的传统教育，在祖父、叔父和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这种传统学术的教育和熏陶，直到他进入新式学堂后也没有停止。两年后顾颉刚求学于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此时，他仍继续着古典经籍的学习。每天晚上回家后，其祖父都要教他读《尚书》和《周易》，使他对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新式学堂中博物理化等课程又启蒙了他的科学的观念，使他在研究学问的思想方法上得到了一定的训练。

顾颉刚少年求学时期，正是晚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最早接触到的时代思想就是戊戌维新思潮。当时，顾颉刚的父亲参加了维新组织强学会苏州分会的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苏州分会自动解散，会中书籍由各个会员携取回家，父亲分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嗜好读书的顾颉刚尽情翻览，接触到一些世界史。其父还把光绪皇帝和康、梁及六君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顾颉刚“常常看着，对这一班失败的英雄致敬，因此也就痛恨了西太后”。受父亲影响，尚处于孩提时代的顾颉刚关心国家和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并阅读了一些新学书籍和报刊，像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就是他的日常读物，其中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篇鼓舞着他的爱国热情。但顾颉刚此时还是倾向保皇党的，由于对革命派的了解甚少，加之自幼读经书，对古帝王古贤臣的崇拜由来已久。“要说国家可以没有皇帝，仿佛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头，在我们的想象中是断然想不出来的。”戊戌维新思想是以广泛地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为基础的，它对仍以封建思想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各地的新式教育蓬勃兴起，新学得以广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得到了发展。因此在顾颉刚的知识领域里，既有传统学术的内容，也有新学的内容，这种知识结构为他日后进行古史辨伪打下了坚实基础。到辛亥革命爆发前，顾颉刚又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看到日俄两国军官在我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样子，以及在战争中被杀害的无数中国人民，他气愤已极。正当此时，国内革新运动勃发，少年顾颉刚“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而报刊杂志上的革命宣传，更使他体会到清政府的腐败，认识到革命的必要。如顾颉刚对《国粹学报》爱不释手，据他自己讲，此学报“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借了‘国粹’一名宣传革命，洗涤了《新民丛报》给我的保皇思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顾颉刚“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当时上海的报纸每天下午一点运到苏州，由于他身高腿长，走路快，于是常常在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被同学们派去买报。他还参加学团和巷团，彻夜巡逻，防御土匪，置身于革命洪流中。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反传统文化的言论也随之出现，这种文化革命的思想汇成辛亥革命期间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为后来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顾颉刚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全新的洗礼，他关注国家的命运，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一些活动。1912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担任苏州支部的文书，热心于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平时常与王伯祥、叶圣陶讨论社会主义，反对孔教，认为孔子之言乃专制帝王之脚本。1913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的预科班，自此至1923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渡过，这是他学术思想发展、形成最为关键的10年。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立刻援引《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努力打破学校中的陈腐风气，锐意改革校政学风，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泛延请人才，成为当时校政整顿的关键，也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机运。这一时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职的，“《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者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北京大学积极宣传民主、自由，倡导新文化，同时兴起了一股批判旧的思想文化的浪潮，使北京大学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1916年至1920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这正是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其锋芒直指反动派极力维护的孔子的权威。民国初年以来，从袁世凯复辟，到张勋复辟，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十分强劲，这激起先进知识分子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儒家学说的痛击。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讨论孔教应否列入宪法，这更引发舆论界的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中，指出了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李大钊还明确地指出：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于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强烈呼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碍于新思想、新文化发展的因素进行无情的批判，力图打破人们头脑中对传统圣贤、封建思想的迷信，为宣传新的思想文化扫清障碍、开辟道路。感受着这一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顾颉刚的思想才智得到了真正的解放。1918年，他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张宣传新文化的一个学生组织“新潮社”，经常作文抨击旧的封建文化，阐述和介绍新的思想观念，发表在与《新青年》齐名的《新潮》杂志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其涉及的领域也从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深入到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新审视和评判，换言之，新文化运动深入到了学术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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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籍辨伪工作是伴随着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献之前，对其立论、事实的真伪进行考辨。西汉末年,官府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对当时所存文献中的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有许多“依托”、“非古语”、“后世所加”之类的断语。此后历代学者对此都很关注，如东汉经学家马融在注《尚书》时曾遍考各篇的真伪；王充在《论衡》中系统地对当时一些经史要籍中记载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隋代僧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专立“辨伪”一门，著录在著者、内容和年代上有问题的经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注意辨别古书之真伪，并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更写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伪专篇。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程大昌、王应麟、程颐、朱熹、晁公武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多成就。明代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 8条基本方法；藏书家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鉴书》中也曾归纳了伪书的种种情况。清代是继宋以后辨伪工作的又一兴盛时期，学者们在提出问题的态度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如确证古文《尚书》《孔子家语》今本《竹书纪年》系伪书等，即是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重要成果，阎若璩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著名学者崔述在《考信录》一书中，对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说的真伪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基本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直接启迪了中华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疑古辨伪学术活动的开展。清末民初的辨伪工作，不仅在具体文献的辨伪上有所收获，而且还在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背景下，依据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对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基本确立了辨伪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方法。其中较著名的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条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归纳的辨伪公例等。近人张心辑《伪书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伪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伪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