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东之野，夏后氏于此舞九伐。”夏后氏名启，相传是大禹的儿子，后来建立了大夏王朝。大东之野，是指大东的一片广场。夏后氏在这里指挥大家，练“九伐”这类的舞蹈。

据《礼记》解释：“一击一刺为一伐”，所谓“九伐”就是手持器械，互相击刺的9个回合。

至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西周人沿用夏代传下来的“击刺之法”，培养和锻炼武士的攻防能力。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朝。伐商前夕，用武舞鼓励士气，名曰：“武宿夜”，给“击刺之法”配上了音乐，称为“舞象”，随后，又以灭商时的战争场面为题材，编了一种“大武舞”，歌颂他的武功。

《史记·乐书》记载，大武舞的参加者有数百人，全部戎装，手执兵器在音乐伴奏声中做着各种队形变换，一共有6段音乐，队形变换6次。

“九伐”、“舞象”、“大武舞”，都是早期以表现战争为内容的舞蹈。这些舞蹈有助于培养人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实际都带有攻防含意，形式也与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

人们把在战斗中运用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反复模仿着、传授着、习练着，夏后指挥大家进行攻防格斗的训练，使人们在狩猎活动和战争中积累的搏斗技能相互交流和传授，这实际上是早期的练武活动，实质是培养人们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都带有攻防意识，形式也与后世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击刺之法”的回合，就是后世武术套路形式的最初模式。

《史记》中记载的大武舞

立夏

立夏，四月节。立字解见春。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

蝼蝈鸣。蝼蝈，小虫，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谓之土狗是也；一名蝼蛄，一名石鼠，一名螜音斛，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蝼蝈鸣，邱螾出，阴气始而二物应之。《夏小正》：三月螜则鸣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飞不能过屋；缘不能穷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覆身；走不能先人。故《说文》称鼫为五技之鼠。《古今注》又以蝼名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为臭虫，陆德明、郑康成以为蛙，皆非也。

蚯蚓出。蚯蚓即地龙也一名曲蟺，《历解》曰：阴而屈者，乘阳而伸见也。

王瓜生。《图经》云：王瓜处处有之，生平野、田宅及墙垣，叶似栝楼、乌药，圆无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开黄花，花下结子如弹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细而多糁，又名土瓜，一名落鸦瓜，今药中所用也。《礼记》郑元注曰：即萆挈。《本草》作菝葜，陶隐居以辨其谬，谓菝葜自有本条，殊不知王瓜亦自有本条，先儒当时如不检书而谩言者，可笑。 《逸周书·时讯解》云：“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即说这一节气中首先可听到蜊蜊（即：蝼蝈）在田间的鸣叫声（一说是蛙声），接着大地上便可看到蚯蚓掘土，然后王瓜的蔓藤开始快速攀爬生长，描述的就是孟夏之初的物候景象。

明人《莲生八戕》一书中写有：“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水稻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也进入了大忙季节。所以，我国古来很重视立夏节气。据记载，周朝时，立夏这天，帝王要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迎夏”，并指令司徒等官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

《礼记·月令》篇，解释立夏曰：“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说明在这时节，青蛙开始聒噪着夏日的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历史上有过夏朝。夏朝（约前2070-前1600）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史记》记载商人从先祖 “契”传到“汤”有十四世，记载夏朝君主从夏禹至夏桀，也是十四世（十七帝）。商汤革了夏桀的命，商取代了夏后又传了十七世（三十一帝）。

《史记》所记载的“契”到“汤”的情况已被印证，可见太史公著《史记》之严谨，非信史不得记录，所以推测“夏”应该是存在的。

《世本》、《左传》、《竹书纪年》、《尚书》、《山海经》、《楚辞》等等古籍都有对“夏”的记载。很难想像，在标榜“以德治国”的周朝，众多有学且有德之士会集体做伪。

况《竹书》、《山海经》、《楚辞》这类非周官方主流书籍没有必要为了证明周代商的合法性而生生杜撰一个“夏”出来。所以从“夏”非一学派独自提出的情况来推测，“夏”一定存在过。

扩展资料：

“夏”并未曾统御天下，文化可能也不是当时最先进的。按照当时的人类社会发展情况推断，夏应该只是中原（河洛地区）的部落联盟之主罢了，其文明程度可能还不如商，只不过由于周人出于政治需要对其进行有意夸大，让后世觉的其恢宏伟大并代表先进文化。

说实话，夏有无成熟的文字也未可知。从现在发掘的史前文物来看，同时期（商汤以前）来说，黄河中游区域的文化并非最先进的，相反可能相对落后，所以到目前也找不到关于“夏”确切的物证及夏文字也属正常。

因黄河水患原因，夏文明被毁损或淹埋。夏禹时期黄河大水，夏人几次迁都（商朝后也因黄河水患多次迁都），且黄河长期水患且难治，所以夏文明被黄河毁损的可能性极大，有待以后发掘。

参考资料：

夏朝其实并没有有文字可考的成文法典，但它的确有一些临时规范或规范的总称:

1《甘誓》

《甘誓》是夏启在准备讨伐有扈氏时，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发布的战争动员令。《甘誓》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带有军法性质的规范。

《甘誓》里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息弃三正”、“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戳于社”等内容。所谓“威侮五行”，就是不敬上天:“息弃三正”,就是不重用大臣。“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戳于社”，是指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先祖的神位前颁行赏赐;不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社神的面前给予惩罚。

2《禹刑》

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夏朝统治者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

《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因此，多认为《禹刑》是夏朝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该法典是为平定“乱政"而作的，因追念其先祖而命名为《禹刑》。

《禹刑》的具体内容已无从查考，据《周礼，秋官司刑》记载:“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官辟五百，则、墨各干。”由此可见，夏朝法律数量应该比较多，规定也比较细密，法制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已经初步形成奴隶制五刑，并有一些罪名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些记载都是后人的追述，禹刑的具体内容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除了《甘智》和《禹刑》之外，还有《政典》，但关于(政典》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考证。由上可见，夏朝在先秦典籍中的记载是渐渐丰满起来的，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详细，故而在上世纪初，兴盛一时的疑古学派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