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非常重视立法的君主，他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本着“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的原则制定法令，早在吴元年冬十月平定武昌以后，即命人制定基本律令，这是明朝立法的开端。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订，不断损益，基本完成了《大明律》的体例。至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大明律》的编撰工作，并颁行全国。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体系结构与唐律稍有不同，即将唐律的十二篇合为七篇，以名例律冠于篇首。具体篇目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五刑之外，流徒增加充军，死刑增加凌迟。十恶、八议之外，又增加六种贪墨赃：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

从明律的篇章内容看，其脱胎于唐律，但又不同唐律，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初三十年间的封建统治与司法镇压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有人评价，《大明律》的精神严于宋，条文简于唐。

（二）《明大诰》

明初，太祖在制订大明律的同时，还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采辑案例，连续编制了四编《大诰》。朱元璋编制大诰，主要是为了进行法制宣传，用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树立善恶、祸福的标准，使人“趋吉避凶”，以预防和减少犯罪，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明大诰》共四编，即《大诰一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共二百三十六条。从其内容上看，基本都是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案例汇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明大诏》的特点：一是法律以皇帝意志为转移，法外用刑，轻罪重判。由于明朝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皇帝的个人意志超出于法律之上。朱元璋统治时期，仕意更改法律，断罪判刑完全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四编大诰中所列举的许多案例，用大明律来衡量，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轻罪重判的，还有一些是无罪错判、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只是因为不合朱元璋的心意或被认为侵犯了他的权威，也被判以重刑。这说明《明大诰》的内容比明律更加严酷；二是《明大诰》重点打击贪官豪强，其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如《大诰续编》共八十七条，属于这两类案件有七十条左右。朱元璋之所以打击贪官与豪强，固有其改善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还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统治。

朱元璋对自己所编制的四编大诰非常重视，竟采用法律手段在民间强制推行。要求每户一本，命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要考试大诰内容，一时间天下讲读大诰成风。所以大浩的制定与宣传，对于保证封建法律的实行，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死后，四编大诰就逐渐被他的臣民所遗忘，这说明单靠政权强制力量而推行的“御制圣书”，终究要被人民所遗弃。

（三）明例

明朝的例是作为判案根据的判例或事例。明朝判决案件除以明律及大诰为根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以例断案的传统。以例断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外遗奸”，因而例的作用在于补律之不足，“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这是律与例的基本区别。

由于例是皇帝对某一具体案例如何判决的诏令，因而经年日久历朝积累的例便不断地增加，并且逐渐由具体案例演变成为通行的条例。至孝宗弘治十三年，仅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就有二百九十七条。万历年间编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到了明代末年，例的数目几乎与律相等，结果“人不依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理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对于律，则“因循日久，视为具文”了”。

例的盛行，对于封建法律制度来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例代律或以例破律的结果，使得奸吏因缘为市，任意出入人罪。这也是明朝冤狱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大明会典》

明代的主要立法，除了《大明律》与《明大诰》之外，还仿照《唐六典》的体例编制了《大明会典》。《大明会典》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修纂，至孝宗弘治十五年成书。《大明会典》的编纂完成，是明代行政立法的重要成果。

明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以后，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调整日益复杂化的行政关系，统治者注意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新体制。明英宗以前，曾颁布过《功臣死罪减禄例》、《王府禁例六条》、《宗藩军政条例》等行政性法规。《大明会典》仿效《唐六典》的体例，全书以六部官制为纲，按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各寺、府、监、司的次序，分述各行政机关的职权和事例，是规定国家机关活动规则的行政性法典。明代以《会典》为行政立法的总汇，辅以单行的例，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行政法律体系。

如果需要进行学术研究的话，推荐《明史》《皇明祖训》《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大明会典》等书籍。《明史·卷一百 表第一 诸王世表》载有诸王世系，《明史•地理志》载有藩王府邸驻地。《皇明祖训》是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撰的明朝典籍。内容是为巩固朱明皇权而对其後世子孙的训戒。 《大明会典》记载中国明代典章制度以行政法规为主的官修书，其中也有对藩国与藩王的规范。

如果只是想大略地了解明朝藩王的事迹，可以看看《明朝那些事儿》《细说明史》这一类的书籍。

资源：

《明史》http://yuedubaiducom/ebook/8cfbbcecd15abe23482f4daa

《明朝那些事儿》http://yuedubaiducom/ebook/aef3cd4b9b6648d7c1c74657fr=aladdin

明朝的藩王们，应该是大明帝国中最超然的群体了。不用承担什么重大责任，却可以安居王府享受荣华富贵。回到明朝当王爷，也是许多人的梦想。不过你以为，在明朝当了王爷，就可以横行无忌，没人能治你了吗？实际上，到明朝中后期，大明无数天潢贵胄，过的都是一种类似高级囚犯的生活，管理相当严格。

谁能管这些皇亲国戚？除了唯我独尊的皇帝，还有一个非常威武的部门——宗人府。在《大明会典》这本明朝官方重典里，宗人府在官职表中高居首位，就连号称“天官”的吏部都屈居其后，可见其地位之超然。从王爷你出生取名字开始，再到读书、冠礼，再到婚丧嫁娶，再到你后代的婚丧嫁娶……反正只要和你王府有关的事儿，宗人府都要掺和一脚。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的皇帝们就制定了种种规矩，来管束王爷。比如朱元璋颁布的《皇明祖训》，就给藩王的行为划定了许多禁区。例如：分封出去的藩王，来朝见皇帝时，路上所有花销都要自行解决，不得动用国库财产，更不得打扰地方官。而且，亲王决不能结交“奔竞佞巧”之人，否则一律法办。

如何法办？若是轻罪，那么爵位降等，亲王降为郡王，郡王降为镇国将军；重罪，则直接废为庶人；再重，那就要发配到“凤阳高墙”去了。

所谓凤阳高墙，位于“中都”凤阳，乃是皇室专用的监狱。皇室成员但凡犯重罪获谴，都会被关进这个监狱里。建文帝朱允炆的儿子朱文圭，靖难之后就被关在高墙里，直到明英宗天顺年间才放出来，据说由于他和外界接触太少，出来的时候连牛马都不认识，完全成了废人。

不过总体而言，朱元璋时期藩王的权力还是不小的，毕竟封出去的都是他的子孙辈，他没有多少顾虑。但后来就不一样了，明成祖朱棣自己就是藩王造反上位，当然对其他藩王戒心很重，于是，他登基之后，很快着手开始新一轮的削藩工作，藩王的护卫被削夺殆尽，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亲王们，没了兵权，自然也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动弹不得了。

到了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颁行的《宗藩条例》，更是把王爷的权力压缩到了极限。藩王不能离开封地擅自出城，不能私自放债，不能购买民女……最狠的一条是“二王不得相见”，什么意思？这么说吧，假如你封了亲王，你弟弟封了郡王，那对不起，你们兄弟以后就不能随便见面了。因此，藩王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了封地的城中，除了宅在王府里，也没别的去处。

被折腾了这么半天，王爷们还能干点儿啥事呢？算了吧，咱结婚生几个孩子玩玩还不行么……

且慢！结婚也不是能随便结的！结婚也有规定！

首先，结婚必须先到宗人府履行报备手续。其次，娶媳妇还有个限制条件——王府的亲家，以后全家都不能在做京官。不能在京城当官，这就意味着不能进入权力中心，基本丧失了前途。因此，但凡是诗礼传家有点文化的家族，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入王府，那么，王爷们娶到的媳妇都是啥样的呢？这也没法想了……（有女为王妃、男为郡县主仪宾，俱各见在，不许升除京职）

明初北京为北平府，设水马驿，名燕台驿。《大明会典·兵部·会同馆》载：“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三年，并乌蛮驿入本馆。正统六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日下旧闻考》谓：“明代会同馆之制，永乐初改燕台驿乌蛮市之地为之”；又引《大清一统志》谓：“会同馆在大兴县东王府街，明永乐六年改顺天府燕台驿为之”。综上可知，明初北平府有燕台驿，其址在元大都澄清坊大街，即后来的王府街东侧。永乐元年，诏以北平改称北京，设置各类“行”中央机构，燕台驿也升格为会同馆。但燕台驿也有供贡使商团开市贸易的功能，其名沿用南京，从贸易功能说，可称乌蛮市，从接待功能说，也可以称乌蛮驿。永乐三年，馆、驿合并，通称会同馆，六年，北京主要宫殿建成，会同馆也改造完成。所以北京会同馆的建馆时间有永乐初年、三年、六年三说，会同馆的前身，有燕台、乌蛮两驿之说。此处会同馆的位置，在明万历《北京城宫殿之图》中有所反映。(图2)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六年九月丙辰，命于玉河西堤建房一百五十间，以馆迤北使臣，七年二月壬子，造会同馆”。在万历《北京城宫殿之图》中，这处会同馆标注的名称是“乌蛮市”，可见正统六年建造的这一百五十间房是专为安置“迤北使臣”(主要是蒙古人)居住交易的乌蛮驿(市)，次年在此正式设立会同馆，但仍保持贸易功能，习惯上还称为乌蛮驿。万历宫殿图中所标的，有不少是习惯的名称，如观象台标为“观象亭”，文昭阁、武成阁标为“文楼”“武楼”等。要之，正统六年以后，北京建成了两处会同馆，一处是由原燕台驿改造的，另一处是在玉河西岸新建的乌蛮驿。《日下旧闻考》引明《兵例》：“北会同馆在澄清坊大街东，正统六年盖造，弘治五年改作，共房三百七十六间。南会同馆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亦正统六年盖造，弘治五年改作，共房三百八十七间。”又据《明孝宗实录》：“京城设两会同馆，各有东西前后九照厢房，专以止宿各处夷使及王府公差内外官员。但北馆有宴厅、后堂，以为待宴之所，而南馆无之，每赐宴止在东西照房分待，偏迫不称。……将近日拆卸永昌等寺木料改造宴厅于南馆。”据以上记载，结合清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可知北会同馆的四界为，北至十王府，即清初第一代怡亲王府，后为贤良寺之南，今帅府园胡同；南至西三条胡同，今东单三条；东至诸王馆，即清初信郡王府，后期豫亲王府，今协和医院之东的校尉胡同；西至王府街，今王府井大街；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共约3公顷。(图3)明代南会同馆一部分为清代沿用，位在翰林院以南。其东界为玉河西岸，翰林院东墙南延；南界即东江米巷；西界为明上林苑监东界；北界不详。但在清乾隆《京城全图》中，东江米巷东南角有一地块，东西约120米，南北平均约115米，共约14公顷(约20亩)，可能就是正统六年新建的乌蛮驿所在地。其房屋布局，一部分可能按照北馆馆舍形式，另一部分可能是带铺房的市场。正统七年改为南会同馆，续有兴建，至弘治五年改造完成，共有房387间，用地必然向北扩大，参照乾隆《京城全图》中建筑的界限，南北总长延至约260米，总占地29公顷(约43亩)。南北两馆房屋数基本相同，用地面积接近，由此可以推断，会同南馆大约在弘治五年以后也扩大为六组馆舍。(图4)北馆占地约3公顷，房屋376间，以每间房23平方米计，共约8650平方米，建筑密度仅为288%，显然太低，若以50%计，则房屋占地约173公顷(26亩)，所余127公顷(19亩)大约就是市场用地，与南会同馆的市场用地接近。

至于会同馆内房屋的格局，文字记载极少，乾隆《京城全图》所绘，早已不是260年以前的状态，因此只能从一般建筑规制作大致的推测。

北会同馆六所，依中轴线排列六组相同的馆舍，正中为乌蛮市。每组馆舍占地宽约48米(15丈)，长约51米(16丈)。住宿的房屋，正向为“照”，两侧为“厢”，“九照”、“九厢”，当是指每房九间，可能是一明两暗，三间一个居住单元，三个单元连成一房。宴厅居中，面阔七间；后堂在后，中间用二间连廊相接成“工”字厅；另有净房四间。这样一“所”馆舍共房54间，六所共房324间，376间中多出的52间，就是乌蛮市的铺房。(图5)南馆六所，如果也按北馆各馆舍的布局，则387间多出了63间，多出的房屋可能是乌蛮市的临街铺房。

以上推测，并不是对原状的考证，因为根据现知的资料，不可能作出准确的考证结论。这里只是提供一种空间的计算方法，侧重认识会同馆的位置和用地规模。

不推荐阎崇年的所有文章，太倾向

另外单独讲战争的都是演义类的，没有价值。如果愿意，还是读读史书吧。

读史：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

《崇祯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

周文郁：《边事小纪》

《崇祯长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林时对：《荷牐丛谈》，四明丛书本

文秉：《烈皇小识》，明季稗史汇编本

王世德：《崇祯遗录》

夏允彝：《幸存录》，上海涵芬楼藏钞本

钱谦益：《初学集》，四部丛刊本

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

张廷玉：《明史》

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收录于钱仪吉《碑传集》，中华书局，1993

黄宗羲：《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南雷文约》卷一

赵尔巽：《清史稿》

张玉兴：《范文程归清考辩》，载于《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93

全祖望：《汰存录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附于《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

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

夏变：《明通鉴》，岳麓书社

王先谦：《东华录》

朱彝尊：《曝书亭集》，四库全书本

赵翼：《廿二史札记》，清广雅书局本

朱逢甲：《间书》，《中和杂志》本

李岳瑞：《悔逸斋笔乘》，满清野史五编本

程本直：《矶声纪》，收录于无名氏撰《袁督师事迹》，丛书集成本

叶廷琯：《鸥陂渔话》

李逊之：《三朝野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大成：《剖肝录》，收录于无名氏撰《袁督师事迹》，丛书集成本

吴国华：《东江客问》，附于《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玉堂荟记》，借月山房汇钞本

孙承泽：《畿辅人物略》，清初刻本

《大明会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

于慎行：《谷山笔尘》，中华书局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

《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清实录》第一册，《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

祝你成功

仍是个谜。

根据各方描述，有三种观点。第一，《永乐大典》正本是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被破坏和抢夺了。但是根据各国保存的残书来看，那根本不是正本，只是摘抄本而已。

第二，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已经被烧毁，至于烧毁的时间地点也存在分歧。一则认为是被烧于明末文渊阁，一则认为是清朝嘉庆年间乾清宫失火烧毁，但无论是哪一种都经不起推敲。

第三，《永乐大典》正本在嘉靖皇帝的玄宫里，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也是最多的，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至今都没有人能获得进入永陵挖掘的许可。

据史料记载，嘉靖对《永乐大典》十分依赖，时常翻阅参考。他还曾命人抄写《永乐大典》分两处收藏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在《永乐大典》宣告抄写完成之后，正本就失踪了。

扩展资料：

《永乐大典》编纂于永乐年间，先后由内阁首辅解缙和太子少师姚广孝主持修纂，历时五年（1403－1407年）编修完成，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有万书之书之称，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111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

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

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