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是指用国家权力，强行命令下面的臣民为对当代的君主不能直接称呼其名，而要改用其它的方法来称呼，所谓的“讳”就是指那个不能直称的名字。一般的规定是对于已死君主，七世以内者必须避讳，七世以上者，可以不避讳。

在我国古代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第一种改字法，第二种空字法，第三种缺笔法。题目中的如何避明仁宗朱高炽的名讳，当时的人们可以用这三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都可以，下面来分别说一下这三种方法。

所谓“改字”就是对需要避讳的字改用其它的字来代替，这种方法从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被使用了。由于“改字”法的盛行，我们经常会在古籍中看到一些人名、人姓或官名、地名等被认为的改变了，这也对我们阅读古籍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在《三国志》中，作者为了避讳司马懿的讳，把并州刺史张懿改为了张壹。之后东晋时期，为了避讳晋文帝司马昭的讳，把王昭君改成了“王明君”，在汉代广为流传的《昭君》曲也因此变成了《明君》曲。

不止是朝中大臣，民间百姓要避讳，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也要避讳，我们熟悉的嫦娥就是由于避讳才出现的，在《淮南子》中嫦娥的名字原本是叫“姮娥”的，《史通》里面也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但是到了宋朝，为了避宋真宗赵恒的讳，原本的“姮娥”被改成了嫦娥，并一直流传至今。

唐朝时期，著名的诗魔白居易，曾做过江州司马，并写下过著名诗句“江州司马青衫湿”，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司马”与前朝的司马并不一样，白居易的这个“司马”原本应该叫做“治中”，后来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讳，才改为了司马。

空字法，顾名思义，就是将要避讳的字直接不写，或者不读，也有的地方用“某”来代替。《史记》中“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这里面的“子某”其实就是汉景帝刘启。

在《宋书》中，对刘家的帝王大多都是用讳字代替，比如“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镇西将军”，实际这里的“讳”代表的就是晋文帝刘义龙。

在唐太宗之前，“户部尚书”一直都是被叫做“民部尚书”的，唐太宗登基后，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才改为“户部尚书”。

缺笔法，就是对所避讳的字最后一笔不写，这种方法起源于唐代，但是在唐高宗的时候规定了不许随意缺笔。不过在宋代这种缺笔法却又流行了起来。现在翻看宋代的书籍，还会发现很多这样的缺笔字，应该都是为了避讳才这样写的。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三种避讳方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必须要用那一种，所以在明代为了避明仁宗朱高炽的名讳，人们可以选择这三种中的任意一种。

古人有个禁忌习俗，就是不能直呼皇帝、长辈、圣人的名字。写文章或书时，遇到与上述人物同名的文字，只好用其他文字或其他方法代替。这种习俗起源很早。根据公羊传年的记载，春秋年孔子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讳为尊者，亲为贤者”。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适用，这种习俗不仅要求禁忌的场所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朝代的皇帝都规定了禁忌的范围和方法，使人们不得不遵守，否则会受到惩罚甚至斩首。于是，禁忌就成了一种法律，人们不得不高度重视。

比如秦始皇的名字叫嬴政，“正月”改成了“端月”；东汉光武帝名刘秀，“秀才”改为“冒菜”；唐太宗以民为名，唐人以“戴”字代“师”，以“”字代“民”，而“观世音”字略称“观音”，“民布”字改称“户布”。乾隆的圣旨里不允许有“五福”二字，是为了避开顺治皇帝福临的名字。有时候我们甚至要避开皇后的名字，比如吕后的山鸡。朝臣遇到野鸡，都要改成“野鸡”。另一个例子是唐代诗人杜甫，他的父亲名叫杜宪。杜甫为了避讳“仙”字，一生写诗，却从未在诗中使用过“仙”字。他妈妈叫海棠，杜集没有海棠诗，也没有妈妈的名字。再比如苏轼祖父的名字“许”，意思是“许”字是忌讳的，所以苏洵没有写“许”字，把写的地方改成了“殷”。苏洵的儿子苏轼也没有用“许”字代替。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地址和人物因为忌讳而改名？从乐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谓数不胜数。下面挑选一些知名人士，和大家聊聊已经改名或者已经改名的地址和人物！

1滁州荆州

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子楚，于是将楚国原来的疆域“楚”改为“荆”，滁州改为荆州，完整记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年。这种法律有依据吗？原来“楚”是一种灌木的名字，在南方江汉谷的山区很常见。可以做柴火等用途，人离不开它。古有“楚”谓之“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荆楚大地”。

广州周帆、广陵江都

据公元隋书地理志年的记载，为了避开皇帝的禁忌，几十个带有“广”字的城市名称被一下子改了，其中就包括广州，广州被改名为。此外，广饶县改为东海县，广安县改为延安县，广都县改为双流县，光华县改为河池县，广灵改为江都等。也许杨光的名声不太好，有些城市在未来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

3包括国家国家。

如果说只是回避了“广”字，那么在就要忌讳得多。他不仅回避“是”，甚至连看起来像“是”的“括”字也回避。卷二六云:“滁州，原名阔州，建立于唐德宗，因其名宜避，宜处士见星之异，故改滁州。今之俗误为‘处’之‘处’。”

4玄武门神武门

说起玄武门，我们第一反应是唐初为了继承权而发生的血淋淋的宫廷变故——玄武门政变。毫无疑问，这个大门开启了李世民的帝王生涯。影视古装剧中经常出现“玄武门”这个词。不是，在热门剧闻见后录第30集，周宁海告诉华妃，“皇上和皇后的护卫已经在玄武门外了。”但是这部电视剧里出现了“玄武门”这个词，在当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康熙年间重修玄武门时，玄武门被改为神武门，因为叶璇二字是康熙皇帝叶璇名字的禁忌。雍正朝谁说“玄武门”，谁就是犯了大忌，应该严惩。

5和兴嘉兴

三国时，武黄龙三年，菰米在全县诞生。统治者以为嘉禾，于是改郡县名为和兴。后来孙权立三子孙鹤为太子，不仅避“和”字，而且谐音“和”，甄_传云：“五年正月，立其子何为太子，特赦令，改合兴为嘉兴。”

6淳化县正仪县蒙山县

唐宪宗和李淳也需要避免同音词。说，“丁伟，改贵州淳化县为华牧县；蒙准郡只是郡。”

北宋太平天国元年，宋太宗赵光义“浮光烛影”称帝，改正仪县为蒙山县。

然而，赵光义是合理的，允许同音异义词存在。将儋州宜川县改为宜川县，常州宜兴县，郴州宜章县改为戎州宜章县、宜宾县。

7衡山常山

汉文帝名叫刘恒。他做了皇帝以后，不仅把_娥改名为嫦娥，还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臣田横改名为田昌，把衡山改名为常山。

8建业建康

公元229年，三国大帝孙权建都今南京，改秣陵为建业。西太康三年，晋武帝司马燕改建业为建业。西建兴元年，之孙司马晔即位，即晋帝，因讳，改建业为建康。

至于建康后来怎么变成现在的“南京”，那是明朝的事。后来建康城改名江宁，中间又改回建康。朱元璋称帝时，称应天府。明太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南京改名为“驻京”。南京的真实名称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间。

9孝昌县孝感县

在50年代期间，李，唐庄皇帝，即位。因为祖父名叫郭昶，他根据董永卖身埋父、范翔文北、孟宗哭笋等孝子惊天动地的故事，将孝昌县改为孝感县。现在湖北省孝感市下辖孝昌区。

10安康汉阴、遂安县广德县、宝安县东关县

在古代，不仅要避讳帝王、名人，还要避讳恶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避讳”。唐肃宗最看不起反派安禄山，恨他姓安，把当时所有的城名都换成了“安”字，所以一口气换了几十个城名。按第二卷三国志吴主传二，改安康为汉阴，安化为顺化，同安为桐城，遂安为广德，宝安为东莞，安昌为宜昌。有的不仅改原话，连谐音都改了。

11王昭君王明军

晋武帝司马燕取代魏后，追授其父为文帝。为避讳，当时的书籍会将“赵”改为“明”。有“赵、叶”的解释。所以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出嫁于西汉，也被称为“明君”、“费明”。后人也用这个说法。比如杜甫七律旧唐书宪宗纪上有“万重岭谷近荆门，光夫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这句话，而这个“费明”指的就是王昭君

12唐玄宗唐黄明

我们知道，皇帝死后会有庙号和谥号，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因为自己的忌讳而称皇帝谥号。例如，梨园唐玄宗李隆基的庙号是玄宗，谥号是明。到了清代，因为禁止避讳唐康熙、唐玄宗的叶璇这个名字，所以常被称为唐黄明，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13王王充、韩济。

唐太宗称帝，改观音为观音，改称王，割据者

据说后人也因为上面的改名闹出了不少大笑话：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举例年的王石崇中写“王充”，“师”字中间换了一个空格。唐人写说文解字，在韩擒虎写汉纪后加了一个空格。后人不知道这是抄写或临摹时忌讳所致，于是在刻书时擅自去掉了空格，成了

更有甚者，为避“虎”字，当时的习语“不入虎穴”改为“不入虎穴”，“画虎不画狗”改为“画龙不画狗”。“老虎”呢？只能叫“刀锋”！

刘知几刘志轩刘子源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世时，因“己”字与唐玄宗的“己”字读音相同，其字在著作中被称为“”而非其名。但到了清朝，需要避讳康熙皇帝叶璇，所以刘知几在清朝改名为“刘子源”。这种变化给人们阅读古籍造成了很多障碍。

15快车快通

车是汉初韩信的幕僚，在韩信死后成为宰相的座上宾。据说东汉末年的蒯良、蒯越都是他的后代。在刘彻统治期间，他改名为蒯通。:“蒯通为武帝所讳。”石鼓注：“本名车，后世史家一直追书交流。”

16薛道元薛原沈雪

南齐大将薛道元，因避讳齐王萧道成的名讳，去掉了“道”字，只称薛原。然而，当它在唐朝从0755年到79000年被编辑时，它被重新命名为沈雪，因为它避免了唐高祖唐元的名字。

17齐桓公齐威公

北时期，因钦宗封为桓，在宋代改称齐威公。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址和字符在改名后一直在使用，有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恢复到了原来的名字，有些两者都用。而且，除了安史之乱的“安”字是“忌讳”之外，其余的都是“忌讳”。“尊讳”是禁忌的主流。至于“忌讳”，大多是杀人不吉利的词，很少用在地名中。所以史书中很少有因为“忌讳”而改名的称呼或人物。

另外，古代也有很多人因为忌讳而改姓，最经典的就是秋。清朝雍正年间，因为推崇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要求凡有“秋”字的书都要少写，姓秋的干脆改成“秋”字。同样，庄姓因避讳汉高祖刘庄而改为燕；姬姓改为周;在唐宪宗和春丽等地，傅春雨为避讳而改姓山雨。

因忌讳而改名，不仅涉及地名和人名，还涉及食物和水果。比如名扬豫时，山药改名为“薯药”，到了宋代，因名扬蜀，薯药改为沿用至今的名称：山药。再比如五代十国的国王钱云，他把石榴改成了“金樱桃”，因为“钱”和“石榴”谐音。与乾元同时代的杨行密占领扬州时，当地人怕得罪他，就把蜂蜜改成了蜂糖。如果在古籍中看到樱花或者蜂蜜，应该知道是石榴和蜂蜜。

首先谈迁治学严谨，因此这些的东西可信度是有的；其次历史记载可以通过文物验证或者和其他同时代的记载相互验证；最后还可以根据方式的情况推测记载的真假。所以综合起来看《国榷》里的记载真实性很高！

文字狱出于清朝，是清朝为维护其封建统治正统地位对汉族文化的一种残酷的禁锢奴役与打击摧残。满清盛世三代皇帝都酷爱文字狱，其所用手段令人发指，无所不用其极。是中国近世以来最大的文化浩劫之一。许多学者将之与秦朝的焚书坑儒和近代的文革运动相提并论，称之为三大浩劫。

民间忌黄，禁黄源自唐朝。以**为尊源于五行思想，土居五行正中，中华民族又发源于黄土高原，由此**便为尊色，崇黄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历代都以黄为贵，宋代以后**逐渐稳定为皇家之色。

但在唐朝之前，皇帝的龙袍并非固定的黄袍。秦代崇黑，汉代崇赤，隋代崇黄，百官穿黄袍。唐高祖李渊时袭用隋制，以黄袍为常服，禁止百姓服黄，此为禁止民间用黄之始。

皇帝叫什么名字，对于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臣民来说，特别事关重大。虽然语言和文字是祖先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一旦皇帝的名字占用其中的某个字甚至某个音，那就是拥有了排他性的专利

一般来说，避讳是只回避皇帝名字所用的那个字，即某皇帝在位时其名忌讳，百姓不得用其中的字，此之谓“名讳”。避讳的方法有几种，如皇帝名字中的某一字缺笔或用其他相似字代替，而姓氏一般不在避讳之列，而且这位皇帝死后就不用再避讳了。

但是，也有不少的场合，不但那个字不能用，就是同音字也不能用。因为汉字同音字很多，所以，回避同音字，就会造成大量汉字不能使用的情况。

刘邦当了皇帝接受当年一同打江山的哥儿们的跪拜朝贺时得意地说，从此他才知道当皇帝的美妙。事实上，当皇帝的美妙岂止在接受跪拜朝贺上。他名字的用字都成为全天下的禁忌，该文字从此从全世界上消失，这不是同样体现皇权的威赫庄严么�

对于当朝人来说，不让用就不用，人们着意注意就行了，但是，那些历史上已经用了该字的怎么办呢？那就替古人改吧。管它是古代的地名、人名、官名、物品名还是姓氏名，都统统要为当朝皇帝让路。每个朝代，都因为这个朝代的皇帝名字中的某个字，而要对历史文献、地名、官名、姓氏、成语、典故等等进行改换。历史文献被每个朝代不断这样修改，其结果是让后代人一头雾水，给后代文献整理工作增加的混乱和负担难以尽述。

因为汉高祖叫刘邦，先秦古籍中的“邦”字在汉代都被改成了“国”；光武帝叫刘秀，“秀才”被改成了“茂才”；李世民称帝，国家机构“民部”从此改成了“户部”，一直延续到清末。因为康熙叫玄烨，千字文的第一句也就改成“天地元黄”而不是“天地玄黄”了。雍正皇帝叫“胤祯”，结果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改为“崇正”，把宋朝皇帝“赵匡胤”改名为“赵匡允”。后晋的石敬瑭名中有“敬”，于是所有姓“敬”的人被迫改姓“苟”或“文”。近年不少姓“苟”的人呼吁要把他们的姓恢复到“敬”，就是石敬瑭当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皇帝的名字而改姓的，随便就可以举出：避汉元帝刘爽讳，爽氏改为盛氏；避汉明帝刘庄讳，庄氏改为严氏；避汉安帝父追尊孝德皇帝刘庆讳，庆氏改为贺氏；避晋景帝司马师讳，师氏改为帅氏；避唐明皇李隆基讳，姬氏改为周氏；避唐明皇讳，弘氏改为洪氏……

至于因皇帝名字而改物品名的，也常见。明熹宗名字叫朱由校，宫中就只好把“油”叫“芝麻水”，把“油漆”叫“漆作”，“校官”改“教官”，“校场”改“教场”。吴武王叫杨行密，人们就把“杏子”叫“甜梅”，把“蜜”改称“蜂糖”。

我们看隋唐故事时，评书里常说有个天下第一好汉叫做李元霸，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可是你去史籍中查询，却发现李渊并没有个叫李元霸的儿子，只有个儿子叫李玄霸，其实就是李玄霸就是李元霸，只是在康熙年间为避玄烨名讳的玄字，而将玄霸改称了元霸。

回避皇帝的名讳，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后盾。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议》规定，笔误或口误，书写或说出皇帝的名讳，就要挨板子；如果起名犯讳，就要流放三年。

不仅名字忌讳，古代中国的封建皇帝，称为天子，居九五之尊，对于臣民的生命财产有生杀予夺之权，因为其个人思想兴趣的爱好与憎恶原因，也产生了许多其他古古怪怪的奇特禁忌。近者如左右群臣，远者如百姓黎民，稍有不慎，触犯了皇室种种忌讳，就会大祸临头。

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忌猫。武则天忌猫事出有因:她曾将太子之妾萧良娣囚禁下狱，

萧良娣对她的残暴行为恨之入骨，发誓说:“愿阿武(则天)为老鼠，吾为猫儿，生生扼其喉!”这话传到了武则天耳朵里，萧良娣当然不会有好果子吃。武则天也从此开始恨猫、忌猫，把养猫看做是“不祥之兆”，并下旨宫里一律不准养猫。

元代第4位皇帝元仁宗，这位蒙古族天子属鸡，认为“雄鸡一唱天下白”，司晨有功，特别是雄鸡啼叫时那副咄咄逼人、藐视一切的神气模样，他尤为欣赏。登基伊始，他就在大都(北京)告示民众:有虐待鸡者，必遭严处。有一百姓宰鸡烹之，沿街叫卖，名曰“烧鸡”，肉鲜味美，生意兴隆。这一天，卖烧鸡者从乡下收活鸡回城，被巡兵发现，令他将网袋中所缚之鸡全部解开，放生于野外，仅留一鸡抱于怀中，游街示众。三日后押回原籍。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曾出家当过和尚，剃过光头。和尚又称僧人，因此他特别忌讳“光”、“秃”等字，“僧”字当然更忌讳了。推而广之，连跟“僧”字谐音的“生”、“笙”等字也不许用。如果谁在文章中一不小心用到这些字，一经发现，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讥刺”论罪，捉起来杀头。

清末的慈禧太后虽不是女皇，但实际上她比当政的皇帝同治和光绪权力大得多。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属羊，基于这个原因，她一生忌听“羊”字，竟把“羊”列为宫廷忌字，谁也不许提，连御膳房做菜用的羊肉也得改称“福肉”或者“寿肉”。

慈禧酷爱听戏，几乎每天必听。但看戏时也忌讳听到“羊”字，连带有“羊”字的剧名，如《牧羊图》、《苏武牧羊》等戏，都不许在宫里演出。

同治年间，梆子名伶侯俊山被召进宫里侍演《玉堂春》。慈禧听得眉飞色舞，不时点头称赞，吩咐李莲英事后要重赏他们。不料，当听到“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一句唱词时，慈禧怒容满面，立即命令停演，“犒赏”他们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棒打，不准再入宫演戏。从那以后，宫里再演《玉堂春》时，苏三的那句唱词便改为“我好比入网的鱼儿有去无还”了。

光绪年间，名武生王福寿应召入宫，给慈禧侍演《挑滑车》。请赏时，慈禧却阴阳怪气地对王福寿说:“戏唱得不错，可我听说，你在外面与人合作开了个羊肉铺子，每天一刀一刀地割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赏你，不罚你就算便宜你了!”

慈禧认为，羊虎相克，她命人对身边的太监及宫女逐个查问，凡虎年生者，一律严惩，当众杖责，然后逐出宫门，流放北漠以图吉利。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

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