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指宋代刻印的古籍。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其家藏图书达89000多册。他为搜寻宋刻本，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据统计，今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到的宋刻本，总量不会超过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印书的纸张，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为原料。就其质料来说，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采李致忠说）。宋代刻印之书，由工于书法的人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宋代丛书除了首创体例的《儒学警悟》之外，当以左圭的《百川学海》影响最大。左圭字禹锡，号古郧山人。此书编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书前有左氏自序，书名《百川学海》取自于西汉扬雄“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一语。书中汇集唐宋人著作为多，间及两晋南北朝人著述，共计一百种，一百七十四卷，以天干为序，编为十集，每集包括十种著作。许多唐宋人的杂著，特别是一些农学典籍，如唐代陆羽《茶经》，宋代蔡襄《茶录》、《荔枝谱》，释赞宁《笋谱》，范成大《梅谱》、《菊谱》等藉此以流传。这部丛书虽成于《儒学警悟》之后，但《儒学警悟》收书仅六种，且都是宋人著述，而《百川学海》则搜集丰富，跨越数代，所收书包罗经、史、子、集四部，奠定了综合性丛书庞杂、总聚的规模。此外，《百川学海》成书后，不仅曾在宋代刊刻，明代又两度重刻，流传较广，其对后世丛书刊刻的影响，超过了《儒学警悟》。因此，民国时陶湘在影刊《百川学海》的序中说：“若求其搜采渊宏，体例完备，于学术得融贯之益，于原书无割裂之嫌，合四部以成编，如百川之归海，名实相副，巨细无遗，开从来汇刻之风，为后世丛书之祖者，惟左氏《百川学海》，庶几足以当之。”可见《百川学海》在丛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不次于《儒学警悟》。该书现有宋刻本一种，明刻本两种，民国影刊本两种。各种版本的卷数和每集所收种数不同，编排次序也有差异。

从我个人学习到的知识，最早的景宋刻本大多是针对宋版书籍进行翻刻的一种手法，而后的一些翻刻版本也大多用此类名称来予以区分，古玩鉴定当中，有大量的晚清民国的景宋刻本仿造宋版书补上藏书章声称是宋版书，以谋取暴利。而四库全书当中很多人都知道，从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兴盛了北京的琉璃厂以来，大多的宋代到明代时期的古籍善本汇集于此，再加上翻刻大多是宋代书籍，所以显得更为准确珍贵，宋代以文治天下，唐诗宋词更是对这两个朝代的文学成就的一种肯定，所以我想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才会在四库全书当中有所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