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相关介绍：

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

人类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发展繁荣，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今天，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精神力量的作用也愈加凸显。面对纷繁复杂的观念世界，需要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需要持续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才能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我国自古一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可见这种“礼仪文化”深远，那些个前贤先哲们将“知礼”作为个人修身的重大命题，把做一名“君子”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我国传统礼仪称谓各异、形式多样，而其核心价值理念可归为孝、敬、雅三字。

孝行

孝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理应用“孝行”来表达感恩之心。子女对于父母的孝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体现了不同的层次。《礼记》说：“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唯”和“诺”都是应答他人召唤的声音，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比较短促，回应的速度比较快，而后者是拉长了腔调的应答，回应的速度也比较慢。很显然，前者的回应比较积极，后者比较怠惰。因此，孝顺的孩子对于父母的召唤，一定是“唯而不诺”。不但如此，如果手上正拿着“业”，就是写着老师传授的学问的木版，一定要先放下;如果正在吃东西，要先把食物吐出来;赶快到父母那里去，也许有急事，怠慢不得。如果内心没有敬意，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传统文化“孝”

《礼记》又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凡是深深敬爱父母的人，脸上必然会有和气、愉色、婉容，而不会有厌烦之心、恼怒之色。

仅仅做到以上几点，还不是高层次的孝。高层次的孝，不仅要照顾好父母的生活，不让父母无谓地操心，还要为父母增光，不辱没父母的名声。《礼记》说：“善则称亲，过则称己。”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父母，有了错误则要归咎于自己。

敬尊

《礼记》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是自我谦卑的意思。“自卑而尊人”，是中国人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则，只有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处处尊重对方，社会才会进入高度和谐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

人们所谓的尊敬

这一思想贯穿了古人生活之中的各种行为礼仪。比如，对于人的容貌、神色等方面的要求，古人称之为“礼容”。《礼记·玉藻》中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居闲的时候，体态舒缓平和。如果要去见自己尊崇的人，立即会整肃仪容，容色谦敬无比。

说到做客，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着对带着礼物去见朋友的记载。《仪礼》当中的《士相见礼》中说，士与士初次见面，一定要带着礼物，常见的礼物是雉(野鸡)。原因是，雉一旦被人包围、无法逃脱时，既不会惧怕人的恐吓，也不吃诱饵，而是迅速自杀，所以人很难抓到活的野鸡。用雉作为见面礼，是借此表达彼此要用“守节死义”的精神相互砥砺的意思。在先秦时期的礼仪活动中，礼物常富于道德隐喻，礼物不怕菲薄，礼仪的核心是增进彼此的情谊。

雅言

中国的礼貌用语大多是从经典里面提炼出来的，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有着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礼仪场合说话，善于使用雅言，不仅得体而且有书卷气。

文明雅言

传统的雅言当中，祝人长寿常用的词语之一是“竹苞松茂”，这个词出自《诗·小雅·斯干》中的“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是竹根。竹子是连根丛生的植物，一荣俱荣。而松树则能凌寒斗雪，四季常青。后人取此句成“竹苞松茂”一词，比喻人的根基像竹子那样稳固，枝叶像松树那样茂盛。晚辈每每用“竹苞松茂，日月悠长”为长辈祝寿。

古人不仅在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中处处渗透着“自卑而尊人”的君子气象，在书面交流中也十分注意礼仪规范。比如魏晋时期的书信写法，一般包括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署名等几个部分。由于收信人年龄、身份的不同，用语会有相应的区别。

比如，《孝经》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所以给父母写信，常把“膝下”一词转化为对父母的提称语。传统书信的落款也大有讲究，一般需要在自己的名字之前注明身份，如儿、学生等。此外，还要根据彼此的关系再缀上“启禀词”，比如对长辈用“叩禀、拜上”，对平辈用“谨启、手书”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礼治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无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显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极为丰富的。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张岂之先生在其《中华人文精神》中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七点；1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2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3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4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5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6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7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中华文化具有独特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是我们文化成长的摇篮。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生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有利于区域内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在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的哺育下，中华文化塑造出自己鲜明的特征。四千多年前，在中原地区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朝，从此中国步入文明时代。商周时期，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家族伦理和世界观体系，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中国上古典籍《尚书》，就产生在这一时期。春秋战国之世，出现了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诞生了像《诗经》、《离骚》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中国文化第一个光芒璀璨的时代，这些先哲的思想，至今仍旧是我们文化不竭的源泉，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以独特的风采屹立于东方，曾长期是世界文明的高地。

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华文化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既融合了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巴蜀文化、百越文化、岭南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境内众多地域文化的因素，也通过与世界各大文明广泛交流，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这种独特的融合力、同化力是中华文化凝聚力的来源，也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保障。中华文化始终呈现“多元一体”的形态，既有着基础广泛的、高度同一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同时又是“多元”的，融汇了境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文化特色，广泛吸收了域外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根源。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多次文化的交流与融汇，而中华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汇入世界历史后的西方文明冲击。我们携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前行，寻找中国与世界的契合点。

中华文化具有和谐性：长期的农耕文明，培育了我们亲和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也孕育了和谐的基本精神。中国地域广袤，处在适合农耕的纬度，长江、黄河和众多河流造成的冲积平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在这种亲近自然、寄身自然、归化自然的生活中，体会到和谐的真谛。自古及今，我们总是以和谐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以和谐的伦理精神为人处世，以和谐的情感与心灵体验世间美好事物，形成了以和谐为特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古代智者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可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可以实现世界的平衡，可以推动世界万物的发展。犹如鲜美的食物来自不同食材的完美调和，犹如优美的音乐来自不同音符的美妙协奏。“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人认知、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既是人生的哲理，又是生活的智慧。我们的先民在长期劳作中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寒暑交替、日夜更迭、男女生死之中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宇宙的规律。在他们看来，人类并不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前辈将和谐的审美体验化作多姿多彩的艺术创造，从诗歌、绘画到音乐、书法，都融会着这种审美情趣。温柔敦厚、温文尔雅的中庸和谐之美，构成了中国艺术含蓄、虚静、空灵而意境深邃的风格。我们的前辈以和谐精神滋润家庭，协调邻里，善待他国。作为持家之道，讲“家和万事兴”；作为邻里之道，讲“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相处”；作为国家之道，讲“协和万邦”、以德怀远。

以上这些特征赋予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很多优秀的古代文化，但从未中断的只有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其核心价值薪火相传的历史。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中和中庸、修身克己是我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他们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态度、影响着中国的制度方针。

1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2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合一”的突出表现。

3“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实行中庸之道、必须具有三个前提：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

4修身克己，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修身为本”。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修身，自己优秀了，才能走好下几步路。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九大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更是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仁 义 礼 智 信

　　中华民族发源于大河流域，沿岸的肥沃土地滋养着先民的幸福家园。而频繁的洪水是打破完美的一大忧患。由此而必须的长期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使先民们习惯于服从统一的领导，颂扬着勇敢忘我的治水英雄。而集众人之力抗拒自然之力并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亦是先民们很好的认识自身的契机。较之于缥缈无迹的上帝，先民们更多的崇拜传授给自己生存本领的祖先和领导他们治水的英雄，也更多的关注得之不易的安宁生活。这种理性的关怀映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便出现了关怀人本身和生活本身的思想言论。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形成的先秦儒家思想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儒家思想不仅是封建产物，但作为一种精神思想，在不同朝代的应变、发展中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他的特点便是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在日常生活中、在小事中。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它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至关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简述儒家思想，其核心思想对中国影响深远。

　　儒家思想之九大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之九大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 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 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孔子作为多少年来古老中国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与血脉。虽然在当今的社会，已没有多少人在把夫子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然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中的很多命题、范畴与孔子的思想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仅是因为儒家文化经过朝朝代代的变更，已与孔子原初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出入，也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文化，对我们固有的思想形成一种冲击。 当今社会利益冲突、物质泛滥，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怀和对他人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淡，很多中国传统的思想美德流于形式，甚至逐渐沦丧，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为之捶胸顿足之事。在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我们所谓“筷子文化圈”中，孝的思想一直就被奉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和礼仪。在现时代，众多关于中国文化断代、中国没有精神支柱的说法日益广泛之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为广大国人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源头。而我看，这一点上最容易被提倡、被认同的就是孔子思想中关于孝道的提法。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体会，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这种思想在我们心中也在已经扎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像孔子当年的思想一样，通过教育人们对自己父母慈孝的亲子之爱，而层层外推，逐渐将着这爱推广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人们学会“恻隐”和“不忍”，让它成为化洽天下之诚爱。虽然爱有亲疏、远近，但只要在被教育的人们心中有了推己及彼的爱的观念，则很容易将社会中所有的人融合起来，激发人们对于本民族的内在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整个民族有了向心力，从而将社会中的所有人员维系起来，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还有和谐。 当然，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也有拘泥于表面形式的地方，如严格的要求人们守三年之丧等；缺乏平等民主的思想，如对父母一味的服从等。虽然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待孝道严肃、郑重的态度，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当今的人们不必迂腐的固守形式，继承孔子的思想的主体部分，用变通的观点接受他孝的思想的精华，并将其运用到当今社会中，以求得社会更快的向前发展。 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作为他思想核心的“仁”的思想也是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人的修养中的最高境界，是指导人们生活行动和衡量人们生活行为的最高准则。对于这个标准，孔子定的很高，他认为尧、舜都很难做到，自己更是不敢当，所以多数“仁”的思想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目标提出，只要求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孝道被提为“仁”之根本的地位，也足见孔子对孝的思想的重视。况且，孝道也是在孔子思想中能够被实现、被达到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人类发展中一种不可推卸的一责任。所以，即使是现在将孝道提出，规范人们的言语、行为，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意义的

　　儒文化不像希腊哲学一样从世界中去寻找终极。世界是我们人的世界，与我们人的先天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的先天感性和理性，世界只是“无”。不管是根本性的物质形态，还是微观的原子和宏观的宇宙，它们只是我们感性和理性的表象，终极存在也只能是作为本源的“心”。所以说，儒文化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学说。它不像宗教学说一样从彼岸的上帝中祈求恩赐。万物都有普遍性，人也一样，人的主观不管怎样努力，人的意志不管如何超脱，人只能在他本性的范围内活动，先天规定了他的责任和使命。有的人成功，是他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发挥了自己的潜能；有的人碌碌无为，是他与自己的本性分离，成了自然体系中的一颗浮尘。儒文化注重人的性情发掘，培养人的崇高和伟大。儒文化是“心性”哲学，这是它精神性的根本一面，它不同于经验知识，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和理性的推理，而是来源于思想的领悟和自我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