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齐，推行改革，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中国历经沧桑变迁，经历了无数次变革，而每次变革都可从管子思想中找到力量源泉。《管子》集管子学派思想，经数百年前后相传，内容特别丰富。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的古代经典著作。管书对发展生产、理财经商、养民生息有精辟见解。《管子》是一部光照千秋的先秦政治经济学大典，它是永远把珍贵货物送给后代的思想之船。

《管子》是我国著名的治国理论书籍，作者托名管仲。书中集中体现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及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影响至深。

管子思想，产生于孔子前一百多年，比秦孝公早四百年，它的丰富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渊源。

书中的利民、富民、顺民的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政治准则，体现了深刻的民本思想；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为走富国强兵的道路，采取的种种经济措施，体现了义利并重的思想。所有这些均属《管子》书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政治思想文化的精粹。

《管子》书有的人把它列入道家，有的列入法家，也有的认为相同于儒家。可见该书实际上是一部集古代思想大成的书。它对于墨家、道家、法家，儒家都有影响。

●行仁义、法先圣

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而最后归本于儒家的仁义观，对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发展，在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环。

儒家力倡“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治、道德生活中必须起到表率作用，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君主的道德修养水平密切相关。陆贾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套德化理论，认为秦亡就是因为不施仁义、专任刑罚， 骄奢靡丽以及重用赵高等奸佞之臣所致，因此他认为汉家王朝要想不重蹈秦亡之覆辙，就必须反秦道而行之：“行仁义而轻刑罚； 闭利门而尚德义； 锄佞臣而求贤圣”，定下了带有强烈儒学色彩的三大为政原则。

同时，为了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汉初政治统治的需要，他在坚持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已经公开地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子各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开启了汉代儒学重构的先河。

●无为而治、不废有为

陆贾的“夫道莫大于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黄老之学。 陆贾的无为并不是由作为宇宙本根的道的无为推演出来的，而是从秦王朝骤亡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与秦始皇的滥用刑罚的有为相对立的。他用道家的思想原则把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糅合，使得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更加贴近实际，更能解决问题。

陆贾并不排斥有为，他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努力，社会就不能进步； 既然圣人都有为，那么君子当然也要有为；有为不是妄为，而必须以道为准。主张对一切凡人力所能为、又必须为的事，均应该尽力而为之。

在陆贾思想中，无为和有为是有机的统一，是治道的一体两面，以有为求无为，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最高境界，即要求君王积极有为，依仗自身修养制定出一套社会秩序，然后将这套政治社会秩序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制礼定乐，教化天下。

●文武并用、德刑相济

陆贾同时也改进了法学，他批评秦“法治”太过，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减废秦法，但仍然坚持治国必须依靠“法治”，只不过“法治”不再是治国之本，而是治国之末。陆贾还进一步提出减免赋税徭役，让利于民。要与民休息，不干民，不扰民，不加赋，做到“国不兴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稀力役而省贡献”。

在历史观方面，陆贾继承了法家韩非的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 先圣 、 中圣 、 后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陆贾不仅意识到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还接触到了国家和法律的起源。陆贾在继承与发挥法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权变学说，表达了汉初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积极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的新制度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人感应、规限人君

陆贾天人学说中的阴阳灾异思想来源于阴阳家。陆贾一方面继承与发挥了《易传》与《荀子》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同时也吸收进了阴阳家的一些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 陆贾虽从天人相分的角度要求君主握道而治，依德而行，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是人间最高的权威，君主可以统治万民，但却没有人能制约君主，因此只有借这种可与人感应的天来警戒、威吓人君，使其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 ，而起到一种规劝和限制人君胡作非为的作用。

总之，陆贾不仅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为儒学在汉代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因此他是上承孟子、荀子，下启贾谊、董仲舒的汉代重要儒家人物，他的思想是由先秦儒学发展到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一个中间环节。这种天人感应说，在汉代肇端于陆贾。陆贾和贾谊的这些天人感应的思想，后来被董仲舒发展成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

《资治通鉴》里有很多，毛泽东看这本书看了17遍。

主道即为君主之道，指做君主的准则。这里韩非把道家无为而治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阐述君主以术治国御臣的准则及方法：一是君主要坚守虚静；二是君主要审合形言（言与行、事与功是否相符）；三是君主要正确运用刑罚。 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判断是非的准则。因此，贤明的君主把握这个本源，就可以了解事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了解事情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名称要从它自己所反映的内容去规定，事情要让它自身的性质去确定。虚心，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静气，才能知道事物的善恶。有话的人，自然会说出主张；管事的人，自然会做出行动。言语与行动经过验证而符合，君主就可不动声色，让事物回归到它们真实的情况之中。所以说，君主不要表露出自己的欲望，臣子便会精心装饰自己；君主不要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若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臣子就会曲意伪装以逢迎。所以说，君主的好恶不形于色，才能看到臣子的真实表现；君主去掉个人的成见与智巧，臣子就会自知戒备、谨慎地工作。这样一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都处在本来的面目和位置；君主有才能也不用来表现，使观察臣子的言行有所依据；君主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子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勇猛。所以，君主不露智慧却更显得明智，君主不表现才能却更会取得成效，君主不逞勇力却更使国家强大。群臣各尽其职，百官各有常法，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他们，这就叫遵循常规办事。所以说，清静啊，君好象没有处在君位上，；空旷啊，臣民没有谁能确定他在那里。贤明的君主在上无为而治，群臣在下诚惶诚恐地尽职。英明的君主所用的道，要使有智慧的尽量提供他们的谋略，君主根据他们的谋略来决断政事，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要使有才能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作用他们，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建立了功业，就表现了君主的贤名，犯下了过失，就由臣子们来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因此君主不贤能却能做贤人的老师，君主没有智慧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子付出劳苦，君主享受成就，这就是贤明的君主治国的法则。 君主治国之术在于使臣子无人观测，治国方法的运用在于无从使臣子无从知晓；君主保持清静无为的态度，用隐蔽的方法察看臣子的过失，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听见了好像没有听见，知道了好像不知道。知道臣子的言论以后，不加变更，用验证的方法来观察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每人官职只用一个人担当，不要使他们彼此通气，那么一切事物的真相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君主要严密地掩盖自己的行迹，藏埋自己的念头，使臣子无从探测；不表现自己的智慧，不表现自己的才能，使臣子无从估计。保守君主自己的意图而考核臣子是否与自己的想法一致，谨慎地握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断绝臣子对权力的向往，破除臣子对权力的企图，不要让人产生夺位的想法。不谨慎地断绝欲望，不坚守病入道义的大门，篡权的像虎一样的奸臣就出现了，若不谨慎地办事，不掩盖真相，叛贼就将产生。奸臣们谋杀他们的君主取代君主，他手下的人莫不参与，所以称他们为猛虎。处于君主身边的奸臣，钻君主犯错误的空子，所以称他们为叛贼。只有驱散他们的党羽，收捕他们的余孽，封闭他们的家门，夺走他们的帮凶，国家才没有了猛虎。君主的权术大得不估量，深得不可探测，考察名与形是否一致，审查验证明法度，而对擅自行动的人就惩办，国家才没有叛贼。因此君主有五种雍塞：臣子封闭了君主消息；臣子控制了财产；臣子能培植党羽；臣子能私自施人恩德；臣子擅自发号施令。臣子封闭消息，君主就失去了权位；臣子控制财产，君主就失去了恩德；臣子发号施令，君主就失去了控制；臣子能私自施人恩德，君主就丧失了英明；臣子能培植私党，君主就失去了部下。这就是君主要独自专权，不能让臣子掌握权柄的原因。 君主的治国之术，以平静而又谦让为珍宝。不亲自操劳事务而知道了臣子的笨拙与巧妙；不亲自谋略思考而知道臣子办事的吉凶与福祸。所以君主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子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的要求，而让臣子做出更多的功效。臣子提出主张，君主握之以契，事情做了以后，君主握之以符，像用契符一样对臣子加以验证，考核言行是否相符，，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臣子向君主陈述主张，君主要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的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声违，就予以惩罚。贤明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了陈述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到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严的就像雷霆地一样，即使神圣之人也不逃避。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人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群臣就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确实有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于懈怠，亲近喜爱之人就不敢骄横了。 韩非法治方面的《有度》思想，是其帝王术的重要构成部分。 有度是指国家要有法度的意思，韩非着重阐述了法度治国的重要性，强调君主要依法办事，才能治国。 国家没有保持一贯强大的，也没有一直处于虚弱的。执法的人坚决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强大，执法的人不能坚定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虚弱。在当今之世，有能够杜绝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严格执法的君主，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安定团结；有能够去掉谋求私利之心而克已奉公守法的臣子，国家就会强盛，敌人就会虚弱。所以只要君主明察得失，又有法度控制，用来驾驭群臣，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审察得失，用法度来衡量，用来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倒置的事情所欺骗。现在如果根据名声推荐人才，那么群臣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推举官吏，那么群臣就会热衷于结交拉拢，而不求按国法办事。因此官吏没有才能不称职，国家就会混乱。根据虚假的名声施行奖赏，根据别人的诽谤进行处罚，那些喜爱奖赏，厌恶处罚的人，就会放弃为公的行为，玩弄谋私的手段，结成朋党紧密勾结起来互相干坏事。他们忘掉君主的利益而在外搞个人私交，以便利用他们的职权，进用他们的党羽，那么他们的一级能为君主办事的人就少了。他们结交广、党羽多，里里外外结成死党即使他们有很大的罪过，为他们打掩护的人就多了。所以忠臣遭受危难而被处死，奸臣无功却安稳得利。忠臣遭受危难被处死，不是因为他们有罪，那么忠良就会隐退；奸臣安稳得利不是因为他们有功，那么奸臣就会进用于朝廷了，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抛弃国法，重视行使个人的权势，轻视国不邓。他们多次到善于结党营私的能人家中，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上百次考虑私人的利益，一次也不为君主的国家考虑。下属官员的数目虽然多，但不是用来尊重国君的；各种官职虽然齐备，但不是用来担当国家重任的。既然如此，那么君主虽有君主的名称，而实际上只能依托于私家势力。因此我说：亡国的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不是说朝中的臣子减少了，。私家对敌力于互相增加更多的财富，却不努力使国家富厚；大臣们致力于互相抬高地位，却不努力尊重国君；小臣们用俸禄供养私友，不把自己的职位当回事。之所以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君不按国法办事，而听任臣下随便用事。为此，贤明的君主以法则来选择人才，而不仅凭一己之好恶；以法度来衡量功劳大小，而不仅凭主观臆断。这样有才能失才不致于被子埋没，无能的人也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一定能被侥幸地进用，蒙受非难的人不一定被冤枉遭到排斥。那么，国君对臣下的是非功罪都能清清楚楚，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说，君主治国尊定以法度衡量一切就可以了。 韩非御术方面的七术和六微法，是其帝王术的操作要点。 韩非说：君主用来控制统御臣一的方法有七种，君主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所谓七术就是七种御下的方法：一是从各人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主的威严；三是对尽国效忠的人一定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发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子；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情来刺探臣子，这七种方法是君主所需要使用的御制之术。所谓六微就是六种隐藏微妙的情况：一是君主把权势供给臣下；二是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供用外力谋私；三是臣下假托类似的事蒙骗君主；四是君臣利害关系彼此相反；五是等级名分上下混乱导致内部争权夺利；六是敌国设谋按他们的意图任免大臣。 七术之一参观。君主观察言行与听取意见不反复参照验证就无法了解真正情况听信某一个就会被臣子蒙蔽。让权力相当的双方臣子参政为敌。 七术之二必罚。君主太仁慈，法制就建立不起来；君主威严不足，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因此刑罚不坚决执行，法律命令就不能推行。 七术之三赏誉。赏赐和荣誉轻而又不兑现，臣子就不会为为君主尽力，赏赐和荣誉重而又守信用，臣子就会为君主卖命。（人人都见利之所在，无真正意义上的勇士和忠诚） 七术之四一听。君主一一听取意见，愚蠢和聪明就不会纷乱；善于督责臣子，臣子的优劣就不会混杂不清。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道理。 七术之五诡使。君主多次召见人臣，久待身边而不作用他们，别人会以为他接受了君主的特别旨意，奸邪的人就会像鹿受惊而逃走。派别人去查问其它的事情，臣下就不敢谋私利。 七术之六挟智。掌握了已经知道的事去问臣下，那么不知道的事也就知道了；深入地了解一件事，许多隐藏不明的事都会变得清楚明白。 七术之七倒言。用说倒话做反事来试探怀疑不决的事，奸邪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 六微之一权借。君主的权势不能借给别人。君主失去一份权势，臣下就把它作为百倍的权势利用。所以臣下能凭借君主的权势，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朝廷内外就被他利用；朝廷内外被他利用，那么君主就会被他蒙蔽。 六微之二利异。君主和大臣的利益不同，所以大臣没有谁忠诚，大臣的利益得到了，君主的利益却丢失了。因此奸臣召敌国的军队除掉国内的对手，提出外交上的事来迷惑君主，如果能获取私人的利益，就不顾及国家的祸患。 六微之三似类。臣下假托类似的事来蒙蔽君主，这就是君主的诛罚不当，大臣能够谋取私利的原因。 六微之四有反。事情发生了，如果有益处，君主就应当主持它；如果有害处，一定要从反面来考察它。所以英明的君主考虑事情，对国家有害，就察言观色看谁在其中得利，臣子受害就要考察他的对立面。 六微之五参疑。被人们争夺的权势地位，是祸乱和的根源，因此英明的君主对此十分慎重。 六微之六废置。敌国努力追求的事，在于使人观察错乱办事不当；君主不仔细考察，就会按敌国的意图任免大臣。施用计谋的话就用庙攻。 韩非帝王术其它方面的观点与内容。 ――韩非认为，贤明的君主听人说话，不能只赞赏说话人的口才，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以他的迂阔为贤能，要善于听取逆耳之言。 ――怀着依赖别人的想法办事就会责怪埋怨，抱着靠自己办事的态度，那么事情就能成功。 ――能得利的地方，百姓都归向那里，能扬名的事情，士人都为它牺牲生命。因此对不合法度的功劳却给予赏赐，那么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利，对不合法度的名声却予以称赞，士人就会互相鼓励去追求名声，名利就不能保留在君主手中。 ――《诗经》说：君主不以身作则，百姓就不会相信。有了小信用，才可以建立大信用，所以英明的君主靠守信用积累声望。赏赐不守信用，禁令就不能推行。 ――原本要禁止的，反让其得到好处，原本要让其得利的，反而加以禁止，那样即使是神人也行不通。称赞应当叛罪的人，诋毁应当奖赏的人，即使是唐尧禹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造了门而不让人进去，给予利而不使人进取，这是祸乱产生的原因。 ――臣下的行为谦卑节俭，爵位就不足以表示奖赏，尊宠表彰没有节度，臣下就会侵逼君主。 ――公室地位下降，就忌讳讲真话，谋私利的行为盛行，就很少有人为国立功。 ――君主的权势都不能教化的臣子，就把他除掉。 ――君主是利与害的箭靶，要射这个靶的人总是很多，所以君主是众人共同对付的目标。君主的好恶表现出来了，臣下就有了凭借，君主就会被迷惑了，君主把臣下的言语讲出去，那么奸臣不馗道，真正的有识之人就难以进言，这样，君主就不英明了。 ――法、术不能推行，是有原因的，概言之就是自己周边有小人、有恶人。 ――对奖赏、称赞都不能勉励他的人，处罚、毁谤都不能使他害怕的人，把奖赏、称赞、处罚毁谤四种方法都加到身上也不能改变的人，就要除掉他。 ――善于掌握权势的人，应及早断绝做坏事的萌芽。 ――申不害说：君主表现出他的明察，臣下就会注意防备他；如果君主不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感到迷惑他。君主的智慧表现出来，臣子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表现出来，臣子就会蒙蔽他，君主表现出没有追求，臣下就会窥测他，君主表现出没有欲望，臣子就会引诱他。所以说：我的心思无法被人臣知道，只要用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我，就算是知道了我的心思。 ――君臣共掌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因为恩泽与威势分散了。 ――国家的安定强大是由于按法制办事获得的，衰弱动乱是由于曲从私利而招致的，君主明白这们道理，应会公正地实施赏罚而不赞成对臣下讲仁慈。爵位俸禄产生于建功，惩罚诛杀产生于犯罪，臣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尽力拚命立功而不讲效忠君主个人。君主深刻理解不必讲仁慈，臣子深刻理解不必讲私忠，那么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 ――明智的君主，借鉴外国的经验，然而借鉴国外的事情不适当还是不能成功。 ――君主，是坚守法度，责求臣下完成职责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混乱而仍有独善其身的民众，没有听说民众作乱而仍有按法度治国的官吏，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治理官吏而不是把力量放在民众。 ――顺应事理，不用劳累就会成功。

唐太宗的治国方针

　　一、以隋亡为鉴，以民为本，与民休养生息

　　二、重贤任能，虚怀纳谏

　　三、君臣关系上的共治

　　四、宽刑简法，缓和社会矛盾

　　五、开放的民族政策

　　详细介绍：

　　唐太宗作为我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封建明君之一，历代对其赞誉史不绝书。由于他经常以隋朝的灭亡为鉴戒，善于教化各级官吏，注意安民，从善施政，从而使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由于他善于纳谏，始终与下属保持宽松和谐的君臣关系，使其决有良策，政令畅通。所以出现了唐朝的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同时也为以后的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所实施的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执政措施，对当今的执政实践仍不无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唐太宗在治国方面的主要思想方针。

　　一、以隋亡为鉴，以民为本，与民休养生息

　　由于唐太宗出生在隋文帝统治时期，亲眼目睹了盛世的奢华，也亲身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颠覆。他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隋朝本来是如魏征谈到的“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统一帝国，隋炀帝继位时仍“海内殷阜”，然而为什么在十余年后土崩瓦解，二世而亡呢？这是由于“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他在吸取了这样的教训以后，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所以，贞观初，唐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跃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防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百姓为之解体，怨渎言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可见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观点，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或一个政治主张，也是一个哲学命题。那么，他为什么要用割股啖腹，腹饱身毙这样极端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呢？因为隋炀帝败亡的历史和玄武门之变的历史给予他的教训太过沉重了，可以说他对君道的存亡有着太多的切肤之痛！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攻克洛阳，“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所以，他继位以后，以隋亡为鉴的意识日益强烈。武德九年(626)，继位不久的唐太宗与臣下讨论重法禁盗问题。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立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唐太宗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即国家的征发必须以百姓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而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活条件，是这个限度的底线。所以他不轻易征发徭役。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不失“安人之首”，“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唐太宗曾明白地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里，是唐太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

　　综上可以看出，唐太宗在政治思想上的重要贡献是结合治国实际，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治国方略。尽管中国古代不乏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但像唐太宗那样，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将这个问题提到如此高度，并坚持贯彻到自己的施政实践中，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改善，一显治世风貌。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以说民本主义的政治实践有史以来未有如此成功者。

　　二、重贤任能，虚怀纳谏

　　历代统治者在建国治国大业上都需要团结和使用人才以形成领导集团的集体智慧。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时期君臣之间这样的关系便很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知难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在他看来，为政治国的首要条件在于选贤任能；选用人才必须要看其“德行”“学识”。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真才实学，具有较高德行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他用人惟才，可以不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不分亲疏，求真务实。他曾在《帝范》中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重用做过被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征和王奎就是典型的实例。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对人才的重视，贯穿了唐太宗政治生活的始终，虽然他对大臣辅弼作用，人才与治乱关系的认识并未脱出前人规范，但在其为政的20多年中，能始终将人才问题置于重要位置，不时加以阐发，并努力付诸实践，这已经是唐太宗在治国方面的可贵之处。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曾对王奎说：“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又说：“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诸多奸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己谗人罪之。”在太宗看来，凡是“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唐太宗一直把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这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由于唐太宗对进谏、纳谏都持积极的态度，所以当时上至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直言进谏。他在位的20余年，大臣魏征一人前后所谏就有200余事。这种开明的政治局面和君王求谏纳谏的高明的领导艺术，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是罕见的。

　　三、君臣关系上的共治

　　唐太宗充分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艺术地处理君臣关系，堪称典范。他有一些前人所没有或不明确的政治思想，他把君臣关系的主导面转移到君这一边，也就是说，君臣这一对矛盾，其主导面在君，而不是总是臣下不好。在唐太宗看来，“天下安危”与人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臣是君的“耳目股耾”。要想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君臣应该“义均一体”，“同心协力”。为了建立这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唐太宗多次强调“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君臣两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君臣契合，义均一体，才能创造出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朝气蓬勃的新王朝。而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君臣“共为治”的思想。

　　那么，君臣如何“共为治”呢？第一，他要求臣下与他肝胆相照，也要求臣下相互讲是非，否则谈不上君臣共治。第二，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曰：“或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也就是说，君治和臣治是有分工的，但是在国家的治理方面双方却都负有责任。因为这种双方对国家的治理都负有责任的思想，把君和臣都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考察，所以凡是国家治理不好，总要从君臣两方面来寻找原因，这对君是一个约束。这种思想也改变了历代帝王的文过饰非的恶习，有利于政治清明，具有其进步性。从这种思想也可以看出，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比较开明的君主。

　　四、宽刑简法，缓和社会矛盾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治，他深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是确立若干原则，实行法治。他认为国家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的法律，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一切都要以法为准。唐太宗君臣认为，法制应该宽简和谨慎。唐太宗说：“国家法令，惟需简约，不可罪作数种条。”他认为应该由取重从轻、由繁而简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在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应当特别慎重。他删除了法律中的多种酷刑，特别是对死刑的条律几乎减少了一半。由于唐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的法治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629)，全国被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法。

　　法律尽管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但它既然以凌驾于全社会的面貌出现，就不能不对特权者做出某些法权限制。然而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使封建统治者不能满足法定权利的规定，往往于法外攫取更多的财富与特权，这就出现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司法弊病，这在隋朝就有突出表现。鉴于隋朝的这些弊政，唐太宗强调守法，反对徇情枉法。贞观十七年(642)，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扬州刺史赵节，参与承乾的谋反，按法论死，他到姐姐府第时，姐姐向他求情，他不赦免，解释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可见他较好地处理了人情干预法律的矛盾。

　　唐太宗还注意律令的完善。贞观十一年(637)颁行的《唐律》，根据唐太宗“按举不法，震肃权豪”[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一份宝贵的法学遗产。就其立法准则来说，具有往代少见的完善性能。虽然在本质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但唐太宗注重立法，讲求法律的简约与稳定，对于我们当今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开放的民族政策

　　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唐太宗作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他们尊其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各族人民的共主。唐太宗认为他作为奉天承运的天下共主，应该君临天下，建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他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声望，是与他开放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贞观十八年(644)，东突厥向唐朝请求居处于胜、夏二州一带，许多大臣表示反对，唐太宗却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其华夷一家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汉、夷被俘劳动人民同样予以赎取、给粮、给复；对汉、夷将领同样秉公赏罚；对汉、夷将领同样任人唯贤；对汉、夷伤病大将同样体恤。正是由于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爱之如一”的指导思想，结果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极大地提高了唐朝政府的威望。

　　总而言之，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在贞观十年(636)以后他的治国思想发生了蜕变，对民众和君臣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治国思想也就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发现，唐太宗的治国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

四书五经`中庸论语```

这些经典著作`基本是古代英明君主必读的书籍```

其次还有史书`所谓“以史为鉴”`也说明必须总结前人的不足```

封建时期`一直尊崇儒家`儒家学说以及著作`是肯定在列的```

大多数君主都是饱览群书`从中总结`汲取治国之道```

儒家也不是唯一```

汉景帝就是以道家思想治国```

可见`治国之策`非固定的模式```

后世出现专门总结出的治国之道书籍`其中也包含作者的思想```

即使阅读此类书籍`也必须通读各类其他书籍```

治国之本：《黄帝四经》

包含四部经典：《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

《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书》、《易》、《礼》、《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