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个人工作经历来看，对中国古籍保存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纸张和污迹问题，中国古籍纸张经常由于酸化导致发黄变脆，而污迹则分为霉斑、油迹、指迹、墨渍、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等，污迹影响古籍原貌，同时会随着温度湿度环境发生不同程度的扩散效应，也严重影响古籍保存。古籍保存时，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因为西方纸张存在一定腐蚀性，特别是民国时的西方纸张，同时在书柜中放置天然樟脑、冰片及灵香草、芸香、檀香等中草药及其制剂防虫，严禁使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绝对不能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对很多爱书的人来说，家中都有不少曾爱不释手的书，扔掉不舍得，但如何保存也让他们颇为困扰。下面来听听几位业内人士，他们对家庭如何藏书给读者的支招。

线装书比现代书更好保存

一直以为，线装的古籍善本是文物，颇为珍贵，也是比较难以保存的。但西安古旧书店的张鸣经理告诉记者，其实线装古籍善本相比现代书籍，还属于相对容易保存的一类：“线装书的寿命在千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保存得宜，线装书至少能保存千年，相较之下，现代书籍的寿命只有三百年。因为古代线装书所用的纸张都是纯天然的材料制成的，而现代的造纸技术中会加入很多化学原料，如荧光剂等，所以现代书籍反而不如线装书容易保存。稍微有点年头的现代书籍就会出现书页泛黄，纸张脆弱的情况，所以说，现代书籍的保存也不能忽视。”这也是北京同雅文化印刷定制图书产品的特点，采用宣纸水墨为印刷材质，保存持久，更利于文化传承。

张鸣经理还说，除了放樟脑球等方法，也可在旧书中夹带晒干的灵香草。灵香草是一种名贵的药材和天然香料,其干品是防虫防蛀的佳品。也可以用特制香樟木、楠木书柜保存旧书，此外还可用烟叶，将烟叶晒干后用纱布包好放在书柜、书箱的角落里。而一位名叫“小八娃娃”的网友在网上分享了她的存书之道，就是将晒干的薰衣草洒在书页中，“不但能防虫，还会给书页增添一种别样的香气。而在图书摆放时，精装书、平装书可直放，书脊朝外，便于查找。摆放时，如一层未装满，可放一个书档，以免书松散歪斜，造成书背弯曲、书页卷曲。线装书书体较轻，不宜直放。”

古老的晒书日是一个好传统

读者郑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从小就爱看小人书，并通过各种渠道收藏了大量小人书。但由于工作繁忙，他没时间仔细打理这些书籍，只能放在床底下。他告诉记者，他收藏了五百本小人书，有很多现在看来都非常珍贵，以前空闲时他会把小人书取出来翻看，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但近日由于工作繁忙，他花在小人书上的时间越来越少，部分小人书受潮或损坏。郑先生希望自己能将小人书作为一项文化收藏继续下去，于是向记者咨询收藏和保存小人书的相关知识。

其实不光是郑先生，记者周围很多人都反映过类似情况，因为收藏于图书馆、档案馆中的图书，都有专人管理，存放条件也相对较好，而个人收藏的家庭图书如何保存呢？西安古旧书店的张鸣经理介绍说，藏书其实最重要的几点就是要防水、防火、防尘、防虫蛀、防鼠咬。而西大图书馆工作的商女士告诉记者，家庭里收藏图书的时候，在书柜里放些樟脑球可以防虫，樟脑球最好用纸包起来，以免挥发过快。书柜要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如果书籍受潮，可以把图书装在塑料袋里，放到冰箱冷冻室中冻上几个小时，然后把书拿出来，再搁到室内通风处吹干，这样就可使受潮的图书基本恢复原貌。

据悉，古代的农历六月初六，是传统的晒书日。每到这天，若天气好，读书人就要拿出自家的藏书放到太阳下晒晒。商女士告诉记者，现代人虽然忘记了晒书日，但对家庭图书而言，藏于箱底秘不示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家庭图书慢慢进行的潜在变化人们不能及时得知，等发现问题已为时太晚。所以，尽管没有晒书日，对家庭图书都要间隔地挂晾一段时间。挂晾的时候注意除尘，用鸡毛掸轻轻扫一下书面。或用开到低风档的吸尘器一边用软毛刷扫书面，一边用吸尘器吸尘。

　「曲径行回两城间，斜阳卸影鸟飞还。云重峭壁青千丈，风皱奔流绿一湾。踏破丹梯崖似岩，凿开石锁坦为关。往来茶马从此过，地大势高一线川」——这是清乾隆年间，青海乐都诗人钱茂才笔下的唐蕃古道景象。

　唐蕃古道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与吐蕃王国间往来的官道，全长3000余公里，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即经此道。它不仅把青藏高原和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而且成为我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国联系的桥梁。然而，在漫漫历史中，唐蕃古道的原始面目早已模糊。它留下的诸多谜团，依旧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说。

　「日月山」真是源于文成公主吗？

　距离青海省会西宁大约70公里的日月山，在广阔的草原上一眼望去就是两个小山包，但这里的海拔其实已经达到了3510米。日月山是青海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朝东望是农区，朝西看是在青海湖畔展开去的无边草原。这里是通向青藏高原深处的要道，因为有着文成公主途经此地铜镜坠地化为日月的传说，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记者一行在盛夏的7月抵达这里时，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和风煦日，但一阵云起，气温就迅速降到了穿着大衣也不嫌热的地步。

　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唐蕃古道要地「赤岭」的所在。在当地随处可以买到的各种旅游书籍上，此种说法也随处可见。考察团成员在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后院的石刻堆中「意外」地发现了「唐蕃界碑」的碑首。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月山山口出土的。根据史书记载，唐与吐蕃划界立碑之处，就在赤岭。这是不是就能证明赤岭就是日月山？对此考察团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覆，而是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今日月山即唐赤岭的说法是有反对的声音的，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宗俊就认为，唐赤岭的位置应该在今天的卓尼县羊巴城以西十多公里处的洮河北岸。他指出，首先，唐赤岭为今日月山之说的来源首见于日本学者佐藤长承袭法国学者石泰安之说，石说出现于1952年。但据藏学家吴均先生研究，藏史上有「于唐境公谷梅如地方凿岩石为日月图像」以象征「在天为日月，在地只甥舅」之说，但「梅如并不是今青海日月山，这一点毫无疑问」。今日月山之得名，「据传乃源于文成公主入藏之故事，普遍流传则在17——18世纪。它只是一首美丽的动人心弦的诗歌素材」。因此今青海日月山得名与唐蕃分界有关的说法是存疑的。

　其次，史书关于赤岭的明确记载见于北魏宋云的行纪。但结合宋云的记载和今天的实地考察，会发现如果将赤岭假定为今日月山的话，在行程和时间上是有不少矛盾的。但如果将赤岭的位置安排在今洮河一带，则可较好地解说。

　「喋血」的石堡城究竟在哪儿？

　确定赤岭的位置，也是为了给著名的石堡城定位。按照史书的记载，赤岭就在石堡城以西20里。唐前期，对于石堡城的争夺，是唐与吐蕃之间最惨烈的交锋之一。《旧唐书》载，开元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祎攻陷石堡城，但开元二十九年又被吐蕃攻陷。唐玄宗震怒。为了重新占领石堡城，玄宗及其将帅颇费筹划，几经努力，并不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天宝四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攻石堡城不克，随即被玄宗借故贬杀。继任节度使王忠嗣在玄宗的屡次催逼下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玄宗对他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但王忠嗣认为：「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可见在他眼中攻取石堡城之难。决心要掌握石堡城的玄宗于是再次换将，贬王为汉阳太守，授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最终在天宝八年，攻克石堡城。

　但此次战役唐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史载，哥舒翰为夺取石堡城首先投入了六万三千人的庞大兵力，且均为边军劲卒，并逼迫负责攻城的两位下属裨将立下了三日攻克的军令状。结果正如王忠嗣所言，唐军「士卒死者数万」。与之相比，吐蕃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有限的，「但以数百人守之」，只是在战前「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最后被唐军俘获的也只有悉诺罗等四百人。大诗人李白后来有嘲讽哥舒翰的「西屠石堡换紫袍」之句，并非随意而言。

　李宗俊认为，从唐军的攻击遇到巨大困难可以推断，「三面险绝」的石堡城在地利方面的优势是巨大的。而今卓尼县羊巴城的险绝地形恰与之相符。相较而言，青海日月山附近的古遗址「坐落在土坎上，周围地势开阔，从最近湟水处计算，土坎相对高度不过二十米」，谈「险绝」似乎过了些。

　另外，如果假定石堡城就是今羊巴城所在，也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其战略意义。这个「石堡城」所在的洮州地区是交通和战略要地，以西就是唐时所称的黄河九曲地区。睿宗年间，吐蕃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获取了本属唐境的九曲之地，从此整个陇右南部地区完全暴露在吐蕃威胁之下。唐的这一重大战略失误，直到石堡城被收复并稳固占领，才得到了弥补。不过对于李宗俊的说法，也有不少反对意见。看来对于唐蕃古道的众多谜团，还有待更多史料以及实物的证据。

　复杂路网中究竟谁主谁辅？

　2014年五六月间，由陕西、甘肃、青海、四川、 五省区18位考古专家组成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险」考察了沿线44处考察点。一般认为，唐蕃古道分为东段和西段两部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团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指出：「西段就是从鄯州到吐蕃牙帐（ ），这是唐蕃古道的主体部分，它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文献记载的驿道，由玉树经聂荣、那曲至 ；南线即从玉树经四川石渠县、德格县，进入 江达县，经察雅、芒康、林芝、工布江达进入 ，是近些年通过考古发现逐步确认的唐蕃古道的新支线」。张建林说，文成公主从西安出发，究竟走了多长时间，是由北线还是南线进入 ，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记载，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记者了解到，东段同样也可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南路，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北岸先到马嵬驿（今咸阳市兴平县），穿过周原和古都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进入陕甘交界的陇山，出大震关，过天水、甘谷、陇西、渭源至临洮，在临洮又分为两条支线，一路由临洮北行至兰州，经今民和、乐都至西宁；一路由临洮西行，经今临夏、永靖、民和、乐都至西宁。

　在这复杂的路网结构中，哪条是主路，哪条是辅路，还是并无主辅之分，只是行者临时的选择，都并没有肯定的答案。结合历史记载可以知道玄宗西逃，金城公主入藏都曾经过马嵬驿，可见走的是南路。因此也可推断文成公主入藏同样是走此路。而隋炀帝李广于大业五年亲率规模浩大的队伍由南路至西平（西宁）击吐谷浑，其车驾也是选择南路。此外，名僧玄奘及一些边地官员等亦是由南路到兰州（玄奘由长安至兰州转行武威入西域）、西宁或入蕃。由此可见，南路在长安至西宁间的交通上似乎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从实际的地理情况上看也可以为此得到解释：兰州线路程较短，但临夏县更加通畅平坦，对于大队人马来说优势就更加明显。

开宝藏

Kaibaozang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朝命张从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经全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告成。因始刻于开宝时，后世遂称《开宝藏》。

基本介绍 中文名称 ：开宝藏 馆藏地点 ：国家图书馆 所属年代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开宝藏》完成雕版13万块，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首刻全藏印本曾于北宋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门奝然传入日本。此后，还经过三次比较重要的校勘修订和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及《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形成三个不同的版本：①咸平修订本。北宋端拱二年（989）到咸平（998～1003）年间的校订本；②天禧修订本。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校订本，曾于乾兴元年（1022）传入契丹和高丽；③熙宁修订本。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熙宁以后，陆续有新译本增入，到北宋末年，已积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 其后版送汴京存储，今所见大藏残卷，多印于崇宁、大观 (1102～1110) 时。卷后或有由中书印木记，可证版在汴京。靖康之变(1127)时，尽为金人掠去。《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现存的数卷为开宝年间雕造，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 北宋刊藏始于开宝，亦中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之始。《开宝藏》全藏久已无传，现存残卷皆硬黄纸印，卷轴装，每卷中行字不一。残卷存世亦寥寥无几，至足珍贵。据传陕西青莲寺、太原崇善寺等处曾有《开宝藏》零帙，尚待访求。今将所见零卷，列述如下： ①《杂阿含经》，存卷三、三十九两卷，开宝七年刻本，每版22行,行17字,卷三十后有“大宋开宝七年甲戌岁奉雕造，内侍省内侍黄门勾当印经院刘惟德”题记3行； ②《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存卷上一卷，开宝六年刻大观二年印本，每版 22行，行 17字，卷后有“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雕造陆永”2行，又木记、 文字3行“熙宁辛亥岁仲秋初十月中书子奉圣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提辖等勾印经院事演梵大师慧敏等”。 ③ 大宝积经》，存一卷，卷第一百一十一。国家图书馆自2007年10月从民间所收。这是近年入藏国家图书馆最重要的一件古籍善本。其与通行本《大宝积经》的经文差异，为研究我国第一部雕版佛教大藏经又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证据。 以上4卷今藏国家图书馆。 ④《大方等大集经》，存卷四十三，开宝六年刻本，每版23行，行14字。此卷叶恭绰旧藏，今归上海图书馆； ⑤《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二百六，开宝五年刻元符三年(1100)印本，每版23行，行14字，首残，卷后有“大宋开宝五年壬申岁奉雕造陆永印”一行，又木记“同登觉岸时皇宋元符三年岁次庚辰八月四日庆记”一行。今藏山西省博物馆。 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五百八十一，今藏中国佛教协会； ⑦《妙法莲华经》存卷七，《大云经》存请雨品第六十四，以上2卷今藏山西省高平县文博馆。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