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划定标准规定，其实并没有一个特殊的规范。信阳地域的方言，便是受中原官话与南方地区湖湘方言的相互危害。假如一定要实际分得话，方言区下边有方言亚区，信阳方言这种独特性，便是两个方言区里面的一种方言亚区。说归属于二者里的哪一种，全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有自身的与众不同，是一种在历史时间相融中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方言。河南省大部分包含信阳都归属于八大官话里的中原官话，这目的是为了依据每个地方音标发音的明显的差别和历史原因开展区划的。中原官话的特点是古全浊拼音声母字今读阴平，以河南省方言为意味着，在国内而言，除开官话还有很多方言，

即使是同一个官话区，也是有许多规划区，经由多次的探讨和推理，现将中原官话分成十四个规划区，而信阳就归属于信蚌片。信阳对湖北省信任感强是有历史原因。宋朝时，信阳是所属与荆湖地域，到元朝时期才被划归河南省，如今也湖北省接攘，信阳人语言表达及其一些风俗习惯都和湖北省尤其类似，乃至有一些信阳人也不会说河南话，孩孑读大学、打工赚钱也优选武汉市。因而，襄阳人的语言表达和生活习性与南阳市有许多共同之处。可是，清朝之后，武汉、荆州市不会再所管南阳市，可是，信阳在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在湖南的所管下。最主要的是信阳离武汉市特别近，

许多信阳人都在武汉做买卖，湖北人也喜欢到信阳去休闲度假，武汉市与信阳的相处特别多。信阳的语言表达和生活习性受武汉市危害也就非常大了。改革开放前，不但武汉，并且全部湖北省官方网到民俗都自称为“位于中原地区”，自然认同自己是中原地区人了。事实上，刘邓“挺进中原”便是进入湖北省，由于刘邓进到的大别山区，绝大多数在湖北省。而“中原突围”也主要是出现在湖北省，即全国各地大多数觉得湖北省“位于中原地区”。信阳由于京广线的缘故，和武汉市中间交通出行十分便捷。加上信阳在地理上处在秦岭淮河一线南端，

归属于地理上的南方地区，日常生活饮食结构和湖北省贴近，反倒和北方地区不一样。由于信阳到武汉市十分便捷，武汉市城市的发展又十分快速，因此许多信阳人来上海工作，乃至在武汉买房居住。可是，内心深处她们或是觉得自己是山东人。武汉和河南省南阳市紧挨着，风俗人情，历史人文相仿，同为南襄山间盆地，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武汉归属于南阳郡管辖范围，后面行政区域划分吵吵闹闹，随时变化，互相管辖范围有重合。方言上类似的位置多，但进出也非常大，和河南省或是有显著不一样的，只有说历史多有联系，有历史渊源。

一、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概况

二、常州籍言文字学家

■常州籍语言学家大盘点

朗读者 最后编辑于 2018-08-01 12:00:00  1296  0  0

常州盛产语言学家，盘点一下果不其然。

清浅而古拙的江南话从古至今孕育出众多著名语言学家，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江苏最早的语言学家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韦昭，常州语言之翘楚则勃发于清代，群星璀璨，成果卓然，从古代小学到现代语言学****中都有常州名家，着实令后人骄傲。

一代朴学宗师段玉裁为常州金坛人，其文字训诂学成就是继东汉许慎之后该领域出现的又一块里程碑，功勋卓著。他由经学以治小学，《说文解字注》——“段注”被同时代人奉为圭皋，“自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为“说文四大家”之首。此书从研究到刊印不仅凝聚了段玉裁30余年的学术功力，也耗尽了段玉裁全部积蓄，倾囊而著，1815年5月刻成付印，9月段玉裁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他对学生说“吾以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此铁骨节操后人唯有扼腕恸之难以望其项背。段玉裁外甥龚自珍发出“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之感叹，此中定有对外公段玉裁的赞誉。龚自珍曾在外婆家生活过，许是受外公的影响，对语言亦极为敏感，并记下了外婆家的金坛话，名曰《金坛方言小记》：

人曰宁。人无老少男女皆殿以老。如此曰葛。如之何曰那宁处，亦曰那宁达。不曰弗。问词曰爹。问何所作曰作爹特。问何等物也曰爹东西。特者指事词，又已然之词。曾祖曰曾公。祖曰耶耶。祖母曰埋埋。父曰爹爹。母曰娘。兄曰大郎。弟曰弟子。城中二读如泥，其四鄙二读如市。上读如酿，去读如磕。游谓之弗相(长言之曰弗相相)。呼取物来日捉了来。立曰跨。挟一人与俱曰孪。揭壁上败楮曰亨。以火熟物曰笃。雄卵子曰子。豆腐之豆读如头，是以去为平也。凡杭州言阳平声十九为阴平声，如鱼龙猫是也。口吃者谓为之笃笃。自谓其曹曰我家，亦曰我龛。日曰聂。昼曰聂脚，夜日夜头。式活助词也。法犹否也。勖犹休也。能够者甚词，亦至于此极之词。凡一切鬼神皆曰菩萨。

“小记”记下了当时金坛话的吴语特色。

真正的大师一定是独树一帜，一定不是独木成林，他们治学之光照耀更多人。清代是常州文化鼎盛期，以段玉裁为代表的《说文》研究及其他相关语言学研究亦蔚然成风，名家辈出，硕果累累。

常州词派始祖张惠言及其子张成孙著有《说文谐声谱》；洪亮吉著有《汉魏音》，孙星衍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与洪亮吉并称为“孙洪”。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之侄庄述祖为说文学家，专著多卷；庄述祖外甥常州学派另一重要奠基人刘逢禄撰有《诗声衍》，提出古韵二十六部之说，成为黄侃二十八部分法的直接来源。当文学家音韵学家们潜心研究音韵声律的时候，一部别开生面研究吴地词汇的书出现了，这就是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它是我国一部较早的释义、考源的方言词典，引起后人广泛关注。据载1716年前就有一位名是奎字玉雯的武进人出过一本叫《太谷元音》的书，该书研究清代南音，把韵母系统分三大类，有字之音为四十八，其中舒声三十七韵入声十一韵，此人应是常州语言学研究先导者之一。

当历史翻过清廷迎来新文化曙光之际，常州语言学家们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武进雪雁人吴稚晖毕生致力于推行国语统一运动，他早年所创“豆芽字母”开创中国拼音之先河，1913年担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先后主持制定注意字母，编定《国音字典》，主持国语统一筹备会，修订标准音，编制教材，为民国时期推行“语同音”奠定基础。

青果巷是咱们常州的文化名巷，更是语言文化之名巷，因为现代中国从这里走出了三位令人炫目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瞿秋白和周有光。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是国际语言学界最具影响的中国学者，是中国语言学巨擘；瞿秋白在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同时关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是我国拉丁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108岁的人瑞周有光则是“汉语拼音之父”，其实周老还是文字学家，著有《世界文字发展史》和《比较文字学初探》，都是着力于世界文字研究的宏著。

章黄学派传人徐复是当代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语言学家。徐复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传承，桃李满天下，在南京师范大学培养出一大批古籍整理研究人才，他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都有独特建树，在当代学术界与教育界具有极高威望，2006年徐复以96岁高龄辞世。

常州还有一位女性语言文字学研究专家，她就是袁晓园。出生于袁氏名门的袁晓园才学过人，一生充满传奇，她是我国第一位女税务官，第一位女外交官，更令人钦佩的是1985年84岁高龄的袁晓园竟放弃美国国籍回国定居，2002年还在深圳举办了“百岁爱国老人袁晓园书画展”。袁晓园致力于汉字改革几十年，研制成功一套“袁氏拼音方案”，改变汉字难认难写的弊端，此方案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和推崇，中美邦交正常后周总理还托人将“袁氏拼音方案”推荐在6所大学试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案始终未能在全国推广，然而袁晓园提倡的“识繁写简”理念得到了普遍认可。

历史走进新世纪，在我们景仰前人功勋的同时不禁发问：这片盛产语言学家的土壤何时再发新芽出新枝？

三、常州方言概况

信阳地区把没有说成“没得”，其中信阳罗山和东四县大部分地区读（meidai，meidie），潢川南部和商城县读（meidie），光山新县读（maodie） 把“在”读作'dai'(信阳市)、或dei（潢川县），武汉话为（dai） 把动词后面的“着”都读做（dao），比如，“等倒”、“站倒”，“跟倒” 把韵母前面的u省略，“东西”读（dengxi），“算了”读“散唻”，罗山、光山、新县、潢川南、商城把u都发成ou音，如“绿豆”潢川县城读“loudou”，如“喝水”，信阳市的人说成“huosei”，信阳的南部地普遍把“zcs”音发成“jqx”，商城和双柳就是个典型，信阳有的地方把“什么”说成“啥子”，有的地方说成“么事”这些都是荆楚文化区的方言才有的，当年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信阳地区也是目的地之一，所以信阳方言又具备赣语的很多特征，从信阳市起，越往东就越明显，比如我们信阳把大小便笼统说成解手（读jiesou或gaisou），把“太阳”叫“热头”、将“开水”叫作“滚水”这就是从江西带来的词汇，其他地方极少见，信阳方言这些典型特征都是河南话和安徽诸方言（中原官话商阜片，安徽的信蚌片、江淮官话、吴徽语等）所不具备的！

信阳地区地处淮河上游、大别山北麓，东邻安徽、南接湖北，左扼两淮、右控汉河、屏蔽中原，素有“三省通衢”之称。

信阳地区现居民大多为湖南长沙、江西九江、江西南昌人及闽、粤、赣交界处的客家人后裔，清朝初期的信阳地区的主体方言应为赣语、和客家话，之后的几百年间，虽然行政上属于河南，但地理位置已经远超出中原，与安徽、湖北邻近，仅有十里之隔，且交通密切，故原方言不断被同化，逐渐形成了以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及大量赣语词汇和客家词汇相结合的方言。而究竟是受江淮官话还是中原官话的影响较大，目前尚未有定论。作为一种处于南北方言过渡带的西南官话，在汉语方言学中，信阳方言被统一划西南官话鄂北片：与片内极其相似的湖北省北部的襄阳-十堰-丹江口-老河口-随州共同为一套语言系统。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为三千，西周初期还分封八百诸侯,那时候汉语及其方言的情况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难以具体论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汉语的方言差别已可以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这段记载说明当时黄河东西的汉语方言已有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里说到齐语、楚语，表明在公元前3、4世纪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北方的汉语方言跟南方的汉语方言已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规定标准字体、使汉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但方言的分歧还是明显地存在，这在后来西汉扬雄所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一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方言》是一本各地方言比较词汇集，所收词语按通行情况大体可分4类：①通语,是各地普遍通行的;②某地某地间通语，通行区域较广的;③某地语,通行区域较窄的;④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是冷僻古语之残留，通行区域很窄。现代学者根据《方言》所称引的地名进行分合，得西汉方言区13个：秦晋、郑韩周、梁和西楚、齐鲁、赵魏之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郊和楚之中部、东齐与徐、吴扬越、楚(荆楚)、南楚、西秦、燕代。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汉语方言分布的大体情形。《方言》一书所反映的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是汉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所造成的。

　　根据古书记载,在秦汉以前的上古时代,汉语方言除了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以外，

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内逐渐形成。《汉书·地理志》注说："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大部)至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从《史记》、《汉书》及《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汉人居住，但他们的来源地并不一致。在汉人跟汉人、汉人跟异族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逐渐地形成吴、粤、湘等方言。《吕氏春秋·贵直篇》引伍子胥的话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能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这表明当时北方话的齐语跟南方话的吴语差别已经很大，而吴语、越(粤)语之间的差别倒还很小。《吴越春秋》里的渔父歌,写伍子胥由楚奔吴至江中遇渔父的故事。渔父所唱的吴歌，诗句结构接近楚辞，例如"日月照耀兮寝已驰，与子期兮芦之漪";"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月已迟兮，何以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这个例子似乎表明春秋时代吴语跟楚语的差别并不大。扬雄《方言》多次提到"南楚江湘"

,有时也提到"荆汝江湘"和"江湘九嶷",今天湖南省境内的湘方言,或许在上古时期就已形成并从属于楚语这个南方大方言之内。周秦以后，汉人逐渐南下进入南粤(今广东、广西等地)，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跟北方汉语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杂居而引起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于是就逐渐形成了粤方言。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相继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权南迁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地区，汉语和异族语发生了融合，引起汉语面貌的重大变化;在南方地区，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汉语带到江南，跟当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汉语出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颜氏家训·音辞篇

》)的混杂局面。社会的变动，人民的迁移，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会推动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这在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动时期更为明显。客家方言、闽方言乃至赣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就跟中古以后发生的人口大规模集体迁移密切相关。根据历史记载,客家先民第1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他们自河南并州、司州、豫州等地南迁，定居在江西中部一带今赣方言区域;第2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黄巢起义的战火迫使河南西南部、安徽南部的汉人以及已经南迁江西的移民继续往南迁移，到达闽西及赣南一带;第3次是在蒙古元人南下、宋室濒亡之际,中原汉人随着抗元义军继续南迁,到达粤东和粤北一带。这三次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南迁,语言学家认为是形成汉语客家方言的主要社会原因。今天的闽方言地区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汉人移居，但人数尚少。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移入闽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当时中国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北方汉人相率离乡背井，播迁于大江东西、五岭南北、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闽北以建瓯为中心的建溪、富屯溪流域，闽东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以及闽南以泉州为中心的晋江流域。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南迁，汉人进一步成了福建境内居民的主体，他们带来的当时河南中州一带的中原汉语，跟当地原有汉人所说的汉语乃至异族人所说的语言发生接触，逐渐地形成了闽方言。今天所谓"十五音"系统的闽方言，它的源头或许就是东晋中原汉人入闽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赣方言的历史形成，因限于史料，目前还难以作准确的论断。江西在春秋时代位于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在汉代则介于荆州、扬州之间。据此推测，这一片土地上的居民当时所使用的汉语，很有可能包括在吴语和楚语的范围之内，或者跟吴语和楚语有很密切的关系。魏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几次大规模的南移，江西为必经之地，当地的原有汉语方言跟被带进的北方方言互相影响、渗透和吸收，导致形成既不同于吴、粤方言又不同于北方方言的赣语。由于长期受四周方言的影响，赣方言的语言特征不够突出，分布的地域也不很明确,就现代赣语主要的语音特征看,赣方言跟客家方言比较接近，因而有的语言学者把二者合称为"客赣语"或"客赣方言"。汉语存在着方言差别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共同语，共同语的书面形式自秦代以来都是统一的。这种汉语共同语在春秋时代叫做"雅言"。《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平时大概说山东方言,但在读《诗》、读《书》、行礼的时候,则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汉语共同语往后发展，至汉代扬雄在《方言》里称之为"通语",

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称之为"天下通语"，明代张位在《问奇集》里称之为"官话"，辛亥革命以后称之为"国语",

现在称之为"普通话"。由"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后来的"官话"、"国语"以至现在的"普通话"，其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汉语共同语在两千几百年间发展的大体过程。汉语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基础方言及其中心地带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上古时期的秦晋方言在各地方言中影响最大，可以把它看作当时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社会变动，汉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它的中心也逐渐由陕西、山西东移至河南汴洛中州以至江苏金陵一带。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谈论当时的审音标准时，认为"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辽、金、元、明、清各朝近千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步东移，汉语共同的基础方言的通行区域不断扩大，达到东北和西南各省，基础方言的中心也进一步东移至北京一带。汉语共同语随着基础方言的扩大、变化而变化。作为统一的汉语共同语的书面语，也由古老的文言文发展到现代的白话文。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薄弱的经济基础使社会处于不够统一的状态，因而使汉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始终不能完全取代方言而实现汉语的高度统一。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条件下，汉语方言一方面能保持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发展，甚至由于各地方言的不同演变,造成新的方言分化;另一方面由于汉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统一，汉语方言又要服从自己所从属的汉语共同语的发展趋势而继续作为汉语的方言。因此，汉语的各大方言尽管分歧很大，仍是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而不是与共同语平行的不同语言。

　　作为汉语统一的书面语表现形式的汉字，它的读音在不同的方言区各不相同，方言区的人遇到不认识的字，只要知道它读如某字，就可以用自己方言里该字的读音去读。同时，词语的读音虽然古今有别，但汉字的写法却是一样的，这在客观上也便于沟通古今，加上自有汉字以来，政府法令、契约文书、经典文献、圣人立言以及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哲学的名著等都用汉字记载，人们不敢轻易改动其中的字句，甚至古代一些句式和词语的用法，通过师生传授,代代相传,一直沿用下来。汉语共同语和各地方言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能不受到这种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在许多方言里都有口语音与读书音(接近书面语和共同语的读音)的差别，而在一些方言(例如闽南方言)里二者的差别几乎成了双重的系统;只有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才出现书面语跟口语这样特殊的关系。

　　汉语方言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不间断的、渐变性的，然而现代汉语方言跟古代汉语方言的面貌已大不一样，如同现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有别于古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一样。事实上每一种汉语方言(无论是大的方言区或小的方言片)都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语言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汉语方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向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靠拢，普通话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规范形式必将逐步取代各地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