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

印章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批校题跋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文献资料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文/江寒园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司马迁所作。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之同州韩城县。

两汉时并未有“史记”之名，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司马迁为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自序有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就是说我本有救世之志，但如果只是干巴巴的讲道理，你们看了也没多大印象，倒不如借诸多人物史实说个历史故事，之后再抒发议论，这样你们便能更加深刻的体悟到这些兴亡治乱的道理了。

所以其著书的最大目的，也就是借这史事为手段，而抒发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这其实和《春秋》之旨趣相同——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但其中实在有很多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

司马迁也私下将其所作《史记》自作《春秋》。在其《自序》中有言“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注：汉武帝获麟在元授元年冬十月，即公元前122年），而孔子作《春秋》，也是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为之。

刚才虽说司马迁借诸多列传而抒发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不能说《史记》就毫无历史价值了。古代史官大都世袭，积攒了不少史料，司马迁早年足迹几遍至天下。所述秦汉间事，因年代相差不远，更是有幸亲自听当地老人谈及古事，是以其史料之真实性应有一定保证。且其《自序》有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可见司马迁是很有职业情操的，只是“整齐其世传”，而并非凭空创作。

除此之外，《史记》开创了以个人列传而入史的先例，《史记》凡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其余都是个人传记，这不仅是在中国，即使是在外国史及过去的古籍中也没有过这种体例。

另外，以前的史书要么是一件事情的关系文书（尚书），要么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像《国语》、《战国策》）要么是一个时代的记载（春秋、左传）。而《史记》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永久相续的（梁启超语）。《史记》实际上是整个中国通史的第一个开创造，而班固以下，基本就都是断代史，跟不上司马迁的精神了。

第三、《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本纪及世家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

列传则以人为主体，贯彻历史及其时代风貌精神；

八书则描写自然现象及社会制度，与列传当中“人的历史”相互协调

十表仿效《周谱》，表法确立好后，各个事件的脉络也都清楚了。

《史记》以这四个部分而成书，互相调和，脉络交织，体例谨严，共筑成一个总的整体。其影响力可谓笼罩千古，后世作史者，虽有增减，但总的体例组织概莫能出。

四、《史记》虽然说是史，但仅就文学来看，依然有很大的价值。其叙列扼要美妙。后世列传，多藉史以传人，而《史记》之列传，唯藉人以明史，所以和社会没太多关系的、对历史进程没多少影响的这些，滥竽的也少。

另一方面，《史记》也有颇多后人误入补续之作。读史时需对其加以甄别剖析，还太史公以本来面目。

首先，《史记》就不一定是全本，就像《红楼梦》等很多名著都有后人续作，《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说：“十篇缺焉”。但现存《史记》一百三十篇具足，不亦怪哉？

而且前面说过，太史公《自序》说，史记也就写到武帝获麟为止，这个时候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然而《史记》中记载元狩元年以后事甚多。

但是这个年限并非铁证，另还有“讫太初说”“讫天汉说”“讫武帝末说”，后两者是后人所附加，且不必理会。但第一个也是出自《太史公自序》，不过是在序言后的一小段字。太史公以史记自比春秋，衡以情理，应该以武帝西狩获麟为止，但太初、天汉间，太史公也还在世（天汉元年，太史公才46岁，其卒年据考证应该和武帝相仿佛，大约58，59左右），如果记录下这时候的事，也可以理解。但在公元前88年之后（也就是太史公卒后），《史记》中所述之事，绝非子长亲笔，必为后人补续伪窜。

严格甄别的话，还是应该以元狩元年为分界点。即使稍微放宽一点，也最多到太初末年。这之后的，必是后人附会（有褚少孙之补作、有刘歆等故意窜乱）。

比较明显的如《滑稽列传》、《田叔列传》、《张丞相》传篇末皆有“褚先生曰”

全篇皆伪的，已经考证出来的有《武帝记》、《日者传》、《龟策传》

而刘歆故意窜乱的，要分辨出来难度比较大。

据此，诸君读史时，必得对其加以甄别，还太史公以真面目。

但是除此之外，如《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信陵君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皆是千古名篇。如班固所言史公之“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史相衬，良史之才”。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 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