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年，周王室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了，主宰天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这七国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都想统一天下。如何加强实力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当时各国纷纷进行改革，秦国也是其中之一。

地处西陲的秦国，因经济、文化落后，百姓蒙昧，国力衰微，常遭魏国等中原大国的歧视和欺负。这种形势逼得秦国不得不进行改革。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决心改变秦国的形象。当时有卫国人公孙鞅，欲展才学，他见到孝公的求贤令后，就投秦一试。公孙鞅见到秦孝公，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论，认为秦国要想强盛，唯有变法图新。孝公闻言大悦，与公孙鞅秉烛达旦三日。秦孝公变法决心既定，封公孙鞅为左庶长，统令变法事宜。

公孙鞅的变法措施很快获得秦孝公的首肯，就要正式出台了。公孙鞅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把新法当回事，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叫人在南门立了一根木桩，并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赏他十两金子。”此言一出，观者哗然，因为扛这根木头到北门去实在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大家议论纷纷，但就是没人上前，都怕其中有诈。

看看围观者越来越多，公孙鞅又下令将赏金加到五十两。话音刚落，一个红脸汉子推开人群走到木头跟前说：“我来试试，最多不过是白扛一趟呗。”说着，他一哈腰，一较劲，一下子将木头扛到肩上，大步流星直向北门走去。左庶长公孙鞅连声夸赞这汉子是个好百姓，并当众兑现了赏金。

这件事一下子就在全城轰动开了，大家都说左庶长言而有信，对他下的命令一定要认真执行才是。

公元前356年，公孙鞅的变法令正式公布了。

新法一公布，就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许多特权都被剥夺了。大臣甘龙、杜执公开与公孙鞅论战，其他反对派也到处攻击新法。公孙鞅面对贵族们的挑战毫不退缩，他命人把反对派统统抓起来，在渭水河边一次就砍了700多颗人头，血水把河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再也没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新法了。

经过几年的变法图新，秦国的实力大为提高。老百姓男耕女织，粮食布帛渐渐多了，社会秩序也好得多，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局面。秦国渐渐富强起来。

公元前350年，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公孙鞅又公布了第二次变法令。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废“井田”，奖励垦荒。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建立地方行政机构，把贵族封邑之外的土地、人口统编为31个大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吏进行管理；为了便于向东发展，将国都从原来的雍城迁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新法还规定了赏罚严明，不管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凡有违纪者，一律依法惩治。这第二次变法令的颁布，更加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引起了他们更强烈的仇视。

旧贵族们慑于公孙鞅的强硬手法，不敢公开跳出来反对，就挑唆太子出面。太子出面反对变法，使已经升任大良造、统管秦国军政大权的公孙鞅十分为难；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自然不能治他的罪，但若不予理睬，很可能使变法遭到失败。

公孙鞅本奏秦孝公，道：“朝廷的法令必须上下共同遵守，如在上的人不遵守，下面的百姓就会对朝廷失去信任，新法就不能贯彻始终。所以太子犯法，应与百姓同罪。”

在场的大臣们一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支着耳朵听公孙鞅说下去。但是，公孙鞅话题一转：“太子的过错，完全是他的两位老师长期以来恶意教唆的结果。太子年幼，他的言行，应该由老师负责。所以，我请求大王允许将太子的两位老师治罪。”

秦孝公看到太子脱了干系，也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公孙鞅的请求，将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以割鼻和刺字的刑法。这样一来，其余的大臣就更不敢批评新法了。

秦国地广人稀，邻近的“三晋”人多地少，公孙鞅就请秦孝公出了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和住房。秦国人自己则主要用于服兵役，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公孙鞅还将秦国的度量衡作了统一规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乘魏军兵败马陵之机，亲率大军进攻魏国。秦军先头部队一鼓作气攻占了魏国的都城安邑，逼得魏国迁都议和。为了表彰公孙鞅的功绩，秦孝公将商邑一带的15座城池封给了他，称他为商侯。故此，以后人们也管公孙鞅叫商鞅。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不过20来年的时间，秦国就从一个荒蛮之邦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周天子还特意派使臣去慰劳秦孝公，封他为“方伯”，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其他国家看到了秦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变法图新之风大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不慎患了重病，他将商鞅叫到跟前说：“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最使我不放心是继位的问题。太子年轻不懂事，难保不被别人利用。我思虑再三，唯有把王位传给你才能确保秦国继续强盛下去。你愿意接受吗？”

商鞅一听国君思虑秦国的前途要“让位”，怎敢答应，只是劝阻国王要安心养病，不要胡思乱想。

不久，秦孝公不治而亡，其子秦惠文王即位。先前反对变法的人立即活跃起来，他们不断向新君陈说变法的不是。秦惠文王当然也没忘记商鞅当年给他定罪的事，他下令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并以“车裂”刑法处死了他。

商鞅虽然死了，但他的新法已在秦国民众中扎下了根，再也无法改变了。他的变法为秦国的迅速崛起并最终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乐毅苏秦张仪商鞅先后排序：

管仲，乐毅，苏秦，张仪，商鞅等等。

管仲（公元前719－ 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大唐李靖有云“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查天时地利，安能迩忽？”。管仲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先秦诸子中法家的代表人物。著有《管子》一书。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北宋苏洵的《管仲论》对管仲的事迹做出了分析和评价。

乐毅(yuè yì)，生卒年不详，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报了强齐伐燕之仇。后因受燕惠王猜忌，投奔赵国，被封于观津，号为望诸君。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苏秦师从鬼谷子，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潦倒而归。随后刻苦攻读《阴符》，一年后游说列国，被燕文公赏识，出使赵国。苏秦到赵国后，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联盟解散后，齐国攻打燕国，苏秦说齐归还燕国城池。后自燕至齐，从事反间活动，被齐国任为客卿，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刺杀，苏秦死前献策诛杀了刺客。《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31篇，早佚。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存有其游说辞及书信十六篇，其中十一篇不见于现存传世古籍。

张仪(-前309年)，魏国安邑(今山西万荣)张仪村人，魏国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张仪首创连横的外交策略，游说入秦。秦惠王封张仪为相，后来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秦惠王死后，因为即位的秦武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张仪出逃魏国，并出任魏相，一年后去世。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继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诬陷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黄帝(英文：The huangdi；Yellow emperor）（前2697-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炎帝,传说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又称赤帝、烈山氏，位于黄河中游陕西渭河地区。一说即神农氏(或神农氏的子孙)。相传其母名女登，一日游华阳，被神龙绕身，感应而孕，生下炎帝。传说炎帝人身牛首，头上有角。炎帝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食足衣；为了让百姓不受病疾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据《史记》等古籍追记，炎帝姓“伊耆”，名石年。母为有娇氏女，名曰女登，是少典正

　　炎帝

　　妃。生炎帝。长于姜水，故有‘姜’姓之称。据《纲鉴》等记载：“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越绝书》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国君，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贤能为之用。他改革齐政，是国富兵强。这些就是他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的原因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卫鞅之“卫”即氏於国，商鞅之“商”即氏於居或氏於官，又“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卫鞅之祖为卫国君，故又称公孙鞅。）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 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李冰，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郊斜村人，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年）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原灌县）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成都平原富庶起来。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这是中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境开凿滩险，疏通航道，又修建汶井江（今崇庆县西河）、白木江（今邛崃南河）、洛水（今石亭江）、绵水（今绵远河）等灌溉和航运工程，以及修索桥，开盐井等。老百姓怀念他的功绩，建造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故事。

　　建在都江堰渠首的二王庙是老百姓对李冰父子治水伟业的纪念。其中的碑刻多是对灌区水利工程维护的技术要领。而每年的清明时节，当地的居民都会在二王庙举行祭祀活动和开水（岁修完工后放水）典礼。李冰现在已成为都江堰灌区老百姓所崇拜的神灵，而与水有关的宗教活动则加强了在灌区管理中政府与用水户之间的联系。

　　秦始皇帝（公元前259年—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战国末期秦国君主、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赵氏，名政（正），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故称赵政、秦王政、秦王赵政、赵王政，然后世多称之嬴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陈胜（～前208），字涉，故又称陈涉，阳城（ 今河南周口市太康县）人，早年为人佣耕。陈胜年轻时就是个有志气的人。他出身雇农，从小就给地主做长工，深受压迫和剥削，心里“怅恨久之”，逐渐产生了反抗压迫、变革现实的思想，曾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并从小立志要干点大事业出来

　　蔡伦，中国“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改进者，“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发明家”之一[1]。蔡伦的发明创新不止造纸，他“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有蔡太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

　　蔡伦画像

　　《东观汉记》和《后汉书》均记载蔡伦为“桂阳人”，但其籍贯长期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桂阳郡治所在地今湖南桂阳县人[2]，一说为桂阳郡耒阳县今湖南耒阳市人[3]。

　　永平末年（75）入宫为宦官。历任小黄门、中常侍兼尚方令、长乐太仆等职。元初元年（114），安帝封其为龙亭侯（封地在今陕西省洋县龙亭铺镇），食邑三百户。蔡伦为人敦厚谨慎，关心国家利益，曾“数犯严颜”，匡弼时政。勤奋好学，办事专心尽力。

　　永元四年（92），蔡伦任尚方令后，利用供职之便，常到乡间作坊察看，见蚕妇缫丝漂絮后，竹簟上尚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揭下似缣帛，可以用来书写，从而得到启发，便收集树皮、废麻、破布、旧鱼网等原料，在宫廷作坊施以锉、煮、浸、捣、抄等法，试用植物纤维造纸，终于造出植物纤维纸。元兴元年（105），他将造纸过程、方法写成奏章，连同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呈报汉和帝，和帝大加赞赏，蔡伦造纸术很快传开。人们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全国“莫不从用焉”。

　　蔡伦这一发明，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人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蔡伦排在第七位，远远排在我们熟知的哥伦布、爱因斯坦、达尔文之前。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和公布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发明家”，蔡伦又榜上有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

　　张骞头像

　　[1]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为郎。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任使者，于建元三年-前138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联合计划遭到拒绝，大月氏已不想与匈奴抵杭。后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与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张骞因迟误军期，当斩，用侯爵赎罪，得免为庶人。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公元前119年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此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翌年卒 。他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土地。秦君把夺回的土地的一部分封给了他，便是商於。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就称他为商鞅。不是说他姓商。商鞅姓还是姓卫。

孟尝君田文，封地在薛，故而史书也有称他为薛文的。

《史记》中一大漏洞，我们从小听过的故事，竟然是司马迁编造的 文\武品文史 「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出自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商君列传》里面，千百年来传诵不绝，是一个非常富有教育意义的好故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太子犯法这个故事，其实是假的。 一、太子犯法 元前356年，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为秦国变法。商鞅也信心满满，大刀阔斧的准备变法。就在商鞅变法进行了一年多的时候，突然有一位「 ”王炸”级别的人物顶风作案，一度让让商鞅感到非常棘手，这个人是谁呢？根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这个「 ”王炸”就是秦孝公的儿子，秦国的太子，秦国未来的继承人。 史书记载，太子因触犯了商鞅制定的法律被抓个现行，商鞅在查看完证据材料后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按照法律应该判肉刑，什么是肉刑？肉刑是我国上古时代普遍适用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刑法，比如说切掉鼻子，耳朵，肢体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要在犯人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但《周礼》里面有一个原则：「 ”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也就是说肉刑不能够对大夫以上级别的人使用，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贵族的体面，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国君的安全，而且受过肉刑的人心里多少有点变态，他心中有一种怨气，会对国家不利。 所以「 ”刑不上大夫”这是当时各国普遍遵循的一项法律原则，连大夫都不能适用肉刑，那堂堂太子就更不用说了，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如果在他脸上划一刀，将来他如何继承王位呢？ 二、替罪羔羊 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此，但商鞅的字典里面根本就没有特权阶层这四个字，如果太子犯法不处罚，老百姓肯定就会 商鞅所推行的新法，如果这个时候商鞅不能秉公处理，那么刚进行1年多的变法，也就到这里为止算是夭折了。 但是太子毕竟是太子，肯定不能让未来的国君是一个残废之人，于是商鞅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羔羊必须是一个对于太子犯法负有最大的管教义务的这么一个人，商鞅思来想去最后找到两个，人一个是公子虔一个是公孙贾。 这两个人不仅是太子的老师，还是王公贵族，所以要处罚他们两个。在战国时代，但凡名字里面有公子、公孙这样两个字的，一般来讲都是王室成员，是王室的后裔。公子虔和公孙贾也就都是秦国的王公贵族。《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经过了这件事后，百姓才真正地认识到商鞅这一次变法不是儿戏，不是政治作秀，而是非常严肃认真地贯彻新法。也正是因为「 ”立木为信”和「 ”太子犯法”这一正一反两个典型事例，秦国终于有了一套「 ”使法必行之法”新法也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贯彻落实了。 三、历史真相 但是，这个事件却是一个假故事，为什么说「 ”太子犯法”是个假故事呢？根据《史记》记载，秦孝公即位的时候年仅21岁，「 ”太子犯法”这个事件被司马迁记录在孝公七年，这年秦孝公27岁。父亲也才27岁，孩子能有多大？能犯什么法？也许你会说，古时候的人结婚都很早，十四五岁结婚生子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太子已经12岁左右，如果在现代固然不会承担很重的刑罚，但是古代却已经有刑事能力了。这个说法其实有道理，所以咱们再来仔细地探究一下。太子在秦孝七年的时候究竟多少岁。 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王三年，王冠。也就是说这一年他行冠礼了，冠礼是中国古代的成年礼，那么中国古代行冠礼一般是在多少岁呢？古书的记载不一致，有说12岁，有说15对，也有的说19和20得，我们保险起见，就取这最大的20岁。 按照惠文王三年的时候，惠文王他是20岁，那么这一年是公元前335年。 「 ”太子犯法”是在公元前355年，孝公七年。 往前倒退20年后惠文王还没出生呢，我们知道古人他算年龄算的是虚岁，20虚岁算周岁也就19周岁，往前倒退20年惠文王还在娘胎里。 那有人就说，那有没有可能惠文王是大于20岁行冠礼呢？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先秦历史上有记载的行冠礼年纪最大的是秦王嬴政，就是后来秦始皇。 秦始皇是在22岁那年行的冠礼。但是原因却非常的特殊，因为当时的政权掌握在吕不韦以及嫪毐和太后的手里，这些人不想让嬴政亲政，所以就推迟了他行冠礼的时间。再加上这嬴政他生来身体相对比较瘦弱，跟同龄人相比可能要矮小一点，所以就推迟了。 那就算会文王也是在22岁的时候行礼，往前倒退20年也就二周岁，算成周岁就是一岁，一周岁的小孩他能犯什么法？所以这个记载呢不可信。 四、真实意图 那么「 ”太子犯法”的故事是不是完全就是虚构的呢？也不见得。因为无论是《史记》，还是先秦两汉的其他古籍，有很多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给切了，但是没有说具体什么原因，也没说到底是哪一年。而这件事《史记》中的记载是： 孝公十六年的时候，公子虔经常犯法而且死不悔改，于是被商鞅抢抓起来把鼻子切掉了。 司马迁本人可能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错误所以，他在第一次，也就是孝公七年太子犯法的时候，记载公子虔受刑的时候没有具体说受什么刑，只模糊其词地说「 ”刑公子虔”。 根据推测，孝公七年的时候，公子虔因为太子犯法而受刑这个事情是假，而公子虔在孝公十六年被切鼻子应该是真的。司马迁有可能是为了实现他的某种事实逻辑，所以把同一件事情拆分成两半安在两个不同年份，让同一个人挨了两刀。 以上就是整个「 ”太子犯法”的来龙去脉，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希望大家给出指正。

1、译文：

商鞅逃出魏国进入秦国，秦孝公让他当丞相，并把商地分封给他，号称商君。商君治理秦国，法令一到就要执行，而且公平无私。处罚时，不回避有权势的人；论功行赏时，不偏袒自己的亲信。

太子犯法，就在他的老师脸上刺字并割掉鼻子。一年之后，没人拾取别人丢在路上的东西，也无人敢（随意）谋取非分的财物。武器装备大大增强，其他国家都害怕（它了）。但是对百姓刻薄恩惠少，只是用强硬的办法来使人顺服他罢了。

2、原文：

公孙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扩展资料：

一、故事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二、出处赏析：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

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

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清初学者陆陇其称《战国策》“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

-商鞅治秦

-战国策

－商鞅变法

今天看来，商鞅变法无疑是一次全面的、深入的社会变革。这场深远的变革运动涉及到了国家制度、体制、机制三个层次的改革，对秦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国家制度与体制、机制的关系

所谓制度，通常是指社会制度，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反映该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比如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地主制度、奴隶制度。它一般规定了国家的所有权形式、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比如封建地主制度揭示地主掌握国家权力，拥有生产资料。

所谓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它规定有关国家、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层级关系、权力划分、议事程序等等。是制度形之于外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例如国家领导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比如封建地主制度下，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地主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分别构成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所谓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借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联系。在社会领域，机制通常指制度机制，机制通过制度系统内部组成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的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比如以八股文考试为内容，以乡试、会试、殿试层层选拔为形式的科举制就构成了从隋代以来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而“举孝廉”是汉代、三国、两晋时期的人才选拔机制。

就商鞅变法来说，变法使封建领主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开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先河，这就是一次国家制度的变革，使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度过渡到封建地主制度。下面从体制与机制两个层面对商鞅的变法进行解读。

二、商鞅变法与体制改革

商鞅的“体制改革”还是围绕限制封建领主（即剧中以“老世族”为首的贵族）权利展开的，主要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三个方面进行了体制革新。

1、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政治体制与行政制度改革）

商鞅废除分封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郡县的设置，郡县的官员由皇帝任命，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2、废除井田制和世卿世禄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经济制度改革）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由国家掌握调控土地资源，实行国家授田制，按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民众土地，授定之后，不许私自更动，每个农户所授土地相同，负担同等的国家赋税，即所谓“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原来标志奴隶主所有的阡陌封疆，通过授予民众土地并设立阡陌封疆，实行土地私有制，承认和保护民众的权益来发展农业生产。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3、以军功激励农战、富国强兵（军事制度改革）

在军事国防方面，商鞅不但推行了军功爵制，还废除奴隶主私人军队，废除一遇战争临时抽丁，平时百姓轮流戌边的战争动员办法，建立常规国家军队，大练新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

这三个方面是商鞅在体制方面进行的改革。

三、商鞅变法的机制保障

为保证这几个方面的体制改革能落到实处，商鞅还对国家、社会运行机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一、政治稳定的机制保证

1、郡县官员皇帝任命（干部任用机制）

郡县官员由皇帝任命，实际上将贵族封主（“老世族”）排除在封地的管理权之外，摒弃了贵族封主对封地日常事务的干扰，既贵族“坐大”威胁国家安全，又使中央集权成为可能。

2、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制（奖励机制）

世卿世禄制让贵族世袭传承，官员只能从贵族产生，民间的优秀人才不能进入国家“公职人员”序列，国家管理缺乏“新鲜血液”。《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此举限制了“老世族”的势力。自然，只要有功，均可拔官升爵，这极大地刺激了平民百姓为国争功的积极性。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监督机制）

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在魏国李悝的《法经》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连坐法”。规定居民要登记编录各人户籍；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由郡县管理；责令居民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鞅还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照身贴）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户籍制度执行之后，秦国很快秩序井然，匪盗绝迹，路不拾遗。

二经济发展的机制保证

1、重农抑商（行业发展机制）

商鞅规定，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商鞅主张对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尤其是盈利虑较高的商业征收比农业更重的，即“重关市之赋”，“不农之税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相应地，在徭役方面，商业也主张对农和商实行差别对待，主张不从事农业劳动的商人应多贡献徭役，即“农逸而商劳”。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

2、免役轻税，保护农业（农业发展机制）

商鞅主张对农业轻税，反对重税。他认为“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农业就能得到发展。商鞅变法明确规定：“僇（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本身徭役）”，这是一种很有力的鼓励措施。商鞅变法还规定，把100方步（长宽各100步）为一亩的周代亩制，改为240方步（长宽各240步）为一亩，并按照新的亩制纳税，但税率不变。这样，农民的纳税负担实际上就减轻了一大半，自然会激励农业生产。

3、发布垦荒令，鼓励垦荒务农

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孝公三年（前359年），商鞅建议秦孝公颁布《垦草令》，推出了鼓励民众垦荒种田的20多种办法，激励力度很大。荒地得到垦辟，耕地面积扩大，无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途径。

4、统一度量衡（国家标准化与市场准则）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统一度量衡既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便利，又有利于统一赋税和俸禄，还有利于消除割据势力。

三富国强兵的机制保证

入粟拜爵，军功拜爵，奖励农战（竞争与激励机制）

《商君书·农战》载：“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这就是说，要想获得官爵，只有依靠务农和作战。

依靠务农而获得官爵，称为“入粟拜爵”，具体方法是：“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民众有余粮，可以向政府捐献，政府根据捐粮的多少授予级别有差的官爵。

依靠军功而获得官爵，称为“军功入爵”，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敌人首级）受上爵”，军功爵共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斩得一个甲首，即可被授予。“爵一级者，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益除庶子一人”。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杀敌立功而阵亡的，爵位可以授给家庭其他成员，因此立功能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制度，让普通士兵可以有获取官爵的机会，加强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因此秦国的军队作战勇猛难当，但同时也特别残忍，秦国的军队打了胜仗，甚至连掳获了老弱和妇女，都要砍了头去领功，东方六国称之为“虎狼之师”。

激励农战与军功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

综合以上这些制度，商鞅变法的条律条令符合机制的几方面特征。

首先有激励与竞争机制，这包括“军功入爵”、“入粟拜爵”，包括奖励农战的其他一些条令。诱导因素就是爵位荣耀、土地田产、奖励等；行为导向制度就是谁杀敌多，或者谁缴的粮食多，谁得的利益就多。

其次有约束与惩戒机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废除井田制就是对贵族势力的约束；对一家有两位成年男子要强制性析产分家，否则要醋双倍赋税的规定，是对赋税制度的约束；对私斗、打仗退后的处死，是保证社会稳定和防止逃跑的惩戒制度。

因此，商鞅变法的条令是恩威并施，保证了法律的系统性、完整性。

从结构上看，废除分封制、废除井田制、以军功激励农战富国强兵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体制改革是“纲”，而推行郡县制、废除世卿世禄制、重农抑商、入粟拜爵，军功拜爵这些方面是“目”，纲举目张，体制是方向，机制来落实，相互配合，严丝合缝，取得了非常好的实际效果。

商鞅的变法是一个体系，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同时期的李悝在魏国的变法、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为什么没有产生商鞅变法这样大的作用，在于重“术”不重“势”，即多采用一些调整国家内部关系的措施（如整肃吏治），治标不治本。而商鞅变法从改革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体制入手，调整机制，“术”、“势”结合，标本兼治，把秦国带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秦国社会，这就是商鞅遭车裂，而秦法不改的原因。

在整个变法期间，山东六国并非什么都没干，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只是秦国距离中原地带较远，且当时的国力并不是很强，因而常常会被人忽略，这就给秦国的变法创造了极为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此期间，各国相继崛起过一段时间，经过多次战争后，齐国成为了新的霸主，魏、赵、韩三国损失惨重，而此时，楚国与燕国还在发育阶段。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国家周边的安稳，此时的秦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还未发育成型，其余六国的注意力自然没有放在秦国身上。在变法开始前，魏国一直是中原的霸主，但在秦国变法期间，魏国先后经历了与赵、韩两国的大战之后，国力开始出现衰减，而齐国趁着这两次战役，重创了魏国，使自身势力得到了扩大，综合国力也一举超过了魏国成为了新的中原霸主。

而赵国与韩国在这两次战役中受损严重，一时间竟一蹶不起，不过这赵国之后又恢复了国力，而韩国则彻底沦为鱼腩。赵国在与魏国交战之后，元气大伤，待到赵肃侯上位后才逐渐恢复了国力，在此之后赵国不断地对魏国发起战争，两国先后共交手了4次，将魏国国力彻底耗空。而韩国在经历申不害的变法后，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但无奈面对当时更加强大的魏国，韩国的强盛只能是昙花一现。

在齐、魏、韩、赵正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楚国与燕国却远远地避开了战场。此时的楚国正处于发育阶段，在经历了吴起变法后，楚国的综合国力有所提升，楚宣王面对北方各国的战争采用了隔山观虎斗的策略，他将整个国家的重心都放在了南方。而燕国在此期间一直扮演着配角，只和齐国存在摩擦，但两国始终没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