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每次江南之行，必定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他第一次下江南，身边人数最少，也有2000余人。其后5次下江南，每次随行人员都保持在3000人以上的规模。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 这还只是随从人员。乾隆皇帝所到之处，要动用数千民夫，为他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因此，乾隆皇帝的随行人员总数达到1万人以上，加上船只和马匹，看上去犹如一条长龙，遮天蔽日。 乾隆六下江南：爱江山更爱美人 据说，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时候，不惜重金购买了一幅画，究竟有多重的金呢？卖画商人看在乾隆是皇帝的面子上，才忍痛给他打了个折，但最后要去的黄金要远远超过一万两，其实，万两黄金在乾隆年间已是天价。什么样的画能价值黄金万两呢？这幅画就是唐伯虎的《金山胜迹图》，乾隆皇帝把它带回去之后整天的挂在自己房间，日夜把玩、爱不释手，整个成了他的心头肉了。 朕对《金山胜迹图》也是志在必得 乾隆皇帝也是能诗会画的主，并且宫藏珍宝无数，能让他夜不能寐的古画肯定不简单！《金山胜迹图》的作者就是诗画双绝、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他的作品在当世就已价值千金了。其中，《金山胜迹图》生动地描绘了镇江金山上的寺塔亭桥，着色淡雅清俊，笔法工整细腻，展现了镇江金山的美丽风光。是唐伯虎的巅峰之作，意义不凡，为此才能让乾隆皇帝一见倾心。 末代皇帝溥仪与隆裕太后 《金山胜迹图》作为乾隆皇帝心尖上的宝贝，一直收藏在清宫当中，后传到慈禧手里，受到历代最高统治者深深钟爱。1910年4月，身为反清同盟会会员的汪精卫，企图谋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东窗事发后，汪精卫被捕入狱。按照大清律例，汪精卫必死无疑。但碰巧这时爆发了武昌起义，清 处于一片恐慌之中。 汪精卫与蒋介石 载沣为了拉拢汪精卫，让他倒戈，便密奏当时当家的隆裕太后，希望通过送一幅名画给汪精卫，以达到收买的目的。隆裕太后在接见汪精卫时，便把唐寅的这幅《金山胜迹图》给了他。 汪精卫与陈璧君 由于清廷大势已去，汪精卫并没有为它效力，而是揣着《金山胜迹图》和一南洋女子陈璧君结了婚。陈璧君对古玩比较感兴趣，婚后此图便一直由她保管。1912年两人客居在天津张一帆的公馆内，张一帆是陈璧君父亲的故交。后来张一帆从大连返回天津时，在塘沽码头遇刺，并死在手术台。当汪精卫夫妇从医院返回张公馆时，发现张公馆已经遭到武装匪徒的打劫。幸好陈璧君有先见之明，把《金山胜迹图》放在天津郊区独乐寺一个叫愚山法师的经室内。这个法师与陈璧君有故交之情，《金山胜迹图》才得以幸免于难。 传说中的《金山胜迹图》（局部细节）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金山胜迹图》藏在独乐寺的消息不知怎么被日本人打探到了。日本人在1926年成立了一个由山本四太郎负责的「 ”东方史馆”，这个史馆的任务主要是搜集中国文物的情报，而唐寅的《金山胜迹图》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把此图在待搜寻的文物目录中列为「 ”真迹008”。 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唐伯虎 汪精卫夫妇得知日本人对此画虎视眈眈，为了如何保全这幅古画终日坐卧不安。1940年1月，陈璧君化装成一位贵妇人，悄悄到独乐寺进香，并打算乘机取走《金山胜迹图》。日本人山本四太郎秘密探听到了消息，获悉陈璧君从独乐寺抬出的经箱里有《金山胜迹图》，并知道陈璧君打算乘天津开往上海的「 ”海鸥号”，企图把宝图带走。 唐伯虎《杏花茅屋图》 山本四太郎在日本驻军的帮助下弄到了两条快艇。在海上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终于追上了「 ”海鸥号”。十几个日军士兵强行登船搜查，经箱是发现了，而陈璧君不见踪影。经箱里没有什么《金山胜迹图》，山本四太郎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原来陈璧君也从内线得知山本四太郎的行踪，她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坐的不是「 ”海鸥号”，而是早两天的「 ”富士号”，顺利地回到了南京。 唐伯虎《落霞孤鹜图》 回到南京后，陈璧君整天心神不定，决心改变藏画的地方，于是便想到周佛海家里的地下室。原来周佛海在修建自己的洋房时正是淞沪会战期间，他预感到中日之间将会有一场大战，于是特意在花坛下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地下室，抗战期间许多文人和政客都曾经在这里避难。陈璧君秘密来到周佛海家，提出了她的想法。这时她的身份是汪主席的太太，对正想往上爬的周佛海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唐伯虎《秋风纨扇图》 山本四太郎从内线手里知道了陈璧君藏画于周佛海家的消息。由于周是当时南京 的要员，明抢不太合适，并且地下室周围防备严密，只有用暗盗的方法。1941年1月，日本文部省和大藏省的官员访问南京伪 ，山本巧妙安排汪精卫夫妇和周佛海等人陪同考察，然后暗中调动特务，利用特制的切割器打开地下室，撬开保险柜，拿走了《金山胜迹图》。为了掩盖罪行，便四处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现场。 唐伯虎《虚阁晚凉图》 得到真迹的山本四太郎欣喜若狂，亲自押着宝图回到了日本。国内对山本的盗窃成功也是赞不绝口。「 ”东方史馆”的文化特务头目得知「 ”真迹”得手，欣喜若狂，一个个前去史馆「 ”密展室”拜会多年不见的山本四太郎。在观赏这幅中国明代名画的小型会议上，史馆长加藤佐木对墨色和纸质提出了疑问，要求鉴别真伪。经御前鉴古家会鉴，断定展出的是一幅高手伪托的膺品。这消息惊动了整个「 ”东方史馆”，山本四太郎被指责为「 ”日本鉴古史上最愚蠢的莽动者”。 唐伯虎《钱塘行旅图》 情报部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也撤销他在二处的职务。山本四太郎恼羞成怒，一举砸碎了他平生搜罗、盗窃、强抢来的东南亚各国的古玩金石，并离家出走，悄悄地在东京湾沙麂角蹈海自杀了。 唐伯虎《李端端图》（局部细节） 既然日本人拿到的是赝品，那么真迹又到了哪里？也许汪精卫从清宫里拿到手的本就不是什么真迹，当时的裕隆太后为了敷衍汪精卫，叫高手临摹了一幅《金山胜迹图》送给他，这也是可能存在的事实。或者是周佛海对画起了吞古之心，拿一幅假画换走了真画？他至死也没有说出这幅画的确切下落。还有就是陈璧君狡兔三窟，把画藏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黄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宁阳县蒋集添福庄人，出身于耕读之家、书香门第。祖父黄尚璨，字绣琳：“喜读书，为文典雅有体裁。乾隆初应童科，郡试第一，旋入庠，补增广生，有名黉序。时泰安名儒于瑄方假馆南泉精舍，聚徒讲授，尚璨负籍往从之游。覃精三载，悉传其学……中年遽卒，士论惜之”；父亲黄宗皋，字翘元，天资英敏，学业优秀，府县考试名列前茅，因系家中唯一男丁，为生计放弃科举，力耕持家，并亲自督促二子学业，常以明朝忠臣杨继盛名言教育晚辈：“我让人，毋使人让我；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黄恩彤5岁跟其兄恩澍入塾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誉。15岁县试第一，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成进士，从此走上仕途。

1826年，26岁的黄恩彤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六品）。他潜心律学，迅速表现出过人才干，刑部尚书陈若霖对其非常器重。当时有户部伪照、银库截饷、邪匪传教三大疑案久拖未决，牵连数百人。黄恩彤被指派审理这三个案件。他出手不凡，“搜抉弊端，指擒首恶，穷治党与，次第论如法。其株连无辜悉纵遣之，一时翕然称平允” ，令人刮目相看。接着被选充提牢，掌管刑部监狱；又改任专司修订颁行法律的律例馆提调，十余年间查办了大量疑案。其间曾一度出任热河都统理刑司员，清廉自守，执法严明，“却翁牛特蒙古公贿，黜其爵”；“佐理三载，蒙民悦服。代归，送者络绎过广仁岭，谢遣始去”；还多次随朝臣阁老赴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俯察民情，惩治污吏，政声斐然。累迁刑部郎中（五品）。

科举选人历来被朝廷视为头等大事，乡试主考官多由朝廷信赖的翰林、内阁学士担任。黄恩彤因学养深厚，却得破例膺此重任。1839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首次参与科考事务；次年（1840），即被委任为广西乡试正考官，因选才得人，颇受朝野称赞。随后外放江南盐巡道（四品）。当时江淮一带盐政松弛，走私猖獗，枭匪充斥。黄恩彤精心治理江面，“严覈水程，遴委干员，于出江过境盐船不时抽查，起获商私数十万斛，禀请严办”，使江南盐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治理。因政绩突出，不到一年即被任命为江苏按察使（三品）并代理南京政务。

黄恩彤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怀抱“修齐治平”理想，以其才干，如生逢康乾盛世，未始不能跻身台阁，出将入相。但时当中国面临前所未有大变局的晚清，其命运便不可避免地随时代变迁而浮沉。

鸦片战争期间，朝廷派出与英人交涉的有伊里布、耆英、牛鉴等一品大员，但这些要员们却放不下钦差大臣的架子，只是派黄恩彤偕侍卫咸龄前往谈判。1842年夏 (道光二十二年)随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侵略军谈判议和事宜，于8月29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廷以议和有功，授其二品职衔。后又随耆英、伊里布赴广东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此后历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1845年升任广东巡抚。期间，他一方面对英军进入广州城的无理要求妥协，一方面敌视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认为“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遭时论斥责，被参劾降级使用。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以亲老遵例归养为由，返回宁阳。1851年(咸丰元年)，在家乡总纂《宁阳县志》，志书中收入了他的《成城辩》《汶阳说》等考证文章。

1848年8月，黄恩彤因与当政官员徐广缙、叶名琛政见不合，兼之其兄病故，遂请求回乡奉养双亲，1849年3月返回宁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黄恩彤曾奉旨随耆英去天津议和，到达时条约已签，随即返乡。后来，他把办理洋务的经历及文稿撰成《抚远纪略》一书。在该书序言中，他对自己与西人交涉的总结是“刚柔迭用，操纵互施，虽有时俯顺其情，要未敢稍失国体”（《抚远纪略·序》），其成败得失，为中国近代外交提供了有益借鉴。《清史稿》评论洋务官员时指出：“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清史稿·列传》第一五八），指出当时外交被动主要责任在于朝廷和战无定，使位居封疆、参与洋务的官员很难措置，持论还算公允。

1858年5月(咸丰八年)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居间调停，他受命赴津协办，抵津时，《天津条约》已定，仍归养故里。1859年(咸丰九年)，主持编纂《滋阳县志》 ，3月而成。在修志过程中，他补充资料，加工文字，使新志增色不少。1860年9月(咸丰十年) ，安徽一带捻军大举进入鲁西南地区，黄恩彤两次奉命督办团练，抵御捻军。他从历史上“即悍如樊崇、石勒，犹为壁垒之民所困”受到启发，首创联村筑堡之法，实施坚壁清野，使捻军无法掳掠，只得绕境而过。光绪五年版《宁阳县志》记载说：“宁阳村堡，实禀庙谟坚壁清野之策，始自添福庄，其后诸村效之。或一村一堡，或数村共为一堡，渐至雉堞林立，声势联络，一切守御之具悉备。有警则入堡共守，贼退则各勤其业。不惟野无荒田，亦且户鲜逋赋，计无便于此者。”。

咸丰十年（1860），黄恩彤时年六十，将平生所作文赋、诗词重加校勘，亲自誊写抄录，著成《知止堂集》。其35—50岁间作品集为13卷，为正集；50—60岁间作品集为6卷，为续集；又外集6卷；另有飞鸿集4卷，余集1卷；秋声词1卷；飞鸿集文1卷。据作者自序：“至于奏牍另有专钞，制义颇已梓行，是集概不登载，非敢出而问世，将以存诸家塾，俾后之未遽废学者，知余从事于此，至老不倦，庶乎动其劝学之心，而勿堕缀文之业，敝帚之讥，所不敢辞。”集中诗文大都平实自然，不事雕琢，可从中了解其宦海行踪与心态活动，是研究黄恩彤及相关历史的重要资料。歌颂宁阳山水的名篇《彩山赋》被置于卷首，不难看出其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1870年(同治九年)，著成《鉴评别录》60卷。该书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等予以点评，有独到之处。光绪元年（1875），黄恩彤75岁，又手录70岁以后所作诗文为1卷，取刘禹锡“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诗意，名之《余霞集》。时黄恩彤已乡居25年，饱览了世事变迁、人世沧桑和战争离乱。由于长期在民间生活，对民生疾苦及胥吏贪虐多有了解，其中所收《采料谣》、《催租隶》、《南村有老民》、《两生》等诗文，均为关心民瘼之作，多能关注民间疾苦，并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见解，对中西交往中的利弊得失作了分析，主张对外国侵略者“以逸待劳，以主制客，以众屈寡”等，认为“夷人可制”。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黄恩彤居乡期间，关心农事，并撰写、整理了大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著作，著有《去螣必效录》2卷及《河干赘语》7卷。前者是一部灭蝗专著。当时宁阳一带连年旱蝗，为害甚烈。作者曾亲自参与捕蝗，并悉心搜集整理民间治蝗经验撰成此书。在自序中，黄恩彤记载说：“是役也，余躬身其间，目睹情状。周咨田父野老，于利弊曲折，知之颇悉，因于暇日条例事宜，笔之于书，厘为二卷，名曰《去螣必效录》，聊备他日仓卒之用。夫效未可必也，试之果效则必之耳。此书大旨，务在劝民自捕蝗蝻，庶几简易迅速，不致迁延遗患。一切官办成法，概置勿道。虽卑之无甚高论，留心民事者或亦有取于斯乎！”作者关心农事，专门总结推广民间治蝗经验，力促农民组织自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后者是作者叙述历代饲养鹌鹑之法及其源流之作，说明其对农民多种经营都给予关注，这对一位传统文人来讲，是难能可贵的。黄恩彤其他著作还有《名宦传》2卷、《离骚分段约说》1卷、《憩亭诗稿》1卷、《使粤诗草》1卷、《忘余诗草》1卷、《大清律例按语根源》104卷、《稀龄追忆录》4卷及续1卷，以及主编的《宁阳县志》、《滋阳县志》。直到晚年，黄恩彤一直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这种勤勉的治学精神对宁阳后学有深远影响。

1879年(光绪五年)，适逢县令陈纪勋欲重修《宁阳县志》，遂委托黄恩彤为总撰。黄对此举大力支持，投入巨大精力。修志工作从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开始着手，至咸丰元年（1851）五月编定，次年（1852）问世。此版县志凡二十四卷，计三十万言，事增于前而文省于旧，布局结构有较严密的内在逻辑，基本吸收了当时流行的纲目体和纪传体的优长，横排门类为纲，下设编目记述。在体裁上，述、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基本接近现代志书的完备体裁。以大手笔作地方志，资料选取很见功力，语言亦准确精练、平易朴实，尤其论赞中有许多精到见解。综合来看，该志不仅堪称宁阳旧志之首，也是山东地方志中的精品佳作。时隔三十年后，黄恩彤已79岁高龄，又于光绪五年（1879）对县志进行续修，增补了三十年间新的资料，使《宁阳县志》更臻完美，为保存宁阳历史文化资料、述往事思来者提供了一套宝贵的文献。1882年(光绪八年)，黄恩彤重逢乡举（中举人满60年），清廷赐予鹿鸣宴，赏还二品顶带。次年，卒于乡里，终年八十三岁。

在宁阳文化史上，黄恩彤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先秦至清代古圣先贤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宁阳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有身逢社会巨变、亲手办理洋务的经历，是宁阳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他的大量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学和学术价值。长期以来，由于极左历史观占统治地位，曾参与签订《南京条约》的黄恩彤被加以“卖国官吏”的恶名，其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被完全忽视，甚至成为研究的禁区，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恢复其历史本来面貌，并全面整理挖掘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当代学人、尤其是宁阳后学的责任。

慈禧如何对付最凶猛的一只“大老虎”

人民网

1861年11月8日，立冬后第二天。前一日西北风大作，寒气骤降，尘埃弥漫，落叶纷飞，至后半夜方息，京城内外，顿时一片萧索气象。一大早，夜色未褪，沿着从宣武门到菜市口的宣外大街上，便已密密麻麻挤满了各色人等，甚至连两旁酒楼茶市里也人头攒动，大伙儿纷纷踩着桌子蹬着椅子，翘首张望。这一天，国家重要***、上一届领导核心委任的顾命大臣肃顺将被绑赴菜市口处决，谁也不想错过这一历史时刻！

名士李慈铭身染重病，高卧榻上，听闻押解肃顺之囚车过其门前，于是勉强起身出宅观看，只见“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更有甚者，街道两旁路人莫不“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弛赴西市观之”。待到行刑之际，一直默默无语的肃顺突然开口大骂，据说“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并且他一直不肯跪下，迫于无奈，“出红差”的官吏只得用铁柄猛敲肃之双膝，直至其双胫碎折，方才跪地。刽子手趁势手起刀落。

处决肃顺，大快朝中群臣之心。帝师翁心存写道：“所谓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也，可悯可戒。”其子翁同龢也认为肃“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

1861年的初冬，如何揪出了肃顺这只大老虎？

“鹰派”的发迹史

平情而论，肃顺可谓晚清少有的“鹰派人物”。这头猛鹫，拥有两张面孔。

首先，肃顺是位不折不扣的权臣。肃之发迹，很有些因缘际会的味道。肃乃宗室后裔，自然享有诸多特权，一出道便任职于侍卫处。不过，他早年秉性顽劣，“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严冬，(肃)顺盘辫，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终日四处游荡，活脱脱一个“风一样的男子”。也正凭借这貌似不堪的市井经历，使他能“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弊”，加之其“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故屡破大案，升迁颇速。到咸丰即位，肃已坐到礼部侍郎这样副部级的要位。只是于官场混迹的资本，才干仅占其一，出身、后台、时运也是硬通货。肃顺区区普通宗室一名，既非亲王，亦非郡王，想再往上挪挪窝，实在难如登天。若按常规，再熬上二十载，至多混个正部级退休。

然而，上天却格外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权力巅峰之门。咸丰登基后，一心求治，于是对军机处领导班子做大手术。他先罢黜了误国之臣穆彰阿，接着先后任命赛尚阿、祁寯藻为领班大臣。不过二人俱是守成之臣，难以应对内忧外患之危局。迫不得已，咸丰打破祖制，特命六弟恭亲王奕入值军机。恭亲王果然出手不凡，很快即令局势为之一新。然而看着老六干得风生水起，咸丰不禁心生猜嫌，害怕奕坐大成势。一年半后，咸丰找个理由，撤掉老六一切职务，让其回上书房读书深造。继之而起的文庆虽经验丰富，却很快去世，之后的领班大臣无论是彭蕴章还是柏葰，皆谨小慎微之辈，“事上以谄，接下以吝，耆利不学，若出一途，稍有事故，尽为盲痴”。

眼瞅着军机处一干人等很不给力，咸丰只得改弦易辙，转而倚重宗室近支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可惜咸丰又看走了眼，这两位也绝非济世安邦之才，遇事多无主见。恰好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获取皇帝信赖，肃顺还积极拉拢大员，延揽人才，发展自身势力。如他力荐陈孚恩出任兵部尚书，扶植杜翰为自己门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与穆荫来往甚密。同时，肃顺还多方吸纳汉族幕僚。他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于是他对待汉人恭敬有加，但对旗人“睚眦暴戾，如奴隶若”，甚至就连受贿，他也只收旗人不收汉人，搞得整个旗人圈怨声载道。也正秉此原则，肃顺将王闿运、高心夔、郭嵩焘等名流罗致门下，俱为一时之选。

到咸丰九年，一个以肃顺为核心，包括端华、载垣、穆荫、杜翰、陈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内的政治集团基本成型，他们或为心腹，或为羽翼，盘根错节，遍布内外。

变味的“反腐”

其次，肃顺又是位嗜血无情的酷吏。初次面圣时，肃顺曾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的九字治国方针，此乱世用重典的思路深得咸丰认可。之后掌权，肃顺果然展开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不过于反腐背后，却掩盖着其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真实意图。

彼时清廷中枢，尚有一批立场相对保守且能量甚巨的势力，他们既反对肃顺以严刑峻法重振朝纲，也坚决抵制大规模重用汉臣，其代表人物有柏葰、祁 寯藻、彭蕴章、翁心存、周祖培等。依着肃顺刚猛的暴脾气，自然不愿与此辈多做周旋，便借两场“打老虎”行动，将诸位对手一一剪除。

肃顺摆出的“当头炮”乃“戊午科场案”。咸丰八年十月初七，距离当年乡试揭榜尚不足一个月，御史孟传金上书，指出本次乡试存在严重舞弊问题，如旗人平龄，除了会唱两口好皮黄，一无所长，居然高中第七名，事出蹊跷，奏请立案审查。咸丰感到其中定有猫腻，于是命载垣、端华等会审此案。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试卷“讹字至三百余”也能中榜。咸丰闻后震怒，将主考官柏葰诸人革职。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也浮出水面。原来同考官浦安与新考中主事罗鸿绎私下里“交通关节”。于是肃顺建议载、端二王顺藤摸瓜，传讯当事人罗鸿绎。读书人往往骨头软，一经审讯，罗便爆出大料：为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鹤龄疏通关系，李转而求同考官浦安关照，浦又跟柏葰的门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贽敬银十六两，李鹤龄则向罗鸿绎索要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转交浦安。这显然是一宗腐败窝案。

打苍蝇牵连出了一只大老虎，这可乐坏了肃顺。柏葰可是两朝重臣，《清史稿》称其“素持正”“勤慎无咎”,但他向来反感肃顺等人的施政方针，时常带头抵制。如今抓到了柏葰的把柄，肃顺自然要大做文章，力请将之“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这令咸丰着实为难，商议此案时，他询问各亲王大臣“柏葰有无屈抑”，是否有从轻发落之可能。此刻肃顺于殿上高声力争，强调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而在朝诸臣摄于肃之气势，竟“默无一言”。既然无可挽回，咸丰只得判处斩立决。柏葰也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中央领导。综观这耗时十个月的“戊午科场案”，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不仅处决了柏葰这样的副国级干部，还波及各个部委甚至不少亲王宗室，确实收到“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端净绝”的效果。然而，肃顺在具体执法中存在明显不公。如他袒护陈孚恩，使其免受案件牵连。更让人不齿的是，两年后肃顺监视庚申恩科，居然为了能让幕僚高心夔中式，不惜考前泄题，实“为科甲中人所切齿”。可以说，肃顺打掉了一只老虎，却又养了其他老虎。

紧接着，肃顺再出重拳，彻查“户部宝钞案”。咸丰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无巧不成书的是，肃顺的前几任，分别是政敌祁寯藻、柏葰、翁心存，这可给了他现成的弹药。

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将户部整个掀了个底儿掉，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就在案情渐趋明朗之际，咸丰九年十一月，户部稿库突起大火，“三日不息，存案悉毁”，“宇廨尽焚”，“统计延烧、拆卸房屋二百余间”,致使户部积案无可稽查。偏偏在此关口，户部起了大火，这令咸丰坚信其中定有更大阴谋，遂命肃顺详查。有了皇帝的力挺，肃顺办案愈发酷烈，定要揪出幕后的“大老虎”。几经核查，耗时一年，肃又将户部司员景雯、崇贵、常禄、忠麟、王熙震诸人利用短号钞换取长号钞，从而吞没巨款的案情查出。经过反复逼供，忠麟等供认此事曾经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心存过目，但翁漫不经心，故毫无察觉。拿到证据，肃顺立即启动对翁心存之弹劾，终使朝廷对翁予以革职留任之处分。而时任大学士的祁寯藻，因对肃顺办案作风不能认同，二人屡次发生冲突，“肃顺议论风发泉涌,寯藻格格然勿能难”,不得不称病辞职。

这场轰轰烈烈的“户部宝钞案”前后延续长达两年多，“波及至数百人，系狱至两三载，南北两监，囚为之满”，确也暂时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肃顺以查案之便借机排挤了祁寯藻与翁心存，使个人势力继续膨胀。不过，这种大肆反腐的举动，让官员们人人自危的同时，也迫使他们开始私下紧密抱团，以求自保。难怪李慈铭感慨“然昔岁科场，今兹储库，屡行大狱，亦非国家之福也”。肃顺得到了冷酷的权力，失去了温热的人心。

这波“打老虎”运动，终究还是变了味道。

尴尬的恭亲王

与肃顺风生水起的架势迥异，奕的境遇只能用尴尬来形容。

其实自从被咸丰撵回上书房后，奕就一直处于不尴不尬之地。待肃顺得势后，其处境愈加微妙。咸丰八年，奉旨赴天津与英法议和的大臣耆英擅自回京，引来皇帝震怒。围绕如何处置耆英，朝堂形成两种不同意见：奕依循大清律例，认定耆英不遵旨私自返京，确属冒昧糊涂，但其并非统兵将帅，也无碍大局，况且律例中也无如何具体惩处的专门条文，故建议从轻发落为“绞监候”（死缓）；肃顺则主张必须矫枉过正，立即正法。咸丰对二人建议做了折中，赐耆英自尽，实际上变相采纳了肃顺的主意。哥哥偏向宠臣而不听亲弟之言，这不免让奕心生芥蒂。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次年，肃顺在彻查“户部宝钞案”中，发现恭亲王府首席太监孟来喜涉案颇深。倘换做他人，八成会送奕一个顺水人情，从轻处理。谁料肃顺毫不留情，照样查抄，弄得恭王府一时鸡犬不宁。于是二人之矛盾已从政见相左恶化到私人恩怨。只是迫于政治上失势，奕唯有暂时隐忍，摆出一副“鸽派王爷”的 样儿。

转机出现于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逃往热河，临行前将议和与维护京师诸事宜全权委托奕 负责。恭亲王不辱使命，议和成功。拥有了再建社稷之勋，加上其平时亲和恭谦之形象，奕很快就将留守北京的心腹桂良、文祥、宝鋆及周祖培、翁心存、彭蕴章等部院大臣捏合在一起，一股“倒肃”力量渐趋成型。

敏感的西太后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倘若咸丰不死，后宫挺肃顺，估计要倒霉的人还是奕。然而命运所安排的剧本却是咸丰于热河殡天，慈禧与肃顺矛盾重重。

据《慈禧外纪》载，慈禧16岁已“五经成诵，通满文，廿四史亦皆浏览”，如此聪慧，自然深得咸丰宠爱，甚至命其协助整理奏章，代笔披览。不过物极必反，慈禧对政治的热情渐趋浓厚，不仅“时于上前道政事”，甚至屡有参与决策之意。这令咸丰厌恶不已，渐渐对其疏远。

察觉到皇帝的态度变化，恐有失宠之虞的慈禧，决定向政府红人肃顺示好，“隐冀得肃以自援”。谁知热脸贴了冷屁股，早对妃嫔干政不满的肃顺给予傲慢轻视的回绝。尔后不久，肃顺又在咸丰面前请“行钓弋故事”，将慈禧赐死。后因咸丰酒后失言，泄露此事，“西后闻之，衔肃刻骨”。二人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北走热河期间，肃顺负责行宫事宜。由于仓促外逃，妃嫔所乘座驾皆临时从街上征用，故破旧简陋，加之山道崎岖，一路上颠簸不已。慈禧久居深宫，养尊处优，哪儿受得了这般罪，于是多次请求肃顺换辆好车，然而却换来肃顺一顿呵斥：“危难中那比承平时？且此间何处求新车，得旧者已厚幸矣。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

等到了热河，咸丰又令肃顺修筑行宫，于是肃“皆便冠服，出入无禁，寝宫亦著籍，嫔御弗避”，可谓明目张胆地破坏后宫规矩。肃顺心中唯有咸丰，焉能将慈禧等人放在眼里，更不料这位平时娇柔的叶赫那拉氏，居然也是位狠角色。后来民国掌故名家黄濬感慨：“灭门之祸，起于饮食之微，可为叹息。”

细数一下，重臣、宗室、后宫、官吏、太监、士子、旗人、商贾，肃顺几乎将三教九流都得罪了个遍。失道寡助，其末日不远矣！

晒晒“老虎皮”

帝制时代，权臣的好日子往往过不了两朝。新旧皇帝更替，权力格局势必重新洗牌，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弃用旧人，提拔新人，实乃必有之义。咸丰一死，肃顺便失去了“大boss”，政局趋于复杂。咸丰于弥留之际，特意留了一手。他一方面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弼幼帝，一方面又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随身私章赐予慈安与同治皇帝，二人可凭印章对决策实行否决权。因此当时朝政的运作形式，既非“八人帮”一家独大，也非两宫垂帘独裁，而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制衡局面。一言以蔽之，身处热河的肃顺集团、后宫集团与北京的奕集团呈犬牙交错的“三国杀”态势。

然而由于肃顺继续采取强硬立场，致使“赞襄”与“垂帘”之争日趋白热化，处于弱势的后宫集团不得不转而与奕集团联合：“三国杀”化作“二人转”。在博取列强默许、获得军队效忠及各路朝臣支持后，叔嫂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只“大老虎”。

打掉了晚清最凶猛的一只“大老虎”，慈禧、奕自然要公开罪状，晒晒“老虎皮”。清廷给肃顺定的罪名，实在耐人寻味：擅坐御位、进内廷当差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敢声称，有旨亦不能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以上诸条，虽堪称大逆不道，但都属于个人违法乱纪、不守臣子本分一类，其谋反作乱的情状却隐而不谈。想必叔嫂明白若将肃顺定为政治犯，那么势必会牵连出宫廷权势斗争之内幕，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因此选择避重就轻、讳莫如深。

曾为肃顺门客的郭嵩焘在其事败之前就预言：“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恰如斯言，处理政事，既应施霹雳手段，又当显菩萨心肠，刚柔并济，联合多数，方可立于不败。肃顺非要逆其道行之，攀上权力顶峰之际，亦是坠入万劫深渊之时。昔日的“打虎英雄”，终究难逃被当成“大老虎”被打的宿命。

这，就是肃顺式悖论；这，就是权臣的下场。

中国的第一个租界的出现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有关。1842年中英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一共有13款，内容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清廷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并且准许英国商人和家属在这些城市自由居住。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英国驻上海的第一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了上海，成立了英国领事馆，并且胁迫当时的上海道台宫慕火通过了《上海租地章程》，把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约55万平方米的地方划给了英国人作为居留地，这也是各国列强在中国内地占有的第一个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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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又称《江宁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涉及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和税款协商。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于南京（时称江宁）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英国以武力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国接受其侵略要求，这就使中国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英国强占香港岛，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五口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

巨额赔偿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参考资料：

揭秘史上几次最著名的凌迟酷刑：凌迟是怎么废除的？

　是谁废除了凌迟这一人类史上的酷刑？1905年4月，清朝两位修律大臣——伍廷芳和沈家本——联合署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交《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请求从《大清刑律》中永远删除凌迟。

　这是伍廷芳和沈家本汇合后做出的第一个惊天之举，是现代法理与古代酷刑传统的第一个较量，两位修律大臣拉开架势，高屋建瓴，以仁政为坐标系，说明刑法“裁之以义”，终极目标却是“推之以仁”。又说——

　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

　这是中国呼吁改革的老办法：首先，把自己要干的事说成上溯3000年来无数先烈一直想干而代代未竟之事，要继承先烈遗志，把他们不可能做成的事做成；其次，说美国就是这么干的，美国的今天，就是俺们的未来；最后再补充一点，说美国人早就对俺们这么落后有意见了！

　呵呵，这种写法，可能是官牍习惯，也可能确是沈家本如临大敌，把改革的困难想得太充足，必及古今中外，否则无法说服圣上。

　沈家本有一得力助手，叫“董康”，其回忆说，司法改革刚开始时，海归大臣伍廷芳尚在美国出使，作风谨慎的本土大臣沈家本不敢贸然制新法，所以只是“荟萃同治以来章程，详看编辑”，做一些筹备工作，年底了，慈禧未见刑法改革成果，急了，沈家本这才动作，召集属下征询意见，于是董康建议，“自宋以后，刑制日趋于重，凌迟尤形残酷。今欲中外画一，须从改革刑制始”，如果中央批准，“始知朝廷非虚应故事”。董康的意思是，事儿一定要做，步子一定要小，先别抛开《大清律例》去制订《大清新刑律》，只求在《大清律例》里删除酷刑，试探一下慈禧的意思。所以1905年4月，伍廷芳和沈家本联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请求在旧法中删除334条，其中重点在于“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一概删除，死罪至斩决而止”。

　出人意料的是，慈禧没做异议，下旨准行，将凌迟“永远删除，俱改为斩决”。

　沈家本和董康，甚而整个朝野，甚至于所有通过文艺作品学习清末历史的后人，对于凌迟问题超顺利解决，一定难以置信。惟有伍廷芳认为理所当然，因为他是海归，不大知道官场世故，恰好官场也并不在意海归的狷傲和直率。这是20世纪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海归总是比土鳖敢说话，说出的话也会得到格外的重视。

　鲁迅曾说，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的族群，俺认为，这是义愤之语，其实任何一个民族在蒙昧时期都喜欢在肉体上做些残酷文章。实际上，凌迟这种刑罚，希腊时代已有，不仅割肉，而且还要剔骨，说不定这种骇人酷刑正是从雅典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

　第一次载入史册的凌迟事件

　在中国，关于凌迟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唐朝。在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总撰的《五代史志·刑法志》中，有“轻刀脔割”一句，说的就是凌迟。《五代史志》记述的，是晋朝和隋朝之间那段小朝廷频繁更迭的时代，史称“南北朝”。其间，河北有个小朝廷，号称“东魏”。但魏帝无能，大权掌握在高澄元帅手里。高澄是一帅哥儿，鲜卑人和汉人的混血儿，他去江苏打梁朝，活捉了徐州总督兰钦子京，强迫他做首席厨师，兰钦子京不堪打骂，终把高澄杀死在床下。高澄有个弟弟，叫“高洋”，奇丑无比，能征善战，喜欢酩酊大醉之后去闹市裸奔。高洋接过哥哥的权柄，把兰钦子京那伙儿梁朝遗党“轻刀脔割”，头颅做成一套精美的酒具。这便是第一次载入史册的凌迟事件。

　后人常说，关于凌迟的记载始于北齐皇帝高洋，这不对。高洋对梁党“轻刀脔割”之后9个月，他才废魏帝，另建“北齐”小朝廷。准确地说，凌迟第1次被文字记录，始于东魏权臣高洋。

　凌迟在历朝历代的发展

　凌迟经过混乱的南北朝，又经过短命的隋朝，在传说中仁慈的唐朝也有记录。比如说，706年，德静王武三思私派大法官周利贞去海南定安县，假传唐中宗旨意，处决昔日的平阳郡王敬晖，周利贞公报私仇，命人把敬晖绑在大榕树下，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不过，唐朝确实别有气象，懂得一个好的王朝必须慎于死刑，所以745年，也就是李白再婚的那一年，唐玄宗甚至考虑要废除死刑。遗憾的是，安史之乱改变了一切。叛乱中，燕朝皇帝安禄山在洛阳劝降，常山市长颜杲卿和军事部长袁履谦不为所动，被绑在天津桥上，零割处死。有道是，乱世用重典，自安史之乱起，唐史中有了不少凌迟记录。此时，凌迟仍是私刑，没有写入法典，甚至“凌迟”2字尚未产生，只做“脔割”或“剐”。

　唐灭后，中国大乱，史称“五代十国”，凌迟盛行。

　那个时候，契丹族在北方建立辽朝，第1次把凌迟写入法典，成为与绞斩并列的公刑。

　在契丹语里，“脔割”音同“凌迟”，汉族史官在写《辽史·刑法志》时，第一次将其音译为“凌迟”。在汉语中，“凌迟”也做“陵迟”，“陵”是土丘，“迟”是动词，意思是“缓缓刮平”。荀子有言，“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3尺陡岸，空车上不去，百仞高山，车可负重登顶，为啥，因为山坡缓缓。于是，缓缓登山，慢慢割肉，奥妙尽在其中。

　在南部中国，小朝廷更替，遍地是酷刑，却引发了废止凌迟的第一声呼喊。946年，后晋皇帝顾问窦俨奏请，死刑只留斩绞两种，“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皇帝石重贵准奏，禁用凌迟。不过，心慈手软的皇帝不久长，第2年，契丹攻打河南，石重贵服输，后晋灭亡，法制尽废。此后，岁月荏苒，五代继续更替，窦俨先是做后汉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随后是后周的立法委员，等到后周元帅赵匡胤黄袍加身，建了宋朝，窦俨又做了教育部副部长，所以他影响了一大批人，以至赵匡胤力纠五代弊政，再次规定重罪只用斩绞，不用凌迟。

　宋真宗时，总管太监杨守珍两度抓获不赦盗贼，国家监察部查获官僚犯罪，均申求脔割，宋真宗全部否决。可是，到了宋仁宗时，也就是水泊梁山闹土匪那会儿，情况发生了逆转。1031年，湖南湖北流行杀人祭鬼，宋仁宗气晕了，恢复凌迟。翻翻《水游传》，便可知宋人对陵迟的爱好。第二十七回，王婆因为鼓动潘金莲谋杀武大郎，被判凌迟，“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吃了一剐”。第四十一回，李逵对黄文炳说，“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他先从黄文炳大腿割起，好肉拿到炭火上去烤，边割边喝酒，最后开膛，取出心肝，给同志们做个醒酒汤。1032年，淮南凌迟了6名抢劫犯，宋仁宗觉得过分，急忙加以限制，规定“毋得擅行凌迟，须奏听裁”，收回了凌迟终审权。

　在适用范围上，宋仁宗时期，凌迟仅限于太气人的命案和军队哗变。宋神宗时，凡危及皇权言行，凌迟重惩。自宋哲宗开始，凌迟成了惩治罪犯的重要手段，一想到犯罪，便想到凌迟。

　宋室南渡后，一位著名高干终于忍不住了，这便是教育部的陆游局长。陆游在《条对状》中写道，“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

　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即便对于凶犯，也太过分了吧，难道五代如此，南宋就要因袭吗！陆游废凌迟的理由是：一、凌迟不合法理，不该以血还血，即使罪犯脔割过别人；二、暴露犯人器官，妨碍教化；三、汉唐法典无凌迟，宋法也不该有。但是，陆游失望地看到，凌迟不但没有废止，反而汇编进《庆元条法事类》，成了与斩绞并列的死刑名目。

　从此，凌迟变成公刑，一直延续到1905年4月废止。

　《宋史·刑法志》记述，“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先打断胳膊腿，省得犯人挣扎，尔后直取咽喉，省得乱喊，最后再分8刀、24刀、36刀、72刀、120刀把罪犯剐死，刀数少，属于肢解活人，刀数多，是正宗的凌迟。

　到了明朝，凌迟技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刽子手们一致认为，一片片切肉比连筋带骨剃割要省力，犯人持续疼痛时间长。他们变得十分讲究，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细。行刑时，有门徒为他们端着托盘，盘中放着一组组工具，每一组由1把小刀和1只钩子组成，分别对应不同的肌肉组织。其基本手法是，用小钩把皮肉勾起，每刀只割下指甲大小的一片。有时候，他们会用渔网勒住死囚身体，用利刀削去突出来的肉包。从刀数上讲，明朝凌迟已发展到千刀以上，达到“千刀万剐”的地步。

　正德皇帝杀大太监刘瑾，要求“凌迟三日”，锉尸枭首，司法部张文麟笔录如下——

　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

　剐3357刀，每10刀歇1次，生怕刘瑾昏死而不知疼痛，得把他叫醒。

　崇祯皇帝剐过两位名流，一位是忠诚报国的沈阳军区司令袁崇焕，罪名是叛国通敌，剐3543刀，残肉被痛恨汉奸的没脑愤青吃掉，另一位是喜欢高调进谏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郑鄤，罪名是棒打后妈、奸儿媳、奸妹，剐3600刀，残肉出售，做调制疮疥中药的原材料。

　与宋太祖赵匡胤绝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大诰》，警告天下，轻罪可以重判。北京监察厅厅长柯哲很讨厌国家监察部长詹微，联合18位官员，诬陷詹部长，何哲和3位同党凌迟示众。中央警备局有一位军官，叫“靳谦”，他让太太击鼓鸣冤，庭审后发现，其诉不实，是诽谤政府，凌迟。浙江崇德县有一名生产队长，叫“李付一”，他总是骚扰良民，崇德基层法院传讯他，他不理，刑警去抓他，反被他灌醉大绑，诬为骗吃骗喝，这样的行径，顶多上一次《焦点访谈》，但也被凌迟处死。

　这时候，连不按时交税，也会被凌迟，酷似彭真的“严打”。直到《大明律》颁布，凌迟范围才得到规范，即，凡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宗庙、皇陵、宫殿，不问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凡谋杀奶奶爷爷老妈老爹、谋杀一家超过3口、生取他人器官，凌迟处死。

　清朝的凌迟，残忍烈度不及明朝，但却普遍化了。在适用范围上，别说杀了奶奶爷爷妈咪爹地，就连打骂他们，打师傅，也得凌迟，另外杀人、太太杀丈夫、逼人致死、劫囚、越狱、掘坟，都得凌迟。因此，清朝反对凌迟的声音，不绝于耳。康熙时代，法学家王明德出书，就说凌迟在“正法之外”，违背祖先精神。乾隆时期，史学家钱大昕说，“凌迟”词义晦涩难懂，只有清楚明白的刑名，才能起到警慑作用。

　康乾是和谐社会，去酷刑，自然顺理成章。但洪秀全造反之后，必须重典治乱，咸丰皇帝不得不授权督抚，可对叛党“就地正法”，可频频使用凌迟威慑。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为保三军性命，只率总理曾仕和和监察委员黄再忠独入清营，向成都军区司令骆秉章投降，咸丰遗孀慈禧传旨，“就地正法”，骆司令选择了凌迟。行刑时，刽子手先割曾总理一刀，总理痛得狂叫，石达开呵斥说，咋就不能忍受须臾之痛！曾总理听罢，咬紧牙关，没再喊叫。最后，石达开被割100刀，始终凛然无声。四川民政厅长刘蓉记述：“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可见，石达开不是怕死鬼，是革命英雄。

　一系列严酷杀戮，自然解决了南方动乱，但余害不浅，与现代法理不容，国家形象也十分糟糕，于是清末大法学家薛允升大量援引陆游、王明德、钱大昕，再次呼吁恢复汉唐，从《大清刑律》中剔除凌迟。

　话至此，俺们可以发现，废止凌迟的思路，古已有之，并非伍廷芳和沈家本临时独有，后者是在一个合适的契机里，完成了窦俨、陆游、王明德、钱大昕、薛允升的未竟事业。另有一处也可圈点，乱世中，慈禧曾用凌迟杀人，很见效，但同样在乱世中，她没再犹豫，永远废除了这种酷刑。而对《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的批复，慈禧写得相当策略，力挺改革派，也于守旧派无碍——

　我朝入关之初，立刑以斩罪为极重。顺治年间修订刑律，沿用前明旧制，始有凌迟等极刑。虽以惩儆凶顽，究非国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自1905年4月起，使用了1355年的凌迟酷刑，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