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尚书》、《史记》等古籍中，都有关于舜命益(即伯益)为“虞”掌管草木鸟兽虫鱼的记载。《孟子》中说，益曾放火将一些山林烧毁，以赶走毒蛇猛兽。而《禹贡》则记载了大禹在治理洪水时，也曾大规模砍伐树木。《诗·大雅·皇点》中还记载周人在古公亶父时代，百姓砍除树木，营建居住点和毁林开荒的情况。

history of plant pathology in China

方中达，曾昭慧，方雯霞

二千多年前中国古籍中已有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而植物病害概念的出现是在一千多年前南宋时期。20世纪20年代植物病理学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开始在中国起步，50年代以后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古籍中有关病害的记载

中国古代病害资料较少，远不如虫害。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审时篇》中有“先时者，暑雨来至，胕动蚼蛆而多疾”，说明过早播种的麦，易受病虫害的侵袭。原文中“蚼蛆”是指虫，“多疾”既有病害的意思，也有其他自然因素危害之意。晋代葛洪（公元304年）的《抱扑子》一书中载有“铜青涂木，入水不腐”，即用氧化铜作木材防腐剂的方法。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麻篇》中有：“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并加以注释，大麻连作，“有点叶夭折之患”，说明轮作的重要性。这里所指“点叶夭折”可能是叶斑病与立枯病。宋代《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公元1149年），“先夏看其年气候早晚寒暖之宜乃下种，则万不失一，若气候尚有寒，尚且从容熟治苗田”，对培育壮秧又提出“欲得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懂得掌握气候变化规律，适时播种防止烂秧和培育壮秧。元明两代，中国对外交流频繁，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到中国的游记（1254～1324）中提到宋代韩彦直的《橘录》（于1178年写成），书中有“去病”部分，专谈柑桔病虫害的防治，其原文为：“木之病有二，藓与蠹是也。树稍久，则枝干之上苔藓生焉，一不去则蔓衍日滋。木之膏液荫藓而不及木，故枝干老而枯。善圃者用铁器时刮去之，删其繁枝之不能华实者，以通风日，以长新枝。木间时有蛀屑流出，则有虫蠹之。相视其穴，以物钩索之，到虫无所容，乃以真杉作钉窒其处。不然则木心受病，日以枝叶自凋，异时作实，瓣间亦有虫食。柑橘每先时而黄者，皆其受病于中，治之以早乃可。”《橘录》在“收藏”部分中说“采藏之日，先净扫一室，密糊之，勿使风入，布稻稿其间，堆柑橘於地上，屏远酒气，旬日一翻拣之，遇微损谓之点柑，即拣出，否则侵损附近者，屡汰去之”。这是谈腐烂的柑橘会传染别的橘子。这里摘录《橘录》中的详细内容，主要表明作者从调查、观察和询问得到的结论，是科学的；而《橘录》发表的时间早于国外确定病原生物学说七百多年。1981年英国发表的植物病理发展史引用中国唯一的资料也是《橘录》，但过于简单，并且提出所指病害的病原物可能是真菌。事实上，《橘录》中所指病害的病原物是苔藓，还可能包括地衣，至于所述的虫害显然是指天牛。从《橘录》中提出的病害与虫害的区别，可能是中国首次确定植物病害概念，时间大致是在南宋时代。也有人提出可以提前到公元533～544年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麻篇》，其中提到的“大麻连作，有点叶夭折之患”。马哥波罗在游记中还提到当时中国杀黑面羊作祭品保佑作物和牲畜生长良好，与欧洲一些国家祭锈神的情形相似。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稻灾》（初刻于1637年），说的可能是稻瘟病，还提出“祟在种内，反怨鬼神”有破除迷信的思想。徐光启撰《农政全书》（1639年刊行），记载了播种期与棉病的关系，并介绍适当推迟播种的防病措施。《沈氏农书》（成书约在崇祯末年）中有对桑萎缩病的观察：“设有癃桑，即番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所谓癃桑，即桑萎缩病。当时已知此病能随剪刀切口传染，病桑应即番去之，断不可留。

清代农书中出现有关病害的记载较多。方观承命人编制的《棉花图》（1765年）中说：“种选青黑核，冬月收而曝之，清明后淘取坚实者，沃以沸汤，俟其泠，和以柴灰种之”，说明用综合处理棉籽方法，有杀菌和催芽的效果。祁730663藻的《马首农言》（1836年）中有关“五谷病”的内容，所列各种病主要为栽培技术不良或旱涝引起，也包括“灰鼠”、“霉”、“老谷穗”等病害，对作物生长不正常的症状均称之为病，对病害的认识尚无传染的概念。冯730663撰《区田试种实验图说》（1908年成书）里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篇，对麦、玉米、高粱黑穗病和谷的“糠谷老”（即粟白发病）症状有描述，提出用黑矾可除此发霉之病。至于清末书刊中所提到的一些植物病害，大都是介绍国外的材料，其中如：光绪28年（1902年）陈启谦《农话》一书详细描述稻瘟病症状后指出，此病又名“稻热病”，并详细分析病因和提出四项预防方法。书中所载麦黑粉病，不仅观察到症状、传染途径，并谈到“农家如见到麦穗之中生有黑粉，急宜拔去烧之，不使黑粉飞散，然后可免此害”。光绪29年（公元1903年）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也提到稻热病等病害的防治法；还阐明麦黑粉病的病原，麦奴属霉菌之一“此黑粉为麦奴之孢子，即霉菌之种子”，主张拔而烧之。光绪32年（公元1906年）《东方杂志》3卷10期《实业》对麦类黑穗病的侵染过程已有详细的描述，所提防治方法中已出现温汤浸种。该刊还记载了用硫酸铜石灰液防治李树痈病，为法国米拉德（Pierre Marie Alexis Millardet）1883年发表波尔多液防病试验报告之后的20年始见于中国书刊。

综观引举的较重要的中国古籍中有关病害的记述，主要的贡献是发现病害发生与气候和栽培技术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涉及的病害，有些可以根据所描述的症状确定，许多不能准确确定是哪一种病害，主要是缺少显微镜的观察和描述。中国到宋代才从国外引进生活用的放大镜，开始利用显微镜观察真菌等微生物可能是19世纪初的清末到民国初年。

起因：牛郎偷了正在洗澡地织女的衣服而与织女相识。

经过：牛郎织女一见钟情，相恋相爱，背着王母娘娘主组建家庭。

结果：被王母娘娘发现，天上地下，就有了七夕。

传说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擅长织布，每天给天空织彩霞。她讨厌这枯燥的生活，就偷偷下到凡间，私自嫁给河西的牛郎，过上男耕女织的生活。

此事惹怒了天帝，把织女捉回天宫，责令他们分离，只允许他们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在鹊桥上相会一次。他们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喜鹊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

扩展资料：

我国古籍中最早关于牛郎、织女的记载是《诗经小雅大东》篇，但是文中只说织女和牵牛是天河中相近的两颗星宿，两者并没有什么关联。

直到汉时，这两颗星宿才被转化为具体人物，班固在《两都赋》中说：“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意思是说，汉宫昆明池边有牵牛、织女两座石人像。

最早记载牛郎织女是夫妇的文学作品，要算《文选洛神赋》了，文中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由此来看，牛郎、织女的故事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渐渐被古人所意会的。

梁、粱相忘于“鱼米之乡”

桥梁之梁和稻粱之粱这两个汉字极其相似，其中是否存在什么内在联系呢，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答案。梁、粱这两个字也是很容易混淆的字，常有人把“桥梁”、“栋梁”错写成“桥粱”、“栋粱”，把“高粱”、“膏粱”错写成“高梁”、“膏粱”，把“黄粱美梦”误写成“黄梁美梦”。说到这两个字的区别似乎很好讲，只要着眼于下面的木字和米字底就行。但是说到这两个字的联系就很困难，而且这两个字长期以来其实还可以互为借用，由此引发了对于梁、粱等字源的辨识，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探索。

1古籍中关于梁字的解释

古籍中关于梁字解释，除作跨水桥梁外，要特别关注如下几条。

如《说文》：“梁，水桥也，从木，从水。刅（chuāng）声”。

《毛传》：“石绝水曰梁。谓所以偃塞取鱼者。”

《诗·大雅·大明》：“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这里还牵扯到舟与梁的关系。

《尔雅·释地》：“梁，莫大于湨梁”。郭璞注：“湨（音jú），水名。梁，堤（堤）也。”

《诗经·邶风·谷风》：“无逝我梁，毋发我笱（音gǒu）”。笱

，捕鱼器具。毛传：“梁，鱼梁。”《水经注·济水注》：“梁，水堤也。”《周礼·渔人》：“掌以时渔为梁。”司农注:“水偃也。偃水为关空，以笱承其空。”

《尔雅·释宫》：“堤谓之梁，石杠谓之徛。”“徛，步桥也。”《广韵·寘韵》：“徛，立也。”“徛，石杠，聚石以为步渡。”《说文》：“徛，举胫有渡也。从彳（小步走），奇声。

《尔雅·释宫》：“彴（音zhuó），独梁也。”《玉篇·彳部》：“彴，徛渡也。”《广韵·乐韵》：“彴，横木渡水也。”故彴字，一说独木桥，一说石桥，又可释为山间溪流中用以渡人的踏脚石。

可以看到。梁的字源不仅与水有关，而且与捕鱼和鱼梁即水中的堤梁、石磴有关。

梁字演变图（《字源》）

2古籍中关于粱字的解释

关于粱字的解释，除大多作黍粟禾米之名外，还有《字源》：“粱，形声字。从米，刅声。初为刅，后改为刱。（古梁字之一）”。这是从字符的形成说起的。

《古文字诂林》马叙伦：引文，“太宰三农生九谷，郑注有粱。此言种植。”这是从字义的形成说起的，意义很重要。

考工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专著，上面记载了很多刺绣的方法；刺绣技法的传承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这对于我国一些服装设计来说，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能够培养我们的文化自信，将这些古代刺绣技法传到世界各地，也能够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与临近的石寨山墓地共同组成“石寨山大遗址”。重大突破！云南出土大量简牍封泥，对研究古滇国历史文化有哪些价值？

1、事件内容

河泊所遗址的重要发现实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古滇”的记载。云南自古为多民族地区，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投降。汉朝既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2、对研究古滇国历史文化有哪些价值？

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掩盖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首先是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及发展演变的情况，还有就是作为一种无文字的文明，古滇国是怎样兴起和消亡的？它的社会结构如何？花腰傣是否其后裔？

3、古滇国的灭亡？

其实根据，古滇国史籍上有记载，但多不详尽，一段灿烂的地域文明被湮埋了上千年，人们一直在追寻着它的遗迹。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载过，然而比较狗血的是，就在司马迁把他载入典籍后，他居然消失了。有记载的原住民就是古蜀人，被秦灭了。残存的蜀人去云南建立了古滇国，后来被西汉灭了，现今发现了古滇国的遗址希望能获得真正的真相。

后记：原本古滇国只存在于一些野史记载中，好在出土的文物让这个神秘的国度重现人间。

关于滨海涌洞鱼化石所在地层岩石的特征回答如下：

形态特征化石显示，滨海涌洞鱼有宽大的头甲，缺少偶鳍，模样与一般印象中的鱼类有较大的区别。根据化石大小推测，滨海涌洞鱼身长约4厘米到5厘米，属于“骨包肉”，头部较硬，便于觅食，符合早期脊椎动物的特征。

1物种学史

该化石被发现于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涌洞镇，地层距今436亿年，较重庆此前最早的有颌类鱼化石—袖珍边城鱼(距今约423亿年)早1000多万年，是重庆迄今最古老的鱼化石。

2形态特征

化石显示，滨海涌洞鱼有宽大的头甲，缺少偶鳍，模样与一般印象中的鱼类有较大的区别。根据化石大小推测，滨海涌洞鱼身长约4厘米到5厘米，属于“骨包肉”，头部较硬，便于觅食，符合早期脊椎动物的特征。

3词源介绍

化石一词源自拉丁文fossillis，意为挖掘。化石是古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它为研究地质时期的动、植物生命史提供了证据。中国古籍中早已有关于化石的记载，如春秋时代的计然和三国时代的吴晋，都曾提到山西省产“龙骨”，“龙骨”即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的化石；

山海经也有“石鱼”（即鱼化石）的记述；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有对琥珀中古昆虫的记述；宋朝沈括对螺蚌化石和杜绾对鱼化石的起源，已有了正确认识。迄今，发现最早的细菌化石为距今35亿年前的澳大利亚瓦拉翁纳群中的丝状细菌化石。

所谓化石是指保存在岩层中地质历史时期的古生物遗物和生活遗迹以及生物成因的残留有机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