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多次科普道教祖师是轩辕黄帝，但还是有不少人不相信道教发源于三皇五帝之时，这里详细和大家聊聊。

为什么大家觉得道教源于汉末？是因为今天道教全真正一两派最兴旺，正一一派始于东汉末年的张道陵天师，发扬于北魏的寇谦之天师，我们全真一派始于宋末的王重阳祖师。长久以来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道教产生于汉末之时。

但正一派不过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全真派也不过六百多年的历史。早在先秦古籍《庄子·在宥篇》中就有"黄帝问道广成子"之事，当时黄帝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崆峒山上是有道之士，就去请教广成子大道，广成子教育了皇帝修身治国之法，自此始有道家。

《史记》中也有：“黄帝且战且学仙。”在西汉时有大儒刘向做《列仙传》中有修道之人七十二，最晚形成于战国之时的经典《黄帝内经》是道教修行文化的基础，《庄子》之中也有无数修行之言。

正因黄帝和道家的不解之缘，早期道家学说不叫老庄之学，叫黄老之学。魏晋时期道家彻底脱离朝堂后才有老庄之学的说法。

（道家八宝图）

长久以来我们把道教和道家生生割裂，不承认道教形成教团以前的文化，但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一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兴扬这样概况道教历史：兴起于三皇五帝，扬传于文王老子，集萃于诸子百家，成教于正一天师，道蕴于魏晋风骨，德覆于盛唐之世，立规于重阳祖师，宣扬于邱祖西行，落魄于明清之际，闻达于今时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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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节日简介

三大鬼节：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

鬼节注意事项：避免带红绳、铃铛、风铃等招鬼物，尽量避免出门。若遇到鬼压身、鬼打墙等灵异事件，不要慌张，集中一切注意力，睁开眼睛。

清明节

我国传统节日 参见 “ 清明节 ”词条。

七月十五

相传，每年从七月一日起阎王就下令打开地狱之门，让那些终年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走出地狱,获得短期的游荡，享受人间血食,所以人们称七月为鬼月,这个月人们认为是不吉的月份，既不嫁娶，也不搬家。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盂兰节,又称中元节、麻姑节、七月半或鬼节，过去人们在这天晚上除拜祭自己的祖先外，还准备一些菜肴、酒、饭、金银衣纸之类到路口去祭祀鬼神。

七月十五日包容的节俗比较复杂，既是民间的鬼节，又是道家的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节，僧道俗三流合一。道教有所谓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这三位是玉帝派驻人间的代表，每年都要考察人间的善恶，向上天汇报。三官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诞辰，这三个日子也叫三元。七月十五日，叫中元，正值地官校籍赦罪之时，这一天，他要拿出厚厚的花名册，根据神仙、凡人、动物们的表现，勾勾画画，赦罪免刑。民间在中元节这一天搞一些祭祀活动，拯救那些孤魂野鬼，应当与地官的赦罪有关。七月十五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传说是目莲救母的故事，源自佛教传说：目连(目连为佛教人物，释迦十大弟子之一)的母亲坠入饿鬼道中，过著吃不饱的生活。目连于是用他的神力化成食物，送给他的母亲，但其母不改贪念，见到食物到来，深怕其他恶鬼抢食，贪念一起食物到她口中立即化成火炭，无法下咽。目连虽有神通，身为人子，却救不了其母，十分痛苦，请教佛陀如何是好。佛为他念《盂兰盆经》，嘱咐他七月十五作盂兰盆以祭其母。目连按佛组指点，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准备百味五果，各种用具，装入盆中，供养十方僧众，其母才脱离恶鬼界，升入天堂。佛祖有鉴于此，推而广之，要求佛门弟子尽心行孝，每年的七月十五，做盂兰盆，施佛及僧，报答父母恩情。佛家盂兰盆会的意义与儒家的孝道合拍，这一天则成为民间祭祀已逝父母及先人的鬼节。

农历7月15日是阴间最大的节日——鬼节，又称中元节或盂兰盆节，是我国三大冥界重要节日之一。民间有阳间过元宵节阴间过鬼节的传说。据说，当日阎王也会披着盛装和鬼众们共度佳节，并且让我们活着的人一起为他们祝福，祝愿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心想事成，快乐享受人间没来得及享受的幸福。因此，我国许多地方界时将举办祭祀、参佛、净墓、回顾、赏花、垂钓等活动以示庆祝。

七月十五，鬼门关大开之日。不管是烧纸钱送祝福，还是捧雏菊寄哀思，或者互联网上祭先人，或者是放河灯，今天活着的人一起思念过去的人，共同送去对先人的祝福，是人灵性的自发，是感情的延伸，是最基本的信仰。而且同时“活着的人要好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不要愧对社会和朋友，不要愧对了已经永远离去的亲人。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们相见，到时候，你可以自豪地说，在人间是好汉，在阴间也要做鬼雄！”

道教的“中元节”

按照道教的文化逻辑，一年的时空应该分成上下阴阳两半，而且，中国道教认为养育世界万物的三个基本元素，是天、地、水。所以，道教将上半年看成是天官，下半年是地官。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里说的“官”，不是指人间官员的“官”，而是指意时空流动过程中的节段，类似于中国围棋对奕中的“官子”的那个“官”。

中国道教主要产生在中国农业文明发达地区，所以，中国道教一向认为天玄地和地玄天，地生万物，水为生物之本，且地含水。这就是说，由于中国农业文明注重地水两元素对人类万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中国道教文化理念中一直蕴涵着以地为中心去观察世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按照道教这种世界观，道教习惯将一年的“天官”（上半年）的正月的十五称之为“上元节”；下半年的地官节段的七月十五，则叫做“中元节”；由于地含水，水作用地，所以，地官下半年中段的十月十五则是“下元节”。这上、中、下三元，则组构出了道教对世界的三元一体系统认识。

中国道教不同于世界上的的许多宗教。世界上的许多宗教都是神人合一的，或者就像基督教那样讲究“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这使得宗教传播者往往被高度神化。中国道教传教的目的很明确，道教传播者不是神而是人，所以，道教传播道德伦理是“因材施教”的。对智慧高的人，就明示《道德经》的道理，对那些智慧不够或者没有多少时间去深入反省自身道德伦理建设的人，就采取编写故事去说明道理，“寓教于游乐”，就是来源于中国道教的传教方法。

中国道教的“中元节”，其实主要是传播道德伦理的节日，也就是倡导人们在这天注重修德。中元节这天，有思想和有时间的人就要集中在一起一起共同学习老子的《道德经》，且要互相交流和沉思反省自身。而对于一般教众，道教则创造了一些故事去“寓教于游乐之中”。比如，道教杜撰出有有个叫做陈子祷的人与龙王女儿结婚，分别在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生下了“天官、地官、水官”三个孩子，这“三官”主管人间的赐福、赦罪、解厄三个任务，他们法力无边，分别要在这三天到人间巡游，检察人们的道德品质是否好还是坏，对于那些道德品质好的人，他们就给予赐福，否则，他们就要降罪。但是，中国道教又是一个很宽容和随时给予人转变更新自己的机会的宗教，所以，“中元节”并不仅仅是个奖励善良和惩罚恶劣的的节日，而主要是个“赦罪节”，所以，“中元节”又是中国节日中的“忏悔节”和“赎罪节”，一年中有罪过的人可以在中元节这天通过各种仪礼去检讨自己和请求天地人的宽恕。

十月初一

十月初一，谓之“十月朝”，又称“祭祖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新收时祭祀祖宗的习俗，以示孝敬、不忘本。故人们也在十月初一用黍祭祀祖先。十月初一祭祀祖先，有家祭，也有墓祭，南北方都是如此。今天江南的许多地区，还有十月初一祭新坟的习俗。 十月初一，也是冬天的第一天，此后气候渐渐寒冷。人们怕在冥间的祖先灵魂缺衣少穿，因此，祭祀时除了食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供物--冥衣。在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叫做"送寒衣"。因此，十月初一，又称为"烧衣节"。

后来，有的地方，"烧寒衣"的习俗，就有了一些变迁，不再烧寒衣，而是"烧包袱"人们把许多冥纸封在一个纸袋之中，写上收者和送者的名字以及相应称呼，这就叫"包袱"。有寒衣之名，而无寒衣之实。人们认为冥间和阳间一样，有钱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

关于祭祖节还有这样一个蔡伦造纸和蔡莫烧纸的故事。 蔡伦刚发明出纸时，买卖很好。蔡伦的嫂子慧娘就让丈夫蔡莫向蔡伦学习造纸。回来开了一家造纸厂，但蔡莫造的纸，质量不好，卖不出去，二人很着急。后来，慧娘想了一个办法，摆脱了困境。 某天的半夜，慧娘假装因急病而死。蔡莫伤心欲绝，在她的棺材前悲哀不已，他边烧纸边哭诉："我跟弟弟学造纸，不用心，造的纸质量太差了，竟把你气病了。我要把这纸烧成灰，来解心头之恨。"他烧完了又抱来纸烧，烧了一阵之后，只听见慧娘在棺材里喊："把门开开，我回来了。"这可把人们吓呆了，人们把棺材打开，慧娘装腔作势地唱道：阳间钱能行四海，阴间纸在做买卖。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肯放我回家来？

慧娘唱了很多遍说："刚才我是鬼，现在我是人，大家不要害怕。我到了阴间，阎王就让我推磨受苦，丈夫送了钱，就有许多小鬼帮我，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三曹官也向我要钱，我把全部的钱都送了他，他就开了地府后门，放我回来了。"蔡莫装作糊涂："我并没有送钱给你啊？"慧娘说："你烧的纸就是阴间的钱。"这样一说，蔡莫又抱了几捆纸，烧给他的父母。

在场的人们一听，便以为烧纸有很大的好处，都向蔡莫买纸。慧娘慷慨地送给乡亲，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的乡亲都来买蔡家的纸，烧给自己死去的亲人。不到两天，积压的纸被抢购一空。慧娘"还阳"那一天正是农历十月初一，因此，后人都在十月初一祭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十月初一，有的地方还有祭牛王的习俗。相传这一习俗起源于春秋秦国。某日，秦文公命人砍倒一棵梓树，梓树忽然化为一头牛。秦文公令人追杀。牛一下跳入水中，再也没有上来。人们就立"怒特祠"祭祀此牛神。怒特，是高大健壮、威风凛凛的公牛。这样的公牛，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驱疫辟邪、保护牛类的功能。

[编辑本段]节日起源

鬼节源于目连救母的故事：“有目连僧者，法力宏大。其母堕落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为烈焰，饥苦太甚。目连无法解救母厄，于是求教于佛，为说盂兰盆经，教于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以救其母。”据说当时目连在阴间地府经历千辛万苦后，见到他死去的母亲刘氏，发现她受一群饿鬼折磨，目连想用钵盆装菜饭给她吃，菜饭却被饿鬼夺走。目连只好向佛祖求救，佛祖被目连的孝心感动，授予其盂兰盆经。按照指示，目连于农历七月十五用盂兰盆盛珍果素斋供奉母亲。挨饿的母亲终于得到了食物。为了纪念目连的孝心，佛教徒每年都有盛大的“盂兰盆会”，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鬼节”。

书上说古时候的这一天，人们会事先在街口村前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法师座跟前供着超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下面供着一盘盘面制桃子、大米。施孤台上立着三块灵牌和招魂幡。过了中午,各家各户纷纷把全猪、全羊、鸡、鸭、鹅及各式发糕、果品、瓜果等摆到施孤台上。主事者分别在每件祭品上插上一把蓝、红、绿等颜色的三角纸旗，上书"盂兰盛会"、"甘露门开"等字样。仪式是在一阵庄严肃穆的庙堂音乐中开始的。紧接着，法师敲响引钟，带领座下众僧诵念各种咒语和真言。然后施食，将一盘盘面桃子和大米撒向四方，反复三次。这种仪式叫"放焰口"。清代文人王凯泰曾有诗曰：“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盂兰古意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描写的便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过鬼节的习俗。

由此可见，“鬼节”是因传统美德的孝心而起的。如今我国北方的人们仍然在这一天用烧纸钱的方式祭奠早去的先人，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虽然祭祀方式简单，但基本上保存了鬼节淳朴的意义。因为血脉的召唤，感情的延伸，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提醒，都赋予了鬼节丰富的人文内涵。即使年代不同了，烧去的礼物也不同了，但永远捎不完活着的人对远去亲人无尽的绵绵哀思和深深的怀念。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这个特殊的节日有着不同的感受，因为，未来的节日正毫不留情地向自己走来，从朦胧到清晰，从思念到恐惧，从恐惧到坦然，想念过去人的时候，其实也在思考着自己今天活的经历、内容、方式和活的追求。”

汉语中用“鬼”组成的词如“鬼雄、鬼魅、鬼才”之类举不胜举，民间关于鬼的传说更无法搜集穷尽。我国的鬼文化源远流长，达到几近完美的程度。

[编辑本段]节日文化

在上古神话中难以见到死后世界的描绘，“鬼”字最初也并不是现在的意义。甲骨文中“鬼”本是会意字，下面是个“人”字，上面是个可怕的脑袋，意即像人的怪物。后来逐渐演化成人死之后所变之物。《礼记•祭义》已说得很明确：“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记•祭法》则进一步指出：“庶人庶士无庙，死曰鬼。”那就是达官贵人死后有庙供奉，终年有人祭祀，则成了神，普通百姓死后无庙享祭，四处飘泊，才是鬼。我国第一部辞书《说文》中解释的“鬼，人所归为鬼”就是现在的含义。先秦典籍中涉及到“鬼”的的文字很多，孔夫子有名句“敬鬼神而远之”，可见儒家是信奉鬼神的，但只是“敬”而已。后来虽有东汉王充的无鬼论，但总还无法动摇国人对鬼神的迷信。到了清代蒲松龄笔下，虽有凶神恶煞般的厉鬼，但更多的是重情意、懂礼仪年轻漂亮的女鬼，读了《聊斋》之后，不但不觉得鬼可怕，反而觉得十分可爱。

我国鬼文化的完善和充实得益于佛道两教。道教是我们地产，佛教是汉魏时从西土传人，融入儒家文化和世俗文化，人死后的阴间世界（佛家也称冥间），也就是鬼们生活的世界逐渐构建起来。道家的主要建筑是丰都城，并在四川东部长江之滨的平都山上具体演示。风景秀美的平都山本是道家的七十二福地之一，西汉的王方平和东汉的阴长生都曾在此修炼，后得道成仙。丰都的由仙而鬼，与两位仙人的姓氏有关，王、阴倒读便是阴王，遂成了“阴间之王”，经过历代的演绎，加上《西游记》《钟馗传》等神魔小说的渲染，丰都便被营建成一座阴森可怖的鬼城，于是有了奈何桥、鬼门关、阴阳界、天子殿、无常殿、城隍庙等阴间地面和各级官府。比之于道教的阴间，佛教的冥间要完整系统得多。佛教有所谓“十界”之说，也就是世界上存在着十种境界，分别是佛、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前四者称“四圣”，即已经超凡入圣，脱离了生死轮回之苦，后六者叫“六凡”，要在秽土中不尽地轮回，最后三者又叫“三恶道”“三恶趣”，是更为不幸的境界，而地狱则是不幸之最。说起地狱，叫人不寒而栗，且有十八层之多，越往下层，苦难越深重。地狱中不但有阎罗、判官、鬼卒等凶神恶煞，还有刀山、油锅、碾盘、锯解、石磨种种酷刑，因此人死后最怕的是进入十八层地狱。

桂林地区的人多以月十四为鬼节，整个节日应该是以七月七开始到七月十四晚上，其过程就是迎接祖先和送祖先，追祭祖先的过程；有的地方从七月七开始迎接祖先，有的是七月十三迎接祖先，但是七月七也是都要“恭饭”（就是祭祀）；七月十四晚送别祖先，晚饭前祭祀后 到晚上十点左右进行送祖先仪式，同时将写有祖先名讳（关于写多少代祖先各个家庭不一）的“钱包”及 担夫、引路大王的“钱包”纸钱等物于路口烧去洒米水饭等仪式送别祖先；其过程繁杂严肃是当地仪式最为复杂的节日，是当地人相当重视的节日，其重视程度是除春节（当地观念中元宵节也属于春节，包括“小年”）外，是和中秋、清明、端午一样重要的节日。

[编辑本段]鬼节历史

清明祭扫坟茔和丧葬礼俗有关。据载，我国古代“墓而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因此无从祭扫。后来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秦汉时代，祭墓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后汉书•明帝记》引《汉官仪》云：“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皇帝几乎是逢节便祭，一般官吏和普通百姓没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便逐渐定格在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届时，官府允许官吏请假祭扫，民间也“田野道路，士女遍满，卑吏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坟。”到了唐代，祭扫之举已将寒食、清明合二而一了，时值春暖花开，可以挑担载酒，热热闹闹去上坟，清明不但是祭祀的鬼节，也成了踏青游乐的日子。

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两个鬼节的设置也恰到好处。清明正值北方雪化冰消之时，经过一秋一夏的雨水冲刷和一个冬天的冰雪压盖，坟茔上黄土有些被冲落，变矮变小，借清明扫一扫，添点土，让先人的房子不至于漏风淋雨；而七月十五，立秋已过，天气渐凉，到了该添衣服的时候了，也该给地下的先人送点钱去，置办点衣服，不至于到了冬天挨冷受冻。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帮，从来注重对祖先的祭奠追思。记得以前我家春节祭祖时上面的横批就是“木本水源”“慎宗追远”， 即不忘祖先之意。文革期间，破四旧，反迷信，谁还敢上坟烧纸？市上也没有烧纸可买，但仍有不少人家买小学生订本子用的白纸去坟上偷偷地烧给亲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祭祀用品成了商家赚钱的一大门类，每到清明和七月十五，满街的烧纸，在店家门口，推成一座座小山，种类之繁，数量之多，不亚于端午、中秋成垛的果品盒。而且很有些现代商品意味，烧纸都成沓成捆，整齐美观，均匀地印着古钱币的印记，还有花花绿绿的美元、港币，大面值的，一张就是数亿，加上大小不一的黄灿灿的金元宝，如果真有冥国银行，也得自愧财力不足，甘心倒闭。烧掉这么多“钱”是否真能使离去的亲人在阴间过富足日子？无法得知，有句话叫“心诚则灵”，意到心到而已。记得小时候老人说，印现成的烧纸不好使，面值再大也没用，最好使的是拿着木头刻成铜钱样的凿子，用小榔头一下一下在纸上打。打纸时有很多讲究，最好是先人的后代，一定要男孩，榔头必是木头的，打的痕迹不能叠在一起。小时候，过年或两个鬼节，我就经常做这件事。老人告诉我，打上个印就行，可自己怕不清楚，到阴间不好用，总是用力地打，还怕钱少了，先人不够用，总是打得密密麻麻的。虽然现在纸多了，样子美观了，我倒觉得小时候由后人一凿子一凿子打出的纸钱倒更能体现出对先人的真情。当然，鬼节这一天，从山野到街路，到处火光闪耀，烟气缭绕，纸灰飞扬，造成环境的污染，有时还会酿成火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有什么办法呢？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人那样用鲜花表达对逝去的亲人的哀思和怀念的习惯。鬼节祭祀，不能简单看成是迷信，西方基督教国家，现代科学已把人送上了月球，把火箭发射到了火星，但对上帝仍然笃信不移，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我们给已逝亲人烧几张纸看似土俗，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和伦理内涵。这是对离去亲人的一种感激和怀念，是同另一个世界人的一次对话，是同先人的一种沟通，是人类种族和精神的一种延续。即使亲人活着的时候，有不孝顺或照顾不周的情况，在上坟烧纸的时候，念叨几句，也能求得心理的一种平衡。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我们民族会找到更好的纪念先人的办法，但对先人的纪奠和追思却是什么时代都不可缺少的。

传说中阴历7月15日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在那天它们可以在阳间逗留一天包括一些孤魂野鬼在那天都可以接受阳间人们的供奉,所以那天也称之为鬼节

[编辑本段]相关诗词

辛已七月十五

车行徐徐柳树旁，

路有旋风绕池塘；

此日万鬼开颜笑，

家家户户上坟忙。

作者：刘小烽（刘周）

注：“七月十五”乃农历鬼节，又为佛教盂兰盆节，是中国传统中与清明节一样重要的上坟扫墓节日。“旋风”：神话传说死去的人变鬼后，只有化作旋风才能出来活动。

王明生评析：首二句“车行徐徐柳树旁，路有旋风绕池塘”不慌不忙的写出了作者上坟路上的所见，也籍以体现了作者上坟时非常静谧肃穆的心境。三句“此日万鬼开颜笑”是作者由“路有旋风绕池塘”生出的遐想。末句“家家户户上坟忙”，点出了“万鬼开颜笑”的根由，并为本来充满伤感的扫墓节日蒙上了一层活泼的喜气。全诗构思精巧，用笔诙谐，是表现中国传统民俗风情中的佳作。（原载《天有霓裳》）

农历七月十五，也叫“鬼节”，虽然关于这个节日的说法有很多，是道家的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节等说法，但是我的家乡（河源紫金县）的说法是网上所没见到过的。传说是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伐南蛮，七擒七纵孟获时杀人太多，搬师回朝时大船无法渡河，在农历的七月十五晚上祭河，第二天顺利渡河。孟获为纪念士兵把今天定为“鬼节”，每年祭祀。秦岭以南当时都属南蛮，广东是蛮疆之地。在我家乡，七月十五是一个大节日，一般，我们不过端午的，七月十五仅比过年稍差，并称为“一年一节”，通常要祭祀祖先并大吃一餐，不过现在这些节日都在逐渐消失了。

西方的“鬼节”

[编辑本段]西方鬼节的日期

美国首都华盛顿每年有3个举行盛大游行的节日，一个是7月4日的独立节，一个是4月的樱花节，而最富有童趣和“恐怖”色彩的要算是10月31日的“鬼节”了。前两个节日的游行都在白天，在白宫前宽阔的宪法大道上举行的。而完全出于自发“鬼节”游行，却出现在夜幕笼罩下的华盛顿是去西北古老的乔治镇的一条五六百米长的街道上。它那种稀奇古怪、妖魔鬼怪舞翩跹的场面，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旅游者前去观光。

[编辑本段]西方鬼节的由来

“鬼节”是万圣节的前夕。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欧洲西部土著民族凯尔特人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早在罗马帝国西征以前，凯尔特人便生息繁衍在英伦三岛和法国等地。他们相信在每年10月31日这一天，死人的灵魂就要从坟墓里钻出来。因此在这天晚上要制作美味佳肴，等待死去的亲人的鬼魂前来看望享用，同时又在旷野的商丘上燃起篝火，用明亮温暖的火焰招来善鬼，驱走恶魔。他们自己也身披兽皮，面带面具，打扮成鬼怪模样，围着篝火歌舞，尽情欢乐，直到深夜。这便是“鬼节”的原始形式。

[编辑本段]西方鬼节的传播与融合

公元4世纪后，凯尔特人逐渐被罗马帝国征服。在漫长的岁月里，两个民族的文化习俗逐渐融合在一起。接着，基督教传遍了欧洲，“鬼节”又沾染了基督教的色彩，同基督教混融在一起。公元835年，罗马天主教考虑到许多圣徒还没有自己的节日，便将每年11月1日定为万圣节，以纪念基督教的先驱者。“鬼节”比万圣节早一天，而且主要的活动又在晚上，于是“鬼节”就逐步演变成了万圣节前夕，两者也就合二为一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节日流传到世界其他地区。19世纪，“鬼节”流传到美国，很快得到性喜热闹的美国人的赏识，便在全国流传开来，其热闹程度反而超过了欧洲。

[编辑本段]如今西方鬼节的表现形式

今天美国的“鬼节”，和一两千年前凯尔特人的鬼节比较起来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已成为男女老少，特别是儿童和青年们淘气和尽情狂欢之夜。这一天，儿童们最开心，他们可以在家“合法”的撒娇耍赖，淘气捣蛋，索取心爱的玩具和好吃的糖果。他们除了可以在家耍赖外，还“有权”到别家去胡闹。晚饭后，他们成群结队随便到各家串门，主人们对这些不速之客非但不能拒之门外，还要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把早已准备好的点心糖果之类拿出来，慷慨的招待他们。他们可以一边吃，一边拿，挑喜欢的往随身携带的袋子里塞。主人如果怠慢了他们或招待不周，他们便有权恶作剧，闹个天翻地覆，主人也奈何他们不得。至于青年男女们，到了这个节日，他们更挖空心思斗怪，想方设法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争奇斗怪，把自己化装成各种模样，蜂拥前去参加晚上的化装游行和舞会，并尽情狂欢，直到深夜。

[编辑本段]西方鬼节的标志

每年10月，美国各地的商店大发“鬼财”，“鬼节”的应景商品便陆续推出，最赚钱的主要是五花八门的各种妖魔鬼怪的用品等。“鬼节”的标志是“南瓜灯”。每当秋高气爽，“鬼节”临近的时候，如果您到美国的农村去旅行，便可看到公路旁小摊上的一堆堆赭红色的老南瓜。购买者买他们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制作“鬼节”的“南瓜灯”。制作“南瓜灯”不需要高超的技术，只要将南瓜的顶部切掉，掏空瓜瓤，在瓜面上镂空雕出眼、鼻、嘴、耳，瓜内点上蜡烛就成了。家家户户门口放上一盏“南瓜灯”，据说可以吓唬魔鬼，使他们不敢进门。

道教与中医渊源相通

中华文化从源而论，与道家关系最钜。道家流派的名称，形成虽较晚，要到汉初随九流而定名。但其渊源就有道籍文献可考者，可上溯至商初伊尹，至周时老子《道德经》已是集其大成，这还不包括道家思想的初始阶段，要上推到黄帝之时。

《汉书·艺文志》载道家古籍，列第一的就是《伊尹》五十一篇。此书早佚，连《隋书·经籍志》亦不见著录，但近年来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伊尹·九主》佚文，不仅使我们对《伊尹》这一部早期道家典籍能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而且证实了道学的产生与天道实密不可分。例如，无名、有名是《老子》之学的一个中心，而《伊尹·九主》认为"名"就是从天道中产生的。其文说："天乏（范）无（名），复生万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

所谓"天范"，就是"天道"，就是天的本体和天的运行规律，放曰"无名"。"名"既是天道的产物，那么万事万物，由此而生，莫不有名。《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于此可以找到注脚。

中医学与道教渊源相通，特别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把中医学摆在天地人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来加以研究、究其源，即出于道家。所以《内经》认为，一个优秀的医生，要掌握医道，就必须懂得："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主。"把对医家的要求与道家的标准等同起来，这是医之通于道，或者说医道同源的根本之所在。因此，我们要想深入研究中医学则对道学的研究绝不容忽视，尤其对道门医学的价值绝不容忽视。

道教素有“重生”之信仰，主张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并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超凡入仙。于是道教吸收原始巫祝、神仙方术及先民的养生之道，创立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道教养生学体系。这一体系又与祖国传统医学的主体—中医，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中国自古有“医、道同源”的说法。

在理论方面，中医的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说，及其对人体经络、气血、脏腑的见解，基本上都为道教所承袭、发挥，作为炼养中关于人体生命的基本理论，渗透于导引、 存思、服气及以后更趋成熟的内丹学中。

此外，道教养生学与中医有一些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比如，道教养生学最重视的是人的精、气、神的保养和修炼；而中医的基本理论如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说、人体经络、脏腑、气血的学说以及临床实践，也十分重视人的精、气、神的平衡与协调。道教养生学和中医还有诸如心理——社会疗法、康复疗法、音乐疗法、环境疗法等许多方法上的共同点。

神仙信仰是促使道教医学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按照神仙信仰的说法，仙首先是个体生命的无限延长。假如有这种可能，从逻辑上讲，既然是无限延长，那么在无限延长之前，个体生命理应是健康的、长寿的。在早期道教偏重于修命时期，信徒们更会这样认为。比如见到年轻道士步履轻盈，目光炯炯，或年老道士耳聪目明，鹤发童颜，信徒们则会视为仙风道骨，由衷膜拜。相反，一个面黄肌瘦、疾病缠身、体弱乏力、恹恹无神的道士，谁会相信他一朝冲举升仙？所以《养性延命录》阐述说:“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意思是神仙信仰要求贵生，医药养生与修仙不可分离。《内观经》则说:生明道，道守生，“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即以医药养生而求仙，以求仙而永生。《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说:“先明脏腑，次说修行。”《丹亭真人庐祖师玄谈》说：“病魔不除，仙基难立。”内丹修炼首先要“筑基”。这些都是把医药养生作为成仙的准备阶段、必要条件或基础。求仙必贵生，贵生必求医，道教医学必然产生。济世度人是促使道教医学产生的第二个重要原因。道教倡导齐同慈爱的精神，要求道士以济世度人为己任。《度人经》说:“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以医济世”是济世度人的方式之一，较容易见效。根据道教的说法，济世度人不仅是施恩于人，也是积德于己，积德方能成仙。故道经说:“救治百病，愈人疾苦，亦可行仙。”全真教将修炼自己的心性与身体叫作“真功”，将济世度人叫作“真行”，说“功行双全”才能成道。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学道之人不可不通”医药的。丘处机甚至对成吉思汗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是以道教的济度思想也要求道士掌握医药养生知识。以医济世往往造成以医传教的客观效果。一些道士掌握医药知识，就是为了以医传教。如早期道教黄巾的太平道和二张的五斗米道，传教之初皆以符水为人治病，迅速赢得了大批信众。

道教重视医药养生学，也与道士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有关。这是促使道教医学产生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古代不少道士生活在穷乡僻壤，有些道士选择岩居穴处。还有一些道士为了采药或访道，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他们如果缺乏医药养生知识，无力抗拒艰苦恶劣的环境，疾病来临时不能自医自救，将难以生存。所以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告诫道士必须“兼修医术”。另外，有的道经根据天人感应说，把治病作为感应天地不降灾祸的手段，试图以医格天。还有的道经以医理阐述教理，以医弘道。这些也是促使道教医学产生的原因。

我国的神仙说起源很早。《山海经》、《楚辞》、《韩非子》《庄子》《左传》等文献中都记载了有关长生不死、不死药、真人、神人或仙人等的神话或方术。战国时期，致力于成仙活动的方仙道流行，行气、药饵、宝精3派鼎足而立。汉代部分黄老学者转向神仙方术，形成了黄老道。《汉书·艺文志》著录方仙道和黄老道的著作，有房中8家和神仙10家，包括房中、导引、按摩、服饵、黄白术等方术。王充《论衡·道虚》批判黄老道，列举了养精爱气、辟谷、食气、导引、服食药物5种方术。有学者将方仙道和黄老道的方术称为方士医学。方士医学以成仙为最高目标，以中医药学和巫医为主要内容，并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作为理论依托。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以符水为人治病，并教人以悔罪、服药、存思、取符、诵咒等方式自医，标志着道教医学的正式形成。方士医学是道教医学的前身。道教医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医药学。可以说，道教医学吸收和融会了中医药学的全部内容。历代道医以宗教虔诚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医学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医药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东晋葛洪最早记载了天花病。肖梁陶弘景集《养性延命录》，其内容包括医论、医药以及啬神、服气、养形、导引、言语、饮食、房中、反俗、禁忌、祈祷、诵咒、存思诸术，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集。其著《本草经集注》在药物的采集、加工、分类、配伍等方面都有创新。唐代孙思邈，奠定了妇科、儿科发展的初步基础，发展了养生长寿学。南宋崔嘉彦创立的西原脉学在中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外丹术研制的一些外用药，至今仍在使用。内丹术促进了我国古代养生术的发展和对人体的研究。我国许多重要的中医药学著作，都收录了大量道教医方。

因为同起源于“巫术”。（当然是你的“道”指道教的时候）

不论是中医西医，还是佛教道教基督教，所有的医术和宗教都起源于原始的“巫术”。原始巫术研究的一大命题就是“人为什么受苦，如何解脱”，医学作用于身体，宗教作用于精神。而开始时这两方面的“治疗”是混在一起分不开的。

而在分化后它们还互相影响，道教有功法养生，中医解释人体系统时采用了道教部分思想，等等。

道教是世界上最重视人之现世生命的宗教，现存最早的道教典籍——《太平经》就旗帜鲜明地展示了道门中人的贵生思想。《太平经》宣称：“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丧者为贱，生者为贵”，“生为第一”，这些人寿最重的表述是道教精神气质的典型体现。为了实现长生这一目标，《太平经》的作者们以其宗教家的情怀吸纳当时之医学成就，总结出许许多多的养生方术，本文主要探讨其辟谷养生思想。

辟谷又叫“断谷”、“绝谷”、“却谷”、“休粮”、“绝粒”、“却粒”。辟谷术始于秦汉，甚至更早，汉代出现的集录此前礼仪著作的《大戴礼记·易本命》已经记载：“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这里的“不食”即辟谷，不食五谷。此外，《史记·留侯世家》讲张良性多病，以导引、不食谷强身。《淮南子·人间》也记载春秋时鲁国人单豹不食五谷，仅喝溪水，年届七十犹有童子颜色。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辟出《却谷食之篇》专门探讨了服气辟谷。可见，秦汉时期，辟谷术已经相当流行。道教创立后，因袭此养生术，其早期经典《太平经》中有许多地方涉及辟谷。据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看，原经演述辟谷养生术的经文主要在辛部，惜《太平经》辛部经文今已全部亡佚，《合校》一书依《太平经钞》，略补其缺，其中集中论及辟谷的有三处（原经可能有更多内容）。

仅此三处，我们大略可以窥见《太平经》是相当注重辟谷养生的。

《太平经》主张辟谷可以度世长存。《三洞珠囊》卷四《绝粒品》征引《太平经》第一百二十云：“食者命有期，不食者与神谋，食气者神明达，不饮不食，与天地相卒也。”这几句话之思想源头在《大戴礼记·易本命》及《淮南子·地形训》。因《太平经》辛部遗失，估计这几句是结论性质的语句，原文当更充分讨论不食的诸多方面。上引五句以简括的笔触告诉我们：食用五谷的人生命有期限，善于调理气息的人神明通达一切，而不饮不食有形东西的人与天地共存亡。此处所说的不饮不食是指不吃五谷杂粮（即辟谷），并非什么都不吃。实际上，《太平经》及以后道教所倡行的辟谷术，往往伴随着服气和服药。因为此法确实能够益寿，历代传修者不绝，故易心莹在《道教分宗表》中列出辟谷一派。

辟谷有效，还须得法。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引《太平经钞》辛部首书经文，大致同《太平经》敦煌目录卷一百二十《不食长生法》相合，集中讲述辟谷法门。按照此节经文的说法，“比欲不食，先以导命方居前，因以留气。服气药之后，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为小成无惑矣，已死去就生也”。这就是说，辟谷之前，要先服食一些具有滋补元气作用的药物。服气药之后，三日内感到有点饥饿，七日内稍微更饿一点，十日之后就初步适应，疑虑不安之感也去掉了，已经脱离死籍，归就长生了。上文说过，辟谷不是什么都不吃，是慢慢节食，少食；不吃通常之食物，至于“特殊”食物还是要吃的，“服气药之后，诸食有形之物坚难消者，以一食为变，食无形之物，节少为善。……少者为吉，多者为凶，全不食亦凶，肠胃不通。

通肠之法，一食为适，再食为增，三食为下，四食为肠张，五食饥大起，六食大凶恶，百疾从此而生，至大饥年当死”。这段话反复说明辟谷过程中当节少进食，硬食以每天一次为最合适，流质食品尽量少食；但都不吃会造成肠胃不通，即肠胃沾连，影响健康。《太平经钞》所引此节文字没有提及“有形之物坚难消者”以及“无形之物”是什么，参照其他道经，所谓有形之物坚难消者是指营养高而消化慢的东西，如含有丰富植物油的松子仁、柏子仁、火麻仁等以及含有多种糖、淀粉、维生素等成分的麦门冬、地黄、茯苓、山药、黄芪、人参等根茎或菌核。所谓无形之物是指胡麻汤、酥汤、酒或清水等流质东西。辟谷之人活动相对少些，这些食品能够满足他们基本的营养需求。另外，《太平经》还提醒辟谷者“常当忽带收肠，使利行步也”，这是说，要常把腰带扎紧以便走路

《太平经》认为行上述辟谷法，不仅可以养自身，还可以养众生。从个人而言，“令人病悉除去，颜色更好，无所禁防。古者得道老者，皆由不食”。从国家而言，“此乃富国存民之道”，可以“助国家养民，助天地食主”，“君臣民足以安身心，理其职；富者足以存财，贫者足以度躯；君子行之，善乐岁，凶年不危亡”。《太平经》又从反面论述说，不修其辟谷术，习惯于一日三餐的人，遇到荒年就会饿死或出乱子，“日三食乃生，朝不食，一命绝；昼不食，二命绝；暮不食，三绝（此句“三”下当有“命”字，引文脱）；三日不食，九命绝。……奸邪大起，悉从此始”。由此，《太平经》倡导“用吾道，万事自理，吉岁可以兴利，凶年可以存民”。

从《太平经》所提倡的辟谷术中，我们可以发觉早期道教的养生追求和治国理念。辟谷术源自秦汉时期的方仙道，当时方士心目中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人要成为体态轻盈、身香肤洁的神仙，自然不能多吃会导致身体臃肿、产生粪便的五谷杂粮，而要服食轻香奇异之物。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承袭这一思想，提倡服气、服药、行辟谷之术。道教的另一源头黄老道，既讲求个人长生，也不忘济世情怀。这一精神映射在《太平经》之辟谷术中，就是其作者宣称的辟谷是个人“年寿久久，至于遂存”之道，也是“富国存民”之方。《太平经》造作于东汉顺帝年间，当时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相当黑暗，豪强凌弱，时有凶年，民生凋敝。《太平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辟谷，一方面是曲折无奈地进行抗争，另一方面是有针对性的治国方略。应该说，《太平经》是抓住了“民以食为天”这一封建社会的关键问题的。

《太平经》的作者们基于养生和治国的双重目的，强调辟谷是“不穷之道”,以当代的眼光，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它呢？从大处着眼，当前我们国家政通人和，科技昌明，粮食充足，但倡导饮食节制以富国存民养众生，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就个人健康长寿而言，适当辟谷也有相当的益处。据现代医学研究，多食导致死亡率增高。多食使人体重增加，引起肥胖，肥胖的人易患冠心病、高血压等。统计数字表明，超过标准体重30—50%者，死亡率高出一倍。罗丝（Ross）的动物实验表明，摄取低热量的食物，自发性肿瘤和肾水球肾病的的发生率减少，寿命延长。布鲁地（Brody）指出低代谢的生命活动，减低了有丝分裂的频度，可使生命延长1/3。特别是老年人储存热量能力有限，如果摄取过量，将罹患高血脂、高血糖。由此观之，《太平经》提倡节制饮食，以补气血、调脏目府、治虚羸、轻身延年的药食代替高热量的通常食品，确实能改善体质，促进健康。

常见的辟谷方式

一、服气辟谷

主要观点

辟谷食气主要是采用绵长柔细的呼吸方法。这一方法来源于仿生吐纳，所以又叫做龟息。道家认为，乌龟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它“食气”。气在人体内循环不止，不可或缺。气的运行包含着人体最深奥的秘密。古籍中说“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在辟谷之前首先练习“服气”，不仅能抵御断食带来的饥饿与虚弱，还能使人精力旺盛，益寿延年。

历史记载

《艺文类聚》载，三国时有名的气功家郄俭，“少时行猎，堕空冢中饥饿，见冢中先有大龟，数数回转，所向无常，张口吞 气，或俯或仰。俭亦素闻龟能导引，乃试随龟所为，遂不复饥。百余日，颇苦极。后人有偶窥冢中，见俭而出之。后竟能咽气断谷。”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 了许多辟谷流派，形成了繁复的食气方法，如尹真人服元气法，太威仪先生用气法、太无先生服气法、茅山先生服内气法、太清王老口传服气法、幻真先生服内元气 法以及灵宝功等，功种多样、方法有异，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