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非苗族先祖

曲 辰

近些年来，随着对于黄帝、炎帝史事的谈论，蚩尤亦被炒了起来，且有些人以为“蚩尤是苗族的先祖”。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会，蚩尤并非苗族的先祖，本文就此，依据历史事实略作一谈。

一、蚩尤属塞外“马背之族”

蚩尤，并非其原名，其原名极有可能是叫做“之尤”，至少，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帝经·十六经·正乱》中记载得就是“之尤”，而非“蚩尤”。其文曰：“（黄帝）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遇之尤，因而擒之。”“蚩尤”疑为后世依“之尤”之音而故意记成。因为“蚩”字的字义为“愚蠢”、“丑陋”、“害人虫”，书“之尤”为“蚩尤”，具有明显的贬义。

蚩尤的原居地是为草原，也就是现在的塞北。其历史证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蚩尤出生地在塞外草原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路史》等书记载亦是如此。羊水，就是历史上的“羊门水”、亦书作“阳门水”。“羊水”是“羊门水”的一种简称，它是今桑干河支流“洋河”的源流。出于雁门山。《山海经·北山经》记：“少咸之山，无草木，……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水经注· 水》曰：“水出雁门山，谓斯水也。雁门水又东北入阳门山，谓之阳门水。”洋河水由西洋河、南洋河、东洋河、洗马林河等汇合而成。小河流何以言“洋”？今“洋河”实为以“羊”加三滴水而作的讹书，约定俗成的名称。所以，治学严谨的陈平先生，谈到蚩尤的出生地时谨慎地说：“‘羊水’似当即涿鹿东北的桑干河支流‘洋河’。”①此说确当。

二、蚩尤为黄、炎重臣时曾长期驻兵赤城

蚩尤在臣服于黄、炎二帝以后，未被派往“少昊”九黎居住地之前，受黄、炎二帝之命屯军于涿鹿东北之赤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记：“古赤城，相传蚩尤所居”；《广舆记》载：“赤城城堡，即蚩尤所居。考赤城，古在北山，后移平地”；《畿辅通志》曰：“赤城县城，古榆罔氏诸侯蚩尤所都也”；古《赤城县志》及今《赤城县地名资料汇编》中的记载，较之以上诸籍记载更为详确，言古代的赤城、龙门、古为缙云地，是蚩尤为黄、炎之臣时所居之地。这些记载，又与其他古籍之载可以互证于古今。如《管子·五行》曰：“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以为当时。”虽然，管仲此说未必十分准确，极有可能是将风后之事当成了蚩尤所为，但蚩尤臣服于有熊国之黄、炎后，被委为重臣没有错的。其在《地数》篇又言：“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芦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

管仲之说十分重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这一记载符合找矿规律；从史事记载的角度说，它可与黄帝战蚩尤、战炎帝、以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都符合，可以互为补充与印证；从地名学研究的观点而言，与古今地名、方位、历史遗址、战略要地、交通、物产诸多方面都一致的这种记载，是不多的。“葛芦山”属燕山山脉，横亘于今宣化、赤城、龙关一线，葛芦山南有一关隘，名葛峪口，亦为内地通往塞北的一条军事要道，自古建有堡寨，称葛峪堡，驻军以守。《读史方舆纪要》曰：“葛峪堡……四山壁立，路径崎岖，中路参将驻此分边：东起赤城，西尽张家口，沿长（城）一百三十一里，辖龙门卫一，堡十，盖镇城（指明朝宣府镇城，今名宣化）北面之藩篱也。葛峪堡所辖墩台，以预筑镇边诸处为最冲。”

葛芦之山，确有铜、金、铁、铅、锌等矿物蕴藏，今宣化钢铁公司就是采此山之矿藏以冶，宣化、赤城各金矿亦在开采。此山因有大量露头矿存在，故为赤色，赤城之名因此而得，黄帝立国后以云名而命官，故以炎帝封地授名“缙云”，炎帝亦以此为氏，也见于诸多史载。

三、蚩尤是黄、炎之臣

《周书·尝麦解》曰：“昔天之初，□（此缺字可补为“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此“四”为“西”字之误书）方。司□□（此所缺二字可补为“少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此段记载，出于祭祖献新麦之典时的周成王之口，其文虽有缺字、主语之省、事件之省，但若与《山海经》、《归藏》、《尚书》、《新书》之载结合起来研究，事情是非常准确而明白的。其文义是说，过去，在天下建立国家制度之始，产生了黄、炎二后，就设立典章制度。黄帝请炎帝分正、副二卿以治地方，炎帝就命蚩尤到少昊地方司治，以临近于西方的中央之治，以完成宾天的少典未完成的天下有序之庆。后来，蚩尤就逼迫九黎人随其作乱，“登九淖，伐空桑”将战败北逃的炎帝追赶回涿鹿，厮杀于涿水河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成王引古史事是要说明典章制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而非史家述史。因此，他省略了炎帝亲到太昊建邑空桑施治之事，省略了炎帝闻蚩尤在少昊用酷刑逼九黎人背盟作乱，因而率兵北上少昊建邑亦曰“空桑”以监，以及蚩尤举兵伐炎帝，炎帝一战败北的这一些史事。但是，蚩尤为黄帝、炎帝之臣，则是说得很清楚了，且可与《管子》、《归藏》、《山海经》、《新书》、《晋太康地理志》、《魏土地记》、《水经注》等众多史、地书籍记载的史事、地名、遗址遗迹、现在的实地调查互证。

四、蚩尤为塞北人的重要旁证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此载中的“登九淖，以伐空桑”，就是说蚩尤是受炎帝之命，登上了“九淖”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之后，举兵向炎帝驻守的“空桑”进攻的。“九淖”指的是古代黄河九流入海之处，也就是今天渤海湾以西的地方。作为古代地理方位之称，多书作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相对应而称的两个地望之称，而非汉代以来某些杂书所言的“帝”称。少昊，本书作“少暤”、“少皞”。“暤”，义谓天空洁白而明亮貌。其称是以有熊国及后来的黄帝时期都城所在之涿鹿为言。日出东方，天空小有明亮，故谓涿鹿之东方达沧海之地为“少暤”，实为今京津及山东北部地方；中国地处北半球，一年四季之中，都是中午日至正南方，为一天之中天空最明亮之时，因而称南方曰“大暤”。古“大”、“太”通用，如指旌旗的“太常”，古籍多书作“大常”。有熊部落方国最盛、黄帝一统华夏之前的地域，南达淮河以北，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之际，“大暤”实指相当于今之河南地方。《周书》所载周成王口中之“空桑”，是指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时，为纪念其在 泽落水而死的爱女，依其当时巡视天文观察而在空桑山之山名命称的两处“空桑”邑名中的第二个，其地理位置约为今山东省曲阜附近。后世史家为在史事记载中都书作“穷桑”。对炎帝在河南陈留以南的“空桑”邑，仍书作“空桑”。古代的黄河，由河南进入河北平原后，就分成很多水流，分分合合，乱流到今天的天津一带注入渤海。中国因受中国古典哲学卦画传承术语影响，以“九”言多，故称此处黄河为“九流”。但是，遍查古籍，除了《归藏》之外，从未有称此处为“九淖”的。所以，《归藏》之载，上距黄帝时期最近，是以蚩尤的语言习称为记的。塞北人称流速和缓、面积较大的水域为“淖”。如今在张北、康保、沽源一带的湖泽名，就有：安固里淖、阿拉庙淖、黄盖淖、对口淖、木尼（泥）淖、九连城淖、黑沙土淖、三盖淖、囫囵淖、公鸡淖、水泉淖、白淖、察罕尔淖……所以，《归藏》的关于蚩尤“登九淖，以代空桑”之载，也证明了蚩尤为塞外人的客观性。

五、蚩尤属于“马背之族”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周书·尝麦解》记周成王之语云：“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应为“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绝义为断，辔为驾驭马的缰绳。我在《黄帝与中华文明》一书中，从古史、地文献记载，从涿鹿之战的蚩尤城、蚩尤泉、蚩尤寨、蚩尤墓、阪泉、黄帝泉、黄帝城（轩辕之丘）、八卦阵等遗址、遗迹方物出土的长期调查、考证，以及从历史学、地理学、地名学、军事学、考古学、气象学等各种方面做综合性的研究，证明《广博物志》所载的“黄帝用车战，蚩尤用骑战”是正确的。蚩尤正是战败策马逃走时，到了黄帝所布八卦阵前，由于用力过猛，拽断了马缰绳，致使身体在马背上失去平衡，跌落马下被捉、被杀的。因而其墓也就紧挨八卦阵遗址。今村名仍称“八卦”，属怀来县李官营乡。“绝辔之野”，正是由此而将“涿鹿之野”作典故性的一种命称。草原之族自古善骑射，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理。

二、九黎是关内农耕之族

今苗族之根，源于古之“九黎”。九黎人原居地在今天的京、津以南，山东北部靠近渤海一带。“九黎”并非三国时的韦昭望文生义解释的：“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②，也不是所谓“古代南方的部落名”③，而是居住在黄河九流入海之处的农耕之民，在历史记载上，以黄河九流之“九”加种植主体植物之“黎”而为称。黎民之“黎”，原指具有黏性的一种黍类农作物，其黑色者名“黎”，红色者称“秬”，今北方仍有少量种植。农民，头顶烈日，长期在田间劳动，因受太阳紫外线照射时间长，皮肤发黑， 所以古代也就以“黎”组词而称农民，如：黎萌、黎甿、黎氓、黎烝、黎庶、黎民。所以，古史所记载的“九黎”，特以具体历史事件而指居住在靠近渤海湾的居民。

有许多历史不可能都详尽地载于史册，因为在造纸、印刷技术未发明和应用之前的历史上，用毛笔书写在经过处理的一根根竹简上，只能极其简略地记载一些历史大事。再加上简牒难以在历史上长久保存，在秦始皇的疯狂焚书之后，考证历史只拘泥文字记载，又不去下功夫仔细辨别真假，知之不确，强以为说，常常会流于一种主观唯心的臆测，古人、今人，都有此误。然而，通过对地名学的研究，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了解历史的线索：因为，地名之起，并非无故，而地名比人名存之久远，除了像“文革”时期那样对地名的乱改之外，地名一般都保持一种相对的历史不变性，如此，它就含有一定程度、一定方面的历史信息。

今之河北省东北部有一个昌黎县，在历史上它实际名称为“交黎”，西汉时置“交黎县”④，“交黎”显然就是“九黎”依音而记的一种讹变。因为，古代史籍中，在地名、人名、族名依音而记上，出现种种讹变是经常的事，就说这“交黎”吧，后汉改称曰“昌黎”，但却经历过被书作“昌辽”、“天辽”、“夫黎”、“扶黎”以及恢复“昌黎”的历史。由此而言，“九称”人是原居于靠近渤海湾的农耕之族。

三、迫害九黎人的元凶是蚩尤

现在，有人在互联网、出版物上，谈苗族在历史上如何受迫害，乃至于与犹太人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而且是对历史有一定误解的说法。首先，我明确承认，苗族在历史上受过一些迫害，但在古代历史上迫害苗族的只有过两个人，一个是夏禹，一个是蚩尤，而且蚩尤是元凶！

居住在渤海湾一带的九黎人，在有熊国发展到黄、炎为军事与行政首领之际，原是一个加入了部落联盟的地区，九黎人原本是过着和平生活的居民。黄帝与炎帝是为了推行以统一典章治理国家的目标，才委派蚩尤到九黎人所居之地做地方官的。但是，自恃英勇善战的蚩尤，则利用了放以外任、大权在握的机会蓄谋叛乱，欲推翻黄、炎之治取而代之。因此，他到了少昊之地，先是假借黄、炎之名大肆搜刮民财，以为发动叛乱的战争做物质上的准备。接下来，则是用各种刑罚逼迫九黎人随其叛乱。九黎人是不愿意背盟而叛的，是受不了蚩尤的酷刑，才被其裹胁进战争的灾难之中的。对此，历史将其记载得十分明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黎）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此‘皇’为‘黄’之误书）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⑤

此记载中的“上”、“上帝”，实指两人，一是黄帝，一是炎帝，为行文简约，而用了“上”与“上帝”，而非有人望文生义曲解的什么“天神上帝”。后文中单指皇（黄）帝，是因为炎帝在山东被蚩尤一举打败，又被蚩尤率兵追杀至涿鹿，“大慑”而不能战，是黄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才擒杀了蚩尤的。所以，行文与先前听到报告的有两个“帝”不同。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涿鹿之战，黄帝杀掉了蚩尤后，并没有对苗（黎）民有过任何报复行为，而是多于安抚。参战的黎民南迁后，黄帝、虞舜都曾简从而南巡，为此，黄帝在衡山失去了正妻嫘祖。虞舜南巡，死在了江南不说，连其南下寻夫的娥皇、女英也丧命于洞庭。特别是虞舜，他是在正式禅帝位与禹之后，于垂暮之年而南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要读一读历史记载就不难明白：唐尧、虞舜任命禹治水后，舜将禅帝位与禹，禹就诬告苗民治水不按时完工，要舜授权给他征伐苗民，骨子里则是要以此树己权威。舜对此未许，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⑥ 此后，舜对苗民进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⑦ 为了防止舜死后苗民受害，舜将苗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北迁三危，一部分南迁洞庭。这也就舜为什么移交了国家最高权力之后，不顾年老体衰而南巡的真正原因。

综上所述，蚩尤是出生、成长、战斗在塞外马背之族，九黎是居于关内从事农耕之族。蚩尤与九黎本不相干，如何就成了苗族的先祖？蚩尤是黄帝、炎帝之臣，九黎人是黄帝、炎帝治理下之民。黄帝、炎帝为治理国家，派蚩尤到九黎人居住的地方行政，他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假借黄帝、炎帝的旗号大刮民脂民膏，又以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官、给黎民脸上刺字等酷刑逼迫九黎人随他叛乱，由此而造成黎民历史性灾难者，世界上可有这样的先祖？至于因蚩尤曾被派到九黎地方，他又用残酷的刑罚将九黎人送上了战场，应劭由此而言蚩尤为“古天子”⑧，孔安国说是“九黎之君”⑨，罗泌附会为“炎帝之裔”⑩，则都是一种毫无历史依据、经不住推敲、也不负任何历史责任的说法。

近年来，海内外华人兴起了一股“寻根问祖”热，这是对增进民族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历史性复兴的好事。这种“寻根问祖”事实上是分为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完全按姓氏、族谱、出生地，祖籍历史迁移地上溯先祖。这种追溯是依血缘关系上的寻祖；一个是依祖籍在中国，而祭拜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此亦是依历史功绩、历史记载、历史形成为说。而非五十六个民族都要各溯其“祖”为谁氏。因为民族的历史形成演进，不光其历史经历极久，而且其过程分分合合、极其复杂，很难做到，亦无必要。我以毕生对古史的研究，在解释龙的形成过程中，曾经说过：“中华先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一种文明、文化为团结、凝聚力量，融合成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民族共同体，龙正是这种历史的具体形象体现。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方向和结果。所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徽，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团结凝聚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步之中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蚩尤非苗族先祖。像赵育大先生那样，为了将蚩尤说成“是苗族的先祖”，居然说“历史无是非”，更有“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 的批判性发言。这不仅荒唐，而且有害。对此，我们倒要问一问，自有“汉族”之称至今是多少年？有了汉、满、蒙、回、藏这样的民族区分后，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历史长呢？还是汉族人统治中国历史长？自有了“汉族”之称后，到底汉族压迫了哪一个少数民族了呢？没有证据，胡乱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以为是不可以的。

注 释

① 陈平：《古阪泉、涿鹿地望考》，载《北京文博》1996年第三期。

② 见《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韦昭语。

③ 见1983年版《辞源》。

④ 《汉书·地理志》。

⑤ 《尚书·吕刑》。

⑥ 《韩非子·五蠹》。

⑦ 《绎史》引《韩诗外传》。

⑧ 《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

⑨ 《尚书·孔氏传》。

⑩ 《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曲 辰：《黄帝与中华文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第59页。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郊区的樵山，发现了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矿洞”，矿坑的深度达37米以上，矿洞内壁上有大面积火烧过的痕迹，地面上有大量的炭屑和爆裂的矿石块。经过考古学家研究，原来，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采矿方法：他们先用火将石头烧热，然后再用水浇，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开采矿石。这种方法中国人从5000年前沿用到现代，被认为是一种省钱省时的好方法，在世界的矿业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江西瑞昌的商周古矿井是全世界最早使用先进的“木支护”进行深井开采的矿井。它同近代的矿井一样，已经使用了用“坑木”、“制造”、“顶梁”、“立柱”、“地狱”等组合而成的框式“顶棚”安全支护技术，并利用凿井的高低解决了通风问题。挖掘工具有青铜做的斧、铖、凿等，翻土工具有木锨、木铲等，装载工具有竹筐、畚箕等，提升工具有木轳辘、钩、绳等，选矿工具有带活动挡板的“分节水冲选矿木溜槽”等，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深井采矿技术。

利用炸药开矿是近代矿业的一大特点。中国是发明火药的国家，中国的“火药爆破”采矿技术在明朝时就已经开始了。而在世界上一直到19世纪，才被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与得克萨斯州的大型矿井所采用，比中国要晚了400多年。

利用矿苗、矿物的共生关系及上下关系找矿。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朱砂、水银、铁器的使用，是人们认识矿物种类增多的具体体现，同时也说明利用露头找到的矿的种类在迅速增多。《山海经》中所记矿物，多数是矿物的露头，即矿苗，如《南山经》中记载，招摇之山“多金玉”，堂庭之山“多水玉，多黄金”。战国时期的《管子·地数篇》记载了利用矿物的共生关系及上下关系找矿，如：“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是“铅”的异体字）者，其下有银；一日上有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又说：“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所谓“山之见荣”，就是矿苗的露头。现代地质学家夏湘蓉等把它们归纳成六条，称作“管子六条”：第一，山上有赭，其下有铁；第二，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铜金；第三，山上有铅，其下有银；第四，山上有丹砂，其下有黄金；第五，山上有陵石，其下有铅、锡、赤铜；第六，山上有银，其下有丹。“管子六条”包括铁、铜、锡、铅、金、银、汞7种金属矿产，分组说明它们的上下关系，是西汉以前找矿采矿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总结。

利用指示植物找矿。在南北朝的梁代出现了著名植物找矿著作——《地镜图》。《地镜图》原书已佚，现在只能从后人的引文中看到它的部分内容。它的主要观点是把地下的矿床和地表的植物联系起来，是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肇端，是一个很有科学价值的新创见、新理论。当然，这个新理论也是逐步产生的，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往上追溯，我们发现，《荀子·劝学篇》就说过：“玉在山而草木润”，首次提出了山上赋存的矿物和周围植物生态有关的思想。晋张华《博物志》也说，“山……有谷者生玉”。到《地镜图》，内容就大大充实了。书中说道：“二月中，草木先生下垂者，下有美玉。五月中，草木叶有青厚而无汁，技下垂者，其地有玉。八月中，草木独有枝叶下垂者，（下）必有美玉。有云，八月后草木死者亦有玉。十二月中，草木独有枝叶垂者，下有美玉。山有葱，下有银，光隐隐正白。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唐代段成式（？～863年）对它作了初步的整理，说：“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酉阳杂俎》卷十六）这些记载，不一定完全和实际相符，但是他所指出的利用指示植物找矿的方向是对的。

对中国古代利用指示植物找矿理论的发明和发展，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作过恰当的评价，他说：“中国人在古代所进行的观察，确实可以说是仍在迅速发展中的、范围十分广阔的现代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先驱。”

陈光远花费半个世纪的精力，致力于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的引进、完善、发展和推广应用，在学科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认为，传统矿物学侧重于描述，但矿物是地质成因、找矿信息的载体，又是自然历史的产物，矿物组合与矿物种本身的形成过程记载了地质条件演变的历史。研究和提取这些信息，为地质成因研究与找矿勘探服务，是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的中心课题。为此，50年代初，他就从苏联引进了成因矿物学的学术思想，翻译介绍了矿物发芽、矿物发生史、矿物标型、矿物世代等一系列现代成因矿物学术语，这类术语在中国一直沿用至今。

在近40年的工作实践、理论探索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他于1987年出版了专著《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全面反映了现代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的内容，建立了较完善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的内在联系，并系统提出了二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专家认为，此书是当前该学科领域最系统最全面的优秀著作。他对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作了重要的补充、创新和发展：（1）从8个方面（矿物区域分布、矿床矿物分带、矿物标型、矿物共生组合、矿物形成作用、矿物产状和复成因性、矿物找矿标志、找矿方法）系统整理了中国浩瀚古籍中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的史料和学术思想，理清了该学科的发展历史。（2）开辟了矿物系统发生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出按不同层次和不同时空，分别研究矿物自然历史的方法，把矿物成因演化同地球历史的发展相结合。（3）提出了成因矿物族的概念。传统矿物学分类是晶体化学分类，而成因矿物族则把矿物成因、矿物标型、矿物晶体化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分类，从而提高了矿物学在成岩成矿研究中的作用。（4）总结了矿物标型的普遍规律，从哲学高度提出矿物标型的六性：普遍性、特殊性、变化性、相应性、继承性和分带性，为矿物标型的研究指出了方向，使该研究的应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5）从8个方面提出找矿矿物学的系统内容。（6）把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和相关学科引入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的研究中，使研究的内容不断更新，如他领导的科研集体在中国首次将天然热发光、热电性引进矿床成因找矿和矿物学填图的研究中，大大丰富了该学科的内容，促进了微观成因矿物学的发展。（7）发展了矿物学填图，提出矿物学填图的发展史、理论基础、分类、方法、步骤、比例尺及实例，促进了矿物学研究在基础地质理论与找矿勘探中的应用。（8）发展了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研究的方法论，提出并阐明了理论与实际、野外与室内、宏观与微观、常规方法与现代方法、成岩成矿实验与地质观察相结合的5结合方法。这些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中的具体体现，不仅适用于矿物学的研究，对地质学其他学科的研究亦可借鉴。

陈光远的学术贡献获得国外专家的高度赞扬，1990年俄罗斯著名的成因矿物学专家格里戈利耶夫称赞《弓长岭铁矿成因矿物学》专著时，认为“是矿床矿物学、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三位一体，这样的书在苏联也很少见”；1996年俄罗斯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学术带头人尤什金院士来信称赞：“由于您的贡献与提倡，中国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才得以蓬勃发展，您是中国当之无愧的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1996年尤什金院士认为，“陈教授在中俄都很有名，发展了成因矿物学的思想方法，是中国的格里戈利耶夫”；“陈教授把俄罗斯学派与英美学派结合起来，21世纪该领域的主要发现将在中国产生”。1999年前国际地科联主席WSFyfe教授，在对陈光远教授的悼词中写道：“当我们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我们是否对国家及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而对于陈教授来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对我们的未来作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个伟大的人。他所作的贡献永存！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2001年Fyfe教授对矿物填图集著文的评价是：“开拓了找矿矿物学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