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孔孟并称，孔孟事实有别。 最根本的区别，孔子主张「 ”仁”，提倡按伦理等级，区分「 ”仁者爱人”的次序，用礼仪来规范次序，以道德温暖人心，实现「 ”让世界充满爱”；孟子则主张「 ”义”，「 ”义者宜也”，孟子主张对不符合伦理、道德、礼仪的行为剔除，以仁义礼智回暖人心。 即是说，孟子从各个侧面，弥补了儒家学说的缺陷。 孟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左宗棠五岁起读孔孟，两者兼收并蓄。但孟子对左宗棠影响似乎更大。 左宗棠生活的晚清，与孟子生活的战国，同是人心趋利、道德走样、观念混乱的时代。左宗棠拾起孟子的「 ”义”，结合自身与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发挥，用以修身养心，治平天下。 一、 立志：心忧天下 孟子影响左宗棠毕生最深的一句话，见于《孟子·尽心章句上》。 孟子曰： 「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chèn）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孤臣，指受疏远的臣；孽子，非嫡妻所生之子。将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孟子说：「 ”有德行、智慧、谋略、见识的人，常常是因为他生活在患难之中。只有那些孤臣和孽子，他们持有警惧不安的心理，考虑忧患很深远，所以通达事理。” 左宗棠一生基本的心理状态，在他给儿子的家书中写了出来，正是孟子在这里说的，「 ”操心危，虑患深”。 左宗棠这一心态终生未改，推其原因，与左宗棠少年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与多年来边缘化的文化心态有关。 左宗棠出生在日见没落的湖南湘阴小乡绅家庭，18岁前父母双亡，家徒四壁，自己被迫倒插门湘潭周家，「 ”孽子”备受冷落的心态得到强化；他从17岁起自习舆地、农学等旁门左道的学问，直到40岁才派上用场，孤臣的心态也时刻萦绕，挥之不去。 孤臣和孽子的心态，让左宗棠原本的草野民间气更加明显。24岁那年，他在湘潭桂在堂西屋立志自题「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便是这两种心态交相激发下的产物。 孟子说：「 ”虽千万人，吾往矣！” 「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就是左宗棠版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 清朝盛行理学，学界有句嘲笑理学家的诗：「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左宗棠一流的办事能力与非凡担当精神，与同时代人物格局不同、气象迥异。 追根溯源，左宗棠的格局、气象，来自孟子这句话的启迪与激励。 二 、修身：以志帅气 孟子修身，「 ”知言养气”。 什么叫「 ”知言”？知道世上所有的学问原理，知道他们的主张是什么，缺点在哪里。放到今天，就是学通中西的顶尖级学问大师。 什么是「 ”养气”？时刻蓄养饱满的精神气，让内心充盈刚强正义的浩然之气。 读书人如何「 ”养气”？方法论见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 ”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 ”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今人往往「 ”志气”并称，孟子指出，「 ”志”与「 ”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志”指人的理想与目标，「 ”气”是指人的心气、精神气。孟子其时看出来了，气盛的人，稍不留心检点，就变异成「 ”暴气”，「 ”暴气”最容易反客为主，搅乱自己专注的心志。 左宗棠是「 ”心忧天下”的大志之人，他的理想是做「 ”当代诸葛亮”；他同样是一个气盛之人，早年曾称「 ”男儿事业，无刚不立”。左宗棠结合自身经验，从孟子这句话里逐渐得出适合自己的修身良方：「 ”以志帅气。” 这个观念，今见于左宗棠致属下提督钟岳的一封信中： 「 ”世亦有潜心于道者，庶几知所志矣。然而间思杂念不能自禁，此心忽忽如有所失，反被他事牵引，则不专矣。此无异故，志不胜气也；气用事则诱于习染，习染其心必得朋友相与，观摩则有以辅吾心矣。而由是，琴瑟使其心专有所在，而不及乎纯则思虑自除。古人之欲为此，深则积新成旧，交相缠绕，于是心为所掣，不能脱然无虑，洒然自得。本欲求益，毕竟无益，但觉吾道之拘，反乐旧习之染，宜其引之而去也。欲胜其气，究在先定者皆将以求益耳，惟圣人知三者得于朋友为多，故「 ”有朋自远方来”，是以乐也。乐在乎此，必不在乎旧习，而讲习责善，以为潜心于道之故岂！” 显然，左宗棠在这里现身说法，教导属下钟岳为什么要「 ”以志帅气”的道理。 「 ”志”与「 ”气”是一对矛盾：「 ”志”是固定的，「 ”气”是流动的。 因为「 ”气”时刻在流动，所以人心时刻滋生杂念。气盛的人，盛到一定程度，超出了意志力控制，便会「 ”志不胜气”，「 ”志”被「 ”气”打败，坏习惯全跑出来了。高明的人可以做到「 ”以志胜气”，即用意志力管控自己的情绪与心气，让情绪与心气为自己的目标理想服务。 但如何做到「 ”以志胜气”？用意志力强行压制情绪与心气是不行的，会压出心病来。怎么办？通过弹琴、与朋友交流辩论学习心得，让自己专心于学问之乐，让杂念丛生的心专一起来。 孟子「 ”以志帅气”的观念，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左宗棠研究得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用来指导个人修身，这是他比一般寻章摘句的书虫高明的地方。 三、 洋务：化夷为夏 与历史以来的古人不同，左宗棠生活在全球化大门洞开的时代。 他第一次与恩师贺熙龄谈论西方诸国，在1839年，他本人还在安化小淹坐馆教书。 相继听闻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左宗棠有「 ”西洋亡中”之忧。也因此，1866年，左宗棠统帅江西、广东、福建三省军力，最后消灭30万太平军残余后，办的第一次大事，便是听取胡雪岩的建议，筹建福州船政局。 自1866年起直到去世，此后长达19年的时间，左宗棠代表大清帝国，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与西方人折冲樽俎。 左宗棠之前，魏源《海国图志》有「 ”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说。作为一代政治家，他需要确定自己根本的国际观点、文化观念，用进实践。 左宗棠（资料图 图源网络） 童年时代读过的《孟子》，再次浮现于脑际。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说： 「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 孟子的本意，中外有别，用中国文化改变外国，让外国变成中国。 孟子这话是在中华文化蓬勃生机的少年时代说的。到左宗棠时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在军力上已经远胜中国，再照搬孟子，只能是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 左宗棠立足于被动全球化的时代实际说话，思考后得出了自己的根本观点：全面学习西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统改造中国文化，追求实现「 ”西方文化中国化”。 基于这样的全球化眼光，1866年春，闽浙总督左宗棠这样上奏朝廷： 「 ”东西有，我不可傲之以无；东西巧，我不可傲之以拙。” 「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作为洋务运动的最早的倡导者，曾国藩事实上在1861年已经提出学习西方。但作为一代理学大家，他无法突破「 ”义理、考据、词章”的传统桎梏，他将经济纳入义理范畴，其基本观点，概括起来，「 ”中本西末”。 作为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与左宗棠同时代的郭嵩焘从1858年起便研究洋务，他抛开「 ”中西本末”之争，开先河地提出中国系统的「 ”全盘西化”主张，并给出了时间表，三百年。 左宗棠既不赞成「 ”中本西末”，也反对「 ”全盘西化”，作为实干出身的政治家，他务实地推行他的「 ”西方文化中国化”实践。 1866年，左宗棠向朝廷这样表述他的观点： 「 ”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相不逾，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左宗棠智慧地搁置下当时沸沸扬扬的「 ”中西优劣比较”不论，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角度，主张埋头学习西方，不限于武器技术。 他在西北创办这了中国第一家民生轻工业工厂——甘肃织呢总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平民公园——节园，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在江苏大力推行「 ”商督商办”实践，这些举动，事实上已经突破了帝国体制的局限，在「 ”民生、民权”方面都属于中国首创。 即使是纯粹学习西方技术，左宗棠也能做到既与国际接轨，又能在国际规则中保全民族利益。他聘请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做造船、驾驶的总教习，便纯粹是根据合同契约的金钱关系，5年一到期，船政局所有产权、技术全归中国。 比照之下，如果说，主张「 ”中本西末”的曾国藩在「 ”用夏变夷”，主张「 ”全盘西化”的郭嵩焘则在「 ”变于夷者”。其后主张「 ”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则是既不「 ”用夏变夷”，也不「 ”变于夷者”，而是「 ”主次分明、共生繁荣”。在这些人中，唯独主张「 ”西方文化中国化”是一个例外，生命力最强。 左宗棠的这一观点在孟子那里事实上无法找到。这也符合他一贯的读书特点，习古而不泥古，立足在前人的基础上，顺应时势，及时创新。 志频说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中国第一辩士，其人往往能一眼看出问题的实质，立论稳健，逻辑严谨，结论光华。孟子的王道思想、民主观念，对今人仍能带来启发。与孔子「 ”厚德载物”的价值观对照，孟子刚健行义，在精神萎靡的时代，足以令人提神振气，如沐五月阳光。在先秦诸子中，孟子大约是距离今人最近的。左宗棠能够在萎靡颓丧的时代里横空出世、事功盖世，跟他私淑孟子，有着较强的关联。 文：徐志频 来自《左宗棠：家书抵万金》 相关阅读： 《左宗棠：家书抵万金》 从跨越32载的160封家书，揭开晚清一代名臣修齐治平心路历程，著名作家唐浩明亲笔作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东梁教授推荐，左宗棠嫡长玄孙提供大量珍贵 了解更多，点击阅读^^

《孟子》既是儒家的经典，又是优秀的文学精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江山为重。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

这些精辟的名言，便出自于《子》一书，仅凭这几句话，就足以奠定孟子及其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孟子》是一部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典籍，它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长河中一部风彩独具的华美篇章。

在我国古代，从宋朝开始，《孟子》一书就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到了南宋时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自宋到明、清，四书成为士子必读之书，而《孟子》其书，也被视为经书，成为科举必考的科目。尤其是明代，翰林学士胡广奉敕撰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大全》，明成祖朱棣亲自作序，这样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几乎取代《五经》的最高地位，成为时人的基本读物和文人进仕的必修科目。

《孟子》和《论语》一样，不但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而且是中国所有古籍中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书。

第一种，《孟子》是孟子与其门徒万章、公孔丑共同记述，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最早持此说者，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第二种，认为《孟子》完全是孟子本人的著作。主张此说者，最早为东汉赵岐。他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宋朝理学家朱熹，赞同此说，并从《孟子》前后文章风格的一致来论证此观点。他在《朱子大全》中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故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此好？还说：观七篇势如熔铸而成，非缀辑可就。当然，他也认为，在《孟子》成书过程中，有弟子参加。

第三种说法，《孟子》是孟子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在孟子死后一起记述老师的言行而成。唐代的韩愈、张籍最早提出此说。韩愈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后来宋代的苏辙、晁公武，清代的崔述，也同意这种说法。

上述三种说法，以司马迁的说法较为可信。首先，司马迁是两 ，距孟子生活的时代要近，接触的史料，比后人丰富翔实。其次，从孟子的晚年生活来看，他62岁结束周游列国回到家乡，84岁才去世，前后有20多年之久。因此他完全有可能与万章、公孙丑共同完成《孟子》一书。再者，从《孟子》和《论语》某此不同之处，可以推断出并非孟子死后，由其门徒所著。如《论语》记到孔子再传弟子，说明《论语》非孔子自著，而《孟子》则仅记到孟子和他的弟子的互相问答，从未牵连到再传弟子。又如《论语》中还详细记录孔子动作容貌，而《孟子》则仅记孟子言论与出处。

孟子生平，史籍记载简略。他名轲。有人说他字子车，又有人说他字车舆。战国时，部人。生卒年月不详。据《春秋演孔图》及《阙里志》说，其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但这仅为传说而已。

孟子青少年时代的情况，现不得而知。但从《韩诗外传》（汉韩婴著）、《列女传》（汉刘向著）所载孟母断织、三迁等故事来看，孟子在少年时代是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孟子一生经历比较简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他是一个名声很大的学者，到处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想得到各国国君的采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访问列国时，车马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国家，皆馈赠黄金，给予优厚待遇。

1《孟子正义》，（清）焦循

正义，新编诸子集成系列，中华书局。2《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

集注，新编诸子集成系列，中华书局。3《孟子译注》，杨伯峻

译注，中华书局，4《孟子》，中华全本全译系列，中华书局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