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思想博大宏富，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道德伦理方面都有深刻认识。

《管子》一书在社会科学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对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有许多论述。像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因此当时诸学派对管仲思想极为重视。往往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管仲思想对荀子的影响。荀子对管仲及其著作采取了既批判又接受的态度。荀子称赞管仲是天下之大知（智广，足以托国谁拥有他谁就会强大。另一方面又批评他未及修礼，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人，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但他还是肯定了管仲其人，认为虽不是大忠，也称得上次忠。

管仲思想是儒、道、法思想的先驱。故对荀子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在管仲的自然观思想体系基础上形成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管仲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也。荀子继承这一思想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管仲有人君天地的思想，即人以其能，善于用道、度天、度地、务地利。管仲注意天时地利变化规律，探索利用天地自然条件，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理论，荀子在人君天地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理论突破了孔孟天人合一的观点。主张天人相分，强调了人的主观作用。礼法并举的观点，管仲强调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提出礼法是巩固政权的软硬两手。荀子也主张礼法并举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规。强调了礼与法的统一性，并互为补充。

黄老学派也承袭了管仲的一些思想。《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四篇，揭示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和特征，即道与气、道与法、道与术及修身与治国的结合。

法家学派主要以阐发管仲法家思想为首要任务。管仲是历代法家的先驱，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称霸的具体实践中。该学派不断完善管仲法治思想，继承了礼法并举理论，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制思体系。

儒家学派在孔子之后以孟子为代表。孟子游于稷下学宫，吸收了管仲的某些思想。如重民，重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与民同忧同乐等。孟子也重视民众生活，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说明孟子对管子思想的吸收。又如经济方面，管仲主张均地分力，实行分户经营，以个体生产代替群体耕作，强调生产者积极性。孟子也提出制民之产的观点，主张生产者有恒产，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调动劳动积极性。

兵家学派，发挥了管仲的军事思想，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管仲学派重视战争，但决不穷兵黩武。认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因此，不能轻易用兵。^另外，在军队建设、军事战略上都有发挥。

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说，对管仲学说有了新的发展。管，阴阳五行说主要体现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等篇中。其中主要明了五行相生的特色及圣王务时而寄政的根本性内容。即阴阳消长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根本规律，刑政和德政要适应四时。

出自黄帝内经素问序，

原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其意博,其理奥,

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遗迹自同,

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微,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

“天地之象分，阴阳之侯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昭彰”的大意是：天地之像，阴阳之候，是（人）病变地缘由，（如果熟悉掌握了其中的微妙变化）就能明辨疾病的生死。不用苦思冥想迹象就显现出来了，就像冥冥之中有契约与之谋和一样。

气上冲胸为症状名。《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岁少阴在泉，……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指腹内逆气上冲胸脘部，或吞咽有气团阻塞感的表现。见于奔豚、厥阴病及肝气逆证。参见奔豚、厥阴病及肝气逆证：奔豚为病名。出《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藏府病形》。又名贲豚、奔豚气。《难经》列为五积之一，属肾之积。症见有气从少腹上冲胸脘、咽喉，发时痛苦剧烈，或有腹痛，或往来寒热，病延日久，可见咳逆、骨痿、少气等症。多由肾脏阴寒之气上逆或肝经气火冲逆所致。治宜温散寒邪或清肝降逆。用桂枝加桂汤或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奔豚汤等方。厥阴病为《伤寒论》六经病之一。它是阴阳消长、邪正进退的重要关键，所以常出现寒热错杂的证候。主要有上热下寒与厥热胜复两类情况。上热下寒者，症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下利及吐蛔等，治宜清上温下。厥热胜复者，可预测病情的进退，厥多热少为病进，厥少热多为病退，故其治法当以扶阳抑阴为主。阳虚寒厥，见脉微恶寒，手足厥冷者，治宜回阳救逆；血虚寒厥，见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治宜养血和营、通阳散寒。阳气内郁，以致手足厥逆，心下痞塞，胸胁苦满，或腹中痛，脉弦有力者，治宜疏肝泄热退厥。肝气逆为证候名。肝气郁结，或因怒而引起上逆或横逆的证候。如上逆则见眩晕头痛，胸胁苦闷，面赤耳聋，甚则呕血；横逆则见腹胀、腹痛，嗳气吞酸，月经失调等。《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肝病……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治以平肝或疏肝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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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思想肇始于齐文化齐地八神崇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阴阳五行思想起源的重要线索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原始质素在八神崇拜中已有所体现,这为后来阴阳五行思想在齐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阴阳与五行之说，原来是两派，都是从观察自然现象而来。这种思想的萌芽，都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发展起来以后，就变为唯心主义的思想。阴是云覆日，阳是日出，引申了就是暗和明，寒和暖，日，阳是日出，引申了就是暗和明，寒和暖，北和南，表和里，是一切对立和相反的事物。所以在自然，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后来抽象化了，把阴阳看作是推动宇宙生成变化的两种基本元气，因而便支配着一切的事物，也就神秘化了。阴阳之说起源甚早。《周易》是以阴阳解说社会现象的专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最后成书或在战国中期以后，尚难断定。

　　五行说的起源，没有确切的文献可征。在春秋前，可能已有一种极朴素的五元素说，就是以水火金木土为构成宇宙方物的五种基本元素。春秋时有人把水火金木土谷六种人民日常生活所必不可缺少的财用，称为“六府”。如晋却缺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后来又有五行的名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蔡墨的话说：“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日玄冥，土正曰后土。”《尚书·洪范》托名箕子对武王的话解说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日木，四曰金，五日土，……”。《荀子·非十二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的创始者。阴阳五行的合流大约在邹衍稍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已是个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了。

邹衍的生平与著述

　　邹衍，亦作驺衍，齐国人，活动年代比孟子稍晚，由于文献缺略，邹衍的生平行事，只能从《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列传》、《封禅书》，《吕氏春秋》，刘向《别录》等书的引述中去探寻。邹衍在齐国稷下住过，到过魏、赵、燕等国，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特别在燕国，燕王为他筑碣石宫，以师礼待之。他曾在赵国批驳过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使公孙龙被绌。因阴阳五行学说具有神秘因素，而关于邹衍的记载，也涂上了一些神话色彩，使人难于置信。如《后汉书·刘瑜传》“邹衍匹夫，……有霜陨之异”。李贤注说：“《淮南子》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列子·汤问》载，“邹子吹律。”张湛注说：“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

　　邹衍的著作很多，皆已散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著有“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也都亡佚。

邹衍的学说

　　邹衍跟儒家的关系密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些是符合儒家宗旨的。《盐铁论·论儒》引御史的话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率以显名。”这是说，他先是儒家，以后成为阴阳五行家的。他的五德终始说，也可能是由儒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进一步演化而来。

　　邹衍的学说体系“闳大不经”，包括天论、地理学说和历史观。

　　邹衍的天论，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的自然、历史的变化发展，一直往上推到天地没有产生以前的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他的天论在当时很著名，被称颂为“谈天衍”。

　　邹衍的地理学说，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中国，他名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就是《禹贡》中所说的九州。相当于赤县神州大小的州，还有八个，就是大九州。每一大州的四周，有裨海环绕。大九州的四周有瀛海环绕。再往外就是天地的边际。

　　邹衍大九州说的产生，可能跟齐国商业交通的发达，尤其是便于海上交通的条件有关系。这一学说，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人们对世界地理的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一学说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在人类地理认识史上也是一个进步。当然，他只是猜测、想象，而不是科学的。

　　在历史观方面，邹衍有《主运》一书。“主运”的意义和“五行”相当。《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话说：“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邹衍的基本思想是五德终始论。这是他“深观阴阳消息”有得的理论，也是他显名于当时的主张。五行说有相生和相胜的两种说法。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用五行来配四时：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因为土没有地方安置，便把它放在季夏。这种五行相生说是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到了邹衍把相生说改为相胜说，把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五行，附会到社会现象上，叫作“五德”（德是属性的意思），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政权兴衰，“递兴废，胜者用事。就是五德终始说。所谓五行柏胜，就是：木克上，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吕氏春秋·应同》中还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一段：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蝼蛄）。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邹衍的五德终始，即五行相胜说，是依照土、木、金、火、水顺序，“终始”循环“转移”。他从五行相克出发，说明历史是依五行运转而有王者代兴。为了适应五行的运转和天的机样，就必须定出相应的制度，所谓“载其祥制度”。他说的制度是指其色尚黄（或青、白、赤、黑），其事则土（或木、金、火、水）等等。《史记·封禅书》载，“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是依五行的配列，规定政令、服色、符法、冠舆等制度，这是五行学说影响政治的具体表现。这也是《中庸》所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的具体表述。

　　邹衍的学说，从方法上考察，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指出的，“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乃仅凭臆测推想立说，他的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天命论。依五德终始说，历史是变化的，不是停止不动的，但变化过程不是发展，而是循环。把历史变化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五行相胜，是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历史趋向大统一的客观形势，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新的统一封建政权的需要。按五德互相代替的学说，认为历代王朝不是万世一系，而是必然的改换，这对打破世袭制度有着一定作用，他的学说到两汉演变为谶纬之学，专讲五行灾异，图谶符瑞，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欺骗人民的工具，并为中国两千多年来迷信的渊薮。

阴阳学说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阳的最初涵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进而体会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所以说，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

　　阴和阳，既可以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着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晦暗的，都属于阴。以天地而言，天气轻清为阳，地气重浊为阴；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润下属阴，火性热而炎上属阳。

　　任何事物均可以阴阳的属性来划分，但必须是针对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种划分才有实际意义。如果被分析的两个事物互不关联，或不是统一体的两个对立方面，就不能用阴阳来区分其相对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一方面表现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阴和阳之间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另一方面，体现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处处体现着阴阳学说的思想。阴阳学说被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五行学说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这就是五行学说的基本涵义。

　　根据五行学说，“木曰曲直”，凡是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火曰炎上”，凡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火；“土爰稼穑”，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金曰从革”，凡具有清洁、肃降、收敛等作用的事物则归属于金；“水曰润下”，凡具有寒凉、滋润、向下运动的事物则归属于水。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对事物进行归类，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作用与五行的特性相类比后，将其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

　　五行学说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可以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五行的相乘相侮则可以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平衡被打破后的相互影响。

　　中医学应用五行学说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说明机体病理变化，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阴阳与五行的关系

　　阴阳学说主要说明事物对立双方的互相依存、互相消长和互相转化的关系；五行学说是用事物属性的五行归类及生克乘侮规律，以说明事物的属性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医学里，二者皆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其物质基础；都是从宏观自然现象（包括）人体的变化规律，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来分析、研究、解释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及人体内外的各种关系，并指导临床辨证与治疗。

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运动）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普通系统论。

　　我国西周末年，已经有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五材说”。从《国语·郑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和《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到《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的记载，开始把五行属性抽象出来，推演到其他事物，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形式。在战国晚期提出了五行相胜（克）相生的思想，且已把胜（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模式，自发地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及其整体把握的思想。就在这个时期，《内经》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这对研究和整理古代人民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形成中医特有的理论体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接触和观察，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古人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木、火、土、金、水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差距事物五行归属见下表：

自 然 界 五行 人 体

方位 气候 发展过程 五色 五味 时令 脏 腑 五官 形体 情志

东 风 生 青 酸 春 木 肝 胆 目 筋 怒

南 暑 长 赤 苦 夏 火 心 小肠 舌 血脉 喜

西 湿 化 黄 甘 长爰 土 脾 胃 口 肌肉 思

北 燥 收 白 辛 秋 金 肺 大肠 鼻 皮 悲

中 寒 藏 黑 咸 冬 水 肾 膀胱 耳 骨 恐

　　五行的相生相克

　　五行学说，以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一个事物内部结构的模式。

　　相生，有相互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相克，有相互制约、抑制、克服的意思。

　　五行相生的规律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以次孳生，循环无尽。

　　五行相克的规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五行相克也是往复无穷的。

　　在相生的关系中，任何一行，都有“生我”“我生”两个方面。在相克的两个方面，任何一行，都有“克我”和“我克”两个方面。

　　在五行系统中，各个部分不是孤立而是密切相关的，每一部分的变化，必然影响其他所有部分的状态，同时也受五行整体的统一制约。在其任何二“行”之间，由于存在相生或相克的关系，所以总是处于不平衡的运动之中。然而从五行整体来看，生和克在总和中表现出相对的平衡。五行学说，一开始就着眼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自然界的运动如四时昼夜的交替，日月星辰的运行，动植物的生长壮老已，都在直观形式上大量呈现周期循环。古人认识到“循环”是自然界普遍法则，把事物内部结构“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也看成循环性运动，综合模拟成一个（如图）循环式动态平衡规律。

　　五行的相生和相克是相互为用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没有克，就不能维持事物正常平衡协调下的生长和发展。因此必须生中有克，克中有生。这种生克相互为用的关系，称为“制化”关系。它推动和维持着事物正常的生长、发展、变化过程。

　　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如果失去协调，便会引起事物的反常状态。相克的反常包括“相乘”和“相侮”两种。相生的反常称为“子母相及（子母相犯）”，包括“母及子”，和“子及母”两种。

　　相乘属于过度的相克，有乘虚侵犯的意思。相侮属于反方向的克制，有恃强凌弱的意思，是反过来克制“克我者”。子及母也与相生的方向相反。

阴阳变化在势里，一阴一阳有互相转化的这种功能，就是那个阴阳的消长变化！

六经无处不是阴阳的变化。六经是活的，是生命，是时时在消长变化当中，和太极图一样的。

阳都包含着一个排异，阴都包含着一个自主调节，这是伤寒论的阴阳。

我们把六经简化成了两个系统，内源性疾病，外源性疾病，把阴阳变化也化在方法里了，化在势里了。

势从七象来

体象，脉象，舌象，声象，意象，色象，物象。

通过七象去辨别它背后本能活动的趋势。这个势包括了一切阴阳的瞬息变化！

厥阴是阴极了，开始有了阳，有了少阳，太阳️，阳明，少阴，太阴，厥阴。阴阳的消长关系。伤寒论根据阴阳消长关系分成了六个系统！而且这六个系统不是六个，是一个，它中间有个衔接的地带，阴和阳衔接，阳和阴衔接，阴和阴衔接，阴和阳还衔接，非常的有次序，排异和自主调节都在太极里头。

少阳病等到极点就是厥阴，厥阴病快好了，到少阳这出来了。太阴病发展厉害了，三个阴合并，到两个阴并病的时候就死了。阳明发展成太阴，或者在太阳时就死了，太阳死的时候也得经过一个阴才死。太阳病最后要死，死在少阴，少阴病要好，要痊愈，出太阳。

比如说，太阳病麻黄汤发汗太多了，一下子恶寒入少阴了，脉沉了，由浮到沉了，沉细了，从发热到恶寒，这不就是少阴了吗，这时候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还是得往外出啊，往外出不来了，我就给你附子，给你细辛，助阳让你出来，还是让你出来！

针灸讲的病是信息系统的，是信息处理系统的障碍，所发生的现象。针灸治病这是最完美的，可惜现在发展的还不够，如果针灸能治人类的病的二分之一以上，人类就幸福太多了！

世界上伟大的医学大师---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

张景岳（1563～1640）中国明代医学家。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原籍四川绵竹，后迁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经史百家。14岁时随父到京师，曾拜名医金英（梦石）为师学习医术。壮年时投笔从戎，遍历东北各地，后卸职回乡，专攻医学，把广泛的经史、天文、术数、堪舆、律吕、兵法等知识运用到医学之中，很快成为名医，求诊者络绎不绝。张景岳非常重视《内经》，对《素问》、《灵枢》进行了30多年研究，根据个人体会，以类分门，撰成《类经》32卷。后又以图解形式阐述《内经》中运气学说，编成《类经图翼》11卷，阐发“医易同源”原理写成《类经附翼》4卷。晚年结合个人丰富的临证经验和独到深湛的理论，撰成《景岳全书》64卷。在医学思想上张景岳属温补学派，喜用熟地和温补方药，人称张熟地。

张景岳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彩。《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国医学和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对中医的影响来考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从《周易》、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几乎历代重要的哲学流派、哲人及其著作均对中医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上两次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总是与哲学思潮的高潮时期同步出现：一是先秦、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二是宋明时期理学思想与医学基础理论的重构和完善。

宋明时期，儒医数量激增，《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是哲学化的理学与医学思想相结合，产生了诸多流派。张景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较好地将理学的哲学化思想引入中医基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哲学基础。张景岳（1563年～1640年），又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因为善用熟地，又被人称为“张熟地”，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不仅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明代医学理论之集大成者，在医学史上真正确立了中医本体论哲学，发展并完善了阳不足论和水火命门说，其著作流传甚广，多年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临床实践使得张景岳晚年医术大进，医名日彰，求治者日盈其门，时人比之以张仲景与李东垣。余姚的大文学家黄梨洲曾说，张景岳“为人治病，沉思病源，单方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

在张景岳的医书中他曾经提到“入道须从性理，明心必贯天人。谟烈圣贤大德，图书宇宙长春。”张景岳作为一名兼通理学与医学的儒医，在平时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的构造上，非常重视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来诠释医学，我们从他对《黄帝内经》的重新注释中就可以看出，里面引文颇多，道、心、性理、天人等，无不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可以说，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是广泛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后者主要来自宋明理学。他自觉运用理学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来指导其建立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他的温补思想的哲学基础。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其医学尤其是温补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一、气一元论与理学理气观

纵观整个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家们的主要努力似乎是集中于追求某种一元论，换句话说，就是主张理和气的合一，以达到更大程度的统一性，且这种合一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于十六世纪末达到顶峰。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也深深植根于这一点上，从《黄帝内经》的元气论出发，立足于理学思想，将“元气论”发展为以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的思维模式，指明了气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气”处于核心地位，是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本源物质，是整个天地万物的“本体”。同时，张景岳也认识到，气一元论的本体观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产生是因为它建立在“气”和“理”相融合的整体观基础之上。

宇宙生成论是探讨宇宙自然界的生长、发展等问题，宇宙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原、第一存在或第一原理等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中，两者很难区分，理学的生成论和本体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宋明理学对本体论的理论较为系统，但其哲学的逻辑进程仍然是从生成论开始的。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气”是本体，他的太极图构建的宇宙生成论，还有理学中的理气观对张景岳宇宙本体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理学家的哲学观点和理学的发展形态影响了张景岳气一元论，所以从理学中的“气”和“理”的概念和关系出发才能全面的认识张景岳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

在张景岳的著作中，经常引用理学家的观点来诠释自己的学术思想，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张景岳的《类经》是对《黄帝内经》分门别类重新解释，并加入自己的观点，如果不站在当时社会主流的理学的立场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张景岳就很难对先秦权威的《黄帝内经》思想进行深入的改造；二是因为理学思想的哲学化，确实为医学思想体系的改良和医哲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比较好的哲学基础。其中，后者是主要原因。 张景岳之所以能够对“气”的涵义进行新发挥，主要是受到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形成过程和宋《易》之学的影响，张景岳说：“万事不外乎理，而医之理尤为切。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万物之气皆天地，合之而为一天地；天地之气即万物，散之而为万天地。故不知一，不足以知万，不知万，不足以言医。理气阴阳之学，实医道开卷第一义，学者首当究心焉。”这两句话充分证明了张景岳对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观的重视。其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论观、二程的“理在气先”、邵雍的象数之学和朱熹的理一元论思想观点频频出现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在这些理学大家中，张景岳气一元论的形成更主要是受到张载气本论的影响。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北宋哲人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遗人。”即人能凭借智慧、聪明认识客观规律，而认识客观规律使人聪明，因而“诚”、“明”相须相成，“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地之性是人的气质之性的形成的重要基础，“天人合一”，不可以离开自然界单纯的看待人，“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张景岳强调的“化生之道，以气为本”这一思想观念与张载的气本论观点基本一致，张载的论著中曾提及“气之散聚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将气视为万事万物的本原物质形态，张景岳直接汲取了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具有物质统一性和物质不灭的观念，使张景岳的气一元论更加具有了唯物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充分吸收了其它理学家的思想来改造自先秦、秦汉以来形成的“气”的概念，为自己的温补学术思想奠定哲学基础。

之所以说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具有“主动性”，是因为它是融“气”和“理”于一体的整体观，这种别具一格的状态的形成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有关。张景岳从宋《易》之学的观点出发，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行，乾坤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他汲取了宋《易》之学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模式引入他的医学思想之中，把“太极”与气相联系，在《类经图翼·太极图》中张景岳说“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接下来，他引用邵雍、朱熹等人的话语论证自己的“气”与“太极”、“理”的关系，张景岳说：“朱子曰：‘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作出天地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已具’，又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但他又坚持理气不相分离，提出：“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通过这样的层层论证，张景岳的气一元论除了具有张载的客观物质属性外，还被赋予了初始状态的特性（太极）和规律性（理），张景岳的“气”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这个太极、理气说，明显与张载的气学相一致，且又吸取了邵雍的先后天之学和朱子的理学思想，也符合了《易传》的原意。与《黄帝内经》中的“气”相比，指出了阴阳——太极之分合是宇宙万物运动的根本规律，是在阴阳一体的前提下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在浑然太极之理，无乎不在”和“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皆受天地之气以为形”的思想指导下， 张景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体象观，他说：“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气以造形，形以寓气’”、“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然后，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来进一步证明形气转变、化生万物的过程，他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张景岳借用理学家的话语，在世人面前描绘了气——形——万物的变化发展状态。

由上可知，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建立在理学的理气观基础之上的，张载的气本论是张景岳思想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理学中的援“理”入“气”的思想赋予了张景岳的“气”更大的主动性，为温补思想的形成同样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张载气论观的不彻底性，及朱熹对二程“理在气先”观念的推崇，使得张景岳的气一元论在唯物观上同样具有了不彻底性，但是，这种不彻底性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张景岳医学思想中以气为本体的主导思想。

二、阳不足论与理学阴阳观

阳不足论是张景岳医学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之一，同时，也是其温补思想形成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果说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是张景岳医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核心，那么阳不足论就是他的临床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张景岳强调人体中的阴和阳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他在《类经·阴阳类》中明确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著名论断，强调了由气分为阴阳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阴阳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强调了阴和阳的对立性只是相对的，认为阴阳中复有阴阳，阳气为人生命之本，所以，只有阳气坚固，才能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他说“阴阳之进退，皆由乎阳气之盛衰耳。”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到“阴阳本一体”和“阴阳互根”的影响，后两者在宋明时期理学阴阳对立统一观的影响下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以说，张景岳阳不足论思想的形成与理学阴阳统一观有很大的关系，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大量引用理学家的思想来论证自己的阳不足论。

阴阳一体的思想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证明，张景岳用理学思想将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的观点发挥，并成功的将气和阴阳结合起来。物质的一方属阳，一方属阴，这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规律。他认为易理和医理，包括天地万物之理皆归之于阴阳，如其所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该医易，理只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于一与二也。” “一与二”，即阳与阴，奇为阳，偶为阴，这种说法无疑是源于张载的“两”与“一”的朴素辨证法思想。张景岳认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和人类的生理法则以及治疗疾病的法则，说到底，无非是阴阳变异之理。在此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引用邵雍的象数之学和宋《易》之学来诠释自己关于阴阳一体的观点。邵雍曾在《击壤集·乾坤吟》中说：“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认为人身也具有乾坤卦象。张景岳吸收了这一观点，以阴阳卦象和奇偶之数解释人体的结构和身心活动，认为“医易相通，理天二致”，说：“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他以阴阳变异的法则，将天地之道和人生之理统一起来，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易之理的典籍，而《内经》中的阴阳说，是以《周易》为基础的。因此，不知《易》，不足以言医。他又说：“凡万物化生，总由二气，万物适值其气，随所受而成其性，物各一太极，包两仪于子粒。至广至极，至微至精，随气而聚，触几而生，大不可量，小不可测，何莫非阴阳之至德？”他认为医道虽繁，皆蔽之阴阳而已。“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此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

张景岳将气作为阴阳的本体，又以阴阳为标准划归万物，那么阴阳之间就是以气相通。宋代周敦颐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其中应用了互为其根这个概念，把阴阳的对立与互根，统一于太极之中，充实了太极的内涵。张载关于气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张景岳受其影响也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所谓“对待之体”，如阴阳、寒热、消长、升降、进退等，都是“对待之体”，就是“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如“顺逆变化，则阳与阴对，热与寒对，升与降对，长与消对，进与退对，成与败对，勤与惰对，老与逸对，生与死对。”这样的论述清晰地将阴和阳的对立性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扩大，说明阴和阳的属性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在论证了阴阳的对立性后，张景岳又引用理学家的话语来证明阴和阳能够互相转化。他引用朱熹的思想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朱子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阴可变为阳，阳可化为阴，然而变化虽多，无非阴阳之所生，故为之父母。”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说：“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则阳生，……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又曰：‘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之大，阴阳尽之；地之大，刚柔尽之。阴阳尽而四时成，刚柔尽而四维成。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为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复有五行。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相合，万象乃生”。他引用程、朱、邵的大量原文来阐述阴阳一体、互相转化的思想，创造性的提出了“独阳不生，独阴不成”，并且独具特色的提出了“阴阳中复有阴阳”的论断。在《类经图翼·阴阳体象》中说：“至若奇偶相衔，互藏其宅，一二同根，神化莫测。（奇偶、一二：阴阳）天为阳矣，而半体居于地下；地为阴矣，而五岳插于天中。……此变化之道，宁有纪极哉？第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成，而阴阳之气，本同一体。”这段话深刻形象地阐述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阴阳一体和阴阳转化的思想也贯穿于张景岳对人体阴精和阳气的认识，在《类经图翼》一文中，张景岳引朱子语：“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做出天地间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表明阴精和阳气为一不可分离的阴阳统一体，并指出“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精气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在生命活动中，精与气是时刻不能分离的整体，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精之与气，本自互生。”说明了“精气互根”的道理。

三、水火命门说与理学的关系

气一元论宇宙本体观为张景岳医学思想提供了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阳不足论为其提供了朴素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张景岳最终形成了新的命门学说，即以“水火共济”为核心的命门说。张景岳的水火命门说的形成与五行观、太极概念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宋明理学重视五行之质与气的关系，极为重视五行之中的水火，提高太极在宇宙和人体的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景岳水火命门说的形成。

张景岳认为阴阳与五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五行与阴阳是气与质的关系。他说：“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他认为五行之中复有五行。交互无穷，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由于阴阳二气的不断运行，使五行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在《阴阳体象》中他曾提到“五行互藏，五行之中，又有五行”。在《类经图翼·五行统论》中，他对“生中有克，克中有用”及“五行互藏”有更深入的发挥，他说：“是于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花甲而推于天地万物，其变可胜言哉？ 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阴阳之用，总不离于水火，所以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一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于坎离，坎离为乾坤之用耳。”在五行之中张景岳最重水火，认为“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又特别强调 “水中之火，人多不知”。特别提醒要加深对“水中之火”的认识，但也认为五行中缺任一行均为“不可也”。张景岳说：“凡天地万物之气，无往而非水火之运用，故天以日月为水火，易以坎离为水火，医以心肾为水火，…，夫肾者水也，水中生气，即真火也；心者火也，火中生液，即真水也。” “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将水火定位为命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指出命门的作用由此两种物质运作发生。此外，张景岳还用理学中的象数之理和河图之学说明五行的生成，他说：“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惟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在这里，张景岳明确地指出了水火为造化之初，天地万物的产生都由水火而来，且土在五行之中居于“中”的地位，“金木水火”以此为依托繁衍生息，并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