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 古籍善本>碑帖印谱 创作年代 汉签条：纪功碑，曲园题跋，老药一九七六年之夏。

题跋：1道光初元八月，甘泉汪喜孙观。

2儿子廷熙云，是拓浑古处它本不能入信然，喜孙记。钤印：汪喜孙印、孟慈

边题：1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扬州汪氏问礼堂旧藏本，均初珍秘。钤印：郑斋

2汉碑之存于世者，此为天下第一。此容甫先生语也，载年谱中孟慈太守阮录其之说。而遣先训故为补书之。同治十年岁在重光协洽季秋之月，时居吴门双林里，沈树镛。钤印：树镛、郑斋金石

3文云蠲四君之害……两汉金石记亦引武帝置四郡以说此碑殆非是，俞樾说。钤印：荫父

藏印：朱方真逸、松江沈树镛收藏印记、何元锡印、郑斋审定、校经庐、岑仲陶家珍藏纸本

立轴

说明：1此碑隶书，六行，行十字，永和二年（137）八月，建于新疆巴里坤。

2此拓本曾经汪喜孙、沈树镛递藏，俞樾题跋。

3汪喜孙（1786-1847），字孟慈，江苏扬州人，室名问礼堂。汪中子。嘉庆举人。知怀庆知府，博览群籍，于文字、声音训诂，尤所究心。

4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号郑斋，川沙人。咸丰举人，官内阁中书，精鉴别，富收藏。

105×46cm

苏州阊门内铁瓶巷，曾有一所大宅院，名曰过云楼。过云楼是清代怡园主人顾文彬收藏文物书画、古董的地方。在1993年干将路建设工程中，过云楼得到了照原样全面的复原和修缮。楼前庭院除叠筑假山花坛外，还种植名贵花木，保持了硬山重檐，门窗古雅、雕刻精细的建筑风貌。

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但是顾氏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为何这样，今人无从知道。但也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从这一点来说，顾家的藏书是幸运的。最有趣的是，民国时期，顾鹤逸的朋友傅增湘先生曾要求借阅藏书，主人碍于情面，同意其在楼内观书，但附加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看书时不能带纸砚抄写。于是傅氏每天观书数种，归而记其书目，写成《顾鹤逸藏书目》，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根据传说，过云楼里面有一个密室，顾家的古籍善本就是放在这个密室里的。

顾氏保存的善本都极为完好，整洁如新，宋本纸张洁白，字大悦目，确实是艺术珍品，重要的文化遗产。在2005年春季嘉德全国古籍善本拍卖会上，过云楼所藏近 500册流传有序、保存完好的珍贵古籍，包括40册流传800年罕见的海内孤本宋刻《锦绣万花谷》，以2310万元的价格被一神秘买家整体买下。苏州图书馆也曾设想使该批古籍重返苏州，可是最后由于经费难以筹集，只能放弃。

苏州私家藏书聚散无常，但流传有序。所谓“物聚必散，久散复聚。”即多个藏书家的藏书散出后，由一个当地藏书家获得。顾氏所藏古籍，大多来自苏州藏书家散出的图书。上世纪七十年代版本目录学专家谢国桢曾看过顾氏部分善本，他认为过云楼有相当一部分藏书来自莫友芝的家藏。同时，据顾氏现存书籍中印鉴考索，有吴平斋、潘志万、沈树镛、刘履芬、史蓉庄等人的藏书散出，被顾氏整批接收，纳入过云楼收藏。

考察顾氏藏书，应追溯到顾文彬。顾文彬雅好书画收藏，又喜收藏乡邦文献，在他的《过云楼书画记》中就记录有明祝枝山的《正德兴宁县志》稿本以及东林五君子的诗札手迹等。他希望这些家藏旧抄能“益吾世世子孙之学”并“后世志经籍者采择焉”。祖上几代人收藏不辍，流风绵延，至顾鹤逸而发扬光大。《吴县志》云其“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悬金求之。”

过云楼藏书的传承曾数历惊险。先是清末民初时，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在经济财阀支持下，眈眈于过云楼藏书，但未能得逞。抗战时期，为避战火，过云楼曾将八百余部藏书陆续转往沪上租界。“文革”浩劫中，顾氏过云楼亦被查抄，后查抄物归还了顾氏后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京图书馆购得顾家藏书共541种，现辟出专室陈列保存。过云楼藏书如今已分属各处，然而顾氏几代人历经150余年风雨沧桑，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毕竟传到了今天。

“过云楼”藏书的前世今生

汉青的马甲

2015-02-18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位于苏州市干将路，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六代人150年的传承，其藏书集宋元古椠、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在1993年干将路建设工程中，过云楼得到了照原样全面的复原和修缮。楼前庭院除叠筑假山花坛外，还种植名贵花木，保持了硬山重檐，门窗古雅、雕刻精细的建筑风貌。　

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但是顾氏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为何这样，今人无从知道。但也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从这一点来说，顾家的藏书是幸运的。

最有趣的是，民国时期，顾鹤逸的朋友傅增湘先生曾要求借阅藏书，主人碍于情面，同意其在楼内观书，但附加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看书时不能带纸砚抄写。于是傅氏每天观书数种，归而记其书目，写成《顾鹤逸藏书目》，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传说过云楼里面有一个密室，顾家的古籍善本就是放在这个密室里的。　

顾氏保存的善本都极为完好，整洁如新，宋本纸张洁白，字大悦目，确实是艺术珍品，重要的文化遗产。在2005年春季嘉德全国古籍善本拍卖会上，过云楼所藏近500册流传有序、保存完好的珍贵古籍，包括40册流传800年罕见的海内孤本宋刻《锦绣万花谷》，以2310万元的价格被一神秘买家整体买下。苏州图书馆也曾设想使该批古籍重返苏州，可是最后由于经费难以筹集，只能放弃。　

苏州私家藏书聚散无常，但流传有序。所谓“物聚必散，久散复聚。”即多个藏书家的藏书散出后，由一个当地藏书家获得。顾氏所藏古籍，大多来自苏州藏书家散出的图书。上世纪七十年代版本目录学专家谢国桢曾看过顾氏部分善本，他认为过云楼有相当一部分藏书来自莫友芝的家藏。同时，据顾氏现存书籍中印鉴考索，有吴平斋、潘志万、沈树镛、刘履芬、史蓉庄等人的藏书散出，被顾氏整批接收，纳入过云楼收藏。　

考察顾氏藏书，应追溯到顾文彬。顾文彬雅好书画收藏，又喜收藏乡邦文献，在他的《过云楼书画记》中就记录有明祝枝山的《正德兴宁县志》稿本以及东林五君子的诗札手迹等。他希望这些家藏旧抄能“益吾世世子孙之学”并“后世志经籍者采择焉”。祖上几代人收藏不辍，流风绵延，至顾鹤逸而发扬光大。《吴县志》云其“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悬金求之。”　

1872年，顾文彬嘱咐儿子顾承花重金买下了唐代书法家遂良摹写的《兰亭集序》。他告诉儿子顾承，只管“放胆购之”，而且切不可走漏风声，“假设为李鸿裔（苏州另一大收藏家）所知，他也拼出重价，两家抢买，售主必更居奇”，他还颇为得意地说，《释智永真草千文》和《褚摹兰亭序》同时在手，便是当之无愧的江南第一收藏家了。

1873年，时任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看中了尚书巷的一处废墟，把过云楼盖了起来。1875年，顾文彬辞官回乡，一心搜罗名画珍藏。那时的过云楼更应被叫作“藏画楼”。顾家本有字画收藏，“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不少私家藏品流散开来，顾文彬大量买进，大大丰富了过云楼的收藏，其中有不少名家名作。楼名取为“过云”，意寓“过眼云烟”，表示“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虽然说得很轻巧，但顾文彬对于楼里的收藏实际是宝贝得不得了。他制定了14不准悬挂在“过云楼”的门楣上：霾天；污秽；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诊赝品；惯习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这也是顾家世代子孙默记于心的藏书家规。

文彬公之后，到祖父顾麒士（1865-1930）一代，在继承文彬公家第三代传人顾鹤逸留遗的三分之一藏画基础上，又在进一步的扩充。祖公麒士自己是一位精通书法绘画的艺术家，尤其所作山水画清逸蕴藉，名重于世。凭藉他博厚的艺术素养和睿敏的眼光，广取博采，将书画收藏充盈至千余幅之巨，达到过云楼藏画的全盛时期。麒士公于收藏方面化费的心力和取得的成功，可在编撰的《过云楼续书画记》中得以窥见。

自古以来，创业艰难，而守业更难。历史上曾有多少雄视一代的大收藏家，如明项子京、清安仪周、梁清标等，收藏之富都曾辉煌一时，然而，或因后世的奢侈挥霍、争产夺业，或经社会动乱、时代变迁，或遭水火灾祸，皆不能世代相守，以致散失损毁，有负先人的苦诣。

过云楼真正成为藏书楼，还是由于顾麟士的大力搜罗购置。顾麟士之孙顾笃璜现仍居苏州，他听闻过祖父藏书的故事。清末时局动荡，当时著名藏书家杨以增、莫友芝、潘祖荫的藏书楼被毁，书也大量流出。当时曾有藏书家后人放出一大批书，顾家那时饶有资产，顾麟士便趁机全部买下，大约有三四千册，其中就有很多宋元版本的古籍，这些书成为过云楼藏书的主要来源，这桩买卖也令顾麟士颇为自得。同时，据顾氏现存书籍中印鉴考索，有吴平斋、潘志万、沈树镛等藏家的藏书散出，被顾氏整批接收。

过云楼藏书常被认为“秘不示人”。顾笃璜否定了这个说法(顾笃璜1928年生于朱家园，那时过云楼的藏品已因为分家而跟随顾麟士迁至醋库巷西津别墅，后来顾麟士四子又分家，顾麟士对藏品也作了分割，铜器分给顾公可，字画给了顾公雄和顾公柔，古籍给了顾公硕，也就是顾笃璜之父)，过云楼也允许外人登楼看书，只是因为古籍珍贵而易受损，所以看书“首要一条是要有学问”。顾笃璜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登楼看书就是例证，顾麟士当时还予礼遇，留饭留宿。只是后来傅增湘私抄书目，未经顾麟士同意便公开发表，令顾麟士“有些想法”。

顾家碍于情面也接待一些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只不过备有一套专门的书画聊以应付。这套书画质量一般，但五颜六色很好看。还有一些人，虽然有学问有名声，但顾家也是“恕不接待”的。顾笃璜回忆，康有为曾想来拜访登楼，被顾麟士婉言回绝，因为他“有文人的清高，不想与政治沾边。”顾笃璜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孙伯渊的人，专门负责管理藏品、接待客人，后来也成了收藏家。

虽然傅增湘发表的《顾鹤逸藏书目》令顾麟士颇有微辞，但对于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件好事，得以知晓过云楼的藏书情况。据其记载，过云楼当时所藏宋元旧椠50种，精写旧抄本165种，明板书籍149种，清朝精印本175种，总计539种、5000余册。加上未入册的普通线装书，过云楼藏书当在万卷以上。

实际上，过云楼藏书并不以数量多取胜，而是以宋元版本见长，收藏界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宋版书堪称是古代藏书家的“最高追求”。而过云楼的宋元版本，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一级文物”，有50种之多，尤其是在藏书界颇负盛名的《锦绣万花谷》，这是一部共40册的完整的宋版书，连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也说：“上海图书馆藏的宋版书不下200部，但像这么一部相对完整的宋刻孤本，恐怕还拿不出来。”

从清末到“文革”结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岁月，众多的藏书楼也就是在此期间一夜倾覆不复存在，而过云楼的大批旧藏珍品相对完整地流传到现在，实属难能可贵。

“文革”结束后，顾公硕家被抄物资发还，但还是有不少缺失。1992年，南京图书馆向顾家购得藏书541种、3000余册，顾家接受了30多万的书款，并且提出希望在图书馆内专辟过云楼藏书室，后来不了了之。当时顾氏家属中有人不同意出让藏书，还留下了一部分，是此次拍卖会上过云楼藏书的来历。这批古籍有179种，包括1种宋刻孤本，4种元刻本。另有顾公柔的80余件旧藏文物，现暂存苏州博物馆。

百余年风雨飘摇，如今的过云楼格局尚存，只是早已人去楼空。主楼现为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所所用，楼前一排办公平房原是顾文彬的书房艮庵。过云楼北一墙之隔即为当时的顾氏私家园林怡园，原本是相连的，后来因为解放后曾改作大杂院，遂用墙隔了起来。

顾氏后人不少移居海外，顾笃璜仍驻留苏州，潜心于昆曲事业，过着“江南最后一位名士”的隐逸生活。但让他“稍有未安”的是，过云楼现在作为三轮车管理公司等办公场所“实在有点浪费”。时至今日，“过云楼陈列馆”可能是顾笃璜关于过云楼的最后一个念想。

川沙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设治时，境内除少数私塾外，仅义学三所。道光十四年（1834年）建观澜书院。光绪卅三年（1907年）成立劝学所，始有正式的教育行政机关。清末废科举，兴新学，陆续创建中小学堂。民国初年，小学教育有所发展。教育界领袖人物黄炎培、陆培亮等提倡“教育救国”，重视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注重实科教学和职业培训。民国12年（1923年）和18年先后创办师范讲习所和新陆师范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普通中学逐渐增多。民国36年有公立中学5所，私立中学10所。但小学入学率不断下降，民国3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45%，民国37年下降至29%。

建国后，普通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至1965年，有小学395所，中学24所，中小学在籍学生135063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小学教育陷入混乱状态，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粉碎“四人帮”以后，自1978年起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和领导体制，恢复升学考试制度，教育秩序日趋正常。1983年，全县农村基本普及小学，城镇普及初中，并初步实现了中等教育的结构改革。1985年全县共有幼儿园（班）417所、743班，入园幼儿22392人；小学222所，中学32所，中、小学在籍学生79984人。1986年9月，本县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川沙的职业技术教育，始于民国9年的私立培德商业学校。建国后，职业教育有所发展。1985年，全县有职业学校5所，普通中学附设职业班27班，在校学生1336人；部属和市属单位自办技工学校4所，学生687人；中等专业学校4所，学生1587人。

建国后，川沙的成人教育也取得了巨大成绩：1949年，青壮年文盲率为80%，1980年下降至3%；1985年，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学员分别为3541人和1165人。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建校基金三分之二来自民间。解放后各项教育费用主要由政府拨款。1980年以后，本县籍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捐资建校或捐赠图书仪器者年有增加。 川沙设治晚，历史上文人著述不多。清《川沙厅志》《江东志》和民国《川沙县志》收艺文目录363条。至于金石书画、珍本古籍，城厢沈树镛氏汉石经室的收藏，清代学者俞樾曾誉之为“富甲东南”；高行黄云师故居有墨华楼，藏书万卷，为浦江两岸文人会集之所。本世纪20年代以后，本县籍人士黄炎培、张闻天、黄自、艾中信、吴中弼、胡敬熙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都有知名之作，本卷第四章仅辑录其大略。至于民间文艺活动，道光《抚民厅志》已有“各团、路秋成时，间有外来男女演唱……花鼓戏”的记载。花鼓戏起源于民间的山歌小调，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民国初年，始有滩簧(本滩)。受文明戏的影响，滩簧又从表演唱演变为舞台剧，以后改名为申曲、沪剧。起源于民间的浦东说书(钹子书)与沪剧一样，至今还流行于本县集镇、农村，深受劳动人民喜爱。

建国以前的文化艺术活动以民间自发的活动为主。建国后，县、乡两级陆续设置文化馆（站），成立**放映队、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建造影剧场（院）。县里每年举行群众文艺会（调）演，乡业余文艺演出队能排演各种戏曲歌舞节目。1957年，顾路区顾东乡创作演出的民间舞蹈《穿灯舞》，曾被选派参加北京全国民间业余歌舞大会演出。1985年，县**发行放映公司所属**院、放映队放映**12919场，观众712万人次；19所县、乡影剧场（院）放映**、演出戏曲5700场次，其中县沪剧团演出270场。

1985年，全县有县级图书馆4个，藏书289007册，其中县馆有183847册。新华书店有门市部4个，基层销售点48个，自开业至1985年，共销售图书10701万余册。境内最早发行的报刊为民国2年（1913年）的《川沙报》，1985年有旬刊《科技与信息》一种，每期发行量1万份。县有线广播站创始于1956年，1985年改为川沙县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有乡级广播机构31个，全县安装广播喇叭139126只，入户率79%。

全县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个：太平天国烈士墓、张闻天故居、老宝山城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东炮台遗址、黄炎培故居等7个。 明、清两代，传统中医大抵私人开业。至清光绪中叶，城厢首创施医局，设中医分科门诊。民国7年（1918年）始有西医。此后数十年间，近代卫生防疫事业逐渐兴起，但发展缓慢。民国37年，在今辖境内仅有公私立医院6家，床位62张；医护员工包括私人开业的中西医在内不过276人。建国后，卫生事业发展迅速，1970年初，县、公社（乡）、大队（村）三级医疗网基本形成。1985年，有县级医疗单位11个，乡镇卫生院24所，村卫生室医疗点326个，另有部门办的医务室181处，总计固定床位达1993张。医护员工队伍不断扩大，1985年全县共4667人，其中行政职工893人，一般卫技人员2261人，医生1513人（内有正、副主任医师11人，主治、主管医师65人），平均每400人中有医生一名。

建国前，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更为薄弱。各种烈性传染病、妇女病和新生儿破伤风等，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国后，人民政府贯彻“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1952年消灭霍乱、天花等为害最烈的传染病；白喉、麻疹、疟疾、流脑、百日咳和小儿麻痹症也逐步得到控制。1984年消灭了血吸虫病。1985年产妇住院分娩率达9985%；饮用自来水的城乡居民有17036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811%。1970～1985年用于免费医疗的经费为2403万元。

由于实行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群众就医难的问题开始有所缓解，人民的健康水平日益提高。全县居民平均期望寿命1952年为男性54岁，女性57岁；1985年上升为男性7029岁，女性7623岁。 民国时期，境内曾建立过一批农业科研基地，大多以改良棉花品种为重点项目。民国6年（1917年），穆藕初首创杨思乡穆氏兄弟农场，引进美棉“克离佛伦”大球种，培育成功第一批适宜本地栽培的改良棉种。以后，相继建立的有公立高等小学农场、县立农场、中央大学农学院杨思棉作试验场、上海市植棉合作试验区和上海农事试验场等。其中规模较大、效果良好、持续试验时间较长的，当推民国18年创办的市植棉合作试验区。试验从陆行区（今张桥乡一带）开始，逐步推广。至民国23年，遍及市郊12个区，有试验田600多亩。其中54个试验点、270余亩试验田，分布在今本县张桥、严桥、高行、杨思4个乡。

建国后，科学技术的开发、利用日渐普及。自1956年起，县科普协会和各种学会相继成立，并逐渐形成了县、公社（乡）、大队（村）、生产队四级科技网。1959年，严桥公社花椰菜留种试验成功，填补了我国蔬菜栽培技术上的一项空白。1975年，第七人民医院首创“苯酚糊剂粘堵法”施行绝育手术，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自1975年以来，全县医、农、工、副各业，共获得科技成果奖111项，其中国家级2项，市级17项，市局、委级56项，县级36项。不少发明创造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为繁荣农村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出口创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长期的实践锻炼，也培养了大批科技人员。1985年底，全县有各类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281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