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是因病逝世，张良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张良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

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前186年（汉高后二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侯。

张良庙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柴关岭南麓，紫柏山东南脚下，距留坝县城17公里处的庙台子街上。相传张良激流勇退后，隐居于此。后人仰慕他“明哲保身”的策略和“功成不居”的风格，在此建庙奉祠。因他曾封“留侯”，故名“留侯祠”，俗称“张良庙”。

张良庙有6大院，150余间殿宇，总面积14200余平方米，为陕西大型祠庙之一。总的布局是院院相连，亭阁星罗。庙内现存摩崖石碑100多块，木匾50多面，木、石刻对联30多副。

——张良

问：把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是谁

　　答：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在汉朝，非正式传入的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续传过来。正式是指国家派使节到西域去迎请，礼请过来最初的两位法师，是竺法兰与迦叶摩腾。两位法师把佛教的法器、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到中国，为中国朝野所接受。

考证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观音菩萨的诞生

佛教在春秋战国时已传入中国证据有三

一， 古代文献，现存古代文献记载佛教秦朝以前传入中国的有：1，《汉法本内转》周世佛法已来说，即公元前十世纪周昭王，周穆王时代。2，晋代王嘉《拾遗记》记载燕赵王七年公元前305年，印度有僧人失罗历经五年，千里跋涉来到燕都。3，西晋道士王浮造的《老子华佛经》暗示：早在西周中国已知佛教。4，唐代和尚道宣在《感应记》中根据《例子‘仲尼篇子“丘闻西方有圣人焉人之语断言语孔子深知佛为大圣”，即春秋时代已有佛教传入。5，梁僧佑的《弘明集后序》则声称佛教在西周传入中国。6,    刘宋宗炳的《明佛论》说三代以前已知佛教，认为伯益已知有佛，先秦就建了阿育王寺。7，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西双版纳发现的傣文史籍《帕萨塔》也成佛陀得道后从缅甸到过西双版纳。以上历史文献记载秦以前佛教已传入我国。从年代看经历了各个朝代时期，从作者身份看有官员，有学者，有出家人，有少数民族。从信仰看有佛教弟子，有道教信徒也有儒教作者对于记载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怀疑但不应盲目否定。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记载或认为佛教秦朝以前已进入我国。我个人认为对于记载的真实性是可信的。

二，出土文物1，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莲花豆和妙音鸟。2，郑国古墓出土的莲花豆座。3，九连墩古墓出土的莲花豆座。4，长沙古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贵妇人双手合掌（有人认为是巫婆）。分析（1）莲花是佛教在最初小乘佛教流行时代作为代表佛陀的标记，印度早期佛教遗址蓝毗尼还保存有莲花造像。而妙音鸟印度语成为迦陵频伽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婆罗门教已有此神称为“天”。原始佛教产生后吸收了古典神话中的神和婆罗门的“天”然后再加以改造纳入佛教。因此我们得知妙音鸟造像的出现符合历史事实。( 2 )莲花豆和妙音鸟的造像受个人的认识和制作者的水平影响不可能一样，同样受中印两国风俗文化和民族喜好的不同，同一样的造像中国和印度有所差别是在情理之中的，就是在现在同一样的造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3)莲花豆和妙音鸟同时出自一座古墓对于属于佛教造像增强了可信度。（4）现有出土文物除新郑莲花豆座不在楚国外其他都出自出国古墓，而新郑春秋战国时正处在楚国的边境上，而郑国曾多次归降过楚国。从以上四点来分析基本可以得出四座古墓出土的文物应属佛教文物。

三，传说，从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看我国有很多寺院都传说是始建于春秋或战国时期，如陕西扶风法门寺，浙江湖州栖贤寺，河南平顶山香山寺等。这些寺院的传说固然不可全信但也值得我们详细考察后再作结论。

从以上三点我个人认为佛教在春秋初战国末通过商人或者其他途径传入到了我国并在我国民间得到认可生存，尤其在楚国更是得到了发展。但因战乱，文化差别，信仰认识不同，统治者的不认可和当时宗教的排斥等等诸多原因造成她只能在民间艰难的生存。从春秋战国到东汉的漫长岁月里佛教只能在民间生存而且还一直是“非法的”，一直到东汉佛缘成熟更是得到了当时皇帝的认可才得到了“准入证”。所以佛教应是在春秋战国时已传入我国民间，东汉汉明帝才正式“引进”佛教  ！

平顶山香山寺应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

一，地理位置，从前面论证来看基本可以肯定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佛教传入我国民间。香山当时归属于楚国，出土的文物恰巧不是出在楚国就是出自离香山百里远的郑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民间后香山近水楼台佛法先得。

二，从清代以前碑文和地方志看：香山寺现存碑文记载春秋时建寺的有1宋元符三年《大悲观音证道史话碑》2，明正德六年《重修香山普门禅寺记》3，隆庆五年《重修香山禅林记》。地方志记载香山寺始建于春秋的有1，明正德《汝州志》2，明万历《汝州志》3清道光《汝州志》。这些碑刻和地方志都言香山寺始建于春秋。在“白马驮经”普遍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还敢直言寺院始建于春秋时对他的真实性应该思考论证不应盲目否定。

综合春秋战国时佛教可能已传入我国，言香山自春秋战国时已建有寺院或精舍是有各方面条件和证据支持的。

观音菩萨就是楚国三公主妙善并在香山得道

证据有三

一 文献记载，从宋以来关于观音菩萨得道版本不一记述烦杂但记述的内容人物，情节，结局都和现存香山寺北宋太师蔡京书丹的《大悲观音证道史话碑》记载的内容大致一样。都是讲三皇姑自幼好佛，抗婚出嫁，历经劫难，献手眼救父，最后终成正果，这样一个观音菩萨得道成佛的经过得到了历朝历代官，僧，民的认可。

二 碑文地方志古籍记载，香山寺的碑刻记载观音菩萨在香山得道的有：宋《慈寿院主重海上人灵塔志》碑，宋《大悲观音证道史话碑》碑，宋《香山大悲成道转》碑，金《重建汝州香山观音禅院记》碑，明《重修香山禅林记》碑，明《钦赐香山禅院创建白衣观音九老阁记》碑，明《重修伽蓝殿记》碑，清《重修香山大悲观音大士塔碑记记》，清《重修香山大普门禅寺碑记》，清《重修香山寺碑记》等。地方志记载观音菩萨在香山得道的有：明天顺《大明统一名胜志》，明成化《河南通志》，明正德《汝州志》，明万历《汝州志》，，清道光《汝州志》，清乾隆《宝丰县志》，清嘉靖《宝丰县志》，清道光《宝丰县志》。书籍有宋祖锈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宋正觉《云岩大悲》，宋金盈之的《新编醉翁谈录》，元代元好问的《东梁略记，梁县香山寺记》元《古今图书集成》，元《增订广舆记》，明觉琏《妙善不招驸马成佛无疑》，兴源堂刊本《观音济渡本愿真经》，清曼佗罗室主人的《观音菩萨的故事》，清本《观音菩萨颂》等等。这些资料从时间看最早为宋，从作者身份看有皇帝钦赐，有公主，有宰相，有状元，有各级官员，有高僧。从级别看有国家的有省府县及佛教经书和民间文人的杂记剧本等。这些年代不一，作者不一，级别不一的资料都言“香山乃妙庄之女妙善得道圣地”或言“香山乃大悲观音菩萨证道之所”

三，佛教内部的肯定与否定。佛教提起观音菩萨承认其是三皇姑妙善得到成佛。但对在香山得道怀疑认为应在普陀山。承认是妙庄王的女儿而不敢肯定是春秋战国时楚国的公主。究其原因我认为1，受汉代“白马驮经”的影响对于春秋战国时楚国有佛教不敢肯定。2，以《南海观音全传》等讲述观音菩萨书籍的作者把观音菩萨得道圣地从香山移到了浙江普陀山。3，香山不具备普陀山的天时地利人和，普陀山是名列四大名山的海天佛国而香山只是中原上的一座小山。可以说种种原因造成了人们只知普陀山而不晓香山。事实应该是：香山是观音菩萨得道圣地，普陀山则是菩萨显圣仙山。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1，春秋战国时已有佛教传入楚国，2，香山寺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3，楚国三公主妙善就是在香山得道后被人们奉为大悲观世音菩萨。

武亿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武亿祖籍并不在偃师。“先世居山东聊城县，有远祖名恂者，以指挥使驻怀庆，遂为河南人。”(山东聊城即今山东聊城，怀庆即今河南沁阳）高祖讳懋德，在他的带领下于顺治年间“由怀庆军籍迁偃师”。曾祖讳维翰又讳於翰，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祖父讳朝龙，赠文林郎东流县知县晋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三世以笃义尚行载于县志。其父武绍周，字梦卜，少有异志，博学通古，雍正癸卯中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是位干练清廉的循吏，深受时人赞美，对武亿影响也最大。

武亿1745年出生于京邸，幼承家教，从小就酷爱读书，行为不同于同龄人。“亿生于京邸，少有异表，不苟嬉戏。八九岁，朱墨点定明代名人制度，第其高下，父惊爱之”，年十二，就能“遍览九经、诸子，为文下笔千言”，塾师教他经史，能“举疑义以相质难”。

不幸的是，武亿未及弱冠，父母相继谢世，使他“哀痛毁瘠，以读书自励”。由于“亿父故清宦，官中外卅余年，家无儋石储”，武亿又不问生计，衣食几乎不能自给，父母故去，生活贫困，又“值洛、伊暴溢，宅舍尽圮，亿就高架木为小屋，读书其中”，条件恶劣，仍力读不辍。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亿年二十一岁参加县试，取得第一名。第二年，入县学，为附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应乡试，获第六名，中举人。但由于“乡居讲学，力求博通，鲜所师承”，学问一直未能精进，此后三次应会试皆不中，仕途遭挫，直到遇到朱筠。朱筠博学宏览，以经学、六书训士，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乾嘉朴学家的领袖”。武亿对他推崇备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武亿第三次参加会试，是年二月武亿经曹锡宝的介绍留北京馆朱筠邸。在朱门下“就日下书肆购异书，所得金石古文，皆为考证，学日益进”，朱筠负海内文望，门下士多一时贤俊阔达不羁之才，武亿与之交游开阔了视野，学问大进，“通贯经籍，讲学依据汉儒师哲，不蹈宋明人空虚臆说之习”，奠定了深厚的汉学根基。同时，科举上也取得突破，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亿第四次参加会试得中三甲第十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县归班用”。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武亿走上仕途，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淄博博山区）知县。他以读书用世为志，将儒家经术用于现实治理。具体而言，其政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爱民如子，革除币政。在博山，武亿“问土俗利弊，免琉璃入贡，革煤炭供馈，里马草豆不以累民。决辞无留狱，祈雨即沛”，“有奸民与商贾杂居寺观，为诸不法事，君严惩之，俗遂革”。可以说，武亿在轻徭薄赋，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二，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武亿初到博山就立誓清廉为官，绝不贪腐。“有以贿干者，未敢进，亿廉知之，值迅雷，曰‘汝不闻雷声乎？吾矢祷久矣。’贿者惶悚而止”。其三，重教风化，学风敦厚。他痛诋道释二氏，汰裁佛寺，勒令僧尼蓄发还俗。到远僻邨落，亲讲乡约，因加教谕，以敦厚风俗。并捐钱在城东范文正祠旁创建范泉书院，“亲临讲课，口授指画，示以训诂文字，通经术，树风节之要，士皆勤奋”。从而使博山“舆情大洽”。其四，嫉恶如仇，惩恶扬善。自明代起发展为手工业商贸重镇，车马辐辏，市井繁华，博山“街帘卷鼓，奋裙吹唇；睥睨公卿，喧秽杂沓。非嗜利之牙侩，则欢博之酒徒”，社会阶层分化，居民关系复杂，官僚富豪以强凌弱现象时有发生，武亿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为人称颂。这其中痛仗和珅番役最为人称道。乾隆五十七年（1792），朝廷内部和珅专权并领步军统领事。他听信别人妄言，认为山东长清王伦起义被扑灭后，王伦并没有死，只是下落不明，便秘派番役四处寻找其踪迹。番役曹君锡、杜城德以缉捕为名，招结无赖十一人，横行州县。“其役携徒众，持兵刃，于民间凌虐恣肆，历数县，莫敢何问。”来到博山后，他们更是在市肆中手持铁尺，肆意饮博，无人敢问。武亿听说这件事后，把这一帮人拘捕到县衙。先是杜城德恃强倔强，后又拿出提督发的牌照进行威胁。武亿质问道：“既是牌照命令你们与地方官府合力捕盗，为何来三日不报？而且牌照上只差遣二人，为何成群结队，耀武扬威？”杜城德等一行哑口无言。武亿下令依法一一杖之，民皆称快。山东巡抚吉庆知道此事后，担心“将累上官”，以“任性行杖”劾革武亿职。武亿被罢官的消息传出后，博山城乡男女老少千余人来到山东巡抚衙门前“乞留我好官”，未得到满意答复，“则日为（武亿）运至薪米，门如市焉”，吉庆深为感动，亲到京师力图挽回局面，终因和珅把持朝政，执掌吏部，未能如愿。

武亿虽因此受到革职处分，但收获了民心，也迫使和珅亦不敢使番役再出。后来，姚鼐盛赞武亿此举是“功固及天下矣”。 武亿罢官后，因为清贫，无资回乡，又“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故应东昌启文书院之聘，开始了自己的讲学生涯。后又主持偃师二程书院，讲学邓州春风书院等，传道授业，诲人不倦。每到一处就以小学、经史、古文伦品教谕生徒。他的著述典质古奥，颇有崇古的倾向。他教育子孙：“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

武亿自幼酷爱金石之学，罢官后，潜心研究，成为清代著名的金石学者。主要金石学著作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偃师金石遗文补录》、《钱谱》等。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或不能施毡椎者，必手录一本。”又说：“偃师杏庄，去所居十余里，民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近）百斤，先生肩之以归。”乾隆甲寅年（1794），武亿曾应著名学者阮元之邀，参校《山左金石志》。

武亿更是有名的方志学大家。他先后纂修成《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县志》、《安阳县志》等，他还参与了知县汤毓倬、翰林院编修孙星衍主持的《偃师县志》的编纂事宜，负责金石部分。其中《安阳县志》影响巨大，被视为县志楷模。大学士、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昀（字晓岚）为其作《序》说：“试阅其目，井井有条，多合古意。先以图、次以表，挈其纲要；次以志、次以传、次以纪，析其目矣；殿以艺文，乃仿古人之目录，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其体例不亦善乎？而每条必有考证，不徒杂袭旧文，其叙述不亦确乎？”

武亿又精于经史、考据学，善诗文，有《群经义证》、《经读考异》、《三礼义证》、《四书考异》、《授堂诗文集》等数十卷。 武亿是学问大家，对文学、经学及方志学都有很高造诣。在金石考据方面，他一生用功尤多。清代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曾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

其实，武亿对金石的痴迷，从少年时就开始了。他随父母回到偃师后，发现这一带古迹甚多，各种碑刻充斥其间，便常独自到废寺荒墟间徜徉，偶尔拾得古人一二石碣，则“抚摩终日，或至废食不归”。

有一次，他听说在离家十余里的偃师杏庄，有农家在挖井时发现了晋刘韬墓志，急急忙忙赶去买回。那墓志长二尺有余，重数十斤，武亿一介书生，硬是扛着这块石头走回来，累得半死。

武亿在金石上如此下功夫，不是为了别的，是看到碑铭墓志可以“与群史传记互为推稽”，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当然，以金石文字证经补史，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而武亿的收藏多为前人所未见，“证经史记载之讹，补经史记载之阙”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后来，武亿依照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编成了《金石三跋》《金石文字续跋》等，其中录有先秦至元代的各类碑刻近800通。如“又龙门山老君堂一造像摩崖小碑，题为始平公者，文皆用阴字，此乃他碑所希见耳”这一类的记载，在他的金石著作中比比皆是。

此外，武亿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县志，《偃师金石记》《安阳金石录》《宝丰金石志》《鲁山金石志》等，都是他在编纂县志时辑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赞他“学问渊博，尤嗜金石文字，其考据之文，可与钱大昕《金石文字跋尾》相伯仲”。 武亿字虚谷，又字授堂，号半石山人。他治学崇汉儒，注重经史考据，创立有授堂学派，在当时影响较大。武亿去世后，其长子武穆淳将其著作辑录付刻，就叫《授堂遗书》。

武穆淳“生而颖异，能守家学，多识贤士大夫”，也很不简单。武亿常教育儿子“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武穆淳做学问，便走了和父亲一样的路子。

“武亿的著作很多，涉及金石学、经学、考据学及文学多个方面。嘉庆年间，武穆淳编《授堂遗书》，共收录了其中10部，包括《经读考异》8卷、补1卷，《句读叙述》2卷，《群经义证》8卷，《三礼义证》12卷，《金石一跋》4卷，《金石二跋》4卷，《金石三跋》2卷，《授堂金石文字续跋》14卷，《授堂文钞》8卷，《授堂诗钞》8卷。”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先生说。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武亿的孙子武耒重新刊刻了《授堂遗书》。“这个刻本目前存世最多。其中《授堂文钞》续补2卷，共计10卷，第9卷、第10卷又名《续集》。白河书斋收藏有《授堂遗书》68卷，就是道光年间这个刻本。”晁先生说，武亿是偃师名儒，学识过人、见解精辟，其著作对洛阳有重要意义。“我对武亿的著作特别重视，经过20年的努力，已收齐《授堂遗书》的全部版本，还有其在乾隆年间参与编纂的《偃师县志》《鲁山县志》《安阳县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