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出土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典籍说明了什么
新疆地区出土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典籍，说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同时也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这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首先，新疆地区的政治环境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汉朝时期，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历代中原王朝在新疆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实行管辖和治理。这些政治举措促进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为两地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奠定了基础。
其次，新疆地区的经济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对于新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也通过移民、商贸等方式传入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此外，新疆地区的文化也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包括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元素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对于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新疆地区出土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典籍，说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这些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中华文化和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最近几年，我国越来越注重中华古典文化的传承。不管是在综艺节目还是电视**当中，都有对于中国文化的宣传和传承。类似于中国诗词大会，中国地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等，这些综艺节目都是我国对于中华民族经典文化传承的支持。而在大年初一又一档传承我国经典文化的节目，播出了这就是《典籍里的中国》。
不知道大家在提到我国的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是我国的神话故事，还是我国优美的诗词歌赋？我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漫长历史的文化强国，传承下来的书籍典籍也是非常之多。在我们的学习生涯中，或多或少都与一些典籍有过交流，那么你是否还记得这些典籍？是否了解过这些典籍背后的故事呢？《典籍里的中国》他就讲述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一部又一部流传千古的典籍是如何被创作出来，如何流传到现在的。这个节目最吸引我的一点在于，在节目之中，作为读书人的我们，可以与古时候互熟人进行一场“跨越千古”的“古今对话”。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讲述的是被称为“史书之源”的《尚书》。这本书传承了2000余年，构建了我国最基本的知识体系，同时，这本书也是最早被翻译流传到西方的典籍之一。这部典籍主要记载着尧舜禹夏商周时期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以及人物所代表的历史智慧。节目期间吸引我的是主持人撒贝宁与伏生的对谈，有一句话深深的戳中了小编的泪点，“华夏为何是一体？自古就是一体”。是啊，从古到今，我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的民族，及时遇到过危机，但最后我们都挺了过来，而典籍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又一次困难当中，承载着我们在困难中学到的知识，记录了在困难当中，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在故事当中最感动我的是伏生保护《尚书》的故事，他的儿子为保护点即死于兵劫，妻子为保护典籍病逝。在我看来，他们保护的并不只是一部典籍，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文明和信念。
书籍当中记载着先代贤者的迅捷和精神文化，而这些文化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食粮，正是这些精神上的支撑，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生生不息，流传至现在。《典籍里的中国》记述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你愿意去了解这些典籍之中的故事吗？
6
抟黄土作人，是后人的加工，在远古时候，女娲造人的传说，说的则是她用自己的身体孕育人
类。
《说文解字》云：
“娲，古之神圣女，化生万物者也。
”
在中国古文字里，娲、娃、蛙三字皆可通，用于动物者为蛙，用于人类者为娲或娃。而古代的
蛙字，又是由“鼋”字发展而来的，河南郑州出土一件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上面有“鼋”字形的蛙
形图案。
《国语·周语下》有“我姬氏源于天鼋”
，天鼋，就是大青蛙、大蛤蟆。意思是说，姬族是
大蛤蟆的后代。而女字加一个鼋字，即是古代的孕字。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杨堃的《女娲考》写道：
“女娃为孕，岂不是女娲抟土造人身神话在文字上的落脚吗？有趣的是，中医界仍把女性阴口叫做
蛤蟆口，或蛙口（娃口）
。
”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地方仍把小孩子称作“娃子”
。
女娲作为先民的崇拜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角色是有显示变化的。情况大致是：最初只是母
亲神，所代表的是女性生殖力，尔后演变为男女婚姻之神，其事迹不再是抟黄土造人，而是主持婚
配和炼五色石补天。或者说，抟黄土造人的神话所反映的是母系社会的婚姻形态，而后者所反映的
则是一夫一妻制产生后的婚姻形态。
《风俗通》
：
“女娲祷神祠，
祈而为女媒，
因置昏姻。
”
《淮南子》
又云：
“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
其实，
“置昏姻”与补苍天是一回事，即男女交合。这里的关键是对“五色石”的理解。
“五色石”
是一神秘的东西，女娲补天，用的是五色石，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之卵也是“五色甚好”
。
《山海经·南山经》曰：能使人长生不死的就是“五色发作”的玉；石之美者曰玉，佩玉，起初是
用作护身符的，其作用不是为了避邪，而是为了长生。
《南山经》记载，黄帝就是食用了玉膏，才得
以升天。
《博物志》说：
“名山大川，孔穴所向，和气所出，则生玉膏，食之不死。
”西王母的不死之
药也就是这些石或玉，就是男根。嫦娥偷吃的就是这种不死药。
将石头比作男根，最富玄思和文学色彩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曰：
“却说那女娲炼石补天之
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
六千五百块，但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可通，自去自来，可
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贾宝玉这个情种就是
这块石头，他“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可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
，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周易》和
《说文》所描写的龙的特征：
“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
“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而且，
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宝玉这块顽石同样是五色的，且大于雀卵。
在《红楼梦》里，宝玉为阳之精，黛玉为女之精，宝玉有顽石一块，而黛玉却没有。第三回描
写“摔玉”情景，作者更是直接将之称作“劳什子”
。在中国民间，
“劳什子”历来是男根的代名词。
2
、昆仑山和泰山
中国有两座名山，昆仑山和泰山。
昆仑山，黄河、长江都源于昆仑山。在中国先民的信仰里，昆仑山是生命之源的象征，是西王
母的居所，是女阴的象征。
昆仑，在古代传说里又名“虚门”
，所以“昆仑之丘”亦名“昆仑之虚”
。
“虚”的原义相当于玄
牝。
《大荒西经》说西王母“穴处”
，还有一意思就是昆仑山本身就是一个洞穴一样的东西。山是凸
形，穴是凹形，在先民的生殖崇拜意识里，凹凸无甚本质不同，都是生殖器的象征，具体说来，女
阴之象，既可理解为山峰，也可理解为洞穴。
昆仑，以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说法，其本义为圆。李善注，
“昆仑，轮转之貌。
”所以，传说中
昆仑山上有瑶池、瑶台、旋室，与圆、摇动、转动有关。
昆仑，同时又是“葫芦”
、
“苦砻”
、
“窟窿”的音转。在初民那里，葫芦被视为生命之源，视为
生殖力的象征，而象征的原型或是孕妇的腹部，或是女子的阴户。葫芦为瓜属，故女子破身，俗称
“破瓜”
。苦砻即蛤蟆、蟾蜍、蛙，都是女阴之象。窟窿的词义为“孔”缓读为窟窿，急读为孔，故
7
昆仑就是一个孔洞。
昆仑山为生命之山，主要还是西王母的象征意义。在后来道教的诸神谱里，西王母为雍容华贵、
端庄美貌的王母娘娘，但在先民的眼里，
西王母非但无美貌可言，而且丑陋无比，人面虎身，一口
虎牙，还拖着一条豹子尾巴。
《
山海经·西次三经》
：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
”
《大荒西
经》曰：
“有神，
人面虎身，
有文有尾，皆白处之·
·
·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
由以上文字可知，西王母实为虎神，体现了先民的虎崇拜。虎崇拜实际上是一种生殖崇拜，虎
为女阴的隐喻。
《易·乾·文言》曰：
“云从龙，风从虎。
”顾炎武解释道：
“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
从虎则为坤从虎。
”在我国古籍和传统造型艺术里，龙虎并称或龙虎同时出现，往往都是隐喻男女性
事的。
《周易参同契》云：
“龙阳数奇，虎阴数偶。
”又说：
“龙呼于虎，虎吸龙精，两相饮食，俱相
贪。
”显然，这些文字是对男女性行为的描述。龙与虎，既可理解为男人和女人，也可理解为男根与
女阴。
龙腾虎跃，龙争虎斗
，
西王母的传说常常与鸟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西王母有关的鸟是“三青鸟”
。
《山海经·海
内北经》云：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三青鸟亦为三足
鸟或三足乌。
在先民的信仰里，鸟是太阳神的象征。古人的造型艺术，鸟常常同太阳画在一起，
，或为鸟负日
而飞，或为鸟站在太阳里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
，画面左上角的太阳图案，里
面就有一支大黑鸟。古代文献，三足鸟又写作“
足峻
cun
”
，
《淮南子·精神训》云：
“日中有
cun
足
俊
乌”
。
足俊
与
月俊
音同义通，古时当为一字。
《说文》
：
“
月俊
，赤子阴也。
”
“赤子阴”是男子灵根
的古老说法。
《老子》第五十五章说：
“未知牝牡之合而
zui
月俊
作，精之至也。
”牝牡之合即男女的
生理结合。老子的这句话将鸟的象征意义揭示得明明白白。俗语：小鸟、小鸡、小鸡鸡。
与昆仑山对应的是泰山。
泰山常与古代帝王的封禅相联系。所谓封禅，实则是件简单的事，
“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
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问题是我国幅员辽阔，何处不可以祭天
地，为什么要到泰山去呢？《后汉书·祭祀志》曰：
“岱者，胎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之
交，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惟泰山乎！故为五岳之长耳。
”
“不崇朝而遍雨天
下”
，即是说不用祭拜男女性器，天地也可在此交感，其方式便是“触石，肤寸而合”
。这是很形象
的描写。因为天地交感，不像匹夫匹妇之所为，它们只是“肤寸而合”就够了。
泰山为生命之山，仅从一个“泰”
，亦可探其奥妙。泰山之泰即《易经》泰卦之泰，其卦象为
乾下坤上，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
”
《序卦》释泰：
“泰者，通也。
”乾坤之通，亦即男女之通。
北京故宫，前有乾清宫，后有坤宁宫，而二者中间还夹有一个泰和殿。强调天地之交、阴阳之合、
乾坤之合。
3
、帝王祖宗
帝王祖宗，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权威的称谓，探究它们的本来面目，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很有帮
助。
①、
“帝”
是什么？
在甲骨文中，
“帝”写作
或
。此字的下部似为三根木棒构成的三角架，其上一个置放东
西的平台；上部为正三角形或倒三角形符号，明显出是女性生殖器的符号，即女性人体三角区的形
象描写。在古代世界，用倒三角形符号代表女阴的不独中国汉民族，巴比伦早期的象形文字，日本
新石器时代的石刻文，都是用倒三角形符号表示女阴的。据西方著名的艺术史家格罗塞在他的《艺
术的起源》
中报道：
南美洲恒格河巴西印第安人以倒三角形符号代表女子的遮羞布，
名为
“乌鲁里”
。
8
当一个白人在他们面前画一个等腰三角形时，他们哈哈大笑起来，叫道“乌鲁里”
、
“乌鲁里”
、
“乌鲁里”
！
据此字形，许多学者认为，
“帝”的初义是女阴。尽管此说未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帝”具有生
殖或化生万物之义，则是很少有异议的。汉代的郑玄说过：
“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
”近人詹先生根
据音韵，亦证明“帝”与万物化生有关。
“根据义由声得的道理，应考察其语族。可以发现，古音与
帝相似的字多有根基、
原始等义。
如
‘蒂’
表示花的基，
‘柢’
表示根基，
‘底’
表示房屋的基础，
‘胎’
表示人之所由生，
‘始’表示氏族之发源。蒂、柢、底、胎、始都与双声。由此看来，至尊神所以称
为‘帝’
，本来表示昊天是天地万物所由生的根本和原始。
”
（参见中国文明史上
P190
）
近人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刘半农、马叙伦诸先生都认为“帝”为“花蒂”
，
“帝”为
“蒂”
之初文。故可以说，帝是人得以化生的始基，帝崇拜就是女性先祖的崇拜。
帝、花蒂、阴蒂。
②“王”是什么？
“王”字的书写颇为简单，三横一竖，即人们常说的“一贯三为王”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
道通三》云：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文。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我们说，董仲舒的解释只是穿凿附会，以
之说明他的天人感应说，与“王”的本义不合。更何况，在甲骨文里，
“王”字并不是“一贯三”
，
而是一贯二，很像个“土”字，与“土”字不同的是，
“王”字的一竖，起笔为重写，呈大黑点状，
颇像个大头针，而“土”字则没有大头，一竖直贯下去。
“王”与“土”大同小异，说明“王”的崇
拜与先民的土地崇拜很有关系。
土地崇拜不仅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此之前就有。此前，土地神既是大地之神，又是生命之
神；既是农业神，也是生殖神。由于两者的互联关系，在农业发明之前，人们崇拜土地，用意乃是
将土地同女子的生殖力作互参的理解。今天，我们常说，大地啊母亲！大地与母亲具有同等的意义、
同等的功能，什么功能？都能无中生有。没有听说大地啊，父亲！
在古文字里，
“土”与“地”的含义是一样的。
《白虎通·五行》谓：
“地，土之别名也。
”
《说文》
亦云：
“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
”
“地”从土从也，
“也”字，
《说文》的直接解释是“女阴也，象形。
”
其形状为一椭圆形的圆圈，两边有一“丫”形的线条相夹而下，实为女子阴部的门户与外轮廓线组
合而成。
也就是说，最早的“王”字同“土”字，而“土”为女阴之象，可以想见，
“王”亦同女性崇拜
有关。
③、祖是什么？
祖庙、祖先崇拜。道教、佛教前，中国没有神庙，只有祖庙。
先看几个有关祭祀的文字。
“祀”
，
《说文》
：
“祀，祭无已也，从示，已声。
”实际上，古代的“祀”就是由“示”和“已”
两字组成的，
“示”为男根，
“已”为女阴。
“祀”之本义即对男女性器的崇拜。
“已”
，
《说文》谓：
“为蛇，象形。
”说得明白点就是，
“已”像一条蛇。蛇，古文字写作“虫也”
，
从虫从也。
《说文》云：
“也，女阴也，象形。
”可知，蛇为女阴之隐喻。
《尚书·洪范》云：
“蛇者，
阴之所在。
”
《诗·小雅·斯干》
：
“维虺
hui
维蛇，女子之祥。
”朱熹注云：
“虺蛇，阴物穴处，柔弱隐
伏，女子之祥也。
”正因为蛇为女阴之隐喻，故古代传说的女神，女娲、伏羲、西王母都是人首蛇身。
美女蛇。
“示”
，
《说文》释为：
“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
”但从甲骨文卜辞看，最早的
“示”字多作“
T
”形，上不必从二，下不必垂三。以
郭沫若的看法，
“示”
，即上古的“
T
”字，亦即“
I
”之倒悬。而“
I
”在上古文字里，也就是“且”
，
9
即男根的象形字。
“祖”字为
“且”的演进，亦为男根之象，男根加男根。
“祭”
，在甲骨文中有从示的祭或从匕的祭，前者祭祀男神，后者祭祀女神。男权确立后，从
匕的祭废而不用了。
④、宗是什么？
宗、宾，郭沫若认为，宗宾的含义相近，宗是祭祀男根的，宾是祭祀女阴的。
⑤、吉、凶
“吉”字
是结合的“结”的初文。在初民那里，结即男女的结合。
“吉”
字从士从口。在甲骨
文中，
“士”作男根状，形似一箭头由此而引申为男子的代称。男子之为男子，就在与他们都有一个
士。
“口”
，甲骨文作
U
状，实乃女阴之象。意思是洞坑。弗洛伊德认为，洞穴、洼地都是女阴的象
征，相应的，
“入穴出穴都是性交的象征。
”
男女结合就是“吉”
。
《诗》有“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句。历来注经家都把“吉士”释为“善
士”
，谬。应为性冲动的男子。
“凶”
，交叉的符号都历来表示禁止，做不得，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是用这个符号表示上述意
思。为什么后有这样的巧合呢？原来，
“叉”这个符号的初义是表示不能性交。把一把“叉”一样的
东西放在女子的体内，自然是要不得的，更谈不上达到媾和的目的。中国的“凶”字实则表达的就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
U
”为女阴，将“叉”置于完成中，当然要不得。
⑥、祸福
如果说吉凶二字所含的生殖崇拜信息尚为中性的话，即无性别歧视，那么祸福二字则含有男尊
女卑的思想。祸福二字的本义分别对男根与女阴的崇拜，男权确立后，观念发生变化，崇拜男根为
福，
，为吉祥，为好事，而崇拜女阴则为祸，为凶，为坏事。后来的女人是祸水，大概源于此说。
祖，祖宗，且、示、
社稷、社会、社，稷，
社，祭祀土地神的土堆。崇拜无中生有，期盼生命旺盛、生产丰盛。
稷，
《说文解字》释为“五谷之长”
。事实上，稷是中原人一种最古老的作物名称，后来，稻麦
黍菽成为中原的作物后，人们将稷神的表义包括了稻麦黍菽诸种作物，作为一种五谷神的象征。
《风
俗通义·祀典》云：
“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
”
五、文明的标志
人类繁衍：
早期：
“杂交群婚”
30
万年前，
“血缘家族”
，同辈人可以互为夫妻、性伙伴。
2
、
3
万年前，
“普那路亚婚”即族外婚，
新石器时代，
“对偶婚”
群婚制的性行为可以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没有回避的必要，而对偶婚由于一夫一妻制的相对稳
定性，性行为必须有所回避。而这就是文明的起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曙光。正如科维《新科学》
中所说，
男人一旦把女人拉出山洞，即标志着文明的诞生
。
因为：
有了房子建筑物；
有了村落、城市以致国家；
有了私有财产和私有制；
有了遮掩材料和服饰；
6
抟黄土作人，是后人的加工，在远古时候，女娲造人的传说，说的则是她用自己的身体孕育人
类。
《说文解字》云：
“娲，古之神圣女，化生万物者也。
”
在中国古文字里，娲、娃、蛙三字皆可通，用于动物者为蛙，用于人类者为娲或娃。而古代的
蛙字，又是由“鼋”字发展而来的，河南郑州出土一件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上面有“鼋”字形的蛙
形图案。
《国语·周语下》有“我姬氏源于天鼋”
，天鼋，就是大青蛙、大蛤蟆。意思是说，姬族是
大蛤蟆的后代。而女字加一个鼋字，即是古代的孕字。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杨堃的《女娲考》写道：
“女娃为孕，岂不是女娲抟土造人身神话在文字上的落脚吗？有趣的是，中医界仍把女性阴口叫做
蛤蟆口，或蛙口（娃口）
。
”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地方仍把小孩子称作“娃子”
。
女娲作为先民的崇拜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角色是有显示变化的。情况大致是：最初只是母
亲神，所代表的是女性生殖力，尔后演变为男女婚姻之神，其事迹不再是抟黄土造人，而是主持婚
配和炼五色石补天。或者说，抟黄土造人的神话所反映的是母系社会的婚姻形态，而后者所反映的
则是一夫一妻制产生后的婚姻形态。
《风俗通》
：
“女娲祷神祠，
祈而为女媒，
因置昏姻。
”
《淮南子》
又云：
“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
其实，
“置昏姻”与补苍天是一回事，即男女交合。这里的关键是对“五色石”的理解。
“五色石”
是一神秘的东西，女娲补天，用的是五色石，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之卵也是“五色甚好”
。
《山海经·南山经》曰：能使人长生不死的就是“五色发作”的玉；石之美者曰玉，佩玉，起初是
用作护身符的，其作用不是为了避邪，而是为了长生。
《南山经》记载，黄帝就是食用了玉膏，才得
以升天。
《博物志》说：
“名山大川，孔穴所向，和气所出，则生玉膏，食之不死。
”西王母的不死之
药也就是这些石或玉，就是男根。嫦娥偷吃的就是这种不死药。
将石头比作男根，最富玄思和文学色彩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曰：
“却说那女娲炼石补天之
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
六千五百块，但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可通，自去自来，可
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贾宝玉这个情种就是
这块石头，他“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可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
，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周易》和
《说文》所描写的龙的特征：
“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
“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而且，
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宝玉这块顽石同样是五色的，且大于雀卵。
在《红楼梦》里，宝玉为阳之精，黛玉为女之精，宝玉有顽石一块，而黛玉却没有。第三回描
写“摔玉”情景，作者更是直接将之称作“劳什子”
。在中国民间，
“劳什子”历来是男根的代名词。
2
、昆仑山和泰山
中国有两座名山，昆仑山和泰山。
昆仑山，黄河、长江都源于昆仑山。在中国先民的信仰里，昆仑山是生命之源的象征，是西王
母的居所，是女阴的象征。
昆仑，在古代传说里又名“虚门”
，所以“昆仑之丘”亦名“昆仑之虚”
。
“虚”的原义相当于玄
牝。
《大荒西经》说西王母“穴处”
，还有一意思就是昆仑山本身就是一个洞穴一样的东西。山是凸
形，穴是凹形，在先民的生殖崇拜意识里，凹凸无甚本质不同，都是生殖器的象征，具体说来，女
阴之象，既可理解为山峰，也可理解为洞穴。
昆仑，以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说法，其本义为圆。李善注，
“昆仑，轮转之貌。
”所以，传说中
昆仑山上有瑶池、瑶台、旋室，与圆、摇动、转动有关。
昆仑，同时又是“葫芦”
、
“苦砻”
、
“窟窿”的音转。在初民那里，葫芦被视为生命之源，视为
生殖力的象征，而象征的原型或是孕妇的腹部，或是女子的阴户。葫芦为瓜属，故女子破身，俗称
“破瓜”
。苦砻即蛤蟆、蟾蜍、蛙，都是女阴之象。窟窿的词义为“孔”缓读为窟窿，急读为孔，故
7
昆仑就是一个孔洞。
昆仑山为生命之山，主要还是西王母的象征意义。在后来道教的诸神谱里，西王母为雍容华贵、
端庄美貌的王母娘娘，但在先民的眼里，
西王母非但无美貌可言，而且丑陋无比，人面虎身，一口
虎牙，还拖着一条豹子尾巴。
《
山海经·西次三经》
：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
”
《大荒西
经》曰：
“有神，
人面虎身，
有文有尾，皆白处之·
·
·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
由以上文字可知，西王母实为虎神，体现了先民的虎崇拜。虎崇拜实际上是一种生殖崇拜，虎
为女阴的隐喻。
《易·乾·文言》曰：
“云从龙，风从虎。
”顾炎武解释道：
“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
从虎则为坤从虎。
”在我国古籍和传统造型艺术里，龙虎并称或龙虎同时出现，往往都是隐喻男女性
事的。
《周易参同契》云：
“龙阳数奇，虎阴数偶。
”又说：
“龙呼于虎，虎吸龙精，两相饮食，俱相
贪。
”显然，这些文字是对男女性行为的描述。龙与虎，既可理解为男人和女人，也可理解为男根与
女阴。
龙腾虎跃，龙争虎斗
，
西王母的传说常常与鸟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西王母有关的鸟是“三青鸟”
。
《山海经·海
内北经》云：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三青鸟亦为三足
鸟或三足乌。
在先民的信仰里，鸟是太阳神的象征。古人的造型艺术，鸟常常同太阳画在一起，
，或为鸟负日
而飞，或为鸟站在太阳里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
，画面左上角的太阳图案，里
面就有一支大黑鸟。古代文献，三足鸟又写作“
足峻
cun
”
，
《淮南子·精神训》云：
“日中有
cun
足
俊
乌”
。
足俊
与
月俊
音同义通，古时当为一字。
《说文》
：
“
月俊
，赤子阴也。
”
“赤子阴”是男子灵根
的古老说法。
《老子》第五十五章说：
“未知牝牡之合而
zui
月俊
作，精之至也。
”牝牡之合即男女的
生理结合。老子的这句话将鸟的象征意义揭示得明明白白。俗语：小鸟、小鸡、小鸡鸡。
与昆仑山对应的是泰山。
泰山常与古代帝王的封禅相联系。所谓封禅，实则是件简单的事，
“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
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问题是我国幅员辽阔，何处不可以祭天
地，为什么要到泰山去呢？《后汉书·祭祀志》曰：
“岱者，胎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之
交，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惟泰山乎！故为五岳之长耳。
”
“不崇朝而遍雨天
下”
，即是说不用祭拜男女性器，天地也可在此交感，其方式便是“触石，肤寸而合”
。这是很形象
的描写。因为天地交感，不像匹夫匹妇之所为，它们只是“肤寸而合”就够了。
泰山为生命之山，仅从一个“泰”
，亦可探其奥妙。泰山之泰即《易经》泰卦之泰，其卦象为
乾下坤上，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
”
《序卦》释泰：
“泰者，通也。
”乾坤之通，亦即男女之通。
北京故宫，前有乾清宫，后有坤宁宫，而二者中间还夹有一个泰和殿。强调天地之交、阴阳之合、
乾坤之合。
3
、帝王祖宗
帝王祖宗，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权威的称谓，探究它们的本来面目，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很有帮
助。
①、
“帝”
是什么？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交汇的特殊时期，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但每当人们谈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译坛，想到的只是严复、林纾这些致力于翻译西学，向国人传输西方文明的译界名人，而往往忽略了还有一些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清末民初，中国人之将汉籍译成外文者，比较闻名的有辜鸿铭、张庆桐和苏曼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辜鸿铭。
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方人对他甚为推崇，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但由于他的著译多为英文且行事守旧狂放，因而国人对他亦或不甚了解，亦或心存偏见。事实上，他在我国翻译的贡献，特别是他把中国古籍经典译成外文的成就，绝不亚于近代任何一位翻译家 ，理应在中国的翻译史册上留下一笔。
传奇一生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欧洲留学期间以Koh （ Kaw ） Hong Beng 为名，辜鸿铭的闽南语发音，回国后改用Ku Hung-Ming 立身著说。辜氏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辜鸿铭 13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带他到英国读书。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辜鸿铭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1880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
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径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1905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他回到北大教书。"五四"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学贯中西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是个出名的怪人，不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经历，乖张偏颇的奇行怪论，还在于他的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
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一样流利。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林语堂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深受其影响，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治等诸多方面。他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来，辜鸿铭常在文章中或与人争辩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一则增强说服的力度，二则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处。此外，辜鸿铭还遍游英、法、德、意、奥等国，认真详细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各国的风物人情、社会习俗。对于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可谓颇多了解。正如德国教授奈尔逊（HNelson）所说的那样："……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1882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尽管辜氏日后承认"大成"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1910）和《读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著书立说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翻译实践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今天，当我们重读辜氏的翻译作品时，我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他翻译的特殊风格，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态度和翻译观点。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籍是用来记录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文学知识，对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非常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以及传承和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古籍虽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古籍文化必须要传承下去，也一定要加强公众和古籍之间的关系。要想让古籍很好的传承下去，就一定要注重中小学的教育，虽然近几年国画书法等也相继的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课堂里，但是也一定要让古籍进入中小学的课堂里。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古籍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化载体。
要知道古籍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我们华夏文明的载体，一定要加强青少年的古籍基础教育，多培养青少年们对古籍的兴趣，最好是通过去学习等方法来让青少年了解古籍的历史以及发展。古籍中记载有很多知识，比如我们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人，那么古籍就是非常好的渠道之一。不光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中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古籍不能够仅仅只在学者之间了解起来，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古籍从很多方面能够串起中华5千年的文明，这就是古籍本身的魅力，以及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传承古籍的原因。我们不光要保护古籍，而且一定要让古籍传承下去。
一个是信件，由邮差来发放，骑马到每个驿站，再换马，最后把信送到
还有就是飞鸽传书，就是用信鸽，将信绑在信鸽腿上，再放飞，信鸽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往哪写信就用哪个地方带来的信鸽
还有些比较不正规的就是传言，说书等等，人们相互传言将信息传播
或者说书的先生将某些事编成书词，用说书的方式唱出来，也算是信息传播古代：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
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古代信息传递的方式:
1用候鸟，特别是鸽，雁等作传输工具
2作内馅的方式,如藏在鱼肚,饼类,包子等
3以特殊声音,如钟声,鼓声,鞭炮声等
4以灯光,火光,如孔明灯烽火台等
5还有其他记号,摆设等,如诱敌的记号
现代信息传递的方式:
1有线通讯传输,如电话,传真,电报,电视等
2无线通讯传输,如对讲机,BP机(以淘汰),移动电话,收音机
3数字通讯传输,最熟悉的,连网的电脑,数字电视
4纸张通讯传输,如书信,报纸等
另外还有钟鼓、烟火、鸽子、旗语、狼烟等方式传递信息
不是。古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用当时的社会口语交流。
按用途划分，“语言”可分为日常交际用语和书面用语两大类。
日常交际用语称为“口头语”。口头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贸交流以及人口流动和迁移、民族融合等诸多因素影响，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的。这种变化是缓慢而渐进的。如果按照时代来截取，可以发现其明显的差异。例如，问题中的所谓“古代人”就涵盖了有史以来的前人，他们生活的历史时代不同，使用的口头语也不尽相同。
书面用语称为“书面语”，是专门用来写文章的，也就是说，书面语的存在形式不是“话”而是“文”。例如文言、白话等，是以“文言文”、“白话文”的文章、著作存在的。书面语来源于口头语，但相对独立于口头语，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变化往往是跳跃式的。例如，产生于先秦口头语的书面语——文言，一经形成，除了部分新的实词被充实外，几乎一尘不变。由于文言文逐渐脱离口头语，
本文2023-08-04 14:58:3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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