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酒制做法，古人早有论述，如《素问》中有“上古圣人做汤液醒”，“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论述，这是药酒治病的较早记载。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收载的红蓝花酒、麻黄醇酒汤所采取的煮服方法，则类似于后世的热浸法。

而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则较全面地论述了药酒的制法、服法，“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大诸冬宜服酒、至立春宜停。”

又如《本草纲目》记载烧酒的制作即用蒸馏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汽令上，用器承取露滴，凡酸之酒，皆可烧酒，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此种操作方法即与后世基本相同。

根据历代的医药文献记载，古人的药酒与后世药酒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古代药酒多以酿制酒的药酒为主，亦有冷浸法、热浸法；二是基质酒，多以黄酒为主，而黄酒性较白酒缓和。后世药酒则多以白酒为溶媒，含酒精量一般在50%以上，少数品种仍用黄酒制作，含酒精量略少，制作方法为浸提法，很少有用酿造的。

隋唐时期，是药酒使用较为广泛的时期，记载最丰富的数孙思邈的《千金方》，共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和内、外、妇科等几个方面。《千金要方·风毒脚气》中专有“酒醴”一节，共载酒方16首，《千金翼方·诸酒》载酒方20首，是我国医著中最早对药酒的专题综述。

此外，《千金方》对酒及酒剂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认识，认为“酒性酷热，物无以加，积久饮酒，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未有不成消渴”。因此，针对当时一些嗜酒纵欲所致的种种病状，研制了不少相应的解酒方剂，如治饮酒头痛方，治饮酒中毒方，治酒醉不醒方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是人类智慧积累、流传与延续的媒介。书籍作为信息的载体，忠实地为人们记载、传递着知识、理念、情感，而人们对书的珍视推崇之情更是亘古不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反映在书籍装帧形态的变化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翻开古人留下的文化典籍，素雅端正的封面，柔软细腻的纸张，浑厚饱满的文字，设计缜密的版式，不尚华丽，却护帙有道；历尽沧桑，但古朴之气盎然犹存。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一种恬淡悠远的风格和高远神飞的意境，与崇尚装饰的西方古典书籍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即使与现代书籍相比，中国的古籍也毫不逊色。它们严格讲究体例，遵从一定的规范，浑然天成，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与研究。又是什么在影响着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演变呢？这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书籍的产生和发展即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书籍记载着事件、思想、经验、理论、技能、知识等等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它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各个时代不同形态的书籍是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也是技术状况限制的结果。书籍的内容反映了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同样，书籍的装帧形态也反映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形态，顾名思义：形，即是神态，书籍的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珠联璧合，才能产生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书籍具有不同的特定的装帧形态。

一、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

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从结绳书、契刻书、然后是图画文书、陶文书、甲骨文书、金文书、玉文书、石文书是按照文字的先期准备、产生和发展的。从文字还有没有产生到图画、符号，到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到成熟的文字。可以看到，书的初期形态的变化和文字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个演化是很漫长的，比从盛行正规书的——简册书的秦朝到现在要长得多。因为它们毕竟不是成熟的书，只是起到书籍的作用，所以称它们为书籍的初期形态。没有这些初期形态的书，正规的书，成熟的书是不会产生的，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绝对不能低估。

中国古代，初期形态的书的承载物是绳、木、竹、陶、甲骨、兽骨、青铜、玉石等材料。陶是经过烧制的、青铜是经过冶炼的，其它的材料均是自然界现有的资源，稍加加工便可以刻字或写字成书。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反映。从结绳书、到图画文书到金文书、石文书，其社会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不单从字体的形成和发展上，从文字内容的复杂和意义的深刻上，从承载物的形质上，都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技术水平在不断地提高，逐渐成熟的书的内涵越来越大，开本、版式的内涵也越来越明确，为正规书籍的出现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二、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

书籍装帧经过初期形态的漫长发展后，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进入它的正规形态。《说文解字》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古今，大量的学者都认为，我国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是从简策开始。罗树宝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中认为：“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本文采取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把简策书、木牍书放在正规形态的第一种形态来叙述。

正规形态的书包括：简策书、木牍书、帛书、卷轴装书、旋风装书、粘页装书、缝缋装书等。它们基本上都是用毛笔蘸墨手抄的，一改初期形态的书的雕刻方式，手抄是它们的一大特点。正规形态的书受着材料的制约，材料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装订方法。简策书、木牍书的承载物是竹、木；帛书的承载物是缣帛；卷轴装书的承载物，初期是帛，这是因为卷轴装书直接从帛书发展而来，纸发明以后，大量的卷轴装书用的材料是纸；旋风装的承载物是纸。纸作为书籍的承载物，它的优越性，是其他承载物所不可比拟的。从卷轴装书开始使用纸作为承载物后，一直被沿用下来。

从几种书籍的装帧形态来看，它们要受到制作材料——承载物的制约，不同的材料会产生不同的装帧形态的书，当然还有其他条件的制约。简策书虽然可以卷起来，但体积大，太重；木牍书不能卷，容量也太少；帛书的材料有限，又很贵；卷轴装书翻检不方便；旋风装书综合了这几种书的优点，去其缺点，有了很大的进步，成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书籍装帧形态，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从书籍装帧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所谓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也只是向册页形态过渡的表现形式。书籍装帧形态还要继续发展变化，因为用料都是纸，其装帧形态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制作方法。

三、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

书籍装帧经过初期形态、正规形态，进入到册页形态，也就是成熟形态。从梵策装书开始，经过经折装书、蝴蝶装书、包背装书，到线装书为止，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使用的材料(承载物)都是纸，因此，在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时期，书籍的制作方式和社会需要决定了书籍装帧的形态。

关于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有的学者认为从经折装书开始。有的学者以为从蝴蝶装书开始，还有的学者以为从包背装书开始，笔者以为应从梵策装书开始，其原因有二：一、梵策装书已脱离卷轴装书的形态，开始使用单页；二、梵策装书已成为册页书的形式。梵策装书和经折装书可视为书籍装帧的初期形式，蝴蝶装书是个过渡，包背装书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书籍装帧形态日益成熟，线装书则是中国古籍最成熟的装帧形态。

从唐代出现的梵策装书，到清代出现的线装书，其装帧形态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时间跨度约一千二百多年，其中纸、墨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品种也多有增加，为书籍装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纸是册页书籍的主要承载物，纸使书变得越来越轻，使用起来越来越方便，装帧也越来越完美，线装书成为最完善的传统装帧形态，发展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册页书的用料因为都是纸，所以，册页书的装帧形态是由它们制作方式和社会的需要来决定的。

册页装帧形态的书都是册、页式的：梵策装书是单页，用线穿；经折装书是连续的折页，用糊粘；蝴蝶装书是单页折，糊粘；包背装书是单页折，下纸捻、糊粘；线装书也是单页折，线订。折页是册页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序，也是书籍装帧形态发展的一个因素，虽然折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却使书籍的装帧形态产生很大变化，现代的书仍然需要折，折包含有深邃的哲学思想。

册页装书基本上都是雕版印刷而成的，也有极少数的手抄书和一部分活字印刷的书籍，刻、印二字在册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雕刻和印刷无以成书。初期形态的书绝大部分是雕刻而成，如契刻书、陶文书、甲骨文书、金文书、石文书、玉文书等，只是没有印刷，每刻一件是一本书；正规形态的书是手写的，每写一件也是一本书，册页装帧形态的书虽然用的也是雕刻，由于是印刷而成，则一次可以生产很多册书，这就是册页装帧形态的书的特点，也是雕刻技术的发展。

以上综述了中国古代书籍形态演变的过程及各个时期的特点，决定和制约着中国古代书籍形态发展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任何技术的发明与发展，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也和造纸、制墨、印刷、装订这些技术的水平优劣直接挂钩。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学会了制墨，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纸张发明后，遂改成以一张长方型纸为单位的“折叠本”。后又受印度贝叶梵经的启示，将书面按序粘接起来，加以折叠，因大多撰以经文，故称之为“经折装”。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五代初期，书的装订逐渐转向“册页型”，至明中叶后，被称为“线装”书的形态所替代。这些技术最早在中国的发明对于古代书籍的萌芽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从文化背景上看，书籍的装帧形态是随着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式、社会的经济状况及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其中，文化对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深层的和潜移默化的，古籍版式、编排结构及装订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从文化角度上讲，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氛围、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及艺术风格上。特别是“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受到儒、道这两大思想派别所推崇。儒家以人为中心，讲性命之学，认为性善源于天命，所谓“天命之谓性”，把天当作人性的最终保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实际上是把人性与天道合二为一，宇宙成为人性之源。道家则把天看作自然，人只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人不能脱离自然，只能顺应自然并效法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产生及演化过程，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这正说明它的发展史是文化的发展史，充满着哲学、美学等等内涵。书籍即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讲究“护帙有道，款式古雅”这个原则对现代书籍装帧艺术仍有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是一门学问，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吸取营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的现代书籍装帧艺术。

　　鉴定古籍版本对收藏者的意义重大，版本学是从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刀法、墨色、刻印、题跋、批稿、印章等方面来研究图书版本的，在鉴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古籍（即全文、序跋、版式、刻工姓名等都具备）的情况下，所审阅、考察和判断的古籍版本不仅是文献，也是文物。鉴定版本是一项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其实质就是要熟悉旧书，熟悉版本，从而能举一反三。学习版本鉴定方法最好是多看、多比较、多实践，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纸上谈兵是永远行不通的。还要懂一些金石学、印章、目录学的知识，笔者对古籍版本研究已有10多年了，收藏各种宋、元、明、清、民国版本达500多册。

　　在长期实践中，笔者逐步掌握了鉴定古籍版本的一般规律，形成一套鉴定的程式，每当鉴定一种版本，我首先要揭开卷首看一看，从字体、版式、纸张的特点来判断一下，是何朝何时所刻，也可以从书名、编著者、校订人的姓名来作参考，心中有了底，再考证真伪，详看序跋、目录、卷末、书尾，查找有无牌记、封面、刊工姓名等。我的鉴定经验是：

　　字体鉴定。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刻本字体都有不同，如北宋早期多用欧体，瘦劲清秀，丰厚淳朴。南宋刻字多用柳体，工整有力。金代多用柳体。元代初期似宋，后仿赵孟兆页体，流利活泼，柔软圆润，官家刻本不惜重金，故字体工整漂亮，而书坊以刻书营利为目的，贪多求快，字体多恶劣粗俗。明刻本保留元末遗风，自嘉靖年起变化成一种横平竖直、横细竖粗、直挺整齐严谨的长方形字体，清刻本多为仿宋体，尤显柔美、秀丽，令人耳目一新，但以后字体变得呆板，字行密集如涂鸦一片，很不雅观。

　　版式。北宋早期多白口，后期左右栏，版心为刻工姓名和字数，南宋四周双栏，元代也是如此，只是鱼尾多，行间更窄，书口更阔，明初刻本多承元刻版式，内府刻本字大行疏，独具一格。正德以后仿宋版格式，并且出现毛氏汲古阁刻本的名家雕刻版本，清武英殿刻本最好辨认。

　　印纸。书坊刻本大多用价格低廉的劣质纸印书，官家刻本纸张要好一些，宫廷刻本印纸更好，要分清竹纸、棉纸、麻纸、皮纸的不同，宋刻本主要用麻纸和竹纸，白棉纸印本是嘉靖刻本的特点，万历多用竹纸、黄棉纸，清代刻本印纸繁多。

　　墨色、刀法。宋代刻印书籍，用墨比较讲究，墨色浓厚似漆，字黑纸白，十分显眼，宋版刻工刀法较精细认真，笔划不苟。元版墨色较混，刀法生硬而无力，明代一些仿宋刻本，形似原版，细加比较，差强人意。

　　装帧。宋代书籍主要是蝴蝶装，少有施用装，南宋出现色背装，流行于明嘉靖、隆庆时，至万历开始广泛用线装形式。

　　序跋、版记、避讳字。看序跋作者查年代，看版记知坊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各个朝代的皇帝姓名都有避讳。

　　题跋。藏书印章，题跋内容较广，清代很多藏书家，精于版本鉴定，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他们的题跋多有百年之论，可供后人参考，藏书印章是藏书家钤印在藏本上表示所有权和鉴定意见的信物，以及藏书印章。

　　行款字数。伪本的鉴定，如宋嘉定刻本为半页7行，行15字，小字双行，宋代黄善夫刻本为半页10行，行18字，注文双字，行24字，四周双边，左有耳，耳记篇名。

　　综上所述，古版本的鉴定较为复杂，以上只是笔者收藏古籍版本的一些初浅体会，供藏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