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七十二行老作坊

　　中国唯一条荟萃了各种行当的“老作坊活化石”

　　泛指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中华传统老手艺、老作坊。中华传统手工艺，博大精深，代代相传，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粹。游客能欣赏并参与古今中用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制作，还能向老师傅学习手艺，增长见闻，对民族工艺会有最直观的震撼。

　　金氏祖传打铁铺——早在我国商代的时候，人们就掌握了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宋城金氏祖传的风箱冶铁技术，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到了宋代铁器制作更是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打铁手工艺作坊。

　　为什么叫打铁呢？那是因为每一件铁器都是在高温烧热后，经过老师傅们相互配和，在一锤一敲之间形成一种有节奏的打铁声音下才完成的，一般在一个铁铺中，拿小锤子的是师傅，拿大锤子的是徒弟，小锤叫引锤，它往哪里打，大锤就跟着往那里打，二人默契配合才能打出好铁器。

　　酿酒坊——我国在五千年前就掌握了酿酒技术，宋代，酿酒业已很发达，京城内酒楼、酒坊遍布大街小巷，酒税收入已是政府重要财源之一。宋代制酒有制曲、淘米、蒸饭、凉饭、拌曲、发酵、开靶、榨酒等过程，所制酒主要是粮食酒，北方主要是各种粮食酒，南方主要是米酒，另外还有果酒、红酒、菊花酒、羊羔酒等品种。

　　麦芽糖——麦芽糖是中国传统的风味小吃，宋时，麦芽糖采用易溶的麦芽为原料，醇香可口，色泽金黄，有补中益气、健脾润肠之功效，宋城市井作坊真实再现。

　　箍桶——古代七十二行中的一行，是专门替人做家用的木桶，由于桶上加有固有的金属箍，所以被称为“箍桶”，而箍制品也称“圆件”，箍桶业尊鲁班妻子为祖师爷。兴盛于宋代，后逐渐成为古代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

　　烙画——又名烫画。源于西汉，成熟于宋代，是用烧热的烙铁在木板上烫出痕迹而形成图案，毛毯烙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

　　竹编——杭州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物中，已经出现竹编器具。先将竹子剖削成粗细匀净的篾丝，经过切丝、刮纹、打光和劈细等工序，编结成各种精巧的生活日用品和观赏陈设品，是现代社会提倡和流行的生活用品。

　　打糍粑——在南方地区，每逢传统节日或家庭喜庆，都有做糍粑的习俗。南方有歌谣道，“二十八，打糍粑。”到了宋代，老百姓每年过节都要打糍粑，以示来年五谷丰登、阖家幸福。

　　土布——土布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世代延用的一种纯棉手工纺织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到了宋代，逐渐形成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经轧花、弹花、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以22种基本色线变幻出1990多种绚丽多彩的图案。

　　木版年画——朱仙镇年画起源于唐代，大兴于北宋时期，被称为木版年画之鼻祖。朱仙镇年画构图饱满、线条粗犷、形象夸张，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和古朴的乡土风格。

　　草鞋——我国长江流域的草鞋种类繁多，以布条代草编织的鞋称为“布草鞋”，用麻编织的称为“麻草鞋”。到了宋代，草鞋应用广泛，很多州县都设有草鞋市。

　　根雕 ——宋徽宗喜欢收集孤奇之物，为讨好皇帝欢心，很多官吏绞尽脑汁从民间收集奇珍异宝，根雕是其中之一。根雕是一门化腐朽为神奇的工艺，在旁人眼里的烂树根，在艺人看来却是上好的材料，经过加工后，就变成了艺术精品。

　　杭画扇庄 ——杭州是我国制扇名城，自古有“杭州雅扇遍天下”之美誉。杭州雅扇、丝绸、龙井茶被称为“杭州三绝”。宋代很流行在扇子上题诗绘画，因此，杭画扇风靡于世。

　　豆腐坊 ——豆腐最早出现于汉代，兴盛于宋代，如著名的东坡豆腐等。做豆腐有浸豆、磨豆、煮浆、点卤、成型等工序。据传，抗金名将岳飞自小爱吃豆腐，朝廷十二道金牌招岳飞进京时，曾有人为他摆下豆腐宴送行。

　　打铜铺——据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在四千年前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已能打制和铸造小型红铜器。宋代以后，铜器已经成为家庭的日常用品，如铜镜、灯具、乐器、首饰、酒壶、碗盘等十分丰富精美。

　　蜡染——蜡染是贵州地区的印染工艺，图案丰富，色调素雅，制作时将用蜡刀蘸蜡汁，在白布上绘出图案。把布投入染缸渍染，染好捞出用清水煮沸，蜡溶化后即现出白色花纹。

　　苏绣坊 ——苏绣已有26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古老的刺绣工艺，以苏州吴县镇湖一带最为有名。苏绣的特点平、齐、细、密、匀、光，以丝线为主，有近千种线，针法多达百种以上。宋代的绣品可以在锦帛绫绸上绣佛像、书法，还能临摹绘画，极具收藏价值。。

　　琉璃——一种中国古法材料，以陶为胎，施以琉璃釉，再入窑焙烧制成的一种工艺品，始于战国，定形于宋代。传说中最早的财神聚宝盆，是用琉璃做的，所以琉璃被认为是聚财聚福的财神信物。

　　绣花——绣花，是用彩色丝、绒、棉线，在绸、缎、麻葛、布帛等底布上借助针的运行穿刺，从而构成花纹、图像或文字，古籍中称为“针 ”或“女红”。据《筠清轩秘录》记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

　　老木匠——木匠，也被称为“木工”、“匠人”、 “梓人”，尊奉中国杰出发明家鲁班为祖师爷。他们以木头为材料，用绳墨、笔划线，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测量，制作成各种精致、美观的家具、建筑和工艺品。宋城展示的主要是古代一些常用的交通工具、农工、生活用品等。

　　畲女织带——旧时，织带是每个畲族女性必学的手艺。织带的织带以棉纱为经纬，以篾片为梭作引线，花纹有花、鸟、虫、鱼和几何图案等吉祥图案，色彩鲜丽，畲族织带手艺已被当地政府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陶泥坊——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物叫瓷器，陶瓷是陶器、陶瓷的总称。在宋代，陶瓷工艺极为发达，品种极为丰富，宋窑有民窑和官窑之分，专门为宫廷烧制瓷器的窑称为官窑。宋城这里向人们展示了拉坯、捏制、烧窑等制陶过程。

　　手工布鞋——手工布鞋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序包括制样、裁剪、纳底、上梆、修整等，通过手工千针万线精制而成。

　　姓名题诗——唐宋时期，诗词鼎盛，有一种藏头诗把姓名嵌入诗中，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姓名题诗来源于“藏头诗”，以名作诗表达了美好祝愿。

　　姓氏寻根——你想了解你的姓氏来源吗？你想知道你的祖上出过哪些名人吗？请按照你的姓氏来追溯查询，一探究竟。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就形成了姓氏文化，《百家姓》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蒙学教材。

　　东巴手工艺——神秘的云南纳西族东巴文化，最早由法国人太伦拉科佩伦《西藏附近文字的起源》于1894年公诸于众，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弹棉花——弹棉花是一种老手艺了，随着一声声弦响、一片片花飞，像玩魔术似的，最后把一堆棉花压成一条整整齐齐的被褥。“檀木榔头，杉木梢；金鸡叫，雪花飘”形象地描述了工匠们的劳动场景。

　　织布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通过梭子、篦子、卷布辊、线辊，脚踏板和撑子等一系列复杂的部件，手脚缓缓织出美丽鲜艳的布匹，南宋时期，女纺织家黄道婆发明出脚踏“三绽三线”纺纱车和“踞织腰机”织布机，比欧洲足足早了400多年。

　　陈氏草编——是中国民间广泛流行的一种手工艺品，原料是利用各地所产的草或植物茎叶，已有四千多年历史，唐宋时期最出名的草编是浙江鄞县，有草鞋、草席、蒲团等生活用品，陈氏草编集工艺、适用、休闲于一体，产品贴近生活，倍受游客欢迎。

　　藤编——藤编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工艺，主要产自南方诸省，有篮、筐、盒、箱等数十个品种，雅俗咸宜，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艺术性。

　　剪纸——剪纸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到了宋代，已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艺人，有的专剪“诸色花样”，当时人们还把剪纸作绣花和喷漆艺术的模型。现在多用于点缀墙壁、门窗、房柱、镜子、灯和灯笼等。

　　打年糕——起源与春秋时期的苏杭地区，打年糕分洗米、蒸饭、打制、切快等工序。宋城向游客朋友们全面展示了打年糕的各种工具及程序，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打制，并品尝自己制作的年糕。

　　印刷——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我过南北朝时期，优质纸张已能大量生产。当时道教盛行，刻印符篆成风。在此基础上，印刷术就应运而生了。在唐初，产生了雕版印刷。但雕版印刷，刻制费时费工，到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使书刊印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公元七、八世纪，印刷术逐步传遍了全世界。

　　千年大樟树——宋高宗赵构曾在此树上吊未遂，后因祸得福，使宋朝又延续了150余年。这棵樟树，也被世人奉为神树，虽历经千年风雨，仍枝繁叶茂，屹立于此，笑迎八方宾客。

　　龙须糖——宋真宗微服出游，见京城街头一卖艺人正做“丝卷糖”，尝后味道可口，异常美味，便下令宫内御厨制作，取名“龙须糖”。从此，龙须糖成为皇宫一著名的御房点心。

　　皮影戏——始于汉武帝时期，几近失传，宋时皮影戏发展很快，它主要用驴皮或牛皮刻制成各种人物形象，利用灯光和戏曲等唱腔，在几尺幕帐上表现多种人物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节，所以宋人称它：“三尺生绡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握来。”

　　大宋八方小吃

　　宋城聚集了全国各地风味小吃，全部是现做现卖，游客可以情地品尝各种人间美食。主要有：历史风味的大宋烧烤、山东的武大郎饼、云南的烧烤、福建的打糍粑和仙草糕、河南的花生糕、河北的模具福饼、四川的麻辣粉、重庆的砂锅、北京的龙须糖，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苏州的打年糕、还有烤番薯、王婆冰糖葫芦、炸臭豆腐、竹筒饭、叫化鸡、麦芽糖、定胜糕等等。

　　烤番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烤番薯。

　　王婆卖瓜¬——王婆其实是男人，原名叫王坡。因为他做事婆婆妈妈，人们就送他个外号——王婆。一次，宋神宗出宫巡视，看见王婆连说带比划夸自己的哈密瓜好吃。皇上一尝，甘美无比，高兴道：“做买卖还是当夸则夸，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有何不好？”自此，“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典故。

　　仙草冻——相传宋朝时，福建有一位名叫梅福的大仙，他常常采集一种野草与大米磨浆同煮为食。每到夏季，人们会把这种草制作成绿色的豆腐方块，软滑芳香，吃后全身凉爽，称为“仙草冻”，成为东南沿海的一种流行清凉小吃。

　　客家擂茶——擂茶是客家人独有的茶艺文化。相传在宋代时，客家先民在流迁过程中，经常采集清热解毒的青草药如茶之类的，擂烂冲服，医治疾病，后来成为一种风俗。

　　武大郎烧饼——武大郎是《水浒传》中的人物，身长不满五尺，性格憨厚，人称三寸丁谷树皮。他做的烧饼，香脆可口，成为古往今来老百姓十分喜爱的美食。

　　新宫桥——宋枢密院曾设于此。相传施全刺秦桧之事即发生在此。

彝文 编辑

彝文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又叫“爨文”、“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字如蝌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

中文名 彝文 简 述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 别 称 “爨文”、“韪书” 特 征文字“字如蝌蚪”

目录

1 简介

2 形成

3 特征

4 悠远历史

5 音节文字

6 古彝文

简介编辑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语言和起源时代久远，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即彝文。彝丈首先表现于拥有载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彝文

彝文

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代。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丈文献夕卜，绝大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代。现存彝文文献，根据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考而较方者，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代的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汉时期的贵州“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元1259年1的“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第口部的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的即是天灾人祸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究“野火烧不尽”，在“文革”结束以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公正认识。幸存的彝文产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260多块、云南境尚存700多块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册，据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

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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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末曾出现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毕摩世代抄流传下来，且多用于巫事。因此，彝文文献尚处于以原始宗教为主要表征的多学科融汇于一体，大多没有形成各具鲜明学科特点的专门著作。综观滇、川、黔、桂四省区现存彝文文献，据其包罗的内容，可归类分为原始宗教类（此类又可分为祭祖、祭奠、祭神、消灾除祸、驱魔送鬼、诅咒盟誓、招魂、祈福、占卜、祭祀神坐图谱等经书）；历史、谱碟、神话、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医药、农牧生产、军事、契约、帐簿、通告、译著、文字等十五大类。

彝文文献书写格式为左起直行，多无标点。其文章风格，诚如杨成志先生在《云南罗罗的巫师及其经书》一文中指出：“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且段落分明，毫无错乱。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朗诵起来，也极合着节奏，纯是一种方诗词的上品！……至其字画的方劲和秀丽，更可做中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拥有诚如上述文献的彝文，属音节表意方块文字，在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中常被称为“銮字”、“题书”、“罗罗文”、“贝玛文”、“白马文”、“毕摩文”等。彝文在彝族历史上曾有过统一或约定俗成的通用时期，但随着彝语方言、土语的产生及其与日俱增的差异，作为记录彝语符号的彝丈，亦形成了各具方言、地区特色的多流派，有如战国时代的汉字六国丈。不同的彝语六大方言相互通话有困难，掌握不同流派的彝文，相互阅读文献亦不易。不同方言、地区间彝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使用的单字多少不一。常用字与异写字区别不一；同意近音的彝文写法不一；形同音异义不一等。但这些差异毕竟不是不同文字性质上的差异，所以都具有共同的特性。

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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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字体书写规律与汉字相同，但无谓偏旁和部首，唯将书写的首先着笔的第一笔或第一部分笔划称为主笔。彝丈造字是于不同主笔的不同部位分另咖以不同笔画而形成若干独具形、音、义的单字，彝文主笔最常见的有二十六种；彝丈有独体与合体两种，合体字较少，独体字则占百分九十以上，因而笔体较简，二至五划的字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八划以上的字极少；彝文字体富于变化，但有一定的造字规律，首先，彝丈亦如汉字“六书”，有少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及大量的通假字。“通假”不是造字法，是音节表意文字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为适应语言的需要出现的用字法。彝丈通假现象普遍，不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且往往“本有其字”却不辩字义地“依声托事”。彝文的通假借用，改变了它的表意性，所以严格他说，彝文是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

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申，每天都离不开筷子、筷子在我国起源甚古，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筷子的国家，远在商纣时期，我国古人就开始使用筷子。目前出土最早的实物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侯家庄M1005的铜箸和湖南省香炉石遗址的骨箸。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另据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就有“纣始为象箸”的记载。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唏，哀叹)”。说的是箕子认为纣王用象牙筷子吃熊掌，极度奢侈，乃亡国之兆。与殷墟的文物相呼应，都说明商代已经有了箸。既然商代就有铜箸、象箸和骨箸，那么使用竹木材料制成的箸当早于商代。学者们都认为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使用竹木制成的箸。其实，商纣王所用的象箸，并非中国第一双筷子，箸的诞生应早于商纣若干年。《札记》郑玄注云：“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即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泥置于火中烤熟。而更简单的方法，是把谷粒置火灰中，不时用树枝拨动，使其受热均匀而后食之。先人大概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启发，天长日久，最原始筷子也就出现在先民手中。

那么“箸”是如何演变咸“筷子”的呢说来话长，一般人类进食主要是用手指、叉子和筷子三种方式。但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自然是用手抓着吃的，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了吃更有滋味。先秦时代，人们吃饭一般不用筷子。《札记•曲礼上》：《毋抟饭》(持，是把散碎的东西捏聚成一团。)可见当时是用手把饭送入口内的。先民们在烧烤食物时，不可能直接用手操作，需借助木棒、枝条或竹枝、竹片来放置和翻动食物，进食时为了避免烫伤手指，聪敏的祖先也就利用它们代替手指进食。在炊具中烧煮肉决和蔬菜的羹汤，也要用它们来挑取，逐渐学会用两根木棒或竹条来夹取。在煮粥时用它们来搅动，以免米粒附着陶器底壁而烧焦。在吃粥时也可以用它们来拨食，这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可以说箸的产生是和用陶器烹煮食物的方法是密切相关。所以它也成了以粒食为主的东亚农耕的民族最具特色的进食工具。筷子的出现是我国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考证，筷子在中国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古代，筷子叫做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箸，饭[危+支]也。……[危+支]者倾侧意，箸必倾侧用之。”另外，箸还被称为“梜”。《急救篇》说：“箸，一名梜，所以夹食也。”《札记•曲礼上》说：“饭黍毋以箸。”即吃饭粥不能用箸，应该用匕。又说：“羹之有菜者用祛，其无菜者不用梜。”梜就是木头筷子。梜即策，《广雅•释器》：“荚谓之箸。”说明箸在古代是用来夹取羹汤中的菜食的。东汉郑玄注：“夹犹箸也，今人或为箸为夹提。”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声。”而夹从木。北方多木，南方多竹，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故竹木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是可能的，大约到了汉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筷子。后来，“箸”又演变为“筷”，这与我国古代江南地区水乡民俗讳言有关。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民间俗讳……。行舟讳言住，住箸同音，故谓箸为筷儿。”从字音上听、称“筷”，是希望船快的意思忌讳语变成了吉祥语，从此“箸”改称“筷”，但还有少数地区至今仍叫“箸”。明人《推蓬寤语》书载：“世人误恶宇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筷子，今囚流传之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筷子者，忘其始也。”民间行船最忌“住”和“蛀”，故反其道而改箸呼为筷(快)。而日本则没有这种禁忌的，自唐代传入至今仍称“箸”。筷子在古代还叫“筋”和“梜”，因为它们都不如“筷子”一词琅琅上口而又吉利，“筋、梜”二字早已被淘汰。筷子的悠久历史，还有考古实物作证。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祥云县大波那发掘了一座罕见的铜棺墓，其中出土了三根圆柱形的铜筷，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东周中期的遗物。1977年8月，安徽省贵池县东北约7．5公里的里山公社红旗大队徽家冲，出土了一批东周青铜器。青铜器是埋藏在一个土坑里。内中出土生活用器铜筷一双。该筷为细长方形，残长20．3厘米，宽4毫米。看来，青铜不但制成鼎、鬲、尊等炊器、祭器，也制成箸等小餐具。1978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市西北约三公里的擂鼓墩，发掘了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群，出土文物有食品箱和酒器箱。食品箱里除了铜鼎、铜盆、铜罐、铜勺等，还有竹策一件；酒器箱中除装耳杯161件及圆、方木盒、大勺等，也有竹策两件。竹策，就是现代的竹筷。先秦古籍《管子)称筷为“策”。三国魏人张揖撰《广雅•释器》栽：“策谓之箸。”经考证，食箱、酒箱为墓主人生前外游的野餐食具。看来，我国2400年前已有设计合理的旅游餐具箱，而筷箸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餐具。《汉书•王莽传》有“以铁箸食”的记载。唐代名医陈藏器认为：铜器上汗有毒，令人发恶疮内疽。事实证明，铜氧化就会产生铜腥味，铁氧化锈迹斑斑，都难以进食。故铁箸铜箸渐渐为漆器所替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墓群出土的随葬品申有一双朱漆箸。墓申有落葬纪年木牍，文为“十二年二月乙己制。”经考订为汉文帝十二年。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68年以前已有竹胎漆筷了。

而在欧洲，直到十五世纪，很多国家的平民还在用手抓取食物，只有贵族才用得上金属制的刀、叉、勺等餐具。在封建王朝时代，有不少王侯、贵族使用银制的筷子，金箸则为皇家所独占，因而银筷便在王公、贵族的餐桌土风靡一时。黄金餐具器皿向为皇宫所垄断。北魏王朝曾规定上自王公下自百姓、不许私养“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银器皿是犯法的。银箸之所以走俏，主要有银筷可以防毒之说。据说银遇到含硫的毒物会产生化学反应，使表面变黑，从而就能判断食物内是否有毒等，当时富豪士绅，达官贵人，因贪污受贿，制造冤案太多，怕人投毒，故求助于银筷。其实银筷防毒之说并不科学。从这些历史记载申，可以看出古代筷子有多种名称：英、提策、櫡、梜、筋，魏时又称筲或赢，隋唐时统一以箸字为名。

同时。可知汉代箸不仅相当普及，并向多品种发展。《云仙杂记》载：“向范待侍，有漆花盘，科斗箸，鱼尾匙。”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博陵崔元晖家有银匙箸。在谈到筷子时，各国的专家，学者都非常热衰于讨论它。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因为中国的食物精美细巧，筷子是适应了这种的情况而发明的。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正由于筷子的精巧，才使中国食物发展得如此精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类“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自然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食物是精美的，中国的筷子是细巧的，两者的结合，可以说是完美元缺。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筷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值得骄傲和推崇的科学发明。长期用筷子吃饭可以使人心灵手巧，聪明玲俐，头脑反应敏捷。有一位日本学者曾从生理学的观点对筷子提出一项研究成果，他认为用筷子进食时，要牵动人体三十多个关节和五十多条肌肉，从而刺激神经系统的内在活动，大大有助于人的动作灵活、思维敏捷。可见，中国人使用筷子对健康有益。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在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手指、筷子和叉子一一关于人类进食技能的研究》的学术论文，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他在论文中断言：“人类选择筷子进食确实是一种最佳方式。”从而使筷子的身价大增，备受称赞。

一件小小餐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因为它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不少专家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科学的论证。对筷子真正作出精辟论断的是我国“学界泰斗”蔡元培。1924年2月，中法大学董事会在法国里昂召开，中方董事长邀请法方董事长巴黎大学教授欧乐吃中国莱。欧乐见宴席上放的是中国筷子和汤勺，便对蔡说：“你们中国人用筷子不用刀叉，不方便吧”蔡元培笑着回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酷爱和平的民族，总觉得刀又是杀人的武器，使用它吃饭菜太不文雅，所以从商朝时起就改用‘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烹饪改进，筷子可以夹肉，‘匕’就不再用于席上。”蔡元培说出了筷子的演变历史和它美好的象征，使外国人进一步了解中国和筷子。如今，筷子已进入了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它的功能价值又怎样呢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真是高明极了。西方人在十六、七世纪才学会使用的刀叉，又怎能跟筷子相比呢原来人们在吃饭时使用筷子，能施展出钳夹、拨扒、挑拣、剪裁、合分等代替手指的全套功能。据科学测定，人们在使用筷子时，五个手指能很好地配合，而且带动手腕、手掌、胳膊和肩膀的几十个关节和肌肉的活动，并与脑神经相连．给大脑皮层一种有益的锻炼。可见，李政道博士对使用筷子的论证，蕴藏着许多科学的道理。因此，不少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以学会使用筷子为他们旅游中最大的乐趣之一。

中国的筷子不仅仅是一种餐具，它还作为一种与文化有关的器物，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许多记载。楚汉相争年代，高阳酒徒鄙食其向刘邦献“强汉弱楚”，谋士张良知道后即顺手拿起刘邦刚放下的筷子，在餐桌上以箸为图，说出郦食其的错误，并献出自己的剪楚兴汉的战略良策。这就是《汉书•张良传》记载的“臣请借前箸以筹之”的故事。成语“借箸代筹”即由此而来。历代文人骚客曾写过不少咏筷诗。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中有“停杯投箸不能食”之句，那是他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因受权贵谗毁，丢掉“供奉翰林”之职而落魄离京时食不下咽之忧郁心情的真实写照。唐代大诗人杜甫《丽人行》云：“犀筋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诗申“犀筋”，当指犀牛角制的筷箸。朱淑贞《咏箸》曰：“两个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儿脚便开。若要尝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头来。”前两句将筷子拟人化，形象生动有趣，后二句似乎又寄寓着这位宋代女诗人抑郁不得志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明代诗人程良规《咏竹箸》诗中有：“殷勤向竹箸，甘苦尔先尝。滋味他人好，尔空来去忙。”借箸喻人，亦别有意味。相传，刘伯温初见明太祖时，太祖方食，即以筷为题让他作诗，以观其志。刘见太祖所用筷子乃湘妃竹所制，即吟曰：“一对湘江玉并肩，二妃曾洒泪痕斑。”他见太祖面露不屑之色，遂高声续吟：“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候一箸间。”诗借楚汉相争时，张良曾“借箸”替刘邦筹划战局的，道出自己之政治抱负，最终博得明太祖赏识。今有赵恺诗人写《西餐》诗进而怀念起筷子：“举得起诗情画意，放不下离情别意。两枝竹能架起一座桥，小桥召示归去。”构思奇巧、意味深长。作家冯骥才曾手书咏箸诗赠上海藏筷名家兰翔：“莫道筷箸小，日日伴君餐；千年甘苦史，尽在双筷间。”民间还流传着一首以筷子为谜底的灯谜诗，饶有风趣。诗曰：“姊妹两人一般长，厨房进出总成双，酸咸苦辣千般味，总是她们先束尝。”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筷子的身影时现，小说家常借它来达到刻画的人物性格的目的。据《秦馔古今谈》及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在一次御宴中突然将手中的金箸赐给宰相宋璟，这位宰相受宠若惊，愕在坍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赞扬宋璟的品格像筷子一样耿直。而永福公主在自己的婚事上拒不从父皇之命，以折断筷子表示宁死不屈的决心。在《三国演义》中，筷子又成为罗贯中笔下的精采一笔。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意识到曹操的真实用意，赶忙巧借惊雷响声，佯装害怕将筷子失手落地，以表白自己是个胸无大志的庸人，从而消除了曹之戒心、保全了自己。关于筷子在文学作品中也颇多描绘。曹雪芹的《红楼梦》即有“乌木三镶银箸”，又有“四楞象牙金筷子”出现在大观园的餐桌上。《红梦梦》第四十回中写道：“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乌木镶嵌银筷，按席摆下。”由此可见贾府的荣华富贵。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第四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范进中举不久，丧母守孝。恰在这时汤知县请他赴宴，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还配有“银镶杯箸”。范进却退前缩后不肯入席。汤知县不解其故，经张静斋点拔，“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但范进仍不进餐，再换上一双白色竹筷，“居丧尽礼”的范单人才用之在燕窝里捡了个大虾圆子送进嘴里。原来，在这个装腔作势的守孝单人眼中，唯有白竹筷才最合乎“孝道”，至于是否大吃荤腥有碍“孝道”反倒是无关紧要的。通过这段不动声色“换箸进食”的描写，小说作者以辛辣的笔墨，入木三分地揭露满口“诗方”、“子曰”的斯文君子，其实都是蝇营狗苟的伪君子。诸如此类在文学作品中亦多见不怪。一把筷子(即拾双筷子捆扎在一起)难以折断，而一双筷子则易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喻为一把筷子即是一个集体，而单只筷子便显得形单影吊，难以支撑大厦。团结便是力量，集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古往今来，有关筷子的趣闻逸事甚多。相传，西汉有位巨无霸者，是位勇猛武将，生得虎臂熊腰，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每日进餐必用二、三斤重的铁筷，以显示其臂腕有超人之力。又据说：湘西苗族曾有位抗清英雄，他使用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一双两尺长的铁筷，人称“筷子王。他的筷子功，又分为轻功和硬功，轻功的功夫能挟住飞翔的蚊虫，他可以挟了又放，放了又挟，不伤蚊子。他的硬功，一筷子下去，能致敌人于死地。“击箸和琴”，即是宋人何[芫+辶]在《春诸记闻》卷入中记载的一则佳话。南朝刘宋时的柳恽一次赋诗，正在酝酿之时，用笔敲琴，门客申有人“以箸和之”，奏出的哀韵使柳恽大为惊讶，于是“制为雅音”。事实上，借筷子为乐器的例子在文艺舞台上屡见不鲜。清音是流行于四川的曲艺品种之一，系清乾隆年间从民间小调发展而成，多由一个人表演，演员左手打板，右手便是执竹筷敲打竹板进行演唱。而在蒙古族人那里、筷子又被作为舞蹈表演的道具。这种舞蹈历史悠久，流行于内蒙古地区，起初多为男子独舞，解放后发展成为男女群舞。表演时，舞蹈者左右手各执一束红漆筷，伴随着乐曲的旋律，用力敲打肩、腰、腿、脚等部位，并时而击地，时而互击，时而旋转，时而跪蹲，两肩和腰随之相应扭动，边打边舞，动作刚劲，节奏强烈，场面感人，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是牧民欢乐生活的反映。解放初期，蒙古族的筷子曾风靡全国，为人们喜闻乐见。民间还有用筷了敲击碟子的舞蹈，碟声悦耳，舞姿优美，别有韵味。在杂技节目中，亦有借用筷子为表演道具的。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上，也能觅其踪影。目连戏是一种揉合宗教、民俗等多种因素的大型娱乐活动，《刘氏出嫁》是蜀人“搬目连”所必不可少的开场戏，戏中新娘上轿时，就要撒24双筷子并唱“撒筷歌”。此乃民间借筷子讨口彩以祈求“快生贵子”的文化心理在戏曲中的艺术再现。在东北新婚洞房花烛之夜，有人就从窗外扔进一把筷子的习俗，为的是讨个“快生贵子”的口彩。云南阿昌族娶亲接新娘时，在丈人家新郎官吃早饭用的“筷子”，必须要用足足有五、六尺长的细荆竹特制，梢子上还带着一簇簇绿叶，并拴上鲜花之类的东西。当新郎拿起这双“筷子”时，手常常抖得很厉害，有时还要用肩膀扛起来。有趣的是，新郎吃的菜，也全是特制的，如油炸花生米、米粉、豆腐、水菜之类的东西，不是细得夹不起，或是滑得夹不住，或是软得一碰就碎。这顿饭常常把那些身强力壮，神气十足新郎吃得满头大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今后对妻子要体贴一点!

我国古时的筷子，大多是用竹子制作的，“筷”与“箸”都是竹字头就是明证。但也有用木材制成的。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帝王和贵族们，为了炫耀其地位及财富，又采用金、银、玉、象牙等名贵材料制成筷子，作为自己富贵的标志。现今的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里还可以见到这些筷子。筷子跟绘画、雕刻联姻，经艺人之手巧妙点化，又可制成高级精美而魅力独具的工艺品。小小筷子，方圆有致，式样精巧、或烙画、或镂刻，让人观赏把玩，爱不释手。例如，北京的象牙筷，浅刻仕女，花鸟或风景，饰以彩绘，华贵艳丽，桂林的烙画筷，烙印象鼻山，芦笛岩，独秀峰等景，白绿相间，清丽大方。如今，筷子的品种就更多了，上海豫国商场有家筷子商店，经营的品种达七十多种，而且造型也美，工艺更精巧，如杭州的天竺筷、宁波的水磨竹筷、福建漆筷、广东的鸟木筷、四川的雕花竹筷、江西的彩漆烫花筷、山东潍坊的嵌银丝硬木筷、苏州白木筷和云南楠木筷等，皆是中国筷子大家族的名品。现在，北京又制作了以硬木、紫铜、象牙、玉石等为原料，结合景泰兰、雕刻、镶嵌等工艺的高档筷子。有些竹、木筷子的上端还烤印有各种图案或名家诗句，有的还雕刻上十二生肖形象，甚为精致。明清时代，各种筷箸已由单纯的餐具发展为精美的工艺品。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清代，在云南武定县出了个烙画筷子的名艺人武恬，他能在长不盈尺的筷子上烙画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凌烟阁功臣图》、《瀛州十八学士图》，所绘人物须眉衣饰，栩栩如生，其技艺号称天下无双，出自他亲手制作的工艺筷亦是身价百倍。四川江安的竹簧筷驰名中外，1919年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夺得优胜奖章。此筷创制于明末清初，以节长壁厚之楠竹为原料，经煮沸、制坯、露晒、打磨等多道工艺再精雕细刻而成。所刻狮头竹筷、有单狮、双狮、踏宝狮、子母狮等八十多个品种。据说，制作一双传统狮头簧筷，单是两个狮头，有时竟要雕上三百到四百刀才能完成。其做工之细，技艺之精，委实令人叹服!这筷画、筷雕，构成了中国工艺美术殿堂中独具民间特色的一员。

除此以外，筷子跟传统书法艺术也有很深的缘份。知堂老人五十年代在《吃饭与筷子》一文里，谈及西方人的刀叉和国人的筷子之异同时曾指出：“刀叉与筷子也不好说在文化上有什么高下，总之因有这异同，用筷与用笔才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拿钢笔的手势出于拿刀叉一样。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新加坡各国之能写汉字，固然由于过去汉文化之薰陶，一部份是由于吃饭拿筷子的习惯，使得他们容易拿笔，我想这是可能的。”西方人由执刀叉而拿钢笔，国人由用筷子而执毛笔，知堂老人这番立足发生学的推论，倒是饶有意味。今上海藏箸家兰翔先生更是以箸代笔，练就一手他自称“野孤禅”的“双筷书法”，名声传出，求字者纷纷上门。1994年7月2日《民族文化报》上还介绍了一位练竹筷书法甚有成就的部队文书。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今天人们使用的筷子更是多种多样。除去过去竹制的、木制的、铁制的、铜制的、象牙制的以外，还有塑料的、不锈钢的、铝合金等材料制作的，在其上面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多种书体的。当然一般平民百姓所使用的仍是木、竹制成的筷子。由于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筷子。它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当您走进筷子商店时，在小小的筷子上，可以一览大干世界。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人眼花缭乱。因而有人由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聪明，皆属筷子的功劳。此话虽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时至今日，这种简便轻巧的餐具非但未成为古董进入历史博物馆，反而因科学家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而倍受青睐。

但是，中国人在使用筷子时是有讲究的，一般在就餐时，一忌敲筷，也就是说，不能随意用筷子敲打碗碟盏杯，这有催主人快上菜的味道；二忌掷筷，即发放筷子时，要双手理顺，将筷子轻轻地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不能随手乱掷；三忌叉筷，也就是说筷子不能交叉摆放，要将一双双筷子头尾有序整齐地摆放着；四忌插筷，即不能将筷子插在饭碗的饭申或莱盘子的莱上，依据民间习俗，那是祭祀亡人的；五忌挥筷，即不能在菜盘里上下左右乱翻寻，如同鸡啄米一样，有食客之嫌，很不文雅；六忌舞筷，也就是说在吃饭时不能拿着筷子当刀具，在餐桌上乱舞，这也是不文明的象征；七忌搁筷，即在民间的木帆船上吃饭时，食毕，不能将筷子搁在碗上，这样就意味着船要搁浅了，这是船家之大忌!

中国的筷子何时传入海外，虽然尚无确考，但它远涉重洋，遍及五大洲，受到各种肤色人种喜爱的历史事实，实在也是一桩颇为微妙的话题。如今，不仅亚洲的大多数国家使用筷子，连西方那些传统使用刀叉的民族，也都相当普遍地生产和使用着筷子。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西滨城。有一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筷子制造厂，因而被誉为“筷子城”，一年的销售额高达l400万美元。在世界上，筷子除了它的实用功能外，还被作为艺术品广泛收藏。沪上筷子收藏家兰翔先生所收藏的各类名筷，不下千双，内中有一双唐代鎏金银箸，上方下圆，银皮镶包木胎，长28厘米。在筷的上端持筷处，有3厘米环形鎏金纹饰，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金色依稀可辨。现在箸身虽已斑驳，但仍掩盖不住精美豪华原貌。印度尼西亚有位筷子收藏家，他的家藏珍品达900双之多，其中最名贵的一双，据说是我国明代一位皇妃使用过的金筷。目前，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筷子的声誉也在悄悄地增长。筷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有时还会有特别的纪念意义。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尼克松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总统，第一次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宴会上使用了中国的餐其一一筷子。宴会刚结束，一位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顺手就把尼克松用过的那双筷子拿去，在场的宾客当即对这位记者风趣的举动的报以热烈掌声。消息传出后，有人出到二千美元的高价收买这双筷子，伯恩斯怎么也不肯割爱，据说后来竟要价到5000美元。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也有一则关于筷子的花絮。英国皇家电视台在报导女王访华的特别节目中，最使英国人感兴趣的是女王在在中国国宴上纯熟使用筷子进膳的特写镜头：一家报纸刊登的大幅照片，文字题示：国宴服务员正在为女王准备的一双筷子；另一家报纸则以用筷子夹龙眼为题。报导女王出席国宴盛况。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在前几年摄制的一部科幻片申，特别设计了一个男女主角在太空船上用铅制的筷子进食的镜头，据说，因此而使这种铅筷很快成了市场上的时髦产品，每双售价达40美元。筷子，是炎黄子孙引为自豪的餐具，正如曾到上海来访问的联邦德国著名**明星科尔宾**说的那样一一“我会用中国的筷子进餐，等于半个中国人。”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以筷子为餐具。筷子，这种轻巧的餐具，自AL遣隋使将它引进日本后，1300余年来，筷子文化的软硬体都有不少的变化。“箸”这个战国时代便和中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古字，至今仍通用于日文中。谈到日本文字，不能不谈谈进餐前后的独特表达方式，日本人在动用筷子前必先说声‘‘领受了”，餐后放下筷子则说“蒙赐盛馔”，这些充满宗教感情的话语，实为感谢我们从山、海采撷的食物的人及天地、大自然的恩赐。

日本箸的材质，设计极为考究，乎日常见的有竹、杉、桧、瑞木、紫檀、铜、铝合金、合成树脂等造成的箸；遇有节庆喜事便使用称作“嬉箸”的柳制箸，而桑制的箸则意味着延年益寿。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日本人使用筷子，是在四到六世纪之间，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日本了是崇拜中国筷子的国家，日本人至今还保持着中国筷子古称“箸”。日本深受我国隋唐典章制度的影响，在宫庭和贵族们的宴会上，使用金属筷吃中国式的饭菜，以示尊贵。日本人非常重视筷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东京有一所筷子学校，专们教授学生如何使用筷子，每一期学员受训时间为三个月。日本医学专家认为，儿童使用筷子还有助于智力的发展，因而使用筷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世界上消费筷子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据日本税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每年全国共消费筷子七十多亿双，发展至现代，愈来愈盛行一次性使用的筷子。日本还将这种普及使用筷子的新潮视为弘扬日本文化最基本的标志。据说有位叫本田总一郎的学者，为感谢筷子一日三餐辛勤地为人们效劳，建议将每年的8月4日定为“筷子节”。这位学者的倡议，立即得到人们的热烈响应。一九八0年八月四日，“保卫日本的节日之会’’分别在东京赤坂的日枝神社和新泻县三条市的八幡神社举办了供奉筷子的仪式。这一天，人们载歌载舞地庆祝这一庄严神圣的节日。从此，日本有了个“筷子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以感谢筷子一日三餐地为他们服务。农村在播种、插秧、收获、生日或婚嫁的喜庆的筵席上。都的要换上新筷子，以表愉悦之情。

三星堆导游词　　

　　第一展馆 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观众朋友：　　

　　您好，欢迎您到三星堆参观游览！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2800年，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四川境内发现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历史的渊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是鸭子河，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3000多年前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据考证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国都所在地。狭义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yan1）道成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400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从30年代开始，几代考古学人便在此发幽探微。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精美文物横空出世，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天下。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五代蜀王。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是公共性质的建筑。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单元　以玉通神—三星堆玉石器　　

　　玉石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这一时期以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代表，至商代则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蔚为壮观的玉石器群，又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　　

　　古人认为“美石为玉”，这几块出自遗址北面鸭子河的石料都是古人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原料。三星堆玉石器的石料大部分来自四川茂县、汶川至都江堰一带。

　　三星堆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玉石器充分说明了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艺、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商代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

　　三星堆工艺精湛、种类繁多的玉石礼器足以证明三星堆古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制度。　　

　　第五单元　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的文物，而中国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商周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器正属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壁内侧发现了残留的泥芯，即内范，这一点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是采用范铸法浇铸成型的。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金器100多件，它们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金的含量一般在85%左右，另外的15％大多为银。三星堆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过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运用了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第六单元　通天神树—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国***出土了大大小小8棵青铜神树。一号神树，虽顶部残断，高度仍达395米，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从现代美学角度看，神树造型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虽然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并采用了套铸、铆（mǎo）铸、嵌铸等工艺，但仍是一体浑然，称青铜铸造的精品。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宝库中有很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内涵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第二展馆 三星永耀——神秘的青铜王国

　　序展的主体展品是“人面鸟身”像。它的原型来自三星堆出土的小铜树树枝上端的造型。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鸟形器物及鸟形图案纹饰。而古代文献记载的几代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都与鸟有密切关系。所以，陈列一这个人首鸟身造像作为典型器物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又灵、人神互通的古蜀时代特征。

　　第一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是三星堆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被誉为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号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底长40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出土时坑口三面有左、中、右三条宽约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推测坑与坑道是同时建成的。坑内共出土各类文物400余件。三星堆非常著名的金杖就出自此坑。

　　仅一个月后，在一号坑东南方约3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坑。二号坑也呈长方形，坑口大于坑底，坑底长5米，宽2～21米，深14～168米。不包括数千枚海贝，二号坑共出土文物800件左右，其中有令世人瞩目的几件大型青铜器，包括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及3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

　　这些惊世骇俗的稀世珍宝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器物，而是国家宗庙里才能拥有的礼器、神像。但这些器物全部都被古人砸碎、焚烧后按一定的先后顺序买入坑中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两坑是“祭祀坑”。因为：两坑朝向的一致性和一号坑坑道的存在以及坑内物品的有序摆放，说明两坑不是随意、偶然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古蜀国某种祭祀活动留下来的遗存，坑内的物品都是祭品。砸碎、焚烧和掩埋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的方式。至于祭祀的原因可能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比如改朝换代、政权的更替等重大事件。

　　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青铜雕像群最为大宗，且最富研究价值。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关系。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商代青铜人物雕塑的及中国早期关于偶像崇拜的空白。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0多件人头像，这些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

　　这件面具高64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您不禁要问：它是谁？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和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从有关。古籍《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有学者认为“目纵”很可能指的就是眼睛突出。古人可能有意夸大了祖先的特征，似乎是利用夸张的五官来表现祖先有超人的能力。

　　在上古时期，生产力及生产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讲十分贫乏，人类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思维观念方面，也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先民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而且非常注重与神的交流，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巫师举行祭祀活动，达到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的目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拟的祭祀场景，主体是上方的青铜神坛。神坛原件高53厘米，这是放大6倍的仿制品。神坛分三层，底层是圆座和两头平行站立、一正一反的怪兽，当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第二层是圆座和四个面朝外站立的人，手中抱握的杖状物上端已残断，估计是龙蛇之类的东西。最上一层是四山相连的山形座和呈方斗形的建筑，顶部四角有立鸟，方斗上方中央铸有人面鸟身像。一般认为神坛上、中、下三层正是古人天、地、人“三界观”最为形象的实物表现。

　　三星堆是一个神权色彩及其浓厚的国家，可以说，举行和参加宗教仪式是当时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特地模拟了古人祭祀的场景，意在营造一种神秘的色彩，让大家一同感受一下浓厚的古蜀王国祭祀文化的气息！

　　第二单元：千载蜀魂—奇绝的文物精华

　　第一组：天之骄子—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出自二号祭祀坑，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这件面具的耳和鼻采用嵌铸法铸造，我们可以从面具的背后清楚的看到嵌铸痕迹。出土时，面具的眼、眉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其造型之精美使它在各类形象中颇显突出。

　　第二组：神形古异—青铜人身形器

　　二号坑出土，通高462厘米，形状颇似一个无头无手的人像，用途难测。他身上满饰图案，倒过来看是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