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中渔人出桃园时，桃源人为什么要说“不足为外人道也”？从这里能不能看出作者的意图？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10浏览：2收藏

《桃花源记》中渔人出桃园时，桃源人为什么要说“不足为外人道也”？从这里能不能看出作者的意图？,第1张

桃源人说“不足为外人道也“：表明桃花源人甘愿过隐居生活，不希望被外界打扰。桃源人心存戒心，想保住这个绝境，避免战乱，不想让外人知道，打扰了他们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

作者意图：作者后面又通过渔人返回寻找和刘子骥寻找桃花源，让人觉得桃花源是一个似有似无，似真似幻的所在。反映了作者主张和平，向往安定、美好的生活，寄托了他的政治抱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表达了他对封建社会的评击和批判。

木工工具

《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中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1）锯子

传说锯子也是鲁班所发明，其实依考古学家发现，居住在中国地区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会加工和使用带齿的石镰和蚌镰，这些是锯子的雏形。鲁班出生前数百年的周朝，已有人使用铜锯，“锯”字也早已出现。

相传有一次他进深山砍树木时，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手被一种野草的叶子划破了，渗出血来，他摘下叶片轻轻一摸，原来叶子两边长着锋利的齿，他用这些密密的小齿在手背上轻轻一划，居然割开了一道口子。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齿划破的，鲁班就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他想，要是这样齿状的工具，不是也能很快地锯断树木了吗！于是，他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发明了锋利的锯子，大大提高了工效。

（2）曲尺

曲尺最早的名称是“矩”，又名鲁班尺，传说是鲁班发明。

《墨子-天志上》说：“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规矩，即圆规及曲尺。曲尺由尺柄及尺翼组成，相互垂直成直角，尺柄较短为一尺，主要为量度之用；尺翼长短不定，最长为尺柄一倍，主要为量直角、平衡线之用。木工以曲尺量度直角，平面，长短甚至平衡线。

（3）墨斗

墨斗是木工用以弹线的工具，传为鲁班发明。此工具以一斗型盒子贮墨，线绳由一端穿过墨穴染色，已染色绳线末端为一个小木钩，称为“班母”，传为鲁班之母亲发明。班母通常离地面约一吋。固定之后，将已染色线绳向地面弹动，工地以此为地平直线标准。又可以班母固定于高处，墨斗悬垂，以墨斗之重量作墬力，将已染色线绳向壁面弹动，以此为立面直线标准。后石匠师父以斗线定采集下来的岩石形状，再用其它工具把不要的部分敲掉，以成所需方石，长石等形状的石料。

古代兵器

钩和梯是春秋末期常用的兵器。《墨子·鲁问》记鲁班将钩改制成舟战用的“钩强”，楚国军队用此器与越国军队进行水战，越船后退就钩住它，越船进攻就推拒它。《墨子·公输》则记他将梯改制成可以凌空而立的云梯，用以攻城。

（1）云梯

云梯是古代攻城用的器械，传说是鲁班发明。以下是相关记载：《墨子·公输》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战国策·公输盘为楚设机章》写到墨子往见公输般时说：“闻公为云梯”。《淮南子》曰：鲁班即公输般，楚人也。乃天子之巧士，能作云梯。《淮南子·兵略训》许慎注：“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

（2）钩强

“钩强”也称“钩拒”、“钩巨”。是古代水战用的争战工具，可钩住或阻碍敌方战船。传说是鲁班发明。以下是各种相关记载。《墨子·鲁问》：“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埶，亟败越人。”

农业机具

先进农机具的发明和采用是中国古代农业发达的重要条件之一。《世本》说鲁班制做了石，《物原·器原》又说他制做了砻、磨、碾子，这些粮食加工机械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另外，《古史考》记载鲁班制做了铲。

石磨

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在此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而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鲁班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已经有了杵臼，因此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

其他发明

（1）机封

《礼记·檀弓》记他设计出“机封”，用机械的方法下葬季康子之母，其技巧令人信服。但当时盛行厚葬，这种方法未被采纳。

（2）雕刻

《述异记》记鲁班曾在石头上刻制出“九州图”，这大概是最早的石刻地图。此外，古时还传说鲁班刻制过精巧绝伦的石头凤凰。

（3）伞

鲁班的妻子传说中也是一位出色的工匠，据说伞是她发明的。传说鲁班妻子云氏因为怜惜鲁班在风雨烈日下工作，见亭子可避雨遮阴，于是想出一个活动亭子让鲁班带在身边，乃造伞子。纸是汉代才出现的，最早的伞面不可能是纸的。

（4）打井

“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据说，第一个在地下掘出水来的人是舜帝；第一个在山区打出深水井

的人是“百工圣祖”鲁班。也许人们对“尧天舜日”的渴求甚过一切吧，至今传诵舜井的人多，留心鲁班井的人少。

远水不解近渴。人类对水的需求自古都是靠江“喝”江、靠湖“喝”湖的，不靠江不靠湖的就只好“穿地取水”。初期的水井很不讲究，口大底小，不方不圆，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临渴掘井”的应急水坑。是鲁班发明创造了打井的技法，才出现了井壁以石砌垒的石井，以砖砌垒的砖井，以陶环套接的陶井，以沙灰捶抹的灰井，以木材构架的木井；才懂得了建井台防污水流入，筑井亭。

传说拉水的滑轮也是鲁班发明的。当年鲁班看见乡亲们一头挑着瓦罐，一头挑着一团井绳走上井台，一抽一抽地半天提不上一罐子水来时，他觉得乡亲们太辛苦了，于是千思万想又想出了拉水的滑轮，滑轮“转”成了辘轳，辘轳又“转”成了风车，风车又“转”成了水车，就这样转呀转呀，转过去了两千多个春秋。

（5）锁钥

在周穆王时已有简单的锁钥，形状如鱼。鲁班改进的锁钥，形如蠡状，内设机关，凭钥匙才能打开，能代替人的看守

是墨家学派创始人。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

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扩展资料

墨子最终舍掉了儒学，另立新说，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

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为“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非儒即墨”之称。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

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

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目前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严峻问题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设赶不上物质文明建设，在近几年的四化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国内出现了贪污贿赂、倒卖诈骗、一切向钱、假公济私、见利忘义等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义利之辩那些精华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有益的，应该把它们继承发扬下来。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能做出贡献，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既要有她的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独立的文化。所谓独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或吸取别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为活跃，成为这些因素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那么维护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传统文化，必有她的强大的凝聚力量。

像这样的传统文化，要一旦完全抛弃她，和她发生彻底的决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应该的。像这种历时数千年，虽累经剧变而未绝灭的传统文化，糟粕固然很多，精华亦复不少。在今天对待她的应有态度，就是要如何正确地引导她到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去掉她的已经僵化了的、腐烂了的部分，保存和发展其还有生命力的、还有健康的部分，使她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作出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属于这类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属于这类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

“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之一，它内藏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外显于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古往今来，“和平”文化元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之中。它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将继续在现代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1、中国统治阶层的“和平”理念。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无不以“天下和平”“天下太平”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如西汉政治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语》中记录：“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氾论训》记载：“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

2、中国知识阶层的“和平”理念。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人应继承和弘扬先贤创立的中国独特的学问，为开创千秋万代的太平基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中国平民阶层的“和平”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说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中国的农民长期定居于一方，以土地为生活的根本，以种植农作物为衣食来源。因此，喜欢和平安定、没有战乱的社会。

鲁班到了一个破屋前，断定了这就是老师傅的房间。坐下来耐心的等。太阳下山，老先生醒来。问了他几个做木匠的基本问题，鲁班靠着本领轻松的答对了。老师傅收了他做徒弟。

可鲁班的艰辛才刚刚开始，他把门后已长满锈的斧子、刨子、凿子依依不停的磨，磨了七天七夜，一件件都磨的闪闪发亮。随后，鲁班把自己磨的斧子去伐一棵参天大树，然后砍成一个光滑大柁，用凿子在大柁上凿了两千多个眼，鲁班足足干了十二白天，十二个黑夜。把成果让师傅看，师傅连声叫好。

师傅看鲁班这样的好学，诚恳。就带领鲁班来到西屋。原来西屋满是精致的模型，鲁班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手艺学好，于是认真的研究起模型来。往后，鲁班茶不思，饭不想。时时刻刻不放下手中的模型。三年后，鲁班把所有的手艺都学会了。

他拿起了自己磨的刨子、凿子和斧子，告别了师傅，下了山。永向人们奉献出精致的木材。而鲁班在人们心中建起了深厚的位置，鲁班学艺便成了后人磨练自己的目标。

扩展资料：

人物轶事

传说鲁班为楚国的水军发明了“钩”和“拒”，当敌军处于劣势时，“钩”能把敌军的船钩住，不让它逃跑；当敌军处于优势时，“拒”能抵挡住敌军的船只，不让它追击。楚军有了钩、拒后，无往不胜，鲁班也无愧为军工专家。

一天，鲁班向墨子夸耀说：“我有舟战的钩和拒，你的义也有钩和拒吗？”，墨子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鼓励人们相敬、相爱，仁义至上的。他于是回答：“我是用爱来钩，用恭来拒。

你用钩钩人，人家也会钩你；你用拒拒人，人家会用拒拒你。你说‘义’的钩拒，难道不比‘舟’的钩拒强吗。”，鲁班无言以对。

鲁班又拿出他的发明：一只木鹊，它可以连飞三天而不落地。墨子却说：“这木鹊还不如一个普通工匠顷刻间削出来的一个车辖，车辖一装在车轴上，车子就可以负重五十担东西；而你的鹊有何实际作用呢？

木匠做的东西，有利于人的称为巧，无利于人的只能叫作拙。”，鲁班听完，深知墨子的哲理，后来，他一心为民所用，发明了许多受老百姓实用的木制品，被称为“木匠之父”。

蔺相如廉颇留下了怎样的印象的回答如下：

蔺相如和廉颇是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在中国战国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个人印象：

蔺相如是赵国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以冷静、机智和勇敢而闻名。在赵国的政治舞台上，蔺相如表现出了出色的才智和决断力，常常能够在危难之时为赵国出谋划策，解决问题。

他曾经在著名的“完璧归赵”事件中，凭借其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勇气，成功将赵国的和氏璧安全归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除此之外，蔺相如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出色。他主张和平外交，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问题。蔺相如与秦国的外交斗争中，成功地维护了赵国的利益，避免了战争的爆发。他的智慧和胆略使得赵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优势，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廉颇则是赵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将领，他以勇猛、忠诚和敢爱敢恨而著称。在战场上，廉颇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斗精神，他领导下的赵国军队曾经多次战胜强敌，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安全。

除了勇猛的战斗表现，廉颇还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他关注国家的利益，对于朝政上的事情也有自己的见解。在蔺相如主张和平外交之时，廉颇给予了积极支持，为维护赵国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

总的来说，蔺相如和廉颇都是赵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智勇和忠诚为赵国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世广为传颂的历史佳话，为人们树立了智慧、勇敢和忠诚的榜样。

拓展知识：

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事迹被载入《史记》等经典史书，成为了后世学习和了解的重要历史资料。这些历史人物所代表的智慧、勇敢和忠诚等品质，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学习和追求的榜样。

在今天，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仍然被广大人民所熟知和传颂。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具备冷静、果敢的品质，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遇到困难时都能勇往直前、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同时，我们还应该注重诚实守信、忠诚爱国等传统美德的培养，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文言文《韩彦直传》翻译

韩彦直，字子温。

绥德（今陕西绥德）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12世纪。

他出生于将门，是民族英雄、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之子，也是韩世忠的长子。受家庭的影响，少年时的韩彦直就具有强烈的忠君报国思想。

于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随后在京城和地方上担任过各种官职。乾道二年出任户部郎官，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政绩斐然；乾道七年，担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严格训练军队。

在淳熙年间初期，他受命就任遣金使。淳熙五年，在知温州任上编撰《永嘉橘录》，为世界上第一部柑橘学专著。

晚年，韩彦直潜心学问，搜集宋以来的史事撰成《水心镜》一书，全书167卷。去世后，皇帝赠其爵位为蕲春郡公。

2 求于慎行传文言文阅读答案~~~~谢

于慎行，字无垢，东阿（今山东平阴县）人。17岁时乡试中举。御史想在鹿鸣宴上为他举行加冠礼（即成人之礼），他以未奉父命而婉言谢绝。隆庆二年成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万历初年，《穆宗实录》编成，他被推荐为修撰，担任日讲官。按旧例，都用翰林院年高资深的官吏充当日讲官，没有到史官这一级别的。于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都以史官得到这一职位，有不同一般的命数啊。曾经讲课完毕，皇帝拿出御府的图画，叫讲官分别赋诗题字。慎行不擅长写字，自己写成诗后，委托人写在上面，把实际情况全部告知皇上。皇上很高兴，曾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御史刘台因为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同僚朋友都躲避他，只有于慎行去探视他。等到张居正授意门生“夺情”，于慎行与同僚上书劝谏，吕调阳阻止，没能上书。张居正听了之后很生气，有一天对于慎行说：“你是我所厚爱的学生，也做这样的事吗？”于慎行从容地回答说：“正是因为你厚爱我的缘故啊！”张居正听了很不高兴。不久，于慎行因为疾病归乡。张居正死了之后，于慎行被重新起用，官复原职。当时张居正家道已经败落，侍郎丘橓前往登记家产、抄没全家。于慎行写信给丘橓，说张居正的母亲年事已高，孩子们再没有家，困苦潦倒，令人悲伤，应该推行贤明的君主不轻易离弃的恩德，顾全大臣的旧日情分。言词非常诚恳，当时人们评论他，认为他做得对。

于慎行清楚熟悉典章制度，大的礼制多由他来裁定。在此之前，嘉靖年间孝烈后升入祖庙附祭于先祖，迁庙于仁宗，穆宗升入祖庙附祭于先祖，又迁庙于宣宗。于慎行认为不合礼制。写《太庙祧迁考》，引晋、唐、宋的旧例作为依据，他的语言明晰而实在。事情虽然没有被实行，但是有见识的人都佩服他懂礼制。他又说：“南昌、寿春等十六位王，世次已经很远，应该另外在陵园祭祀，不应该享受在太庙祭祀。”也废止而没有实行。

万历十八年正月，上书请求早立太子，接受教育。到了冬天，又上书请求。皇帝很生气，两次降旨严厉指责。于慎行不为所震慑，第二天又上书说：“册立太子是我部掌管，我们不说，过失应归到我们身上。希望皇上赶快定下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皇上更加不高兴，拿要挟君主怀疑圣上、使国家的根本混乱来责难他，把礼部下属官员都停了俸禄。山东进行乡试，预先传出了主持考试者的名字，不久果然如此。进言者于是就弹劾礼部，官员都停了俸禄。于慎行决定引咎辞职。奏章多次呈上，皇帝才准许了他的请求。在家呆了十多年，里外之人多次举荐，（他）都回绝了。万历三十三年，开始被起用主管詹事府。上奏章辞职，皇上再次挽留不下。过了两年，朝廷推举内阁大臣七人。于慎行名列七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加机密要务。于慎行再三推辞不被批准，只好离家上路。当时于慎行已经得了疾病，等到在朝廷上谢恩时，不能按照礼仪拜起，遂上奏章请罪。归家后卧病不起，于是起草遗疏，请皇上亲善大臣，录用前朝官员，补充谏官。几天后他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三岁。

3 文言文“史明王艮传”翻译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

建文二年（1400）成为进士。廷试对策名列第一。

因他相貌丑陋，而改为胡靖第一，胡靖即胡广，王艮第二，李贯第三。三人都是同乡，一同被授为修撰，朝廷并按照洪武年中成例，设文史馆让他们居住。

王艮参与编修《太祖实录》及《类要》、《时政记》等书。由此许多重要著作均由他来负责整理。

此外王艮还多次上书谈论时务。燕兵逼近京城，王艮与妻子诀别时说“：食人之禄，为人而死，我不能再活下去了。”

解缙、吴溥与王艮、胡靖相邻而居。京城失陷前一晚，他们都聚集在吴溥屋内。

解缙陈说大义，胡靖也奋激慷慨，唯独王艮流泪不语。三人离去后，吴溥之子吴与弼年纪尚幼，他叹道：“胡叔叔能死节，是大好事。”

吴溥却说：“不对，只有王叔叔会死。”语音未落，只听胡靖隔墙在喊：“外面吵闹得很，要小心看着小猪。”

吴溥回头对吴与弼说道“：一只猪都舍不得，怎么舍得去死呢？”片刻之后，王艮在屋内哭泣，然后喝毒酒而死。解缙则驱马前去拜谒，成祖十分高兴。

第二天，解缙推荐胡靖，胡靖应诏而至，叩头谢恩。李贯也迎附成祖。

后来成祖拿出建文帝时分封群臣之事千余件，命解缙等编阅。涉及兵、农、钱、谷之事的留下，而言语冒犯者及其他一切都加以焚毁。

成祖趁机从容问李贯、解缙等说：“你们应该都曾为此受封过吧？”众人未答，只有李贯叩首说道：“臣确实未曾有过。”成祖说“：你认为没有就是好吗？拿其食禄，担负其事，当国家危急之时，作为近臣却毫无建议可以吗？朕特别讨厌那些引诱建文帝破坏祖法，扰乱国政的人。”

后来李贯升为中允，被牵连获罪，死于狱中。临死时叹道：“我愧对王敬止啊！”。

4 《陈际泰传》文言文翻译

《陈际泰传》原文：

陈际泰，字大士，临川人。家贫，不能从师，又无书，时取旁舍儿书，屏人窃诵。从外兄所获《书经》，四角已漫灭，且无句读，自以意识别之遂通其义。十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取而疾走。

父见之，怒，督往田，则携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毕身不忘。久之，返临川，与南英辈以时文名天下。其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至万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

《陈际泰传》翻译：

陈季泰，临川人文学大师。家境贫寒，不能由老师学习，没有书，有时带着孩子在附近看书，偷看。我从表兄弟那里得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四个角变得模糊了，没有可供阅读的分句。我根据文学意义来判断区别（应该有停顿的地方），所以我熟悉这本书。十岁的时候，我在我叔叔的药箱里看到了那本歌，很快就跑了。

我父亲看到了，非常生气。他催促他去田里。陈继泰把《诗经》带到田里，蹲在高高的土山上唱《诗经》。所以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临川，与艾南英等八部诗作齐名。陈吉泰的诗歌和作曲写得很好。勤奋，一天能写二三十首诗，写过一万首诗。这次考试的诗歌和散文的数量与陈季泰不匹配。

扩展资料：

《陈际泰传》创作背景：

陈际泰才思敏捷，写作速度极快，有时一天能写二三十篇，一生之中作文多达万篇。史书称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在八股文方面造诣较高。他将经史古籍融会贯通，自辟门径，借题发挥，驰聘才思，抒发己见，被人称为八股文大家。

崇祯三年（1630），陈际泰才得中举人；崇祯七年中进士，时年68岁。十年，被授行人（掌册封、传旨的官），赴贵州监考。十三年，奉旨护送已故相国蔡国用灵柩回乡，次年于济宁途中染病去世，年七十五岁。

其著述多阐发经籍，有《易经说意》（又名《读易正义》）7卷、《周易翼简捷解》16卷、《群经辅易说》1卷、《五经读》5卷、《四书读》10卷，均存目于《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文集有《太乙山房集》15卷、《已吾集》14卷。清人辑《临川文选》、《临川文献》和《江西五家稿》分别选人一卷。

—陈际泰（明朝学者）

—明史（二十四史之一）

5 古文《徐稚传》的翻译

徐稚，字孺子，豫章郡南昌县人。

家里很穷，常常亲自耕种，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就不吃。做人谦恭节俭仁义谦让，周围的人都佩服他的品德。

屡次被公府征召，他都不肯就任。当时陈蕃任豫章郡太守，按照礼节请求徐稚暂时代理功曹一职，徐稚无法推辞，拜见陈蕃之后就退回去了，陈蕃在郡府不接待宾客，只有徐稚来，才特意摆设一副坐榻，徐稚离开后就把它悬挂起来。

后来徐稚因有德而被举荐，在家里被授予太原太守的职务，但他都没有就任。徐稚曾经被太尉黄琼征召，但没有就职，等到黄琼去世，归葬家乡，徐稚却背着干粮徒步赶到江夏，在黄琼的墓旁摆设了鸡酒祭奠，痛哭完了，就离开了，也不告诉自己的姓名。

当时参加葬礼的四方知名之士有郭林宗等几十人，听说这件事，怀疑这个人就是徐稚，就选派了一位善于辞令名叫茅容的生员骑上快马去追他。在路上赶上了徐稚，茅容为他摆上了饭菜，二人谈些农业劳动之事。

临别，徐稚对茅容说：“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要倒了，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系，为什么要忙碌不停、四处奔波呢？”到后来，郭林宗的母亲去世了，徐稚又前往吊唁，将一把野草放到墓前就走了。众人奇怪，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林宗说：“这一定是南州高士徐孺子了。《诗经》不是说‘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吗？只是我没有这样的品德来胜任啊！” 灵帝初年，朝廷想要用蒲轮车礼聘徐稚，适值徐稚去世，时年七十二。

徐稚的儿子徐胤，字季登，行为敦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也隐居不出来做官。豫章太守华歆以礼请求他相见，他一再称病不去。

东汉末年盗贼纵横，但他们都敬佩徐胤的礼让品行，互相约束，不去侵犯他的住所。徐胤在建安年间去世。

扩展资料：

籍贯考证根据明朝万历年间《南昌府志》、清朝乾隆年间《南昌府志》、清道光年间《南昌县志》、《名山胜概记》、《豫章续志》、《寰宇记》、宋代曾巩《重修后汉徐高士祠堂记》、《水经注》、康熙《四库全书》、光绪《江西通志》、民国《南昌县志》、《南昌城迁考》、中华境内所有徐孺子后裔家谱等书记载，徐孺子故里在东湖之南完全吻合。据历代地方志和相关资料记载，赣水北经南昌县，西历白社，有孺子墓。

又北历南塘其东有孺子宅，际湖南小洲上。现结合所有历史文献，均确定徐孺子故里在南昌东湖一带，所有资料均证实孺子亭公园一带即孺子宅、孺子故里，南朝宋时期毁于战火。

徐孺子宅《水经注》称在南塘东，南唐徐廙续《豫章志》称在南塘东百步，则应在今孺子亭公园东百步范围之内，而此为陈蕃后迁之宅，最原始的孺子宅依南唐徐廙续《豫章志》及《洞仙传》则在洪州东北三里，梅福宅之东。杨守敬考：《寰宇记》：“梅福宅在洪州东北三里，西接开元观东西池，书堂遗址犹存，在今南昌县东北”。

参考资料：

徐稚——。

6 王锡爵传文言文答案

题目没有哪来的答案原文翻译如下，不满意请追问：王锡爵，字元驭，太仓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京师会试中获第一名，廷试又得第二名，授职为编修。逐渐官至国子监祭酒。

万历五年（1577），以詹事身份负责翰林院。张居正服丧期限未满，即出仕为官，准备对吴中行、赵用贤等人施以廷杖。

王锡爵邀集同馆的十多人到张居正处请求宽免，张居正径直入内而不理他。吴中行等人既已受到杖罚，王锡爵扶着他们大哭。

第二年他晋升礼部右侍郎。张居正才回乡处理丧葬，九卿急忙请求召他回京，唯独王锡爵不签名。

不久，他请求探亲而离职。张居正因为王锡爵揭露自己的短处，更加怀恨他，王锡爵因此不出任官职。

万历二十年（1584）冬季，在家中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返回朝廷，他奏请禁止谄谀、抑制钻营角逐、戒除虚浮、节制侈靡、鼓励议政风气、精简工作。

皇帝都加以褒扬、接纳。起初，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人产生矛盾，因为王锡爵负有重望，并且与张居正不和，就极力推举他。

等到王锡爵入朝，与申时行结合，他们反而上奏极力排斥李植等人，于是李植等人全部离去。当时申时行任首辅、许国任次辅，三个人都是南畿人，而王锡爵与申时行同时在会试中举，并且在同一郡，在内阁中相处很好。

因为申时行性格柔和，而王锡爵性格刚直气盛。万历十六年（1588），他的儿子王衡考取顺天试的第一名，郎官高桂、饶伸议论此事。

王锡爵接连上奏辩驳，话语过于愤恨，饶伸被投入诏狱并从官籍除名，高桂被贬责到边疆。御史乔璧星奏请皇帝告诫王锡爵，务必扩展他的气量，成为美善有涵养的大臣，王锡爵上奏辩解。

因此逐渐与朝廷议论抵触。当时群臣奏请建立皇储的人很多，皇帝都不听。

万历十八年（1590），王锡爵奏请预先教导太子，录用言官姜应麟等人，并请求宽恕以前的巡抚李材，没有答复。曾经因为旱灾，自己陈奏请求罢免官职。

皇帝下诏好言挽留。火落赤、真相侵犯西部边疆，议论的人争相请求出动军队，王锡爵主张和平解决，与申时行的意见相合。

不久，他与同列争请册立皇储也不成，他关门闭户请求回乡。不久因为母亲年迈，接连奏请回乡探亲。

于是皇帝赐给他路费，派遣官员护送。回乡两年，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相继离开职位，有诏书催促、召见王锡爵。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他返回朝廷，是成为首辅。在此之前有圣旨，这年春季举行册立皇储的大典，告诫朝廷大臣不要轻慢地陈请。

朝廷大臣鉴于张有德事件，都表现出沉默。等到此，王锡爵秘密奏请皇帝决定大计。

皇帝派遣内侍将亲手写的诏书向王锡爵出示，想等待嫡系的儿子，命令将长子和两个次子暂且一起分封为王。王锡爵惧怕有失皇上的旨意，立即奉诏草拟谕旨。

但是他对外又顾虑公众的舆论，于是劝谏：“汉明帝的马后、唐明皇的王后、宋真宗的刘后都抚养诸位妃子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请皇帝指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就是嫡系儿子，而且生母不必尊崇位号以致压制了皇贵妃。”也拟谕旨呈送宫中。

同列赵志皋、张位都没预先听说。皇帝竟然将前面的谕告下达给了礼官，下令马上准备礼仪。

因此整个朝廷哗然。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人，集体到王锡爵的府第力争。

朝廷大臣和劝谏的人，奏章每天几次呈上。王锡爵与赵志皋、张位一起极力奏请皇帝追回先前的诏书，皇帝不依从。

不久，劝谏的人更多，而且岳元声、顾允成、钟纳陛、陈泰来、于孔兼、李启美、曾凤仪、钟化民、项德祯等人将王锡爵拦在朝房里，当面与他争辩此事。李腾芳也上书王锡爵。

王锡爵奏请在朝廷商议，皇帝不同意。他奏请当面陈述，没有答复。

于是他自己弹劾自己的多项失误，请求接受罢免官职的责罚。皇帝迫于公众的舆论，追回并搁置了先前的命令，下令稍候二、三年再商议施行册立的事。

王锡爵立即奏请皇帝迅速决定，并说“：过去嫡长子刚出生，已经颁布诏书大赦，诏书称‘祗承宗社’，明显地是像皇太子般待他。现在又疑惑什么而不决定呢？”没有答复。

七月，彗星出现了，有诏令修行、反省。王锡爵便奏请皇帝召见大臣。

又劝谏说“：彗星渐渐接近紫微星座，皇帝应慎重起居的时节，对左右放宽刑罚，不要嗜欲以防疾病，散发钱粮以广布皇恩。”过了一个月，他又劝谏说：“彗星已进入紫微星座，不是仅仅靠用人行政能够消弭的，只有建立皇储这一件事可以消除灾祸。

天王的星象称帝星，太子的星象称前星。现在前星已经闪耀而皇帝不早做决定，所以招致此灾祸。

如果迅速册立皇太子，天象之变就自然消弭。”皇帝都答复知道了，仍坚持等待春季之期的观点。

王锡爵的复奏又极力劝谏，并接连上奏恳请。十一月，皇太后的生辰，皇帝驾御宫门接受朝贺完毕，单独召王锡爵到暖阁，慰劳他说：“卿扶持母亲来京都，的确是忠孝两全。”

王锡爵叩头答谢，趁此极力奏请皇帝早日确定国家的根本。皇帝问：“皇后有了儿子，怎么办？”他答复：“这种说法在十年前尚可以，现在嫡长子已经十三岁，尚等待什么？况且从古至今，难道有子弟十三岁了还不读书的事？”皇帝颇为感动。

王锡爵于是奏请皇帝多召见大臣面叙。

7 崔驷传文言文阅读

应该是“崔骃”传。

崔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人。高祖父崔朝，昭帝时为幽州从事，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来往。后来刺王失败，被升为侍御史。生了儿子叫崔舒，历任四郡太守，所在之处均有能干之名。崔舒的小儿子名崔骃，王莽时做郡文学，以明经召到公车。太保甄丰举他做步兵校尉。

崔骃辞道“：我听说伐国不问仁人，战阵不访儒士。这一举动怎么找我呢？”于是自陈有过，回家去了。王莽讨厌那些不附和自己的人，多用法中伤他们。当时崔骃之兄崔发因佞巧被王莽宠幸，官位做到大司空。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莽一代。后来用崔骃为建新大尹，崔骃不得已，便叹气道：“我生在无妄之世，碰上浇、羿这样的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怎能独自法身而使所生危险呢？”是单车到官所，称病不管事，三年不到县去劝农桑。门下掾吏倪敞劝他，崔骃才勉强起身颁布春令。所到之县，大小牢狱关满了人。崔骃流着泪道：“唉呀！刑罚不中，于是陷人于阱。这些人有什么罪，而关在这里！”于是公平审理，放出二千多人。掾吏叩头劝道：“朝廷初政，州牧严峻。宽恕犯人，确是仁者之心；然而独有你这样做，将有后悔的么！”崔骃说：“邾文公不因一个人易其身，君子称他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是我所愿意的。”于是称疾而去。

建武初年，朝廷多荐言的，幽州刺史又举崔骃贤良。崔骃自以宗门受王莽伪宠，惭愧对汉朝，于是辞归不做官。客居在荥阳，闭门反省，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来决断吉凶，多所占验。临终作赋以自悼，名叫《慰志》。崔骃生了崔毅，因病隐身不仕。崔毅生了崔骃，十三岁能通晓《经》、《易经》、《春秋》，博学有大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会写文章。年轻时游历到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钻研典籍为业，不遑做官之事。当时人有的讥笑他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

崔骃模仿杨雄的《解嘲》，写了《达旨》来答复他们。元和年间，肃宗才修古礼，巡狩方岳。崔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文辞很典美，文字太多所以不记在这里。皇上常好文章，自从看了崔骃的颂以后，常嗟叹起来。对侍中窦宪说：“你知道崔骃吗？”答道“：班固多次对我说起他，我没有看见。”皇上说“：你喜欢班固而忽略了崔骃，这是叶公好龙哩。试请见他。”崔骃由此问候窦宪。窦宪急忙穿鞋在门口迎接，笑着对马因说道：“亭伯，我奉皇上的命令和你交朋友，你不会薄待我吧？”于是揖为座上客。住不多久，皇帝来到窦宪家。当时崔骃正在宪家，皇帝听说而想召见他。窦宪劝阻，认为不应与白衣之士相见。皇帝懂了，便说：“我能使崔骃朝夕在我身旁，何必在此！”正想请他做官，碰到皇帝驾崩。窦太后临朝，窦宪以贵戚出纳诏命。崔骃献书告诫道：“马因听说交谊浅而言语深，是愚蠢；在贱位而望贵显，是糊涂；不相信而纳忠言，是毁谤。三项都不相宜，而想试试看，是想效区区之心，愤懑而不能自止哩。我私下看见足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厉，有上贤的风度。马因幸而得充下馆，排在后列，因此竭尽拳拳之心，敢进一言。

“古人说：‘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在富贵而能不骄傲的，是没有的。现在宠禄初隆，百僚观行，正当尧舜的盛世，处在光华的显时，岂可不庶几早晚，使众人之誉能久，弘扬申伯之美名，成就周公、召公的事业么？古语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译：不担心没有地位，只担心立身不处于仁义。）从前冯野王以外戚居高位，称为贤臣；近来阴卫尉克己复礼，最终得到多福。郯氏的祖先，不是不尊贵，阳平的宗族，不是不隆盛。重侯累将，建天枢，执斗柄，（指王氏九侯五大司马，掌握国家的大权。）其所以被讥笑于当时，垂愆尤于后世，为什么呢？就因为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义不足哩。汉兴以后，到哀帝、平帝之时，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只有四人罢了。《书经》说：‘鉴于有殷。’（注：以殷商做镜子）可不谨慎吗？“窦氏的兴起，从孝文帝开始。

长君、少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在前日；安丰侯窦融以佐命著德，显自中兴。内以忠诚自固，外用法度自守，终于享了国祚，垂福至今。谦德之光，《周易》所赞美；满溢之位，道家所戒。所以君子福大而更加恐慎，爵隆而愈恭敬。看远近，俯仰都有法则可循，铭刻在几杖之上，刻记在盘盂之间。兢兢业业，无敢怠荒。这样，就百福到来，庆流无穷了。”等到窦宪做了车骑将军，召崔骃做掾吏。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都是故刺史、二千石，只有崔骃以处士年少，提升在其间。窦宪擅权骄傲放恣，崔骃多次劝阻。等到出击匈奴，道路上更多违法之事，崔骃做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次，指切长短之处。窦宪不能容忍，稍为疏远了他，因为崔骃是高第出身，让他出为长岭县长。崔骃自认为远去，不得意，于是不到官位而回家。永元四年（92），死在家中。

8 《陈际泰传》文言文翻译

际泰，于是就通晓了《书经》的大意，陈际泰就把《诗经》带到了田地里，有时拿邻居家孩子的书，一天可以写二三十首诗，返回临川，非常勤敏，躲着人偷偷地诵读，不能够拜师读书，在舅家药笼中见到《诗经》，书的四角已经磨灭变得模模糊糊了，临川人，蹲在高的土山上吟咏《诗经》，自己根据文意去判断区分（哪个地方该有停顿），而且也没有划分句读，先后写的诗达到了万首，同艾南英等人凭借八股文而闻名天下，拿着就快速地跑了，很生气。

父亲看见了。读书人应试诗文的数量。

家里贫穷，于是终身都没有忘记。很久以后。

陈际泰写诗作文，没有比得上陈际泰的，又没有书籍。从表兄那里得到了一本《书经》，督促他到田地里去。

十岁，字大士。

9 《谢枋得传》文言文

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人也。

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为首，辞不起。又明年，行省

丞相忙兀台将旨诏之。枋得曰：

上有尧、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诏。

丞相义之，不强也。二十五年，尚书留梦炎以枋得荐。枋得遗书梦炎，终不行。

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见时方以求材为急，欲荐枋得为功。枋得骂曰：

天佑仕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