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出土一座千年古墓，墓中出土了7辆“豪车”，惊艳了全国！

我们可以引用专家的话，”这六辆战车相当于六辆法拉利。所以这个发现震惊了整个国家，它们不仅具有研究价值，更具有观赏价值，人们自然会称之为法拉利，不幸的是，专家们仍然很难，从古墓中发现的数据中确定谁是古墓的主人，尽管如此，这座陵墓仍然是楚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众所周知，湖北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浓厚的城市，在那里出土了很多的墓穴，但是让专家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九连墩楚墓，，但是让专家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九连墩楚墓，为什么要说九连墩楚墓印象最深呢，那是因为在墓中出土的文物，让专家记忆犹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出土了何物呢？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九连墩古墓位于湖北省枣阳市，众所周知，枣阳历史悠久，在西周时期，它也是一个分封的国家，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地方在汉代成为一个县，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汉代光武皇帝刘秀，就出生在这个县。

枣阳九连墩古墓的发掘，其实是一个意外，开始，考古队无法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有这么大的古墓，这只是从枣阳县志上的几句话中学到的，然而这些简短的记录让人们感到困惑，让考古专家犹豫不决，他们不知道具体位置，无法启动，然而当他们不知所措时，他们有了一个愉快的发现，那就是发现了被盗的洞穴，你应该知道这是盗墓贼留下的，反过来想，盗墓贼感兴趣的坟墓一定是一座大坟墓。

因此考古学家立即对被盗的洞穴进行了勘探，更让大家欣慰的是，在探索过程中，他们发现盗墓贼只通过了古墓，却没有到达古墓，也就是说，古墓没有被盗，这激发了每个人的工作热情，这激发了每个人的工作热情，经过几天的挖掘，终于出现了一座完整的陵墓，最后该墓被命名为九连墩战国古墓，在古墓中发现这座陵墓并不罕见。

这座陵墓也是湖北省楚墓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保存较为完好，其中最完整的是车马坑成，车马坑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六匹马车，考古学家解释说，这座陵墓的规模与皇帝的规模基本相同，也就是说，这座陵墓的规模与皇帝的规模基本相同，这座陵墓的主人是楚国的君主，这一发现可以让历史学家更深入地了解分封制度，这六节车厢的文物有多高？

因为当时在这座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在这些竹简中记载了当时的法律。而这些法律与司马迁编写的史记中所记载的秦朝法律大不相同。所以就有些专家认为司马迁其实是说谎了。当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陈涉吴广起义就是因为当时秦朝法律太过严酷，当时吴广等人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无法到达约定的地方。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应该是把这些人都斩首的。所以当时陈涉和吴广一想横竖都是死倒不如起义。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农民起义。但是在1975年的时候，湖北省曾经发现了一座秦墓。考古人员在这座节目中发现了非常多的竹简，而这些竹简记录的无疑是当时秦国的状况。相应的秦国的法律以及行政文书都会在这些竹简上所体现。当时这些竹简吸引了考古专家的注意。专家们纷纷对这些竹简上所记载的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当时有一名专家指出在新出土的这个竹简中曾经记载，如果是因为天气原因造成迟到的话那么会免去惩罚。这一结论明显与当时司马迁对于陈涉吴广起义的记载不符。

如果按照当时秦国规定的话，那么陈涉吴广率领人因为天气问题并没有如期到达地方并所受的惩罚并不应该是斩首。他们应当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所以这就构不成当时两人起义的说法。针对这一现象有不少人认为，其实司马迁把秦国的法律弄错了。所以才会说司马迁说了一个2000多年的谎。但是依旧有人认为陈涉吴广生活的其实是秦二世时期当时的法律制度比秦始皇时期更加严苛，所以才会出现不守时便会斩首的法律。由此就可以看出秦二世要比秦始皇更加残暴。

湖北省出土的铜鼓是中国仅存的商代。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精品文物展在咸宁市博物馆展出。国内仅存的一件商代铜鼓再度引起轰动，这面铜鼓于1977年在崇阳县出土，被认定为商代晚期文物。

距今3000余年，是研究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堪称绝世。曾被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赴美国、日本、英国等地巡回展出。目前，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湖北省

湖北省（简称“鄂”）是中国省级行政区，省会位于武汉，地处中国中部，东邻安徽，西连重庆，西北与陕西接壤，南接江西、湖南，北与河南毗邻。全省总面积1859万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底，全省有13个地级行政区，39个市辖区、26个县级市、35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始，中国***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在湖北省建立过许多革命政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立过黄安农民政权，扩建为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后改为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抗日战争时期，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成立鄂豫边区行政公署。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扩大成立为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同年8月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在鄂西北先后建立过5个地区。是年底，分别成立江汉行政公署和鄂豫行政公署。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

一、先秦至南北朝

武汉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汉地区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1956年，湖北省博物馆对东湖之滨的放鹰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石斧、石锛以及鱼叉等新石器时代遗存，经认定属于屈家岭文化。武汉最早的传说是关于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至今武汉汉阳江边的禹功矶上建有禹王庙。在黄陂区发现的距今约3500年前的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中国极少数已发现并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被认为是“武汉城市之根”，也是目前武汉拥有着比北京、西安等更为悠久的建城历史的考古依据。

春秋战国时代，武汉属于楚国范畴，留下了一些遗迹传说。《列子·汤问》所记载的俞伯牙与锺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锺子期，名徽，楚国汉阳（今武汉蔡甸）人。至今，汉阳仍存有古代留下的古琴台、锺子期墓等建筑遗迹和“琴断口”等历史地名，武汉也因此被称为“知音”故里。

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武汉新洲地区文化昌盛，成为儒家重地之一。《论语》载：“孔子周游列国至楚国时，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西汉时期有庶民在邾县（即新洲区）孔子山掘出一块石碑，上刻“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八个秦隶大字，淮南王刘安遂就地建庙征召学士讲学，是为“问津书院”，被喻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学”，史上曾与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等齐名。

现代武汉的起源，是东汉末年军阀刘表命江夏太守黄祖在今汉阳月湖附近所建的“却月城”和东吴孙权于223年在今武昌蛇山所筑的“夏口城”。却月城是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址。孙权筑夏口城时，在蛇山附近的城墙上修筑了一座瞭望塔，这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黄鹤楼。

公元208年，在武昌附近的赤壁（今咸宁赤壁，一说在江夏区赤矶山）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发生的大规模江河作战，也是武汉及其周边第一次发生了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事件。三国时期，当时的武昌（今鄂州）成为东吴政权的都城，孙权在此称帝，使武昌及其周边第一次成为中国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南朝时，夏口城扩建为郢州城，成为郢州的治所。

二、隋至清中期

隋置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以武昌，汉阳为治所。唐时江夏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期间，武汉经济文化逐步繁荣，成为文人墨客的汇聚之地，其中，位于武昌长江之滨黄鹄山巅的黄鹤楼被崔颢、李白、白居易、王维、刘禹锡、苏轼、陆游、黄庭坚等无数唐代乃至后代著名诗人吟诗颂赞，一时之间，使武昌成为中国南方的文化重镇之一，其中，崔颢所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和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黄鹤楼名扬天下，而李白的另外一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更是使武汉从此拥有了“江城”的别称。

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郡。南宋时期，武昌再次成为中国仅次于首都地区之外的第二大政治军事据点，抗金英雄岳飞驻防鄂州（今武昌）8年，在此兴师伐金，因此岳飞也被朝廷封为“鄂王”，武汉也曾遍布“岳王庙”的遗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宋代武汉的制瓷业极为发达，经过发掘，在武昌城区马房山和岳家咀出土了灰陶四神砖以及灰陶十二生肖俑等，在市郊江夏区湖泗、梁子湖等地发现了宋代大型瓷窑群100多座。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湖广行省为全国10个行中书省之一，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及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重庆东南部。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也是武汉正式成为中国中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开始。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因而在朱桢长大后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武昌一地继续成为湖北乃至中部地区的政治中心，明楚王之布政使司衙门驻武昌府。明代中后期，武汉的汉口崛起。

由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江，到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到堤口（四官殿）。明末清前期，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被世人称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全中国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美誉，也因汉口扼长江、汉水两大水道咽喉，成为天下商贾聚集之地，历史上也被称为三大茶市和天下四聚之一。

三、晚清

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老汉口

清代后期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武汉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是中国第二大城市，也是中国主要几个经济、金融、工业、交通、文化中心之一。

19世纪中叶，中俄万里茶道源于汉口。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中叶，汉口一直是中国三大茶市之一。1900年汉口仅出口俄国就达39万担，占中国输出俄国茶叶的809%。由于茶叶贸易的带动，汉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农业轻工产品加工出口中心，被中外茶商称为“东方茶港”。

1862年英国人修建的江汉关大楼，现已改建为江汉关博物馆

1858年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由此，汉口开始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国际大都市的转型。此后，汉口先后开辟了英、俄、法、德和日五国租界，40余个欧美国家在汉设立领事馆。

外国各路商人先后来汉通商，从此武汉的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贸易量稳居全国前四，成为全国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呈现出了“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态势。随着汉口在商贸更趋国际化，大批外商在此兴修码头，设立银行，成立公司，极大提升了汉口的国际辐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汉开办的经营土洋货销售、金融、航运、房地产的洋行剧增。到1911年，汉口外国公司增至125家。就具体的实业经济而言，制茶是当时汉口最大的工业，出口占全国6成。

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其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使汉阳造成为闻名东亚的品牌，进一步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武汉在原有以商贸金融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基础上拓展为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发源地。他主持修建了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中国的南北交通枢纽，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他还兴办西式现代教育，创建了“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进一步推动武汉成为了中国的教育文化重镇。

1905年，张之洞修筑了后湖长堤，建成后堤内干涸土地10万亩，基本奠定了现代汉口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轮廓。1907年，张之洞将后城城墙拆除，修建了上起硚口、下至江汉路的后城马路并成为汉口第一条近代马路，这条路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各方政治势力在武汉地区角逐的主要舞台。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展“实业救国”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势力纷纷进驻中国最大经济、交通中心之一的汉口，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并进一步推动汉口等中国大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1906年，宋炜臣等人在汉口创立了“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企业。1909年，该公司为调节供水，在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修建了汉口水塔，成为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

四、中华民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爆发，革命成功后，起义军宣布脱离清朝，建立军政府，成立中华民国，随后中国各省响应，清朝被推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宣告结束，武汉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地方，于是每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纪念日，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节。1912年1月，黎元洪成为临时总统兼湖北都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武汉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崛起，民族资本势力在武汉兴建、扩建约600家工业企业。武汉持续作为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存在，但是工业的迅速崛起也带来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扩大，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最有影响的事件。

随着中国北伐战争的推进，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汉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26年10月7日成立汉口市政府，刘文岛为汉口市第一任市长。1926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将汉口、汉阳、武昌合并为一个城市，设为京兆区（首都），定名武汉，这也是武汉三镇首次在行政上统一于一个城市之内。次年3月24日，中华民国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同年，中国***中央机关也一起搬到武汉，武汉随即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焦点所在，也成为了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然而到了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头目汪精卫默许宁汉合流并发动七一五事变宣布制裁中国***后，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8月7日***在汉口召开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立了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11月起，桂系军阀建立了在武汉的统治，直到1929年被蒋介石军攻克。

20世纪20年代直至抗日战争前夜，武汉城市规模急速扩大，到1936年末有民营近代工厂516家，人口超过120万。

1930年日本人绘制的武汉三镇地图

抗日战争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将武汉作为战时首都据此抵抗日军入侵，为国民政府内迁争取时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部门陆续迁至武汉，蒋介石来到武汉指挥全国抗战，中国***有关方面力量也陆续来到武汉，国共两党在武汉展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武汉作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重要机关的临时办公地点，成为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图谋，此战也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也因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焦点城市。

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的各类工业、军事设施或内迁或破坏，武汉工业的损失达到70％。10月27日，武汉全境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0年9月，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府将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特别市，期间，武汉人口锐减，常有骚乱发生。1944年11月，美军为报复日军，对武汉进行轮番轰炸，武汉市区遭到严重破坏。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进入汉口中山大道。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收复武汉后，将武昌和汉阳组建武昌市，汉口仍为直辖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行营，白崇禧坐镇。1946年10月，仅管辖武昌地区的武昌市政府成立，汉阳市区划为汉阳县，1947年8月汉口成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辖市。1948年秋，白崇禧在武汉谋求划江而治，同时向武汉工商业募捐以备战。1949年5月16日至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汉口市区、武昌市区和汉阳县，接管了武汉三镇。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直到1954年6月以前，武汉是中央直辖市，并且是中南地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1954年6月，武汉市被并入湖北省，并被改为湖北省省会。一五计划时期，武汉被确定为“重点城市”进行建设。根据中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在武汉地区投资新建大型国营企业32个，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

自此，武汉由“工商金融和近代工业中心”迅速的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基地，成为“共和国”的“长子”之一。到1956年，公有制经济在武汉取得了统治地位。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大桥联通京汉、粤汉铁路组成中国最重要的南北铁路干线——京广铁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南北交流，也使武汉三镇从陆上连成一体，成为完整统一的武汉城区。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收获了一批国家级大项目，使武汉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经济规模长期位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位居广州等市之前，武汉也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三大工业中心、三大交通商业中心、三大教育中心之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74年，毛泽东曾48次下榻武汉东湖宾馆并主持国家政务，使武汉成为他自1949年以后除了中南海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使武汉成为北京之外的另一个国家政治中心。期间，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八届六中全会等多次中央会议。

1975年，武昌县、汉阳县划归武汉市。1983年，新洲县、黄陂县划归武汉市。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第一站来到武昌，指示武汉在原有的基础上，建成新的全国三大制造业中心、三大科技开发中心、三大金融贸易中心，在全国经济中起龙腰的作用，随后几年，武汉发展速度连年突破16%，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前三甲，城市规模始终排名全国城市前列。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20年间，由于国家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中部、湖北和武汉成为“政策洼地”被不断边缘化。同时，武汉还是一个“重税区域”，自身结余极为有限，严重影响了武汉城市建设。至此，武汉逐渐被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抛在了身后。此外，当时的湖北省委省政府对省内武汉“一城独大”的现状，提出“削峰填谷”政策，即平抑武汉的发展并将行政资源全部用于发展湖北其他城市，造成武汉经济进一步下滑，这种情况直至2001年湖北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才有改变。

随着中国经济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型，武汉的区位及科教优势被重新认定。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重新确立了武汉市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

2008年前后开始，湖北及武汉两级政府抓住国家经济环境变化的大势，全市经济大幅增长，并被认为是国内“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和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极少数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次于深圳等极少数城市，城市创新能力在全国排名第二，创业环境在中国大陆排名前十强。

武汉初步改变了传统印象中“重工业基地”的形象，变成一座新型经济城市。武汉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硬件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貌显著改善，对外来人口的吸附作用日渐增强，特别是备受年轻人青睐，年轻人口净增率现仅次于深圳排名全国第二，是近年来全国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亦是除北上广之外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海外留学生主要求职目的地之一，城市活力排名全球第七[26]。

2016年8月，中央正式批复同意武汉设立“自由贸易区”，武汉自贸区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2016年9月，中央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武汉被列为超大城市，提出发挥武汉核心作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2017年1月25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指出，武汉要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扩展资料：

武汉，简称“汉”，别称“江城”，是湖北省省会、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和特大城市，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中央军委武汉联勤保障基地驻所。全市下辖13个市辖区，总面积849441平方公里，2017年常住人口10914万人。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横贯市境中央，将武汉中心城区一分为三，形成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隔江鼎立的格局，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构成了武汉滨江滨湖的水域生态环境。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境内盘龙城遗址有3500年历史。春秋战国以来，武汉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清末洋务运动促进了武汉工业兴起和经济发展，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祥地，武昌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开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武汉列为超大城市；同年12月，国家发改委明确要求武汉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参考资料：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于哪一年：1975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

包含1155枚竹简、4万余字，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竹简内容

睡虎地秦墓竹简共1155枚，残片80枚，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为原书标题，其他均为后人整理拟定。

其中法律部分记载了秦代施行的二十几个单行法规的条款原文，共记载法条六百条。记载的秦律的形式主要有：

律：自秦始皇、商鞅时更“法”为律。

令（制、诏）：制是皇帝对某事的批定，这种“制”做为法律形式出现时称为“令”。

式：最早出现于秦国，主要指法律文书。程式，如调查、勘验、审讯法律文书的具体程式，还包括一些诸如现代的执法人员行政管理制度。像竹简记载的“为吏之道”。

法律答问：法律解释。秦代的法律解释由国家设置的官吏统一进行，因此也具有法律效力。

廷行事：廷指官职即廷尉，廷尉是各级“法官”，事是判例廷行事，指可缓行的判决成例。

时至今日，尚未见到完整的秦代法典，所见最多的法律条文也仅是睡虎地云梦竹简所载的一千多枚竹简记录的秦朝条文。

1975年年底，湖北省云梦县出土一千年古墓，墓主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墓里也没有什么特别贵重的陪葬品，然而正是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古墓里，专家们发现了足以“改变历史”的东西，今天，我们便来说说它的故事。

该古墓被取名为“睡虎地秦墓”，其中M11墓葬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喜”的小官，根据他留下的信件可知，他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并于17岁那年顺利登记名籍为秦国服徭役，凭借着过人的能力，喜成为安陆御史，后来又调任为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而这些职位均是秦朝刑法相关的低级官吏。

后来因为战事频起，喜经历了3次从军，亲身经历了从秦始皇嬴政亲政，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喜的人生，也算是“丰富多彩”。国家安定以后，喜被调任到了云梦县，继续当他的基层小官，闲来无事时，喜就拿起笔，誊抄秦代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刑事、经济、民事和官吏管理等等法律条文。

不知不觉中，喜写满了好几百枚竹简，法律法规也抄得差不多了，于是又写写文化、经济方面的东西，最后，1100多枚竹简出世，对于自己的“业余爱好”，喜非常满足，于是去世后让人把竹简放在他身旁，一起下葬。也正是因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爱好，填补了秦代法典的空白。

特别是其中这段记载，颠覆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知：

失期三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水雨，除兴。

意思是：如果迟到3~5天，就要受到斥责；如果迟到6~10天，就要罚一副盾牌；如果迟到超过10天，就要罚一副铠甲……但若是因为狂风暴雨等特殊天气，导致迟到，则可以免除刑罚。看到这里，相信一些反应快的朋友已经想到了“矛盾”之处——没错，就是陈胜吴广起义。

根据《史记》记载，当年陈胜吴广之所以发动起义，是因为他们在服徭役的路上，遇到了连续数日的大雨，而按照秦律，迟到那么多天是要被砍头的（法失期，皆斩）。为了活下去，陈胜和吴广才发动广大群众，一起进行反抗，并成功杀掉负责押送的士兵，发动兵变。

如此一来，喜所记载的内容，和《史记》中记载的内容，就有了冲突。而且专家们一致认为，喜所写的可信度更高，也就是说要么是《史记》记载错误，要么是陈胜和吴广故意欺骗不懂秦律的老百姓。

睡虎地秦简，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极大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而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个叫喜的小官，如果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又怎么会花那么多心思誊抄秦简？喜就像是社会中千千万万不起眼的小螺丝钉，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这个国家继续运转下去，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