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拉卜楞寺的保护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拉卜楞寺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凡在寺院从事保护、管理、宗教、旅游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适用本条例。第三条　拉卜楞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拉卜楞寺图书馆（藏经楼）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寺院的总体保护与管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第四条　自治州和夏河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保护寺院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寺院、僧众的合法权益；寺院应当接受当地政府管理；僧人应当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第五条　寺院的保护与管理工作由自治州和夏河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纳入自治州和夏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保护与管理措施，统筹安排保护与管理经费。第六条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当地人民政府的宗教、文物、旅游、公安、消防和环保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主管寺院宗教活动、文物保护、旅游服务、治安管理、消防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工作；其他相关部门也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寺院的保护与管理工作。第二章　保护与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第七条　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为寺院保护与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学习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对僧人进行寺院保护与管理的教育，增强保护与管理的意识；

　　（三）对僧人进行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教育；

　　（四）引导僧人潜心修行，提高佛学造诣；

　　（五）处理寺院日常事务，保证各项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

　　（六）建立健全和执行各项规章制度，防范和处理寺院在宗教活动、文物保护、旅游服务、消防安全、卫生防疫以及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突发事件；

　　（七）建立文物档案名录，并报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八）制定完善寺院文物保护与管理措施。第八条　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按照科学管理、依法保护、合理利用、措施到位的原则，加强内部管理，落实工作责任制，认真执行各项保护管理措施，并主动接受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监督、检查。第三章　保护范围与对象第九条　寺院的保护区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保护区范围以省人民政府划定的范围为准。第十条　寺院的文物保护对象包括：

　　（一）经堂、佛殿、佛塔、囊钦、日朝、转经房廊、僧舍及护林等；

　　（二）佛像、经卷、壁画、唐卡、法器、供器、转经轮、诰封、册文、印鉴、匾额等重要文物以及书画、手稿、印版等文献资料；

　　（三）教义教规、仪轨仪式、法会法舞、藏戏音乐、节庆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其它活动及文物。第四章　保护与管理第十一条　寺院保护区范围内的经堂、学院、佛殿、佛塔等建筑物及其他文物均受法律保护。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取、调用、移动、交换寺内文物。第十二条　寺院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违反宗教禁忌和伤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的言行；

　　（二）开办影响正常宗教活动和文物保护的经济实体；

　　（三）在建筑物及保护设施上张贴、涂写、攀登、翻越；

　　（四）在禁止拍摄区域拍摄；

　　（五）未经许可测绘各种类型的佛像、建筑物、雕刻等；

　　（六）取土、采石、焚烧、砍伐、射击、狩猎等；

　　（七）未经许可摆摊设点、设置广告、乱倒垃圾、制造噪音等；

　　（八）运输或者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违禁物品；

　　（九）非法安装卫星接收设施和散播非法印刷品；

　　（十）影响寺院安全的其他活动。第十三条　在寺院保护区范围内，对影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依法清理。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寺院保护区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不得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损坏寺院和寺院文物安全的作业；不得建设污染寺院及其环境的设施。

甘肃武威磨嘴子，两千年前，最早的汉墨孑遗 如今的书家，多不重视墨！何故？皆因墨来之容易。一瓶三十元的墨汁，就可尽情挥洒数纸。在古代，墨不易得。好墨，更是寸墨寸金。 如此来看，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汉代丸墨，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它是现存最古老的墨之一，是汉墨孑遗。为我们揭开了汉代的制墨工艺。 1先民最早掌握色彩 对色彩的使用，标志着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先民们较早掌握的两种色彩，要算黑色和红色。这一点，从距今八千年前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上能看到。 先民们绘制彩陶图案的色彩，多用红黑两色。这两种色彩，也是先民最容易获得的颜色。 黑色源自于炭黑，可以是烧黑树枝，可以是烧火熏出来黑色。故此，在小篆中黑色字形，上面是古「 ”囱”字，即烟囱；下面是「 ”炎”(火)字，表示焚烧出烟之盛，合起来表示烟火熏黑之意。东汉许慎《说文》中说：黑，火所熏之色也。 红色的来源又有所不同，似乎比黑色的来源更多一点。红色可以是红色砂岩，也可红土，也可以是血，人血或者动物的血等等。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民们对红黑两色掌握，也从简单，容易获得的物质，逐渐固定到矿物中，其中黑色来自天然石墨，红色来自丹砂，丹砂也叫朱砂。 先民们用红黑两色，在彩陶上绘制出精美的图案，表达着他们审美，记述他们收获，展现他们的崇拜。可以这样说，对于黑色使用，至少已经延续了八千年之久。 2殷商时期出现墨 那么，墨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 墨，由来已久。上古写字多用竹挺点漆而书。但在殷商时就有墨了。春秋战国，大篆流行，墨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有关墨的词语也多了。不过依旧是石墨磨而书之。石墨，其实是指画眉石。到秦汉之际，墨才渐渐出现。 现存最早的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4号秦墓。这是一块圆柱状的墨，直径12厘米，高12厘米。研究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工松烟墨。 从这个墨的形状看，当时墨已经能够大量生产了。 在秦汉时期，墨的加工成型，还没有采用模型，而是采用了后世制作中药丸的方法，加工成丸。古籍中多有丸墨，墨丸之类的词句出现。究其原因，当时墨的颗粒比较粗，似乎掺入的胶也不好，比较松散。到了东汉时期，墨的加工工艺有了突破，逐渐出现了用模具压制的墨锭。 3武威出土的汉墨 甘肃境内出土过多枚丸墨。尤其以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汉代丸墨最有代表性。 这块丸墨，高45厘米，底径28厘米。算是汉墨的孑遗。略近圆柱体，顶部渐收分为圆弧，底平，似细一点的小馒头，一头大，一头小，有磨用过的痕迹。显然，人们用捏着大头，用小头研磨。墨色乌黑透亮。汉墨的基本原料一般采用松烟或桐油烟，故而墨性浓黑光洁，是现存最早的块状合成墨之一，为汉墨中所罕见。为认识墨的源流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汉代的制墨，比先秦时期，有非常大的飞跃。也是一个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墨的主要来源是石墨。这时，制墨的主要原材料，逐渐转向松树，也就今天人们所说的松烟墨。不过，石墨也延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到了汉末，曹操修筑铜雀台中还藏有大量石墨。 西汉时期，陕西千阳的制墨已经名重一时，为汉王朝办公墨的主要产地。当时，「 ”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隃糜即今陕西千阳。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人们讲究百里不贩运，从考古资料来看，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均出土过墨。可见，各地都能生产墨。 武威磨嘴子出的汉墨，有可能就是武威当地生产的，而且也形成一定规模的墨丸销售市场。《汉书》中提到，当时有人，拿着公款去购买时令水果，谁知他却购买了墨。可见，墨的制作销售，基本上在市场中普及了。 4汉墨从中原传向西域 东汉中期以后，墨的制作逐渐采用了模具。 三国魏晋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的说法，魏有韦诞， 晋有张金， 均以制墨著名于当时。卫夫人《笔阵图》曰：「 ”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墨丸造型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螺子墨。唐时，祖敏以制墨而闻名。至南唐， 李廷珪父子制墨，墨锭大成。宋时出现了香料金箔入墨。此时，墨已至尽善尽美境地。以后，制墨名家不断，元有十余人，明有百余人。 甘肃酒泉的魏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过墨。有人记述：「 ”西域僧书，言彼国无砚、笔、纸，但有好墨……人们认为，墨逐渐从中原地带向西传播。 有墨，就有收藏。老墨，研后而写，墨色光亮，阳光照下，泛紫色。宋代司马光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两，好之成癖。可惜，不知他藏墨的最后归宿了。老墨价格也不低，1930年前后，用漆盒装的康熙吴守默玉堂墨，八锭，价值八百大洋。便宜的康熙曹素功千秋光墨一盒也要四百元。 5墨书写的汉简寸土不丢 武威是河西走廊东端重镇。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长途奔袭河西走廊浑邪王和休屠王，汉军「 ”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汉武帝又命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乘胜从北地郡再次出兵河西，此次「 ”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这一战役，匈奴彻底退出河西地区的关键。 西汉踞有河西之后，打通了连接西域的丝绸之路，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络，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汉王朝为控制西域，守卫河西走廊，在这里修筑了规模宏大的汉长城。河西走廊的汉长城东起令居，西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北到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形成了钉子形的防御体系。 为守卫河西走廊，汉武帝下令大量移民实边，移民的主要是「 ”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据记载，西汉 ，先后五次大规模移民河西走廊，到西汉末年，在河西走廊的徙民和戍卒数量猛增到50万。 大批戍边将士，生活在这块地方，扎根落户，成为河西走廊的开发者和守卫者 。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展现着大汉王朝崛起时张力。 武威磨嘴子汉墓群位于武威南15公里的祁连山下，杂木河西岸。这是一处高处河岸的黄土地台，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多次发现汉墓，出土了陶器、木器、漆器、铜器、铁器、简牍、鸠杖等等。这些器物见证了汉代，河西走廊戍边将士们的生活。 墨，从土，从黑。土不可丢。据说，张大帅曾给一东洋人，题字，最后落款「 ”张作霖手黑”。别人说写错了。大帅却言，这叫寸土不可丢。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随葬丸墨，就是当时戍边将士，书写公文，家书所用的残墨。也是那个年代，大汉王朝开疆拓土，昂扬向上的见证。 ​ 王文元原创作品 请关注 请转发 版权已保护，谢绝转载， 盗用必究！

在永昌县一个叫者来寨的村庄里，一些村民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体貌与众不同。根据有关方面考证，这些极具欧洲人特征的村民，就是古罗马后裔。然而，日前根据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查考，在先秦以前一直到明清时期，曾有大量的外国居民和过客，在河西地区经商、居住或生活。

公元前623年-前175年月氏人和乌孙人

根据汪受宽教授考证，秦汉以前，河西走廊曾经是大夏、月氏、乌孙等欧罗巴人种的居住地。汉朝占领河西走廊以后，一直到明清，这里有留居或回迁的月氏、乌孙等族宗裔，有归附中央皇朝的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外族或外国人被安置于此，有无数西方来华的君王、商贾、使臣、学人、僧侣、签军等欧罗巴人种的过客或整个部族留居，还有由东边派来驻守、为仕或迁来居住的欧罗巴种个人或家族。

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之中出土了一件青铜“人头銎钩戟”，戟上人头像活脱脱勾画出了一位具有白种人体质特征的民族：长颅、深目、高鼻、窄面、薄唇、头戴护耳尖帽。这说明，在先秦以前的相当时段，中国北方从山西北部，到陕西北部，到甘肃东部中部西部，一直到新疆、中亚的广大地区，生活着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欧罗巴种草原民族。

月氏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民族。大月氏是河西月氏人西徙的一部分。《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当时的大月氏人正是深目多髯的欧罗巴人种。乌孙，曾经是与月氏同在敦煌、祁连山之间游牧的古老民族。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大量的乌孙人西迁河西。上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酒泉、玉门一带发现骟马类型遗址，就是乌孙人在河西走廊活动的文化遗迹。《汉书·西域传》有注：“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本其种也。”据此，乌孙人皆为碧眼赤须、深目高鼻的白种人。

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09年）匈奴人

公元前203年，匈奴冒顿单于率兵打败月氏，夺取河西走廊地区。前121年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浑邪王斩休屠王降汉，汉完全占有河西走廊。这80余年间，河西的主要居民是匈奴人。

汪受宽教授解释，关于匈奴的人种，古籍没有记载，现代学者从文献、语言，以及考古材料研究的结果认定：“匈奴人种最初应属于北亚蒙古人种或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十分密切的人种。其北部和西段，有欧罗巴人种的混合。”其主要原因是，匈奴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许多欧洲种的戎人（如义渠戎、乌孙人、月氏人）投靠归附，这些人就构成了河西走廊和西域的蒙古人种的欧罗巴人种。

有专家学者认为，河西休屠王就是欧罗巴种人。因为休屠王太子金日被汉俘获后受到汉武帝的青睐，最后成为托孤重臣。《汉书·金日传》称：“日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当他因善于养马而受到汉武帝喜爱重用时，“贵戚多窃怨，日‘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武帝病甚时，霍光将辅佐幼主之责让于金日，金推辞道：“臣外国人，使匈奴轻汉。”从当时，金日的身高、像貌，到人称其“胡儿”，自称“外国人”，以及独一无二的“祭天金人”铜像来看，都使人产生匈奴休屠王家族就是欧罗巴人种的猜想。另外，匈奴单于往往有一位西域国的阏氏，其子孙混有欧罗巴人种的血缘也就不足为怪了。

隋唐五代（公元581年-959年）昭武九姓人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有诸多的商人、使者来华。其中，波斯曾多次遣使入朝，还有许多波斯商人长期留华不归。这些，有考古资料可以得到证实，1955年出土于西安城西土门村附近的苏谅妻马氏墓志载明，墓主就是留居长安城的波斯人。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在647年至762年的115年间，波斯28次派使节到唐朝。阿拉伯帝国在唐史中称为大食。史载，651年至747年近一个世纪里，大食22次通使唐朝。除了波斯和大食之外，昭武九姓与唐的来往亦非常频繁。

昭武九姓，是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西域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的粟特民族和国家的统称。具体指康国、安国、钹汗国、米国、史国、何国、乌那曷国、穆国、漕国共九国的王族皆姓昭武，为昭武九姓。九姓的祖先是月氏人，原居河西昭武城（有学者称“张掖”即“昭武”转音）为匈奴所破，迁居葱岭，分为多个小国。昭武九姓“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李白曾以诗的语言进行描述：“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谲诡貌，岂知造化神。”由此，准确表现了昭武九姓绿瞳、卷发、鼻高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汪受宽教授说，唐代武威有许多欧罗巴种人定居或做官，凉州更是昭武胡人的一个居住中心。唐岑参的诗中，有许多提及河西凉州胡人的诗句：“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另外，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借胡人狮面舞形象表达了凉州胡人因安西路断无法返回故乡的悲伤：“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李端《胡腾儿》更有诗言：“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蒙元时期（公元1226年-1368年）中亚人

蒙古族于13世纪初在蒙古草原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通过一系列的战争，不仅消灭了西辽、西夏、金、大理、南宋而统一中国，蒙古的铁骑还横扫整个大陆和东欧，从而建立了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至多瑙河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

蒙古人在西征的过程中，将征服地大批具有生产、作战能力的工匠、士兵、学者、青年男子和妇女、儿童掳获，迁徙到东方，从青壮年中挑出一些人，编为签军，加入蒙古军队。根据相关方面统计，蒙古人共从中亚掳掠了100万左右人口（该数据为蒙古人西征前军队总数的15万左右的7倍）来到中国，开始了中亚人在中国的民族变迁过程。1226年蒙古军队攻占西凉府（今武威），1227年灭西夏，河西走廊成为蒙古大汗的控制地区。1229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将其次子阔端封于西凉为中心的西夏故地。而阔端的部众之中有许多来自中亚签军，这些属于欧罗巴种的色目人，长驻武威、永昌一带，对当地人的血统有一定的影响。

汪受宽教授指出，河西走廊是东西方交流陆路的必经之地，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以河西及宁夏为主的甘肃行省成为被蒙古人掳掠的中亚人的最早聚散地，同时也是东来中亚人的居留地，仅在“肃州（今酒泉）东关内两条各一里多长的街道上经商者‘番回居大半’”。

《渑水燕谈录》卷四的原文是：

范文正公轻财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贵，于姑苏近郊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以养群从之贫者，择族人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纳。人日食米一升，岁衣缣缣：细绢一匹。嫁娶丧葬，皆有赡给。聚族人仅仅：将近百口，公殁逾四十年，子孙贤令令：善，美好，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废弛。

《渑水燕谈录》卷四的原文翻译是：

范仲淹轻视财富，喜欢施舍他人钱财，尤其对待族人时特别宽厚。他富贵之后，在姑苏靠近外城的地方买了好的田地数千亩，当作义庄，用来养活跟随他但比较贫穷的人，他选出一个辈分高而且有贤能的人来管理他资金的进出，每个人每天吃一升米，每年拿一批细绢做衣服，另外婚丧嫁娶，都会给他们钱。聚集的族人将近有一百口。范仲淹死了之后四十年，子孙贤明善良．一直都尊奉范仲淹的规矩做法，不敢废止。

注释

①缣(jiān)：细绢。②仅：将近。③令：善，美好。

相关知识：

《渑水燕谈录》是由王辟之所著的史料笔记，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渑水燕谈录》主要记录了宋哲宗绍圣年间以前到北宋开国之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作者脱离仕宦，悠游林下，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博记杂识，主要是为了“谈谑”。

作者简介：

王辟之，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担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知县，曾“废撤*祠之屋”，作伯夷叔齐庙，以“贵德尚贤”闻名。

绍圣二年（1095年），知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拊养柔良，锄治奸滑”，使境内人民安居乐业。曾经有手下的官吏受贿，别人在告发这个官吏时把王辟之也一块告了，王辟之神色不变，对上级来调查的人说：“白头老翁安能畏吏苛民耶？”意思是说自己是清白的，不怕上级调查，也决不对错告他的老百姓打击报复。后来上级查明了事实真相，证实王辟之是无辜的。王辟之对古代先贤十分思慕敬佩，不但为曾经在忠州做官的刘晏（唐代理财家，曾被贬为忠州刺史）、陆贽（唐代骈文家，曾被贬为忠州别驾）、李吉甫（唐代地理学家，曾被贬为忠州刺史）、白居易（唐代著名诗人，曾被贬为忠州刺史）修了“四贤祠”，而且以这些名官为榜样，“兴旧起废，慨然不倦”，以廉洁勤政、务实爱民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北宋著名词家、书法家黄庭坚在《忠州复古记》中，高度称赞他“知务乐善，击强拨烦，才有余地”。

绍圣四年（1097年），王辟之从忠州任上致仕还乡。回到家乡临淄后，他隐居在渑水河畔，过着饮酒赋诗、悠闲自得的生活。渑水发源于临淄齐故城小城西由南向北，经长胡同、督府巷、东石桥、邵家圈，至王青庄南分为两支，北流经广饶入博兴者为渑水，西流经梧台入画水者为系水。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渑水与系水同源。”渑水附近，齐文化内涵丰富。《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记载：晋昭公与齐景公在宴席上投壶，齐景公说：“有酒如渑”，形容其酒之多。《淮南子》载：善于烹饪的齐桓公宠臣易牙，能尝辨出淄水与渑水的味道。《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鲁仲连谓“田单黄金横带，骋于淄渑之间”。在渑水河畔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喜欢文学的王辟之经常和朋友们欢宴，追古抚今，指点江山，畅谈一些风土人情和官场趣闻。后来他把这些听来的故事，整理成了《渑水燕谈录》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题《渑水燕录》，作王辟撰。

　　木本乎根，人本乎祖。民族始祖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神圣血缘观念的具体表现。伏羲是古代传说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是中国医药鼻祖之一。在甘肃天水，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天，水市民众自发集会到伏羲庙祭奠“人宗爷”，乞求幸福安详，新年好运气。现在我们来了解下这特别的甘肃文化吧。

　天水伏羲文化节是甘肃省天水市一年一度的大型祭祀伏羲典礼的群众性节庆活动。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举行，相传这一天是华夏始祖伏羲的诞辰，而天水就是伏羲的故乡。因此，每年的祭祀活动已经成为天水人生活中一个隆重的节日。

　历代名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朱熹这些诗文豪杰文化巨擘，都留下了赞誉伏羲的诗篇，其中，曹植的《伏羲颂》对伏羲贡献的概括尤为精辟“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网罟渔亩，瑟以象时，神德通玄。”诚然，正是因为伏羲的无量功德，才开启了后世星河灿烂的文明之旅。

　伏羲氏，风姓，母曰华胥，古成纪人（今甘肃天水秦州一带）。相传伏羲人头蛇身或人首龙身，以蛇或龙为图腾，智慧超人，继承了部落首领燧人氏，引导万民从无知走向开化，从蒙昧迈向文明，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伏羲出生于甘肃天水，并在这里推演八卦、教化人民，并教会人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是一位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领袖人物，被华夏民族尊崇为“人文始祖”，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之一。

　天水伏羲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纪念上古“三皇”之一伏羲氏的明代建筑群。临街而建的伏羲庙，院落重重相套，四进四院，宏阔幽深。庙内古建筑包括戏楼、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钟楼、鼓楼、来鹤厅共10座；新建筑有朝房、碑廊、展览厅等共6座。新旧建筑共计76间。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沿纵轴线依次排列，层层推进，在肃穆恢弘的气势中更显庄严雄伟。

　在传统文化价值日益重大，意义更为突显的当下，祭祀伏羲——从早期的民间祭祀转化为公祭，在官方的认可与重视中，公祭伏羲的文化象征意义更为深远。

伏羲

伏羲，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纪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发明了瑟，创作了《驾辨》曲子，他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也留下了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

女娲

女娲，娲读wā，中华上古之神，人首蛇身，为伏羲之妹，凤姓。起初以泥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而后世间天塌地陷，于是熔彩石以补天，斩龟足以撑天。

轩辕黄帝

黄帝同炎帝并称中华民族始祖，华夏部落联盟领袖，我们的祖先。以他首先统一华夏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关于皇帝是哪里人，有河南说、甘肃说、昆仑说。暂且按甘肃说。

秦始皇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赵氏，名政。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将大臣议定的尊号改为“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祖籍赵郡隆庆，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李白

李白（ 701年2月8日-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 ， “诗侠”之称。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

春秋五霸之秦穆公

秦穆公（？—前621），一作秦缪公，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嬴姓，赵氏，名任好，其全名赵任好。秦德公赵嘉之少子，秦宣公赵恬、秦成公赵载之弟。 春秋五霸之一

董卓

卓(-192年4月23)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东汉末年少帝、献帝时权臣。官至太师、郿侯。原本屯兵凉州，于灵帝末年的十常侍之乱时受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进京，旋即掌控朝中大权。其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联合讨伐，但联合军在董卓迁都长安不久后瓦解。后被其亲信吕布所杀。

飞将军李广

李广（—前119），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中国西汉名将。汉元光六年，任骁骑将军，领万余骑出雁门击匈奴，因众寡悬殊负伤被俘。匈奴兵将其置卧于两马间，李广佯死，于途中趁隙跃起，奔马返回。后任右北平郡（治平刚县，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太守。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元狩四年，漠北之战中，李广任前将军，因迷失道路，未能参战，愤愧自杀。

马三立

三立，原名马桂福，1914年－2003年2月11日。马三立是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相声“泰斗”。

还有很多名人，就不一一列举了！

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

古籍中的昆仑山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脉吗？昆仑山只有一处还是有几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昆仑这个区域实在是太神秘了，以至它的确切位置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歧说纷出，聚讼不断。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昆仑山是黄河的源头，盛产玉石。因此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联系黄河源头来确定昆仑山的位置，并以出产玉石作为旁证。

最早确定昆仑山位置的是汉武帝。张骞“凿空”西域，了解到一些西北地理知识，回来报告黄河源头就在于阗（即今新疆和田附近），但他以为昆仑山还应在更西边的地方。以后汉武帝不断派使者到西域各国。《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于是，武帝断然拍板定案：昆仑即于阗的南山。此说一出和者甚众。我们今天地图上的“昆仑山脉”便由此得名。

但是，历代地理学者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以为然，只是因为有了这一说，必要时姑且沿用而已。与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就认为于阗南山够不上高峻美丽的条件，不是昆仑山。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对于阗南山也仍叫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说的“昆仑”两字。后来有的学者则认为于阗并不是黄河的源头，从昆仑和黄河的联系上排斥了武帝的昆仑说。

《山海经》曾提到“海内昆仑之虚”。为《山海经》作注的东晋郭璞就此指出：“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清朝的郝懿行在注《山海经》时继承了郭的说法，提出有大昆仑和小昆仑之分。由于古籍记载的问题，又由于对黄河源头看法的不一致，很自然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几处昆仑山。

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总计前人诸说，指出昆仑山共有七处：“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渐渐趋向昆仑一元说。但是说法仍然不一。

岑仲勉针对陶保廉的统计，通过考订，得出结论：“海外、新疆、卫藏及北印之四昆仑，皆即古昆仑。非名称如一，地点亦未有异。西宁、肃州两昆仑者、古昆仑之东支，……唯青海之昆仑、则因真河源发现而层化。由是言之，昆仑之广义，实一元也。”岑认为古代昆仑是泛指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以及青海地区的一些山脉。

吕思勉综合《禹贡》、《说文解字》、《十六国春秋》等资料，指出汉武帝之前人们以为的黄河源头是在今札陵泊、鄂陵泊处，昆仑山应是酒泉的南山（也就是在个祁连山附近）。至于把于阗当作河源并以此来确定昆仑山，那是汉武帝时君臣们的“自误”。

顾颉刚则以为在《山海经）中昆仑山只有一处。他说：“许多人不了解《山海经》有整体性，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以为在图和经里，这几个昆仑山不在一处，便说‘海内昆仑’怎样，‘海外昆仑’怎样，这是大误。”并指出昆仑山和黄河源头“可以不发生必然的连带关系”，但他也没确定昆仑山究在何处。

他说昆仑山或在甘肃，或在青海，或在新疆，三处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从神话传说的传播这个角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古籍中记载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时至今日未有定论。或许昆仑山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不能指出它的确切位置。因此，昆仑山位置的千古之谜，看来要结合神话学等学科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