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译文及注释

　事情的发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后将会发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注释

　①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②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③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④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

　⑤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

　⑥忮(zhì)：嫉恨。

　⑦惠帝：晋惠帝(290—306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⑧眩(xuàn)：通“炫”，惑乱。

　⑨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赏析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1 关于辩论的古诗文

两小儿辩日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yú），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cāng）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shú）为汝（rǔ）多知（zhì）乎？”

译文：

孔子到东方游历，途中遇两个小孩儿在争辩。便问他们争辩的原因。

一个小孩儿说：“我认为太阳刚刚升出来的时候距离人近，而到正午距离人远。”

另一个小孩儿认为太阳刚升起时距离人远，但是到正午时距离人近。

一个小孩儿说：“太阳刚刚升起时大得像个车篷，到了中午时就像一个盘子，这不是距离远的东西看起来小而距离近的看起来大吗？”

另一个小孩儿说：“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到了正午的时候就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热，这不是远的 觉得越凉，而近的觉得越热吗？”

孔子不能决断谁对谁错。

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见多识广呢！”

辩日启示

1宇宙无限，知识无限，学无止境。即使是博学多闻的孔子也会有所不知。我们要不断学习。

2认识自然，探求客观事理，要敢于独立思考，大胆质疑。

3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

4认识事物从不同角度出发考虑，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5多听听身边孩子们的声音，也许能有所长进。

6知识是不分年龄，不分界限的

7我们在平常阐明自己道理时也该像两小儿一样有根有据，用道理说明问题。

8考虑问题应从多个方面考虑，这样问题才会考虑完整。

2 跪求“辨似”的文言文以及翻译谢谢阿

原文辨 似 章学诚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

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讬於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

夫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谓诚然也。

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 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无多也。（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可尽，故曰言本无多。）

人则万变不齐者也。以万变不齐之人，而发为无多之言，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同矣。

譬如城止四门，城内之人千万，出门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从出者，止四门也。然则趋向虽不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

非有意以相袭也，非投东而伪西也，势使然也。 树艺五谷，所以为烝民粒食计也。

仪狄曰：“五谷不可不熟也。”问其何为而祈熟，则曰：“不熟无以为酒浆也。”

教民蚕桑，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蚩尤曰：“蚕桑不可不植也。”

诘其何为而欲植，则曰：“不植无以为旌旗也。”夫仪狄、蚩尤，岂不诚然须粟帛哉？然而斯同衣食，不可得而赖矣。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

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

圣不可知，不离乎充实光辉也。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於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也。

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

不学无识者，窒於心而无所入，穷於辨而无所出，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人将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则为人所保矣。

故天下惟中境易别，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

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

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讬舍舟车者为同调焉。

故君了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

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

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

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后亦无所期於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於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

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

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於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

又曰：“其旨远，其辞文。”《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

《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则古昔，称先王。”

传曰：“辞达而已矣。” 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

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於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

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陆士衡曰：“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荀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

韩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袭。”亦此意也。

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无伤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

苟无意而偶同，则其委折轻重，必有不尽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无伤者二也。

著书宗旨无多，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偶与古人相同，不过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无伤者三也。

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虽然，此则才弱者之所为，人一望而知之，终归覆瓿，於事固无所伤也。

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自焉。

或闻人言其所得，未笔於书，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为书，乃反出其后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弥缝其隙，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蕴焉。

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且穷其所未至，其欺未易败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尝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隐始可攻也。

然而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而当时之人，且曰某甲之学，不下某氏，某甲之业，胜某氏焉。

故君子恶夫似之。

3 讳辩的文言文翻译

原文 愈与李贺书（1），劝贺举进士（2）。

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3），同然一辞。

皇甫湜曰（4）：“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5）。”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6）。”

律曰：“不讳嫌名（7）。”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8）。”

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9）？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10），非周公孔子欤（11）？周公作诗不讳（12），孔子不偏讳二名（13），《春秋》不讥不讳嫌名（14），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15）。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16）。

周之时有骐期（17），汉之时有杜度（18），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19），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20），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21），不闻讳浒、势、秉、机也（22）。

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23），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24），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25），稽之以国家之典（26），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27）。

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28），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29），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注释 （1）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代著名诗人，因避父讳，不能应试出身，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

著有《昌谷集》。 （2）进士：唐代科举制度分常科和制科，常科是定期分科举行的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名目；制科是皇帝临时特设的考试。

（3）和（hè）而唱之：一唱一和。 （4）皇甫湜：字持正，元和年间（806—820）进士。

曾从韩愈学。 （5）律：此处当指唐代某项法律条文。

唐代法典总称《唐律》，分十二篇五百条，其中未见“二名不偏讳”及下引“不讳嫌名”等条文。“二名不偏讳”最早见于《礼记》的《典礼上》及《檀弓下》，意为二字之名在用到其中某一字时不避讳。

偏：一半。一说偏即徧（遍），全部、普遍的意思。

根据《礼记》的释文，似乎不能作这样的解释。 （6）“谓若”二句：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孔子在说“征”时不连用“在”，在说“在”时不连用“征”。

意即只要不连用，就用不着避讳。如唐代律文中有“二名不偏讳”的条文，则二句为律文的释文。

这条释文袭用《礼记·檀弓下》正文及《礼记·曲礼上》郑玄的注。 （7）嫌名：指与名字中所用字音相近的字。

音近则有称名之嫌，所以叫嫌名。 （8）“谓若禹”二句：亦袭用《礼记·曲礼上》郑玄注。

禹、雨，丘、蓲，都是同音字。禹即夏禹，丘为孔子名。

（9）为：是。 （10）法制：礼法制度。

（11）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名姬旦，周武王的弟弟，帮助武王灭殷（商），又辅佐周成王，主持制定了周朝的典章制度。他和孔子都被历代统治者尊崇为“圣人”。

（12）诗：《诗经》。《诗经·周颂》中的《噫嘻》与《雝》等篇，相传为周公所作，其中有“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等句，而周公之父文王名昌，周公之兄武王名发，所以说“周公作诗不讳”。

（13）孔子不偏讳二名：孔子不避单独用的“徵”或“在”字。如：《论语·八佾》中孔子曾说“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论语·卫灵公》中又说“某在斯”。

（14）《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书，相传经孔子删订，为儒家经典之一。讥：讥刺，非难。

（15）“康王”二句：周康王名钊，其孙继位，谥昭。《春秋》对此未提出异议。

（16）曾参（shēn）：春秋时人，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行著称。不讳昔：《论语·泰伯》记曾子说：“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17）骐期：春秋时楚国人。 （18）杜度：东汉时人，字伯度，齐国丞相。

（19）“汉讳”句：汉武帝名刘彻，当时为避讳，将彻侯改为通侯，蒯（kuǎi）彻改为蒯通。 （20）吕后：名雉（zhì），当时为避讳，改雉为“野鸡”。

（21）章：章奏，臣下给皇帝的报告。诏：诏书，皇帝颁发的文书命令。

（22）浒（hǔ）势秉机：四字与唐高祖李渊之父（名虎）、太宗李世民、世祖李昞、玄宗李隆基名同音。 （23）谕：与代宗李豫的名字同音。

（24）士君子：指官僚及其他有社会地位的乡绅、读书人等。 （25）质：对照。

（26）稽：检核。国家之典：指上文所举汉代讳武帝、吕后名，唐朝章奏、诏令不避“浒势秉机”等例。

（27）止：意为到达顶点。 （28）务行：致力于实行。

（29）比：类似。 作品译文我给李贺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去考进士。

李贺应进士试很引人注目，同李贺争名的人出来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还是以不参加进士考试为好，勉励他去考的人是不对的。听到这种议论的人不加分辨，纷纷附和，众口一声。

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辩明这件事，您和李贺都会因此获罪。”我回。

4 关于文言文的辩论~~急

不主张写文言文，因为我们现代人说现代语，写现代文。

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用英文不能用文言文。党中央发表文告当然要用现代语，从事商务活动当然也用现代语。

于是我们中小学生要用主要的精力学习现代语。文言文要不要学，我觉得应该学一点，目的在于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文采。

认识一下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让他们有点兴趣，产生民族自豪感，但是主要的时间精力应当用在学好现代语文上面。现在的高中教材中文言文占了50%，但是我们学习它的时间已经达到了50%以上，而我们得到的不足20%，所以说对于文言文的学习我们已经不堪重负。

那些教育低下的农村连现代文都教不好，更不用说是文言文了。我认为学好现代文的基础是学好标准的现代文。

白话文是近代白话、白话从来就有自己的产品，它不是由文言文演化而来的，现代白话由近代白话演变而来，近代白话又由中古白话演变而来。这里我不同意韩先生的观点，他说只有学好文言，才能学好白话，这是个误导，打个比方说，吃饭才能饱，喝酒才会醉，你不能说我吃饭会醉，喝酒会饱，对不对？！朱自清先生说，白话比文言要精致的多，严密的多，为什么不花时间去学呢？文言文不能作为现代文必要的学习条件。

说学好文言文就一定能学好白话，我觉得这中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比如说孔乙已满口之乎者也，但其实他的文言文不好。我们没有必要通过学习文言文来学习白话文，而我们现在所接触的白话文书籍就可以学到了，鲁迅、郭沫若都是文学大师，但是他们写的也都是白话文，他们经历过文言文的时代，体会过文言文的情况，所以他们在五四运动的时期，经过新文化，提出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如果鲁迅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文言文的酱缸里浸泡过，他就不可能成为鲁迅，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运用了现代的思想，现代的观念，现代的思维。我们要用文言文来说话，来发表文章，来从事谈判，到联合国去发言吗？文言文到现在到底有没有生命力是铁的事实。

人类创造了全部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全部掌握它，所以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分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用韩愈说的术业有专攻，进入大学以后，中文系历史系乃至于数学系里面，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这部分人，才有必要掌握文言文。但是，就是说我们不提倡全体中小学生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学习文言文，因为他们将来绝大部分人要当工人当农民，去做商人做领导干部，不一定用得到。

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们中文系，古汉语是中文系学生最头疼的课程，我们有的大学生说，晚上睡觉前看几页古汉语课文，可以代替服用安眠药。我觉得从小学到现在，我对文言文一直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没有那种学习的环境，再一个作为一个小学生你给他讲“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根本就不理解其中的含意，他只能摇头晃脑的背下来，家长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整天背这些，家长一辈子都用不到的东西，苦苦背诵时，他们的心情肯定很难受，我觉得这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的语言是用来沟通交流的，让大家先明白，也就是说小学生首先要能够与人交流，再一个，现在的家长无论怎样在孩子一出生先教他的是白话文。

要回到根本的东西里来，学以致用，有人说白话也好，文言也好， 它都是汉语，语言的根本作用是交流的工作，这个有口头和书面之说，它还是思维的工具。我确实承认，文言文它比较简洁，但有时正因为它太简洁了，对于我们很难理解。

就在学习《岳阳楼记》时就牵扯一个字的解释，在课本上“越明年”的意思是第三年，但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说这是今年的新教材刚改过的，然后我就觉得它使我产生一个疑问，文言文注释是前人给的，而后来又换了，根据这种方式学文言文根本达不到领会其要点的作用，所以没有必要学文言文。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4月22号的《中国教育报上》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不学文言文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想问您的是，我们的家在哪里？鲁迅先生说我打开历史，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到两个字吃人，这个国家是一个充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要，以及封建的等级制度森严的这么一个家，这个毫无人权、毫无平等、毫无法律可言的家，我们要带广大的青少年回去吗？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我们不是非要每个人很深入的理解它，文言文本身是有一定深度、难度的，不可能每人都有能力去理解它，体会其中的道理。

既然有难度为什么不能像古典音乐、民族舞蹈那样有少部分来继承，而不是来要求每一个人。我想区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学习、欣赏、熏陶。

我们不赞成的是强文言文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而不是反对文言文的熏陶。

同样是接触文言文，这是存在着两个不同概念的心态，一个是在我身后积淀了数千年的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我们可以当成一棵大树去依靠，而不是背在我们每个人肩上的重负。文言脱离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小学教材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时代的必然。

还有 ，反方观点不学文言文！理由： 文言文只是在研究古籍才用得着，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消失，象我们在这里闲谈。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宋代·苏洵《辨奸论》 辨奸论

宋代 ： 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古文观止议论 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

事情的发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后将会发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著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著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现在有人嘴里背诵著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著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著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译文二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著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著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鉴赏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创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藉以闲适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赏析

《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题解

《辨奸论》作者认为，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未有定论。

《辨奸论》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中得出了“见微知著”的结论，给读者提出了如何识人的参考意见。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论》作者尚有争议。旧说以为是苏洵为了讥讽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经清人考证，又定为宋人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苏洵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74篇诗文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唐代·韩愈《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唐代 ： 韩愈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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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 ▲

古文观止 ， 书信 ， 抒愤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宋代·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刑赏忠厚之至论

宋代 ： 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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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

古文观止 ， 策论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望国 一作：思国)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唐代·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谏太宗十思疏

唐代 ： 魏徵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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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望国 一作：思国)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古文观止 ， 高中文言文 ， 劝谏寓理

辨奸论

辨奸论

北宋·苏洵

题解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本文作者尚有争议，旧说以为是苏洵为了讥讽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现在认为这是南宋初年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而作的。这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

原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32]，乃能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33]，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34]？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注释

[32]静者：心态平静、思维冷静的人。

[33]础：房柱下的基石。润：潮湿。

[34]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界的一切现象。

译文

事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情理有它本该如此的根源。天下只有那些心态平静，思维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迹象中预见日后显着的结果。月亮周围出现光环，预示着天要刮风，柱底回潮湿润，预示着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因果关系，它们抽象渺茫而难以了解，变化多端而不可预测，怎么能和天地万物的阴阳变幻相比呢？就算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是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喜爱或憎恶扰乱了他们的内心，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们的举动啊。

原文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35]，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36]，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37]，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注释

[35]忮（zhì）：嫉妒，贪求。

[36]中主：中等才能的皇帝。

[37]眩：同“炫”，蒙骗，迷惑。

译文

从前，山巨源看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老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就现在的事情而言，其中的道理固然有可以预见的地方。据我看来，王衍这个人，不论他的容貌还是谈吐，固然有欺世盗名的地方，但他不嫉妒，也不过分贪求，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如果晋朝不是晋惠帝当朝，只要有一个才能中等的君主当权，就算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像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也不足以蒙骗天下，如果不是唐德宗的昏庸鄙陋，又怎么能够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未必一定如此吧。

原文

今有人[38]，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39]，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注释

[38]今有人：指王安石。

[39]夷、齐：伯夷，叔齐。两人都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以忠正廉洁着称于世。

译文

现在有某人，嘴里吟诵着孔子、老子的话，行动像伯夷和叔齐一样高洁，收罗了一伙追求名声的士人和一些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相互制造舆论，私下竞相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然而他们内心阴险狠毒，志趣和普通人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患难道能够用语言来形容吗？

原文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40]，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41]，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42]，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注释

[40]浣：洗濯。

[41]囚首丧面：形容不注意修饰。

[42]奸慝（tè）：奸邪，邪恶。

译文

脸脏了而不忘记洗脸，衣服脏了而不忘记洗衣，这是人之常情。如今他却不是这样，穿着奴仆的衣服，吃猪狗一样的食物，头发乱得像囚犯一样，面孔像居丧者一样布满尘垢，可是他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是大奸大恶之徒，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一类的人。这个人借助当世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没有呈现出来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和推崇贤能的宰相，也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并非王衍、卢杞所能比的。

原文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译文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赫赫之功。”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会被认为是错的，而这个人也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知道他造成的祸患将会达到这种地步呢？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将遭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评析

全文是围绕“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论述的，中心是强调了“辨奸”。

文章首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然后又通过历史上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说明他们善于见微知着，但又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危害国家的结论。

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除此之外，文章提出了“见微知着”的观点，即从小事的发展动向可以预知事情的发展态势乃至结果。这便是本文的可取之处。

1 古文赏析

赏析 《国殇》是屈原为祭祀神鬼所作的一组乐歌——《九歌》中的一首，内容是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

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

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他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

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

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