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的介绍
《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著有《西域水道记》12卷,《〈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清嘉庆中上编《全唐文》,徐松入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借《全唐文》之名,从《大典》中辑出《宋会要》500卷,为保存宋代原始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刘琳表示,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其抄稿之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讹、脱、衍、倒满篇皆是。现在,经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点校整理,可供学界予以研究利用。120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地区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由川大古籍所负责校点,出了一部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点校本。2009年,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由川大古籍所以上述电子版为基础,进行增订改造,精校、精点、精加工,以期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电子版《宋会要辑稿》约有校记近15万条,而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则达到33万余条,对原来的校记也作了很多增删改写。
设立宗旨
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曾给周边国家和民族以很大影响。今天,人们将历史上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汉文化区”。她不仅包括中国,同时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后者又被称作“域外汉文化”。域外汉籍是域外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有关政治、道德、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也包含少量流传海外但在国内已失传的文献。其重要性,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近年来的发展尤为迅猛。但国内一直未有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专门机构,难以系统、持续地展开。有鉴於此,南京大学於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以推动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域外汉籍研究所以域外特别是日本、韩国、越南所藏汉籍为中心,致力於东亚汉文化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对东亚的文化建设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更具有以学术为纽带,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消除隔阂、增进理解的意义。
域外汉籍研究所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礼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总之,即倡导并实践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
研究计画
1、 期刊系列:每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一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字数在40万以上。目前已出版第一辑(2005年)、第二辑(2006年)。
2、 资料系列:有计划地出版“域外汉籍资料丛书”,目前已出版《朝鲜时代书目丛刊》(9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在今后三年中出版以下资料集:(1)域外中国文学评论资料集(韩国卷),约150万字;(2)日本十五至十九世纪宋诗研究资料集,包括苏轼、黄庭坚、惠洪、陆游等,约600万字;(3)朝鲜时代杜甫研究资料集,约60万字;(4)日本江户时代《世说新语》注释集成,约50万字;(5)日本诗文评汇编(汉文卷),约120万字。以上资料总字数近1000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
3、 研究系列:出版“域外汉籍研究丛书”,近年拟出版以下十二种:(1)《清代诗话东传之研究》;(2)《朝鲜时代汉文学典范研究》;(3)《古逸书回传之研究》;(4)《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5)《朝鲜时代汉文化启蒙教育研究》;(6)《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7)《域外所藏稀见唐宋文献之实证性研究》;(8)《越南汉喃避讳字研究》;(9)《杜诗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10)《东亚汉籍交流研究法举例》;(11)《日本汉诗论稿》;(12)《宋人撰述流传丽鲜考》等。 设立宗旨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阐释,努力推动现代人文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的结合,从美学维度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
科研项目
“985创新地区项目”
“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之子课题:民族认同概念研究(周宪)
中国少数民族审美认同机制研究(王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现代到后现代(周宪)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三代***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研究(王杰)
当代文学变体和形式创新问题研究(赵宪章)
意境的哲学基础——从王弼到慧能的美学考查(李昌舒)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趋势研究(王杰)
江苏省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王杰)
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
研究型大学文学专业系列教材(周宪主编)
审美人类学概论(王杰主编)
学术活动
不定期组织多学科学者就美学和当代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现象进行研讨和对话。美学研究所成立一年来,已于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美国匹斯堡大学许倬云院士、德国弗赖堡大学迈兹教授合作进行过三次研讨,研讨会记录稿陆续发表。 简介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成立于2003年6月27日,为国内首家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是应用社会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语言研究的机构。国外比较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特点是将语言学研究与本科教学相结合,为有志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本科生提供尽早投入科研实践的机会。南大社会语实验室的研究重点为语言变异、语言变化,以及社会现实中的语言和交际问题。
研究项目
南京城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实验室项目)
南京防疫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实验室项目)
《言语社区理论研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徐大明
《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协调策略研究》,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郭熙
《字母词规范研究》,国家语委十五规划项目,郭熙
《南京方言语音数据库》,社会科学院项目,顾黔
《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调查研究》,中美合作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顾黔
《进行中的变化:包头言语社区15年后的再调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徐大明
《包头语言社区历时口语语料库建设》,实验室项目
《一个中国乡村亲属称谓的变异机制》,付义荣
《广西壮族聚居区多语、多方言现象研究》,杨玉国
《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郭骏
《音译词的文化考察》,张娟
《白领阶层的语言变异》,刘英
《包头言语社区语言变异研究》,祝晓宏
《盐城方言入声字变异现象研究》,任竞春
《关于南京大学学生对PTH及PTH水平测试态度的调研》,丁令德
《重庆方言重叠式研究》,周艳
《南通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管娟娟
《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研究》,陈婷婷 《全清词》是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达的国家级大型重点古籍整理项目。项目要求参照前人编纂《全唐诗》、《全宋词》的做法,将清代300年的词作搜罗齐备,按一定体例汇集编纂,整理校点,然后出版成书,成为有清一代词的大型总集,为学术界研究这一薄弱环节提供方便。由于清代距现在时间很近,资料分散且基本上未经有效整理,所以难度非常大。
1982年,该项目下达南京大学,随即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从1982年至1989年,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并主要进行了“顺康卷”的编纂。“顺康卷”几经曲折,最后于2002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凡20册,850万字。
《全清词》拟分5卷,即“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光宣卷”。“顺康卷”以下各卷的编纂现正在进行中。 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1月。主要工作内容,一是常规性地招收和培养博士、硕士生;二是培养或引进有关人才,使得中文系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的某些薄弱环节尽快得到弥补;三是在开展传统研究的同时,积极发展新的方向,从不同方面,全方位地同国际学术界对话;四是从事《全清词》的编纂。
2000年5月,明清文学研究所成功地主办了 “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60馀人参加会议,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会议论文集《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已于2002年10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明清文学研究所由张宏生教授担任所长。 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研究所之一,以整理中国古代文献、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
本所在首任所长程千帆先生、第二任所长周勋初先生领导下,经过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在古典文献的整理、考订和理论阐发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形成了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赋予传统的古典文献研究以现代学术品质的严谨踏实的学科特色。本所在继承朴实雄厚的学风的同时,又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如将古典文献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如加强海外汉学文献与域外汉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不断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所具有较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较丰富的资料积累,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古典文学等,在中古文献整理、三至十三世纪即魏晋南北朝至宋代文学研究、石刻与艺术文献研究、佛道藏文献研究、文献学理论及实践研究、域外汉籍研究等领域,尤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与专长。
本所1985年被批准为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授予点,199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并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共同构成南京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本所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点紧密协作,承担了一批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如程千帆先生主持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其中的《宋代文学分典》以及由本所卞孝萱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已出版;程千帆先生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20册也在南大百年校庆前面世;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荣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以上几项重大成果,受到学术界同仁的广泛好评。
周勋初教授治学出入文史,所撰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在新时期的传统文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卞孝萱教授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十余种专著,新近出版《唐人小说与政治》;徐有富教授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完成高校古委会重点科研项目《校雠广义》,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又有《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郑樵评传》等专著出版;程章灿教授在《刘克庄年谱》、《魏晋南北朝赋史》、《世族与六朝文学》等数种文学史研究专著外,于石刻文献亦研究多年,已有《石学论丛》出版;曹虹教授有《阳湖文派研究》、《慧远评传》等著作,在散文史和佛藏文献研究方面用力尤勤;严杰副教授著有《欧阳修年谱》,武秀成副教授著有《〈旧唐书〉辨证》,赵益副教授著有《丘处机》、《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等,徐雁平讲师著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本所现有研究人员9人,其中教授4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4人(均为硕士生导师),讲师1人。本所已培养硕士27人,在读硕士生22人;培养博士6人,在读博士生14人。除基础课程以外,每学期平均为本科生开设专题选修课2-3门,为硕士生及博士生开设专题选修课3-4门。本所编辑有学术集刊《古典文献研究》,已出版6辑,出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20余种。
本所现任所长为程章灿教授,名誉所长为周勋初教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的正式建立历史并不长,其前身为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欧美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向为该学科教学与研究之重点,张月超、赵瑞蕻二先生在上述领域内的研究颇多建树。八十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大陆出现,本教研室又是国内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单位之一。作为该学科带头人,钱林森的中法文学比较研究、杨正润的传记文学研究均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并有广泛的影响。科研之外,该学科点亦素重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培养,迄今已培养出数十名硕士。1998年,该学科被批准为博士点,2000年被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研室现有在编教师5人,其中教授2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3人,教研室主任为余斌副教授。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有欧美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传记文学研究等。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该学科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一,视野开阔,注重融汇新知,汲取其他学科之长,在多学科的边缘交叉处寻求、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其二,注重学问基本功夫,强调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力避该学科容易出现的空疏肤浅、大而无当的毛病。其三,重视学术的国际性,关注国外学术动态,重视国际交流。近年来已成功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并且主持着具有国际色彩的学术杂志《跨文化研究》。该学科点承担了多项科研项目,如教育部项目“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现代传记文学史”等。
·人物与书林·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
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
评述。
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
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
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
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
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
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
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
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
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
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
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
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
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
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
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
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
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之一。
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
“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
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
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
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
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
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
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
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
《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
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
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
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
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
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
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
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
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
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
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
的奠基之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
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
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
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
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
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
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
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
108
200516
《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
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
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
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
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
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
一朵奇葩。
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
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
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
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
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
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
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
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
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
《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
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
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
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
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
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
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
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
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
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
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
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
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
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
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
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
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
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
典》等多项文化工程
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
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
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
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
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
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
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
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
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
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
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
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
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
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
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
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
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
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
所注新版也有疏漏。
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
《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
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
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
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
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
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
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
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
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
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
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
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
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
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
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
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
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
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
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
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
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
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3 《吴枫学术文存》
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
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
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
109
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
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
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
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
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
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
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
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
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
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
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
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
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
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
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
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
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
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
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
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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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
(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
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
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
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
“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
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
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
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
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
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
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
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
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
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
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
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
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
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
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
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
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
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
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
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
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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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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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古籍整理专指对中国古代书籍进行审定、校勘、注释等加工整理工作,使新出版本便于现代人阅读。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文物修复,古籍整理都属于考古系,一般是文理兼招的。
考古学专业主要是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就开始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经过整理的古籍,如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古典小说 (《红楼梦》、《水浒》等 ),商务印书馆的 《国学基本丛书》 ,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上海杂志公司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古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等,使许多珍本、善本得以公之于世,至今尚为学术界所使用。索引工作方面,则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和中法学会的“通检”,也是古籍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古籍整理工作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1988年统计,已整理出版和影印古籍3000种左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集合全国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制订了长期的规划,使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走上正轨。“文化大革命”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遭到破坏,中断10年之久。
1981年 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措施落实下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李一氓任组长),制订了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简称“九年规划”)。随之各省市也根据自有的条件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制订了各自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华书局一直担任着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务,同时,各地还相继成立了专业古籍出版社 (名称不一,有的冠以地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有的称为书社,如齐鲁书社、岳麓书社等),古籍的整理出版蓬勃开展。
本文2023-08-04 15:08:0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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