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是道教经书的汇编，道教经典的精华。 《道藏》之名始见于唐代，我国现存最早的《道藏》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刊成的《正统道藏》。《道藏》内容十分庞杂，除与道教有关的经、论、戒律、符决、法术、威仪与斋醮等内容外，还涉及中国古代的医学、化学、生物、体育、天文、地理等等，《道藏》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的重要历史人物： 张陵 （34年～156年） 一名“张道陵”，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东汉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汉明帝时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顺帝时于鹤鸣山修道。永和六年（141年）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太清玄元”，创立道派，凡入道者须纳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教人悔过奉道，用符水咒法治病。后道教徒尊其为天师。后裔承继道法，世居龙虎山，称“张天师”。 葛洪 （281年～341年） 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东晋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是道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抱朴子》是葛洪思想的代表作，是研究中国古代炼丹史的重要著作。葛洪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使道教的神仙信仰理论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对后世道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陶弘景 （456年～536年） 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是南朝齐梁时道士和道教思想家、医学家。他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并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主张释、儒、道三教合流。陶弘景还是书法家，工草隶，行书尤妙。另对历算、地理、医药等也有研究。曾整理《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对本草学的发展颇有影响。 吕洞宾 （798年～？） 唐道士，号纯阳子，京川人（一说河中府永乐县人）。传说唐咸通三年（862年）64岁进士及第。又传说他“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其理论以慈悲度世为成道路径，改丹铅与黄白之术为内功，改剑术为断除贪嗔、爱欲和烦恼的智慧，对北宋道教教理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后被奉为全真道五祖之一，通称“吕祖”。自北宋以后，民间传说故事相继出现。元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叙八仙云：“吕纯阳爱打简子渔鼓。”八仙过海图等多据此以绘其像。 陈抟 （？～989年） 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内丹派第四代传人。他不但精于修炼，而且将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理融为一体，建立起一整套修炼理论，并首次将此原理绘成《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以阐述道教修炼方法。陈抟的思想对宋代的一批理学大师如周敦颐、邵雍有一定影响，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张伯端（984年～1082年） 字平叔，浙江省天台县东临村人，道教内丹派南宗创始人，他所著《悟真篇》与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并称为“丹经王”。他主张三教合一，被清雍正皇室敕为“大悲圆通禅仙紫阳真人”。 王重阳 （1112年～1170年） 原名中孚，入道后改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咸阳（今属陕西）人，道教内丹派北宗创始人。他因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故皈依道教。1159年，自称在甘河镇（今陕西户县）遇先人吕洞宾的化身，得修炼真决，遂通仙术，在各地传道，树起全真旗号。

《道德经》、《道家易》、《太一生水》、《文子》、《庄子》、 《列子》、 《六韬》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物则有形图》、《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易传》、

《击壤歌》、《金人铭》、《巾几铭》、(《语丛四》说之道）、《鬻子》、《鬼谷子》、《恒先》、《彭祖》、《三德》、《用曰》、《伊尹书》、《太公》、《辛甲》、《周训》、《凡物流形》、《尹文子》、《慎子》、《素书》、《孙子兵法》、《守白论》、《鹖冠子》、《尸子》、

《行气玉佩铭》、《关尹子》、《子华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 、《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章句》、《衡论》、《世说新语》、《苻子》、《无君论》、《刘子》、《元次山集》、《王无功文集》、《唐玄宗文集》、《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化书》、

《玄真子》 、《无能子》、《伯牙琴》、《逍遥咏二百首》、《须溪先生全集》、《易龙图序》、《东坡易传》、《道家佚书辑本十七种》、《郁离子》、《庄元臣文集》、《傅山全书》、《老藏（《老子集成》）》、《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道藏》等等。

扩展资料：

《道德经》，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 

《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家

-道德经

要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最负盛名的人，莫过于诗仙李白。他的才华和傲然之气无与伦比，他的创作流传了千百年来，依旧富有文采，历久弥新。当然，李白爱酒，酒到深处提笔一挥，便是一首浑然天成的诗歌，自然也会留下了一篇墨宝。

从唐代到如今，过去了千百年，经历了无数的战火纷飞，遗留下来的李白真迹唯有一幅《上阳台帖》。这是一篇草书书法，当年的李白亦是一气呵成，四言诗，共二十五字，字字经典。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上阳台帖》的创作背景，阳台观本是王屋山的一处道观，道观的主人是司马承祯。他和李白在开元十三年相遇在长江三峡一带，一见如故。两人饮酒对诗，惺惺相惜，又过了几年，待到天宝三年，李白已然是功成名就，他打算和杜甫、高适二位好友人前去阳台观拜访旧友司马承祯。

可惜故人已矣，三位诗人只能在阳台观看着司马承祯的画作感概。李白从小就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再加上情感上的触动，李白便在阳台观上一挥笔墨，写下了《上阳台帖》。

没想到这个二十年前的故交已经去世，而这三位诗人只看到了他的画作。睹物思人，本来就受道教影响很深的李白当即挥毫泼墨，写下了这首诗，同时也留下了这幅墨宝。

不过以上的故事也有一些争议。很多研究李白文学的学者认为，《上阳台帖》和司马承祯的阳台观无关。从古汉语的角度上讲，这篇帖子应该叫《登阳台帖》更为贴切，其中台字代表宫殿，这分明应该是在说上阳宫。

当然，有观点上的争论才能百花齐放，这篇《上阳台帖》从书法的角度讲堪称精彩绝伦，虽然通篇只有二十五个字，但每一个字的大小形状都错落有致。乍一看，这些字体有很大的长短差距，当然这也和李白的潇洒狂傲不无关系，他的性格体现在字体中。

李白自然不会讲求字体的规整，而是让每个字体野蛮生长，较长的字体就延续扩展，满篇字帖充斥着狂傲和肆意。拆分来看是各有不同，但整体上看则有明亮活泼之感，这才叫绝迹，就算是放大20，更会有视觉上的冲击！

当然围绕在《上阳台帖》的争议不断，某些书画鉴定都认为从着墨上看，应该不是李白的真迹，但更多人已经认可这作品就是李白的真迹。

从古至今，《上阳台帖》经过了无数人之手，我们能从上面的印章中窥见一二。九十多个印章啊，集齐了各个朝代的大神级别人物，这就包括了最爱瞎盖戳的乾隆皇帝，不仅盖章，他还题字。

除了乾隆他老人家，还有宋徽宗他老人家，宋徽宗此人虽然皇帝没当好，但是他却在鉴赏文艺上面无人出其右，既然有这两位的鉴定，小编也认为百分之九十是李白的真迹。

而这篇国宝现如今在故宫被收藏，甚至还开创出了文创周边，令一千二百多年的国宝焕发出全新的魅力。

道家的基本典籍有四部，这就是《老子》《庄子》《淮南子》和《列子》，前两种更重要些，“老庄”历来同“孔孟”相对峙而存在。后两种离开现在相对比较近一些，虽知名度略低，同样值得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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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也称为《道德经》，其作者老子的传记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可惜只有四百余字，措辞又颇多存疑之意。据说他姓李名耳，谥聃；“老子”大约乃是老先生的意思——在先秦诸子中，他的年辈最高，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

《老子》凡八十一章，五千言，历来的阐释研究非常多；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挖出了两种帛书本的《老子》，引起巨大轰动，更推动有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在《老子》注本中过去一般最重视玄学家王弼的那一种（有单行本；在楼宇烈编撰的《王弼集校释》一书中也可以看到），现在比较流行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

老子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是“自然”，或称“道”，这是一种语言无法说清楚的本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从这里产生出来，有生于无。他主张无为，不争，返朴归真，听其自然。

老子之所谓“道”，有时也用来指规律，“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事物的运动总是向对立面转化，据此就有了许多辩证法的命题，如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祸福相倚（第五十八章）、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上善若水（第八章）、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第三十八章）、物壮则老（第五十五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等等。

老子强调决不能违背规律而强作妄为，那无非是自找麻烦。他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像婴儿那样，毫无心机，非常自然，然而具有无限的发展前景。

为了同当时贫富不均上下对立的现实对峙，老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时代去，过一种虽然贫穷然而平等的生活。这个想法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

《老子》中多用短短的格言式警句，诠释的空间很大，很难定于一尊，而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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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其中的内篇七篇出于庄周本人，其他（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则是这一学派之后学的文章，也可能混入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篇章。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方面互相斗争，一方面互相渗透，各派内部也有分化和发展。最著名的注释本为魏晋时代的向秀、郭象注；比较晚出而详细的注本有清朝人郭庆藩《庄子集释》和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等。

今人曹础基的《庄子浅注》、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等作为读本更为合适。

庄子名周（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宋之蒙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略晚于孟子。曾任漆园吏，身份在战国诸子中为最低，生平亦略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本体论、循环论和不可知论。他在政治上主张无为，人生态度则是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与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正好相反。

庄子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是无比深刻的，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则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的知识分子，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反朴归真，精神独立是庄子思想中的精华，其集中的表现在于《逍遥游》《马蹄》等篇。

列于《庄子》首篇的《逍遥游》集中体现了庄子的基本思想，但究竟什么样子才算是“逍遥游”，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只是写了一组寓言，又提到“游无穷”“无待”“无己”“无功”“无名”，要达到这五无境界就得“不物于物”，不去追求具体欲望的满足，而保持精神上的满足亦即“至足”。

“逍遥游”不仅必须破除外在条件的束缚，也要破除自我身心的束缚，追求高雅脱俗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实现彻底的超越。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最像一个艺术家。《庄子》的文学成就也最高，这表现在：

其一，高妙的寓言艺术。

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所以“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杂篇中有《寓言》篇，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或谓应作十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庄子之所谓“寓言”指自己不直接说话而假托别人的话，其中也包括今天意义上的寓言故事；“重言”是指庄重之言，即直接论述本意者；“卮言”则是所谓支离无首尾之言，也就是穿插于寓言与重言之间的那些话。

这三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寓言。在《庄子》以前，著作中寓言的分量比较小，无非借以明理，即使删去也无大碍；《庄子》却以寓言为文章的主体，所以绝对不可删。

过去的寓言往往借用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庄子的寓言基本上乃是自己创造的。过去的寓言一般比较实在，而《庄子》的寓言充满浪漫的气息。

过去的寓言只有故事的梗概，《庄子》的寓言则有人物，有动作，有言论，有肖像描写，甚至颇近于小说，文学性很强，《盗跖》《秋水》《说剑》为其中尤为著名者。

庄子寓言中有不少著名的形象，例如怒飞的大鹏（《逍遥游》）、庖丁解牛（《养生主》）、佝偻承蜩（《达生》）、庄子弹鹊（《山木》，表明逐利忘形必有后患）、众史画图（《田子方》，坦率者真，装腔者假）、能以假象示人的壶子（《应帝王》），如此等等，无不引人入胜。

佝偻承蜩

其二，想象丰富，结构灵活。

《天下》篇说：“以悠谬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犄见之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这是很好的自评。

庄子的文章往往凭空虚设，海阔天空，放纵自由，诙谐怪异，有一种变形的美。例如大鹏展翅高飞，北海虚怀若谷，盗跖声色俱厉，庄周化为蝴蝶等等。作者并不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去写，设象离奇而夸张，从而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庄子的行文放得开，收得拢，首尾无俗套，转接无痕迹，文思跳跃，开阖无端，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其三，文字富于抒情意味。

讲起本派的人物态度亲切，满腔热情；而指斥统治者或批评其他学派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树、游鱼、蝴蝶、渔父、野马、海鳖等等都可以表达他的性格。《马蹄》《胠箧》等篇可以视为抒情杂文。

鲁迅先生说，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年，不得意的士人愤世嫉俗，不与统治者合作，悲观消极，自解自嘲，自得其乐，往往来自庄子的思想营养。

3

《淮南子》原名《淮南鸿烈》，今存二十一篇，算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的著作，实际动手写的大约乃是他的一批门客，最早为《淮南子》作注的高诱曾经提到其中的苏飞、李尚等八人。

西汉初年尚存战国遗风，大人物喜欢养士，养一批游民知识分子为他做事，包括著书立说、扩大影响。

汉初面临的大问题是在经历了多年战乱以后，亟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恢复元气，所以老子的道家思想很合于时宜，而又同传说中无为而治天下的黄帝结合起来，统称“黄老”，其要旨在于“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史记·曹参世家》）。

《淮南子》固然也大讲“道”、“自然”、“无为”等等，但这里又很有些发展变化，书中也讲应注重人事，讲“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所以应“随时而举事”（《齐俗训》），大有进化的意思，与老庄的消极颇有不同；但在理论上仍然坚持清静无欲、性与道合，同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其中有云：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以游于天地之樊。茫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浩浩荡荡乎，机械知巧弗载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为变。（《淮南子·精神训》）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淮南子·原道训》）

《淮南子》一书内容庞杂，胡适特别看中比较积极的一面，评价很高，说是：“《淮南子》的哲学，不但是道家最好的代表，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结束……真可算是周秦诸子以后第一家最有精彩的哲学。其中所说无为的真义，进化的道理，变法的精神，都极有价值。

只可惜淮南王被诛之后，他手下的学者都遭杀戮，这种极有价值的哲学，遂成了叛徒哲学派，倒让那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董仲舒做了哲学的正宗。”

《淮南子》有多种注本，比较重要的出于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版）和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两位学者之手，内容很丰富，篇幅也都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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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一书的署名作者是列御寇，庄子曾多次提到过他，说是其人“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逍遥游》）；《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列子》八篇，但此书后来失传了，直到东晋才突然由张湛提供出来，他还为该书撰写了注释。

由于来历可疑，一般认为这一流传至今的《列子》文本乃是伪作，作伪者很可能就是这位张湛，或者是比他略早一点的人，总归应在汲冢竹书被发现（咸宁五年，279）之后，因为《列子》第三卷《周穆王篇》十分明显地从汲冢竹书本《穆天子传》中多所取材，作伪者应当了解出土未久的《穆天子传》。

《列子》书中又有些佛教生死轮回的思想，清儒钱大昕云：“《列子·天瑞篇》：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十驾斋养新录》卷八《释氏轮回之说》）此说单刀直入，最为通达可取。或者不妨笼统一点说，作伪者当是晋人。

当然，传世本《列子》中大约也将一些晋人尚可看到的原本《列子》之残存片段整合了进来，有些地方颇近于杂凑；先后参与重新编撰作伪者当不止一二人，所以书中思想颇为驳杂。

张湛（字处度）是东晋中期人，孝武帝时任中书侍郎、光禄勋，曾经注释过《庄子》和《文子》，又通医学，撰有《养生要集》《延年秘录》等。《晋书》无传，但在《范甯传》中提到过他。其人应是杂凑之伪书《列子》的最后完成者。

杞人忧天

《列子》一书对中国人思想影响甚大，与文学关系亦复不浅；读《列子》一书，过去用得多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后有上海书店、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新的有杨伯峻撰写的《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

集中地显示《列子》书中新思想的是卷六的《力命》篇和卷七《杨朱》篇。

“力命”中的“力”指人的努力，“命”指天命，亦即“必然之期，素定之分”（张湛注）。

《力命》篇开头一段安排“力”与“命”双方进行辩论，最后“命”胜出——这很像是一场清谈。下文列举若干故事，反复论证命运是前定的，无论人们如何努力，结局早已由“命”前定了：“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安命知时也。”人的种种努力，总是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进而言之，不仅结局是命中前定的，就是过程中的种种努力，也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认这个命，心平气和地接受最后的结局，包括贫穷与死亡。知命安时之人就是得道的高人。

中国先前的古人也讲“命”，但认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它，例如行善积德，就可以争取好的结局。

其潜在的前提是自有神灵关注人的表现，并据此给予适当的对待，可知这种“命”具有某种宗教和道德的意义；曹魏明帝时代的李康（字萧远）作《运命论》（《文选》卷五十三），虽然也讲“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但又强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鉴）不远，覆车继轨。

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不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成名也……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虽然注定不能成功，而仁人志士仍然奋斗不息，尽其在我而不完全认命，态度比较积极；而《列子》之所谓“命”乃是自然的法则，完全不因人的意志和努力而有丝毫改变，遂主张无所作为，委运任命，这就是消极的了。

人生中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偶然性，将难以解释的偶然性以及一切合力运作之结局称之为“命”，并提倡安于这个命，确实是一种足以安慰自己、取得心理平衡的人生态度；晋代作家中戴逵、陶渊明等均在作品中大讲这种命定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类思想和提法仍然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