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亲的原因

西汉的和亲对象基本上是匈奴和乌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以匈奴为主。我们知道匈奴是一个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匈奴人不断的试图南下，取得中原王朝北部的土地作为他们新的牧场。而西汉时期，正是匈奴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控制了漠北草原的强盛时期，匈奴人的势力已延伸到西汉的国土范围之内，双方对领土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客观的说，面对匈奴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西汉虽然多次出兵打击，但并没有消灭匈奴人的把握和本领，如果想要巩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必须在战争之外，采用一些其他的手段瓦解匈奴人的攻势。这也是西汉主动提出和亲的政治原因。

相比于西汉迫于无奈的和亲不同，唐朝是当时一个经济、文化和军事都非常发达的中央王朝。唐朝建立时，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是一种羁靡关系，采取的民族政策也比较温和，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总体来说比较和谐，它的和亲是一种笼络少数民族政权的主动举动，是出于利用和亲与少数民族政权缔结成一种同盟关系的考虑。特别是在唐代的安史之乱中，唐朝就多次利用和亲来借助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力量，因此它的和亲的政治同盟目的更加强烈。

二、汉唐和亲的经过

汉朝初年，刘邦并没有特别重视匈奴政权的军事实力。直到公元前200年，刘邦亲征匈奴，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七日之后，刘邦才正视到匈奴人是一位不可忽视的敌人。在西汉刚刚立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刘邦采用和亲政策，“以宗室女为单于阙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粮物多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从刘邦开始，直到汉景帝时，西汉四次以宗室女嫁单于，并同时与匈奴之西的乌孙和亲，目的都是为了缓解匈奴人的南下。

汉武帝时，由于国力强盛，加上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想以武力平定匈奴人，所以中断了和亲政策，多次向匈奴发动进攻。但是就算有了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良将，汉武帝仍然不能消灭掉匈奴政权，反而使双方都不堪重负，国家经济都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从汉宣帝时开始，中断了的和亲又被继续。

唐代的和亲主要集中在吐蕃和回纥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内。唐朝共有七位公主远嫁到回纥，而回纥也有一位公主嫁给了李唐宗室敦煌王。在这期间，唐朝和回纥保持了良好的双边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吐蕃是在唐朝初年发展出来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唐朝西南边疆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吐蕃人提出“尚唐朝公主”的请求之后，唐太宗为了搞好同吐蕃的关系，也将文成公主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这是两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民族史上的一件盛事。

虽然松赞干布之后吐蕃与唐的关系时好时坏，但两国的和亲却并没有因为国家关系的不稳定而中断。文成公主之后，又有金城公主入藏，这都是政治高于一切的婚姻关系。

三、汉唐两朝和亲的区别

汉朝和唐朝是封建社会和亲次数最多的两个大一统中央王朝，二者和亲政策有相似也有不同。

西汉的和亲，仅限于能给西汉带来威胁的匈奴和乌孙两个政权。而唐朝的和亲对象十分宽泛，有吐蕃、吐谷浑、契丹、奚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可以说在视野和格局上比汉朝要宽广得多。唐朝的和亲不仅仅是止战，还是一种利用和亲进行文化输出的长远之举，格局也比西汉要高。

第二个区别是，西汉的和亲，是单纯将汉朝公主嫁到少数民族地区，而唐朝虽然也是以出嫁公主为主，但也出现了异族公主嫁到唐朝的例子。不过有一点二者是相近的，汉朝外嫁的女性身份比较复杂，有公主，也有亲王的女儿，还有王昭君这样的宫女冒牌货；而唐朝除了宗室女之外，也出现过将妓女冒充公主嫁给始毕可汗的怪事。

就是明朝的祖训，也是明朝的国策吧

指的是大明明成祖朱棣。无汉唐之和亲又无两宋之岁币。没有投降的大明皇帝，只有战死自杀。天子守国门，我无法形容明朝皇帝的伟大，至少我认为比清朝的专制要好的多。丧权儒国，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清朝的电视。

明朝（中国历史朝代）：

朱元璋初定天下，建国号意在大中， 既而祈天，乃得大明，表示承袭自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大小明王”之号，又称皇明，  史称明朝、明代，清朝时称之为前明。

大明国号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与宗教有关，吴晗等人认为，大明国号的源头是明教，此说后来被金庸等作家采用，而胡阿祥等认为此国号出自白莲教，而源头则是佛教。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用“明”作国号以示正统地位，也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克金。又因皇室姓朱，称朱明。1644年北京陷落后，南方各地先后拥立明朝宗室建立朝廷，沿用大明国号，别称南明或后明，清人称之为伪明，奉大明正朔的郑芝龙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明郑势力，后其子郑成功及其孙郑经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又称为明郑时期。

说的是明，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不称臣，不和亲，不割地，不纳贡，指的是明朝不像汉唐那样把和周边国家和亲，也不像北宋南宋那样向邻国称臣纳贡，天子守国门指的是迁都，迁到边界，天子亲自在第一线守卫国家大门，君主死社稷指的是崇祯放弃逃跑，放弃迁都登上煤山自缢殉国而死，忠于江山社稷，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了国家都没有屈服，即使最后的崇祯皇帝也是上吊自杀的

　　文成公主入藏的意义和影响明显比昭君出塞深远。除了维护了汉王朝的稳定外，她把汉族文化传入西藏，为后来西藏成为我过疆土播下种族，民族文化的交流意义重大。

文成公主入藏是出于唐朝发展时期，她的出嫁得到西藏的称臣，为唐朝的大一统做出了贡献，而昭君出塞则在汉朝逐渐没落的时候，她的出嫁只是换来汉室短暂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两者比较，意义明显，一个是汉王朝实施大一统的谋略，对周边民族的笼络，而另一个则有忍辱偷生的味道。

古代的“和亲”制度最早出现于汉太祖刘邦六年。

这年秋天，马邑（今山西朔县）被匈奴冒顿单于团团围困，守将韩王信为了自保，一方面派出使者到匈奴请求和解，一方面致书长安向刘邦求援。刘邦接到韩王信的求援书信后，怀疑他背着朝廷和匈奴相互勾结，就责备他“专死不勇，专生不任”。韩王信本来就对刘邦不满，接到刘邦的书信后，认为在危难之际仍遭到刘邦的猜忌，一怒之下就投降了匈奴冒顿单于，并配合匈奴骑兵越过长城，占领了汉地晋阳（今山西太原）。

被打脸的刘邦盛怒之下，率军北上决意痛击匈奴冒顿单于。匈奴冒顿单于不断示弱，步步为营，终于让刘邦放松了警惕。刘邦不顾大臣娄敬的苦苦劝谏和后援不继的情况下，随同先头骑兵乘胜追击匈奴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以东的白登山。

匈奴冒顿单于见刘邦中计，率四十万匈奴骑兵对刘邦的先头骑兵进行合围，将刘邦兵马团团围困于白登山上。幸而刘邦及时采纳了谋士陈平的计策，暗中派人用珠宝贿赂了冒顿单于的阏氏（正妻），使得刘邦方才化解了白登之围。

刘邦虽然有些泼皮无赖，倒是也能知错就改。刘邦回来以来，真心向因劝谏他不要追击匈奴而被拘禁的大臣娄敬道歉，并虚心向娄敬请求抗击匈奴之计。娄敬认为，冒顿单于敢于弑父自立，说明他既不讲武德，也不讲道德。在冒顿单于眼中，谁的拳头硬谁才是老大。如果汉朝和匈奴用兵，两条腿的汉军肯定打不过四条腿的匈奴骑兵。既然打也打不过，追不也追不上，降服匈奴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汉朝的公主嫁给他，并送上丰厚的嫁妆。既然不用抢劫就能从汉朝得到大笔财富，又何必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冒险再去汉地抢劫呢？而匈奴单于成为了汉朝的女婿后，也不会再跟岳父作对了。如果公主的儿子将来继任了单于之位，就是汉朝的外甥或外孙，就更不可能与在汉朝当皇帝的舅舅或外公作对了。

于是，刘邦就采纳了娄敬了建议，开启了中国和亲制度的先河。于是，他就下令自己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嫁到匈奴。鲁元公主是刘邦和吕后的独生女，深受吕后疼爱，而吕后又特别“护犊子”，当然不愿意鲁元公主“羊入狼群”。于是，刘邦就从宫中找了一个宫女赐以公主之名，嫁给了匈奴的冒顿单于。从此，原本应该“让女人走开”的中国古代民族之间的冷酷战争，因为她们而平添了一抹温情，细君、解忧、昭君、文成她们以自己柔弱的身躯和巨大的牺牲让边关少了几许的厮杀和累累白骨。

其实，和亲的作用有多大，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国力，而不在于和亲公主出嫁时陪送了多少的嫁妆。所以，汉朝初年“用女人换和平”的效果并不明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起到了延缓匈奴骑兵进攻的作用。而对于汉朝皇帝而言，如果能用宫女（也有宗室之女）来换取一段时间的和平，成本要比穷兵黩武换来的和平低得多。据记载，在汉太祖刘邦执政时期和汉惠帝年间，先后有两位汉朝“公主”嫁给了匈奴冒顿单于。

汉朝经过刘邦、吕后、文帝、景帝历代统治者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年间，都城及边邑的米仓尽满，府库的财物有余；京师之钱多至不可点校，太仓之粟年久积压，至腐烂而不可食；民间的马匹到处成群，早已不是刘邦不能配备四匹一色的马驾车的时代了。特别是汉朝经过刘邦及吕后的大肆屠杀功臣和宗室子弟，文景二帝不断削藩，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和巩固，抗击匈奴的条件已经成熟。

汉武帝虽然与匈奴没有和亲，并不代表他就反对和亲政策。汉武帝为了打击匈奴，不仅派出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还将细君公主远嫁到今伊犁河上游的乌孙国，并陪送很多的嫁妆。汉武帝通过和乌孙“和亲”，架起了一道汉朝和乌孙友好同盟的桥梁。细君公主嫁到乌孙没几年就死了，汉武帝又把宗室之女解忧公主嫁了过去，继续与乌孙保持着友好的同盟关系。

匈奴是汉朝“和亲”政策的受益者。同时，匈奴为了搞好与西域的关系，就在汉武帝远嫁细君公主的时候，匈奴单于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到乌孙。匈奴单于企图拉拢乌孙，拆散汉朝和乌孙的同盟关系。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和亲”是无法赢得真正的和平与友谊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汉武帝强大的军事力量震撼了西域诸国，乌孙最终权衡之后，决定与汉朝联合反击匈奴，最终大败匈奴。

随着李广战死沙场，霍去病英年早逝，卫青年老力衰，至于汉武帝那个小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又是一个酒囊饭袋之辈。汉武帝晚年，没有名将的岁月变得有些平淡。到了汉元帝时期，匈奴势力渐弱，郅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为了争夺北方草原唯一的“单于”而同室操戈。最终的结果是呼韩邪战败而归降了汉朝，郅支单于逃到西域耀武扬威。陈汤将军高呼一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自战国以来，就让中原历代王朝寝食不安的匈奴势力最终被消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和亲”发生了，这就是“昭君出塞”。

这次和亲，跟汉太祖刘邦及汉武帝时期的和亲完全不同。刘邦与冒顿，是匈强而汉弱；汉武帝和乌孙国是势均力敌，相互利用，而昭君出塞却是汉强而匈弱。此时，郅支单于被灭以后，汉朝决定对中国的北方草原采用以“匈”治“匈”的方针。汉元帝没有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的概念，在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冈底斯山以北地区，虽然汉朝也宣称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地方酷寒少雨，实在不适合进行农耕，而中原王朝的种田人又喜欢过定居生活，不擅长“逐水而居的”游牧生活。所以，汉朝就让呼韩邪单于回到了匈奴故地，守护边疆。所以，这个时候的匈奴只是汉朝的藩属，汉朝和匈奴的关系也一度进入了蜜月期，并非因昭君出塞而改变了双方的敌对态度。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盛唐时期。唐太宗时期，包括以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在内，都以能够娶到唐朝公主为荣耀。和亲的性质及其效果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国力，而不在于谁的诚意更大。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后盾，单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左右“战争与和平”。所以才有了王之焕的豪言壮语：“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自宋朝以降至清朝末年，前后约一千余年，中原中央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和亲之事。北宋时期，北宋、契丹、党项呈三国鼎立之势；南宋时期，南宋又与女真、党项呈三国鼎立之势，虽然两宋王朝逐年献其岁币，但是其军事力量与周边两国基本相当。而像契丹王朝又一直以来只能册立契丹“后族”萧氏为皇后，所以，对“和亲”并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不如岁币和玉帛更来得实惠。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元顺帝弃大都而北遁后，北元流亡政权随之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军事力量完全不能跟明朝抗衡。明朝自然也不会存在和亲现象。至于清朝统治者，为了统治北方草原，在蒙古诸部推行的“联姻”政策又与汉唐的“和亲”政策完全不同。

由此可见，中国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是多种多样的，性质也不尽相同。我们既不能完全进行肯定，也不能完全进行反对。但是，有一点是不可抹杀的，那就是这群文弱的女子们，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远离故土走进了漠漠草原，给原本枯燥无味的民族交往史平添了一缕温情，为民族融合及汉文化在各少数民族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