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日本的中国冷兵器瑰宝隋唐刀

中国唐朝，一个代表着中国繁华、鼎盛的朝代。众多华美的词汇被赋予给这个辉煌的朝代。唐朝作为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中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起点。它在当时是世界版图最大的帝国，因为它的兵强马壮、兵锋锐利使得扩疆的步伐无人能挡。行兵作战离不开精良的武器装备，当时唐刀是歩骑结合，每个士兵都需要携带短柄长刀，各种制式的唐刀贯穿了整个唐朝的内外战争中。

平稳的经济、战争的需求，使得钢铁制的兵器的锻造技术突飞猛进。此时的热处理、还有大家所熟知的百炼钢，包钢技术都得以长足的发展。然而时代变迁，随着中国的历史发展，锻造技术一再得不到传承与发展，渐渐消失在尘埃之中。而唐刀作为钢铁刀剑鼎盛发展的代表，如今国人除了在古籍之中私自揣摩，令人悲痛的是，只能在日本的博物馆中一窥真容。

1、鹿岛神宫唐大刀

唯一一把被部分学者完全确信的“唐大刀”。约于8世纪初制作。此刀的特点为身长，全长达到了256公分，刃长达到了223公分。典型的直背、切刃造。刀谭为明显的汉式风格，另一个确认的原因为随此刀保存的难得的唐代盛刀盒——“唐柜“。此款又名”金铜黑漆装唐直刀“。

2、金银钿装唐大刀

这款是目前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在日本收藏的唐刀（基本谈唐刀的文章都会提厘米，刃长到）。此款唐大刀通常979厘米、刃长3-22厘米。同样是直背，切刃造。不同的是刀尖锋口为双面开刃（在今日这叫做唐刀开诸刃）。装具银底鎏金，透雕唐草图案，刀柄为鲛鱼柄，其装饰十分耐人考究，十分有味道。

3、金银平脱横刀

八世纪所制作的横刀，既作为随身武器，同时也作为古代宫廷宗教仪式用品。其柄长149厘米。刃长352厘米。刀茎狭过刀身，前宽后窄，尾部开孔（十分有特点的部分）。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

4、银饰镶宝石唐短刀

此款短刀为一对保存，刀柄及刀身同向弯曲。同样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刀鞘整体包银首，无镡。刀鞘通体包银，透雕呈唐草及花卉状并向前蓝色琉璃珠和白珍珠。系长缕刀牌，楷书“橘夫人奉物”。

此款短刀的出现标明在唐初唐刀已经出现曲刃，而非日本人的发明，只是在传入日本后，弯刀的普及速度更快。

以上四款为国宝级的日本藏唐刀，同时日本也收藏了很多隋朝的名刀名剑，隋唐由于历史原因，其体制兵器的发展基本没有缝隙，在此也简单介绍几款。

1、水龙唐刀

隋朝宝刀，切刃造，经过覆土烧刃淬出直刃纹。装具据传为日本后配。全长802厘米，刃长623厘米，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

2、丙子椒林

隋代钢刀丙子椒林剑，丙子为年号，而“椒林”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做这把刀的匠人名号。产自中国公元七世纪，刃长有658厘米。现被藏于日本四天王寺。

3、七星剑

与水龙剑类似，为隋朝的经典宝刀切刃造并且经过覆土烧刃，可见当时覆土烧刃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刃上饰有北斗七星的纹路和祥云纹。

结语：

曾经中国站在世界巅峰之时，在钢铁兵器铸造上的顶尖水平，对于四周各国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今日仍旧被奉为国宝而被珍惜。也是对于现今传统文化技艺传承的一种呼吁，希望大家能够正确了解真正的传统工艺中的精华部分，不要再做古人，肆意荒废流失，反倒成了别人扬名天下的利器。

巧夺神工-中国古代铸剑术

青铜剑始于商代。那个时候，它的剑身一般较短，形状就像柳树的叶子，制作也比较粗糙。春秋晚期以后，青铜剑的制作达到成熟，“越王勾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此时的青铜剑，剑身普遍被加长到五六十厘米。

一把青铜剑主要由剑身和剑茎两部分组成，所谓剑“茎”就是剑的把手。在剑茎和剑身之间还有一块凸起来的隔板，叫做“格”。比较讲究的青铜剑，“格”的上面都有一些装饰物，以此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这些装饰通常使用玉质材料，所以这种剑也叫“玉首剑”。西汉以后，铁制兵器发展完善取代了青铜兵器，青铜剑才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剑身很薄，质地脆，很容易折断，只适刺杀而不适劈砍，因此当时人们把剑称为"直兵"。和秦始皇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还没有呈现能超过30厘米的铜剑，而兵马俑里发现的那些古青铜剑，均都将近1米长，至今寒光逼人。

青铜剑-锋利和柔韧完美联合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的战国墓中发现一柄青铜剑，这把长556厘米、宽5厘米的剑浮现精美的流线形，擦去浮尘后，剑身通体装潢的黑色菱形花纹像星光一样闪耀，剑格以绿松石和极珍稀的蓝琉璃镶嵌出云纹和兽面纹，剑柄处刻着8个鸟篆体铭文"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虽在地下沉埋超过两千多年，出土时却绝不锈蚀，寒光熠熠，俨然有水溢冰释之感！科学家发现剑的中脊和两刃是用两种不同成分的青铜铸接而成，剑刃坚硬而锋利，剑心却有很强的韧性。

这刚好印证了传说中的"复合剑"确有其物。用低锡青铜制作韧性好的剑脊，而用高锡青铜来制作高强度和高硬度的剑刃，再把二者用一种十分巧妙的卯榫结构连成一体。

众所周知，青铜是铜和锡或铜和锡、铅(即古人所说"三金")的合金，其中锡是影响合金硬度的主要因素。含锡量高则性较脆硬，含锡量低则性较柔韧。

就铸剑而言，要求剑坚硬而锋利，就须提高含锡量；要求剑柔韧不易折断，就须下降含锡量。这是个很不好解决的技术，如无超卓的技术，就难以铸造出既锋利又不易折断的青铜长剑。

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青铜时期，大都流行短剑而极少见到超过50厘米的长剑，古埃及、两河流域、希腊和罗马莫不如斯。

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从黑海北岸直至蒙古草原，曾盛极一时的所谓"斯基泰式"铜剑(中国学者多称之为"北方法铜剑")，更无一例外都是短剑，长度一般在30厘米左右。那么，这把长剑是如何铸造的呢《考工记》只记载了一句"黄白杂则坚且韧"，所谓黄，就是青铜，白就是锡，怎么个杂法比例是多少最适合这恐怕才是铸剑大师真正的秘诀所在。

东周时代的铸剑师恰是通过巧妙地把持剑体不同部位的含锡量，从而制出刚柔相济的青铜复合剑。可惜，纵然今天我们可以剖析出它们的比例，却再也无奈完全复制那种精绝的工艺。随着铸造技术的先进，铜剑的长度继承增添，到战国晚期长约70厘米的剑已不常见。

战国末年竟然出现了长达80~90余厘米的青铜剑，有机会去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你就可以看到那些至今表面黑亮、锋利异常的长剑，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欧冶子、干将、莫邪，这些铸剑师留下了太多的秘密，到现在为止，流传于世的铜剑的表面处理工艺还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你可能察看到过，出土的那些战国铜剑表面都有一种深绿色和灰玄色，这可不是因为接触空气锈蚀的成果。这层表面，从它制造完成绩是这样，虽经地底湮没两千年，却没有涓滴转变，更是没有一丝锈迹。

可以确定，剑表面经过了某种特殊处理，从而使剑体得到良好掩护，并使表面具有更高的硬度(试验室的检测揭示，其表层硬度比深层高出许多，而且远超越一般铜剑的表层硬度)。学者们揣测这些剑铸成后，可能进行过特别的表面处理，使器表天生一个复盖层，异样坚硬而不锈蚀，既明显提高性能，又起到防腐化的作用。

但详细是用什么方法却始终无法断定，对其中一些铜剑的检测分析揭示，其表层组织中含一种叫三价铬化物的东西，但对另一些铜剑的检测分析却结果不同，其表面是一层土漆和二氧化硅所形成的高聚物涂层，即生漆漆膜。到底是哪种成分让这些宝剑历经几千年依然冷气逼人，至今还是个谜团。

几千锤还要几百炼。青铜剑两千年不折秦始皇陵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剑，长86厘米剑身上有8个棱面，极为对称平衡。它们历经2，000年，从地下出土，却无蚀无锈，光洁如新。用现代科学方法检测分析，这些青铜剑表面竟涂有一层厚约10微米的氧化膜，其中含铬2%。这一发现即时震撼了世界，因为这种铭盐氧化处理是近代才掌握的进步工艺。

据说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发明并申请专利，而且只有在一套比较庞杂的装备和工艺流程下才得以实现。秦人的锻造程度之高，真是不堪设想。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些青铜剑的韧性异常惊人。有一口剑，被一具150公斤重的陶俑压弯了，曲折度超过45度。

当陶俑被移开的一霎时，奇观发生了，青铜剑反弹平直，天然还原。这精湛的铸剑技艺，令人膛目结舌，却不知为何。

吴王夫差剑，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在位22年，公元前495~公元前473年），通长583厘米，身宽5厘米，格宽55厘米，茎长94厘米。

(一)制范，剑范多用泥塑造，而后放入窑中经火烘干，再加修整。制范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根据，而铜剑器形是否可能达到设计请求，规整而谐调、匀称而雅观，则决定于制范是否精细。

(二)调剂，铸剑的材料是青铜，青铜是铜和锡或铜和锡、铅的合金。剂即剂量，指青铜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古时写作"齐"。熔炼青铜之前，须根据合理的配比法则，对铜、锡或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称作调解。

这是决议铜剑性能的要害环节。《考工记：攻金之工》所记"金有六齐"，标明了六类铜器的成分比例，其中第四类为：大刃即剑；叁分其金而锡居一，指青铜合金作四等分，铜(金)占三分(75%)，锡占一分(25%)。

《考工记》"六齐"只表明了青铜合金中最主要的两种成分--铜和锡，而铜实物中常含有少量铅及其余一些元素(铁、锌等)，因之，六齐的铜锡配比法大略是一般性地代表了青铜合金中铜和其他非铜元素的比例。

研究者对如此配比的铜剑作了机械性能和硬度实验，证实其存在很好的强度和硬度。

(三)熔炼，原料调配就绪后，将之装入坩锅炼。熔炼的目标是将铜、锡、铅等原料熔液体，同时也进一步去除原料中含有的杂质，如附着于原料上的木炭，以及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铁等其他金属元素，使合金精纯。

《考工记》对此有较详记述：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黑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等碳氢化合物焚烧产生的。黄白气重要是熔点低的锡先融化产生。

(四)浇铸，将熔炼成熟的青铜液体灌溉入剑范，俟其冷却、凝固，铜剑就成形了。

(五)加工，范铸出来的铜剑仅是一个坯件，卸去铸范后，还须进行如下的修治加工：刮削揣摩，使其名义平坦光滑；装饰，如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嵌琉璃、绿松石，或嵌错红铜丝、金丝、银丝，甚至进一步在器表刻镂花纹；安装附件，配齐剑具；砥砺开刃。千万别忘了淬火。否则，铸造的"宝剑"跟古罗马剑一样得刺一下踩直了持续用。

(注：彼时完善的青铜剑铸造技术，传至今日已然失传)

众所周知，四大发明一般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四大发明是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而产生于西汉的造纸术，因为它的出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彩起来，作为文字和语言的载体，纸的出现解决了人们交流的困难，也为文化文明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秦汉时代，文字是用笔书写在丝布上，直到东汉时代，制纸的方法加以改良后，人们才开始大量的使用纸作为书写工具。造纸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这种先进的技术经过一千多年后才传到欧洲。那么又是谁发明了造纸术？

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比绢、竹简等适合书写的材料，那就是纸。相传纸张的改进者就是 蔡伦 ， 蔡伦 的出生日期不详，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蔡伦从小出生在一个手艺人家庭，铁匠世家祖上打铁的手艺一直传到他这一代，因为打铁的缘故与朝廷时有联系。

小的时候，蔡伦很好学，对铸铁、冶炼、矿采很感兴趣，没事的时候就爱研究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汉章帝 刘炟 即位后，常到各郡县挑选幼童入宫。永平十八年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太监，当时他约15岁。他读书识字，成绩优异，于建初元年任小黄门，在宦官中的职位较低。此后作黄门侍郎，掌管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安排就座等事。从史料分析，蔡伦是华南地区甚至江南地区第一位走进朝廷，进入皇宫为官的人

在选入宫后，蔡伦很能干，把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为小时候阅览众书，加上有点见识，谈吐之间显露出才华。汉和帝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年龄尚幼，蔡伦曾服侍过的窦皇后成为皇太后，把持朝政，皇权旁落外戚窦氏家族。外戚专权，蔡伦看不惯，就和其他的大宦官在背后帮助年幼的和帝，清除了窦氏专权的弊端，巩固了和帝的皇权统治。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此前，由中常侍“加位尚方令”，这就是后世尚方宝剑的来历，因为蔡伦是铸铁世家，加之对矿产、冶金类的知识很丰富，掌握锻造的技术，因此由他负责皇宫制造业，“尚方宝剑”就是尚方制作的宝剑，后来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当时的皇宫作坊，都是天下制作高手的集中地，蔡伦掌管此机构不仅学到了很多别人的先进手段和技术，还给自己的才华提供一个施展的平台。“蔡太仆”、“龙亭”，都是蔡伦旗下的品牌，在东汉俨然成为兵器界的路易威登。

《后汉书·蔡伦传》明确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由于后汉书对此事记载十分清楚，所以在没有其它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一些学者把蔡伦向汉和帝 刘肇 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但自从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后，部分学者开始对造纸术的发明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学者发现的西汉中叶古纸，为一张纸麻，纸面可清晰见到麻。同一遗址中还发现有 汉元帝 元年的木简，认为该纸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比“蔡伦造纸”早了一个半世纪。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也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1979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出的“马圈湾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的绘有地图的麻纸“放马滩纸”。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定名为蔡伦前纸——悬泉置纸。

除此以外，史籍里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 刘据 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故其“持纸蔽其鼻”，这些纸张和文献的发现，无疑都是推翻了蔡伦造纸这个事实，从以上发掘出的纸张来看，的确都比东汉的蔡伦发明的造纸术要早很多年，这让我们不禁质疑，造纸术的真实年代和其发明的主人究竟是谁，但是也有的学者指出：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要造成一张式的植物纤维纸，程序是很复杂的，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本世纪考古学家发现的几种“纸”，实际上都不符合这一特征。

关于蔡伦究竟是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学术界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一直都是写的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直到最近几年，学术界提出了这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中学的教科书也改成了蔡伦是造纸术的改进者，这并不是在说蔡伦就是或一定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只是不确定，还有待于考证。其实，不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造纸术的改良者，造纸都是的伟大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一历史定论是无可非议的。

元初元年，皇帝因为经史传记等文字大多都没有核实确定，于是让蔡伦去监督关于古籍修正的工作，委以重任。建光元年，蔡伦因为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蔡伦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但是上面的人呢却让蔡伦自己去认罪，蔡伦自觉受到屈辱，后来在建光某一天，沐浴后穿戴整齐衣服、帽子，喝毒药而死，死后他的封地被废除。

西亚各地发现的铁器可以早到公元前30世纪中叶，距今约4500年。公元前12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铁器的使用日益普遍。中亚多数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未或公元前20与公元前10世纪之交开始了早期铁器时代。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墓葬文化晚期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又分早晚两个阶段，所测碳十四数据，晚期阶段在公元前14至13世纪。印度的彩绘灰陶文化阶段铁器制作水平已很高，在这一文化面积很小的阿特兰基海勒遗址中发掘出铁制品135件，有家用器物、家具、其他手工业工具，用于战争或狩猎的武器。绘彩灰陶文化的年代早于公元前11世纪或更早。原苏联中亚地区的居民学会冶铁后，铁器也很快被使用于日常生活和狩猎与战争的所有领域。古花拉子模地区的阿米拉巴得文化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不晚于公元前10世纪。弗尔干纳盆地一支较为发达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是楚斯特文化，在这一文化的达尔弗尔津特佩遗址出土有早期的炼铁的矿熔碴。楚斯特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0世纪与公元前10世纪之交。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但是从商代中期到周末数百年间，人工冶铁术并未在高超的冶铜技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西周末偶见人工冶炼的铁器时，仍使用陨铁。新疆属于中亚的一部分，大多地方的地理地貌与中亚其他地区区别不大，特别是北疆一些大河将新疆与以西中亚国家连为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发现表明在古代它们拥有相同的文化。和中亚其他地区一样，新疆在公元前20世纪与10世纪之交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并很快普及。中、西亚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为原始的块炼铁，穷科克台地墓地出土的铁器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鉴定，为块炼铁或渗碳钢，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人工冶铁亦为块炼铁，早期的冶铁技术一致，从新疆和中原地出土的金铁合体或金玉合体的器物看，早期铁器十分珍贵。商代开始，中原和古西域就有非常密切的文化联系，商末贵族墓葬中的玉来自西域，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品，这里还出土过一面早期铜镜，背面为线描的动物纹饰，明显不是中原体系的铜器，风格类同的铜镜在和静县察吾乎沟文化中发现过—件，德国柏林博物馆收藏品中有一件，虢国墓地的那面铜镜显然是西来的。鄯善县洋海墓地出有一铜铁合体的铁器，同墓地出有管銎战斧、铃形镂孔铜器等，这些铜器在西亚等地公元前一千六、七百年遗址中就有发现，中原和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同类铜器年代到商末。最近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发现喇叭口状铜耳环，它是安得罗诺沃文化中的典型铜器，类同器物在甘肃河西及中国北方地区都有发现，年代在商周。上述器物明显是从西亚、中亚经新疆向中原流布，和这些器物一样，在西亚和中亚早已出现的铁器也随之由西向东传布。新疆铁器出现的时代早，发现多，河西沙井文化发现二件铁器年代可早到西周，关中地区铁器早到春秋早。人工冶铁术由西亚、中亚经新疆向中原传布的线路也基本清楚。冶铁术传入中原后，在已经十分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很快发明了冶铸生铁，这项工艺早西方一千多年，从此中国的冶铁术开始领先西方。 最早进入人类视野的铁矿物无疑是铁陨石（或简称陨铁），这种不折不扣的天外来客，为人类提供了有关铁的最初知识。

铁陨石主要由铁镍合金组成，一般含镍4～10%，极少数陨铁中的镍含量可以高达60%。陨铁的绝大部分都是可锻的。

有证据表明，石器时代的人们已能够利用陨铁。居住在西格陵兰约克角地区的石器时代的人们，一直用含镍8%左右的陨铁制造工具。在北格陵兰曾发现过一把爱斯基摩人的小刀，由一些装在海象牙上的陨铁片组成。在中国，古代陨铁制品也正在不断被发现。1972年冬，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520±160年），发现了一件铁刃铜钺。全钺残长111mm，阑宽85mm。铁刃宽60mm，在铜外部分已经断失，铜身夹住的部分厚2mm，深 10mm。对这件古兵器进行的科学考查表明，“铁刃中没有人工冶铁所含的大量夹杂物，原材料镍含量在6%以上，钴含量在4%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经过锻造和长期风化，铁刃中仍保留有高低镍、钴层状分布”，研究者据此断定，这件铜钺的铁刃系由陨铁制成，而整个铜钺的制作过程是：先将陨铁锻造成薄刃，然后再浇铸青铜柄部。

在我国历代文献中，有关陨铁的记载也可谓不绝如缕。最早记录陨铁堕落现象的是《史记》：“秦献公十七年（公元前368 年），栎阳雨金四月至八月。”所谓“雨金”是指许多铁陨石同时堕落，也即现代人所谓的“陨石雨”，而栎阳是秦献公的都城，其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其后，唐代樊绰《蛮书》中记载云南南诏王备有“天降铎鞘”。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南番有毒槊……言从天而下，入地丈余”。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某日，沈括在常州宜兴县曾亲见陨铁堕落并作了详细记载：“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此后，在《元史五行志》中也有一段清楚的记载：“元至正十年（公元 1350年）十一月冬至夜，陕西耀州有星堕于西原，光耀烛地，声如雷鸣者三，化为石，形如斧。一面如铁，一面如锡，削之有屑，击之有声。”

建国以后，许多陨铁实物也已被陆续发现。如1958年在广西南丹发现了早期降落的铁陨石雨，经现场勘查，已发现的十九块南丹铁陨石中，最小者为13kg，最重者为19吨，含镍量在7%左右。而不知何时落在我国新疆准葛尔地区的一块重约二十吨的铁陨石，则是目前世界上收集到的第三大铁陨石。

以上事实说明，原始民族在早期就已经能够利用天然陨铁。而至迟在商代中期，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水平的锻铁技术，熟悉铁的加工性能，认识铁与青铜在性质上的差别。显然，中国人对铁的最初认识只能更早。

炼铜早于炼铁，不仅已为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所证实，而且也符合冶金技术的发展规律。原因很简单，就像从树上摘苹果总是从低处摘起一样，由于炼铜（专指古代）较炼铁容易，最早诞生的当然是炼铜术。

炼铜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自然铜的利用。绝大部分自然铜是含铜高达98－99%的红铜，不仅具有金属光泽，而且具备良好的加工性能。最初，人们也许只是把自然铜当成石料来打制石器，在实践中必然会发现自然铜具有石头无法比拟的延展性，容易按需要打制成形。接下来，人们自然也会发现，将自然铜放到火里烧过后，打制起来就会更加容易。如果火焰温度足够高，自然铜就会熔化，而熔化的铜水能够流动，凝固以后又可随容器成形。这一现象的反复出现，必然导致炼铜技术与铸造技术的萌生。

红铜的熔点是1083℃，而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前期，陶器的烧成温度就已达到了900－ 1000℃，已经具备熔炼自然铜的技术基础。我们已经知道，在铜矿床的表层，除了自然铜外，还有孔雀石和赤铜矿，尤其是孔雀石，色彩鲜艳夺目，极易引人注意。孔雀石常同自然铜一起出现，并与铜锈有类似的颜色，这就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激起用孔雀石炼铜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一旦付诸实践，就是炼铜技术的诞生。稍具化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孔雀石属于碱式碳酸铜，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就会分解为氧化铜，而氧化铜同木炭一起加热，就能还原出铜来。

铁的情形则很不相同。铁很易被氧化，除陨铁外，自然界中的铁都呈氧化物或其它化合物的形态存在。纯铁的熔点为1537℃，直接熔铁在新石器时代根本就不可能。铁矿石的还原温度虽然并不需要这么高，但温度低时还原速度很慢，对实际生产没有意义。同时，低温还原出来的铁在冷却时很容易被重新氧化，又变成了铁锈。因此，尽管铜、铁矿总是共生，在炼铜术诞生之后，冶铁术的诞生仍须时日，需要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为其准备足够的条件。事实是，这场技术革命果然发生了，时间是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600年，持续近千年之久，相当于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场制陶技术的变革，变革的内容主要是：用快轮制坯代替手制；改革陶窑火道和箅面火眼，使窑室内的火力更加均匀；扩大窑室直径，窑壁由直立改为内收。窑壁内收是为了封窑的方便。在陶器烧到一定火候时密封饮窑，就会制造出还原气氛而烧出灰陶，此时如果让大量松烟进入，使其发生渗碳作用，就会烧出很好的黑陶。由敞口氧化烧制红陶进步为密封饮窑制造还原气氛烧制灰、黑陶，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人们已经掌握了对铜铁冶炼至关重要的知识――高温下的还原。

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还无法弄清原始冶铜术的细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制陶术完成上述变革之后的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中华大地上的铜器突然多了起来，除红铜外还有了青铜和黄铜，并最终顺利进入了青铜时代。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源于制陶术的冶铜术分享了制陶术的最新成果，完成了由萌生期到成熟期的过渡。而随着冶铜技术的成熟，冶铜实践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也只有到了这时，铜、铁矿共生的前提对于冶铁术的诞生才有了实际意义。而炼铁高炉首先在中国诞生也才有了根据，当然，这是后话。 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器，是1973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700年）的原始黄铜片和出土于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3100年）的青铜刀，中国冶铜术的起源当然不会晚于公元前3100年。根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成果，夏代的纪年范围为公元前2070年～前 1600年。也就是说，大禹活动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距离冶铜术的起源至少已有千年之久。在长达千年的冶铜实践中，无论是铜矿的冶炼、铜器的铸造，还是冶炼设备的修造，都没有理由不进步。

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早期炼铜使用陶尊，外部涂有草拌泥，起绝热保温作用，内面涂有耐火泥层，铜矿和木炭直接放入炉内。这一装置不同于从外部加热的“坩埚”式熔炉，可以使炉内温度提得更高。可以想象，在这种内热式陶尊炉中，当混入铜矿中的氧化铁矿较多时，在炼渣中还原出铁来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而块炼铁在冶铁史中首先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块炼铁也称为锻铁，是在较低的冶炼温度下由铁矿石固态还原得到的铁块。在西南亚和欧洲等地区，直到十四世纪炼出生铁之前，一直采用块炼法炼铁。冶炼块炼铁，一般是在平地或山麓挖穴为炉，装入高品位的铁矿石和木炭，点燃后，鼓风加热。当温度达到1000℃左右时，矿石中的氧化铁就会还原成金属铁，而脉石成为渣子。由于矿石中其它未还原的氧化物和杂质不能除去，只能趁热锻打挤出一部或大部，仍然会有较多的大块夹杂物留在铁里。由于冶炼温度不高，化学反应较慢，加之取出固体产品需要扒炉，所以产量低，费工多，劳动强度也大。与生铁不同，块炼铁含碳极低，质地柔软，适于锻造成形。由于块炼铁在锻打前疏松多孔，故也被称为海绵铁。

不难看出，我国古代的内热式陶尊炼铜炉很适于冶炼块炼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冶铁产品当然也非块炼铁莫属。曾经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以“江苏六合程桥两座东周墓曾出土用块炼铁制成的铁条和白口铸铁丸，湖南长沙一座春秋晚期墓中曾出土白口铸铁鼎和一把中碳钢制成的剑”为据，断论在中国冶铁史上，一开始就是块炼铁、白口铸铁和钢同时出现，“这是我国古代冶铁工匠的勋业，是世界冶铁史上的奇迹”云云。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奇迹？事物发展的规律又岂能轻易违背。当然，立此论者以春秋时期为中国冶铁史的开端，而“中国冶铁始于春秋”又是学术界权威的结论，提出这种看法原也情有可原。殊不知，中国冶铁术在夏代就已开花，春秋战国之际的铁、钢并出，不过是中国冶铁术取得突破性进步，开始结果而已。

说到这里，不由使笔者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事情发生于古人类考古学界，中国史前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的化石材料，在建国前经西方古人类学专家魏敦瑞（WeidenreichF）研究，认为其中的三具头骨分别代表原始蒙古人、美拉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三个不同的类型。言下之意，是这三种人的祖先跑到了一个山洞里。建国以后，中国当代古人类学家吴新智根据模型又作了新的研究，发现三者均代表原始的蒙古人种，差别只在于一些细节尚未充分形成。学术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山顶洞人本来就是这三种人的共同祖先，而不是这三种人的祖先为了某一重大事件不远万里到一个山洞里来聚会。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为学者能不慎哉！ 在缺乏物证的情况下，笔者胆敢把块炼铁放在中国冶铁史的开篇，当然有所根据。以《古代社会》一书名垂青史的摩尔根曾告诉我们，“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相同。”验之于人类发展史，此说不谬。由石器而陶器，再到铜器和铁器，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共同的发展轨迹。当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冶铁史都从块炼铁开始时，中国冶铁史独从生铁开始，当然不合情理。不仅不合情理，也有悖科学规律。冶炼温度只能由低到高，冶炼设备也只能由简易到复杂。先有块炼铁，后有生铁，必然是历史的真实。

前文已述，由于块炼铁产量低、费工多、劳动强度大，人们为了提高产量，就要强化鼓风和加高炉身，炉子必将逐渐从地坑式向竖炉发展。炉身加高以后，炉内上升的煤气流与矿石接触的时间延长，能量利用率有了提高。鼓风强化则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使气体压力加大，穿透炉内料层的能力增强，因而允许增加炉身高度；另一方面是燃烧强度提高，直接提高了炉内温度。这些都促使产量提高。可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温度高了虽然铁产量有所提高，往铁里渗碳的速度也加快了，当渗碳超过2%以后，就引起了质变，得到的是另外一种产品――生铁。生铁的熔点最低可达1147℃，而温度升高后还促使原料中的其它元素被还原进入铁中，这就使得生铁的熔点更为降低。于是，得到液体产品的可能出现了。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这就是在原始的块炼炉中，由于炉子过热或燃料比过大，偶然也能得到生铁。笔者以为，这种最早的液态生铁非白口铸铁莫属。在这种白口铸铁中，几乎全部的碳都与铁化合形成了碳化三铁，其断口呈暗白色，晶粒粗大，具有很大的硬度和脆性，因此被称为“刚铁”，既不能承受冷加工，也不能承受热加工。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在这里。本来块炼铁含碳极低，质地柔软易于锻造；而白口铸铁又脆又硬，完全失去了块炼铁优良的锻造性能。白口铸铁，也即“刚铁”有没有用？如何利用？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是东西方冶铁史发展的分水岭。

毫无疑问，西南亚和欧洲地区在早期由于炉子过热或燃料比过大肯定也得到过液态生铁，由于其锻造传统过于强大，而生铁不耐锻打，这种液态生铁多被视作冶炼不正常的产物而抛弃了。在中国则不然，生铁一开始就有了用武之地。这一点在《禹贡》篇中同样透露了玄机。

我们知道，夏代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而文明的主要标志是发明了文字。“仓颉造字，鬼神夜哭”，文字既能“感天地而泣鬼神”，足见其在先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而中国先民对文字载体的选择则决定了中国冶铁史的走向。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中国最早的文字或画于陶器，或刻于竹木，或铸于铜铁，或镂于甲骨，而竹木和甲骨是最常用的材料。不管是刻还是镂，“笔”的硬度至关重要。当“刚铁”初现时，虽然不耐锻打，其硬度却是当世之最。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长，让梁州进贡“刚铁” 用于刻镂文字实属理所当然。而一旦这种产品有了用途，其生产工艺自然就会有人琢磨。春秋战国之际的铸铁大兴，实肇始于此。“刚铁”的出现，恰逢其时。

当然会有人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们会问，比中华文明更早的古埃及文明，为何对生铁的早期发明未做出贡献？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则可能是其文字用不着刻镂。古埃及人发现了纸草，并用作书写材料。纸草是由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近似芦苇的水生植物（纸草）制成的，古埃及人割下纸草，取出草骨，切成小薄条，在木板上一块块贴起来，压平晒干后即成**纸卷。笔管则用纸草茎，墨水由纸草炭化加水配成。在纸草上写字当然要比在竹木或甲骨上容易得多。欧洲作为古埃及文明的影响区，在初期视生铁为废物实属情理之中。 大胆也好，狂妄也罢，至此为止，笔者为中国冶铁术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这就是：中国原始冶铁术至少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即已在古梁州诞生。块炼铁（柔铁）首先出现，白口生铁（刚铁）紧随其后。由于白口生铁一出现就派上了用场（刻镂），使得生铁冶炼技术得以生存并有所发展，并最终由于青铜冶铸技术的影响，在春秋战国之际奠定了中国冶铁术的基本走向――以生铁冶铸为主。而以生铁冶铸为主的技术传统是中国古代金属文化与西方早期以锻铁为主的金属文化的主要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生铁冶铸技术的早期发明与广泛应用，造就了中华文明最初的辉煌。

为了弄清中国早期冶铁术以生铁冶铸为主的原因，我们不妨简要回溯一下中国早期青铜冶铸的历史。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的传说，前人多认为荒诞不经。现在看来，黄帝生存的年代肯定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其时冶铜术早已诞生。将此说与“蚩尤以铜作兵”的传说相联系，则黄帝铸鼎未必不可能。

继黄帝铸鼎说之后，传说中还讲到禹铸九鼎以及禹子启曾命人在昆吾（其地在今河南濮阳附近）铸鼎。据郭沫若考证，昆吾在当时是一个冶铜中心，昆吾的铜在古代非常著名。如果说黄帝铸鼎之说因无法证实可以存疑的话，禹铸九鼎的传说却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可以作证。

二里头文化一期至四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而夏代的纪年范围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当然属于夏文化。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不仅发现了铸铜手工业作坊的遗迹，找到了冶炼用的陶锅、陶范和残留铜渣，而且出土了青铜材质的刀、镞、锥、鱼钩、铃之类的小件铜器和凿、锛、爵等较大的铜器。其中的一件铜爵，通高12厘米，经电子探针法定量分析，含铜92%，含锡7%，属于典型的青铜器。研究者指出，当时的青铜冶铸技术正在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

在时代稍晚于二里头文化的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碳14年代为公元前1550年左右）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有多种兵器。与二里岗文化同期的湖北盘龙城则出土了159件青铜器，有器形25种。在四件青铜礼器中，其中三件的含锡量在7%上下。研究者据此断定，当时的青铜礼器，大多数是按一定的铜、锡配比铸成的，这只有在青铜冶铸技术的高级阶段才能办到。

到了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殷商后期，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已相当高超，不仅器形相当完备，而且尽可能用铸造的方法解决金属器件的成形问题，其它加工工艺均处于从属地位。从殷商后期到西周晚期，几乎所有的青铜器件都由铸造成形，尽管某些器物的形制相当复杂，匠师们习惯的做法仍是采用多种形式的铸接工艺或经多次铸接使之成形。甚至轴配合和薄壁件的制作也通过铸造手段来实现。

不难看出，铸造成形是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传统的力量往往是巨大的。在冶铁术诞生之初，需要锻造成形的块炼铁占主导地位，用于刻镂的“刚铁”只是偶然才能得到，数量极少。问题在于，当冶铁术诞生的时候，青铜冶铸技术已接近成熟，炼铜炉也已逐渐由矮小的陶尊炉向具有一定高度的鼓风竖炉发展，这一技术进步的趋势迟早要对冶铁术产生影响。当“刚铁”由于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多，仅仅用于刻镂已无法消化时，为“刚铁”寻找新的出路就成了问题。而这时，拥有铸造成形技术传统的中国古代冶铸匠师，当然不会把液态生铁及其凝集物视作废物，他们必定会采用最得心应手也是最近便的铸造成形方法来利用这些（虽然不太令人满意的）“恶金”。于是，铸铁技术宣告诞生。接下来当然是铸铁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当社会终于认识到铸铁的作用，开始大力推广时，这种最富 “革命性”的金属终于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一时刻，历史的车轮正好行进到春秋中叶，距离冶铁术的诞生，已有1400多年之久。 照理说，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作背景，冶铁术的发展不应如此缓慢。不过，既然事实如此，我们倒不妨试着找出其中的原因。

泰利柯特有一个论点：冶铁术并非先进炼铜工匠的专利，而是更早期原始炼铜工匠的发明，或者竟然完全是由不懂炼铜技术的一批新人创造的。这一说法似乎暗示着冶铁术的起源比我们能够认识到的还要久远。不过，这一说法确有道理。以常识而论，工艺愈先进，规矩就愈多，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就愈小。而炼铜时炼出铁来，本来就纯属意外。顺着这一思路下推，我们就会发现，在青铜时代，冶铁术的诞生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一桩新生事物而已。而新生事物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当然颇费时日。更何况，在制钢技术发明以前，作为新产品，（块炼铁）制工具硬度不如青铜，（白口生铁）铸礼器又黑不溜秋，缺乏耀眼的光泽。铁欲大行于世，必须等待时机，而这一时机到来的标志应该是：处于地表易采易炼的氧化铜矿已不敷使用，铸铁的生产成本已大为降低，生产力的发展又急需大量的工具。试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时代，要满足这样的条件谈何容易，铸铁的姗姗来迟自有道理。不过，当时钟指向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中叶时，这一时机终于成熟了。

在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自取灭亡后，关中地区充满了野蛮的戎人。宫室文物大部被毁，土地日见荒芜，继位于危难之时的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重新建国，这就是东周的开始。东周之时，王室衰微，加上周边夷狄不断侵扰，国家名为统一，实已分崩离析。各路诸侯趁隙而起，争霸中原，以实力较短长（后人将这段历史称为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终于公元前476年）。在经过了一番此消彼长之后，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大会诸侯，周王派宰孔参加，赐给齐桓公“专征伐”的权利，自此开始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齐桓公也由此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齐国原本不大，又地处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海之滨，为何能首先称霸呢？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智的齐桓公任用了管仲为相。能干的管仲则通过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使国家很快富足，军力迅速强大了起来。而在管仲诸多的富国强兵措施中，“官山海”是最为有效的一种。

据《管子海王》篇载：“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可耳。”郭沫若认为，“‘官’者，管也。‘管海’自然是指管制盐业，‘管山’就是把矿产管制起来，这里就包含着铜铁。齐桓公时已有铁的使用，我看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国语齐语》里面，管仲所说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齐桓公之所以能够划时代地成为五霸之首，在诸侯中特出一头地，在这儿可以找得出它的物质根据。煮海为盐积累了资金，铸铁为耕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所以桓公称霸并不仅仅由于产生了一位特出的政治家管仲，而是由于这位特出的政治家找到了使国富强的基本要素。”

郭沫若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这同时也告诉我们，铸铁技术在齐桓公时已接近成熟，因此才引起了当权者（管仲）的注意。反过来，由于当权者的大力提倡，铸铁技术的发展也就大大加快了速度。试想，铸铁农具的使用既然能使齐国“足食”，相邻各国必将仿而效之。稍后的战国时代铸铁技术被七国普遍采用，其最初的契机应该是在这里。而中国冶铁术以生铁冶铸为主的基本走向由此而奠定就毫不奇怪了。

剑花是一种独具匠心的武器锻造工艺，它是由一位名叫王剑的锻造大师创造的。王剑是一位拥有数十年锻造经验的老师傅，他潜心研究武器锻造技术，最终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锻造工艺。

剑花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剑花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选择材料

剑花的制作需要选择优质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需要含有足够的碳元素，才能保证制作出的武器硬度和韧性的平衡。

第二步：炼铁

选好铁矿石后，需要进行炼铁。这个过程需要将铁矿石放入高温炉中，加入足够的燃料，使铁矿石中的铁和碳元素分离出来，最终得到纯净的铁块。

第三步：锻造

得到纯净的铁块后，需要进行锻造。这个过程需要将铁块放入锻造炉中，加热至适当的温度，然后使用锤子将铁块打造成所需的形状。

第四步：淬火

锤造完成后，需要进行淬火。这个过程需要将锤造好的武器放入高温液体中，使武器表面迅速冷却，从而提高武器的硬度和韧性。

第五步：剑花处理

最后一步是剑花处理。这个过程需要将淬火后的武器表面进行特殊处理，使其表面呈现出独特的花纹。这种花纹不仅美观，还能提高武器的防锈性和耐用性。

通过以上五个步骤，剑花就制作完成了。剑花制作过程虽然繁琐，但是制作出来的武器硬度和韧性非常出色，同时还拥有独特的外观，非常受到武器爱好者的喜爱。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其制度与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夏朝时出现了国家机构的雏形，以奴隶的劳动作为王国发展的基础，同时贵族阶层制定了古老的税赋体制“贡法制”，来加强对奴隶阶级的控制和剥削。除此之外，夏朝人还发明了青铜锻造技术，并在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一，最早国家机构的建立

首先我们要知道，夏朝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财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贵族逐渐演变为奴隶主，作为新兴的统治阶层；其他很大一部分劳动者便作为奴隶，其人身皆属于奴隶主。夏朝的国家机构中，国王之下有“百吏”，包括掌政教的羲氏、掌农业的和氏、掌畜牧的牧正、掌膳食的庖正、掌车服的车正、掌军事的六卿等。为稳固统治，夏朝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并修筑了早期的监狱。

二，奴隶的劳作

广大奴隶的艰苦劳作是支撑夏王朝的基石。奴隶主指挥奴隶集体劳作，实行“贡法制”。夏朝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每户的奴隶领用公田五十亩，上交五亩的产量作为贡赋，即“什税一”。根据史料记载，农业在夏朝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的主要农具为石器和木器，包括石铲、石刀、木耒（lei）耜（si）等。此外夏朝人已经开凿沟渠用来引水和排水，同时他们依据经验和智慧制定出农业生产需要的历法，并为后世所沿用，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行夏之时”。

三，青铜器的出现

夏朝时期，手工艺得到迅速发展，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铜制造业。青铜是铜、锡的合金，制作青铜器时，首先要用细泥制成器范，再用陶制的坩埚冶炼铜、锡矿石，将两者的混合溶液注入范中，从而铸成硬度较高的青铜器。根据器具用途的不同，铜与锡的混合比例也有变化。青铜器可以说是夏朝人的一项重要发明，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在朝向文明世界的路途上迈出一大步。夏朝的炼铜业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记载，也同时留下了许多文物遗迹，比如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夏代青铜器有爵、刀、凿、簇、锥、锛（ben）等。

四，夏朝的文化

夏朝的文字虽然在考古材料中尚不多见，但在后世的史籍中，却保存了当时的一些文字记载，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和流星雨记录。夏朝人已使用传统的干支纪年法，而且制定了礼仪。据说孔子对夏礼就很感兴趣，也懂得很多夏朝礼法。夏启还创造了以“韶”命名的乐舞，孔子十分欣赏，认为“韶”非常完美，以至于“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本人喜欢读历史，以后会经常在上给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历史知识和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讨论，点赞支持，谢谢！

步骤为：1制范 2调剂 3熔炼 4 浇铸 5 铸后加工

其中，详细步骤为：

制范

即制作供浇铸用的型范。剑范多用泥塑造，然后放入窑中经火烘干，再加修整，质地似陶，故称泥范或陶范。制范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依据，而铜剑器形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规整而谐调、匀称而美观，则决定于制范是否精细。制范还要为以后的装饰打下基础，如剑体上铸出的花纹和名文，都必须预先在剑范的内壁上刻镂出阴阳相反的纹路。实际上，铜剑装饰的第一步是范型上进行的。

调剂

铸剑的材料是青铜，青铜是铜和锡或铜和锡、铅的合金。剂即剂量，指青铜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古时写作“齐”。熔炼青铜之前，须根据合理的配比规律，对铜、锡或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称作调剂。这是决定铜剑性能的关键环节。在一定范围内，青铜中含锡量提高，能够相应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含锡量超过合量的界限，就会使青铜合金变得非常脆弱，易于断折。在青铜合金中加入少量的铅，可调节金属的铸造和加工性能，但铅含量过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因此，只有按照合理的比例对各成分进行调配，才能得到适于充作剑材的既坚且韧的青铜。

熔炼

原料调配停当后，将之装入坩锅炼。熔炼的目的是将铜、锡、铅等原料熔液体，同时也进一步去除原料中含有的杂质，如附着于原料上的木炭，以及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铁等其他金属元素，使合金精纯。

浇铸

将熔炼成熟的青铜液体浇灌入剑范，俟其冷却、凝固，铜剑就成形了。

铸后加工

范铸出来的铜剑仅是一个坯件，表面精糙，故卸去铸范后，还须进行如下的修治加工：

——刮削琢磨，使其表面平整光滑；

——装饰，如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嵌琉璃、绿松石，或嵌错红铜丝、金丝、银丝，甚至进一步在器表刻镂花纹。嵌错是当时很常见的装饰工艺，它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或刻镂出花纹，再嵌以金、银、铜丝（或片），用错石将表面磨光，即显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生动形象；

——装置附件，配齐剑具；

——砥砺开刃。

这样，铜剑的制作就最终完成了。但在使用过程中，剑器还要时常修治砥砺，故当时可能有一类工匠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汉代称这类工匠为“削厉（砺）工”，其技艺又称“洒削”之技。削砺就是刮削砥砺的意思；洒削，指磨刀以水洒之，泛指修治刀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