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在各种关于宋朝的影视剧中，对于宋朝关于的形象应该都不会陌生。宋朝统治时期，宋朝官员的脖子上都会佩戴白色的圆圈，让很多人很不理解。其实，这一物件叫做方心曲领。这也并不是宋朝原创的，早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了方心曲领的原型。方心曲领一直使用到了明朝统治中期，直到嘉靖皇帝在位时期，才逐步废除。那么，方心曲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明朝又为何会全面废除呢？今天，我们就聊聊方心曲领的故事。

首先，我们需要聊聊方心曲领出现的原因。认真的说，方心曲领是我国汉服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我国服饰的不断发展，服饰的样式也在进行细微的变化。在西汉中期开始，随着朝廷制度逐步完善，为了使官服更加平整，汉朝官服的衣领上，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护领，这就是曲领。也就是方心曲领的老祖宗，不过二者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按照汉朝《释衣服》的记载：“曲领在内，所以禁中衣领上横壅颈，其状曲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对峙的复杂情况，北方游牧文化开始融入中原体系，中原王朝的服饰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例如隋唐时期的服饰风格，与秦汉时期的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到了隋唐时期，曲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在这一时期，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隋唐时期的服饰，开始出现圆领袍、U领衣等服饰，如何装饰颈部，显得更加庄严是很大的问题。

在隋唐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屡屡出现曲领的记载。按照《隋书》的记载：“百官朝服公服，皆执手板……朝服，冠、帻各一，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皁领袖，皁襈，革带，曲领，方心，蔽膝，白笔、舄、袜，两绶，剑佩，簪导，钩灊，为具服。”在《新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玉、犀簪导，绛纱袍，朱裏红罗裳，……绛纱蔽膝，白罗方心曲领，白蔑，黑舄。”由此可见，隋唐时期已经出现方心曲领和方心的说法。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使用呢？其实，隋唐时期的方心曲领与宋朝的方心曲领完全是两回事。隋唐时期的方心曲领其实是在中衣的上边，叠加出半圆形的内衬，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衬衫领。在唐朝统治的末期，出现了军阀混战和农民起义。各地区的藩镇相互进攻，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复杂局面。由于战争才是主流，各地区的军阀们都没有精力太在乎服饰文化。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并且在10多年的时间里，逐步统一了南方各国。

宋朝统一全国以后，开始恢复各方面的制度。在朝服礼仪上，出现了问题。因为按照唐朝遗留下来的典籍，七品以上官员上朝的时候，需要佩戴方心曲领，七品以下官员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方心曲领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找不到现成的样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根据文献的描述，加上自己的猜测，推出了宋朝版的方心曲领。宋朝的方心曲领在影视剧非常常见，一个白色的圈子戴在脖子上，白圈的下部则是四方形，真是货真价实的方心曲领。

其实，方心曲领并不是直接戴在脖子上的，方心曲领有两根绳子，系在官员的后颈。按照宋朝的规定，官员穿朝服和礼服、祭服的时候，必须佩戴方心曲领。穿常服、公服、吉服的时候，则可以不用佩戴。因此，在宋朝遗留下来的画像中，无论是宋朝皇帝还是各级官员，脖子上都有方心曲领。在唐宋时期，日本对中原王朝还非常敬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服饰中也出现了方心曲领。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 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