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已经很全了，《吕氏春秋》也应该算吧，你没说

另外关于十子的问题

民国上海图书集成局校印<<十子全书>>十六册全，是书白纸线装,内有黑墨批校和朱笔圈点，品相如图。十六册书为老子1册庄子2册管子3册荀子2册列子1册韩非子2册淮南子3册文中子1册扬子法言与曷冠子合1册

根据这本书分析，应该指老子、庄子、管子、荀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扬子和曷冠子十个人。

先秦文学概说

(1)先秦即秦代以前，指公元前221年秦朝统—天下以前的历史，包括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先秦文学要讨论中国文学的起源、口头文学、早期书面文学和成熟的书面文学。文学的起源和口头文学须上溯到史前史，即没有成文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阶段。先秦文学的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2)“先秦”指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丰富多彩，斑驳灿烂，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编辑本段]先秦文学内容

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楚辞。

1）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另有《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该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

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列子》、《淮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英雄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2）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个部分。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3）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第一节 先秦社会与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从800万年前的云南腊玛古猿化石到三百万年前的湖北古猿牙齿化石，直到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都是中国土地上类人猿向人类进化的遗迹。此后一直到夏王朝建立以前，中国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100多万年。

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以狩猎和渔捞为生，人类遗址中大多存在用火的遗迹。在这一悠久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国的远祖完成了直立行走和向智人过渡，逐渐形成无数的原始群落。约28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遗址有辽宁营口、陕西大荔、广东曲江、山西阳高、湖北长阳、山西襄汾等地，晚期智人的遗迹有内蒙古乌审、北京周口店、广西柳江、台湾台南、吉林榆树、江苏泗洪和四川资阳等地。古书中远古神话传说颇多，“三皇”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是创始神话中的神人，是史前人类生活方式的象征。《韩非子•五蠹》有所谓“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易传•系辞下》有所谓“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神农氏，他们大多是旧石器时代原始群落生活的影子。

新石器时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以磨制石器、陶器和农业的出现为标志，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家畜逐渐发展为畜牧业。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是母权制，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创造了黄河流域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父系氏族社会创造了黄河流域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长江流域的浙江有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与北方文化交相辉映。《诗经•大雅•生民》中说，周人的先祖是姜嫄踩踏神仙的脚印而孕育后弃，后弃教民稼穑，实际上反映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和农业的兴起。史书追记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概貌，“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推举部落联盟酋长的情形。事实上与“五帝”并存的部落还有很多，黄帝取代神农氏，战胜炎帝和蚩尤，尧、舜、禹之世与共工、驩兜、三苗的关系等，都透露出部落之间征战频繁的状况。

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出土文物对夏朝的佐证也很少，关于夏朝的历史传说，概见于后世的追述。五帝时代和夏朝是史前史向史书记载历史的过渡，《史记》记载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便是以《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为开始。夏禹在帝舜时期接任其父鲧的职位，治理天下水害有功，被帝舜选拔为继承人。禹继舜而位，定国号为夏。禹死后，其子启打破尧舜禅让的制度，开创了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夏朝末年，桀王不务修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商部落日益强大，成汤起兵灭夏。夏朝从禹至桀，共经历17王，约470多年。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区，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当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大玉刀纹饰精美，堪称绝品。酒器铜爵体型轻薄，纹饰简单，嵌绿松石的饕餮文铜牌制作精巧，别具匠心，意味着夏朝文明已经步入青铜器时代。

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王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重要阶段。商原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夏朝末年发展到黄河中游，征服许多部落之后，灭夏而建立商朝。从成汤建国到纣王灭国，共历经17代30王，约有600年的历史。商人“不常厥邑”，从成汤到盘庚，曾五次迁都。盘庚迁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朝亦称为殷或殷商。殷商时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大量制作和使用青铜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青铜文化，《尚书•多士》中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册用于教育，出现面向贵族子弟传授祭典、礼乐、军事和伦理等内容的教育机制。殷人特别崇敬鬼神，重视占卜，将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便是甲骨卜辞。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为研究殷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出现为书面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甲骨卜辞就是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的西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巩固为主要特色，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东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逐渐破坏为主要特色。西周定都于镐京，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东周迁都于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地理方位相对而为西东。周代保留下来的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文物比殷商时代更多，社会状况也更为清楚。公元前841年，西周厉王暴虐无道，被流放于彘，史称“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为大宗主，所封的诸侯为小宗主；诸侯国内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国君与卿大夫相对而为大小宗主。大小宗主层层区别，形成树形结构。诸侯的领地称为“国”，大夫的领地称为“家”。天下耕地实行井田制以量功计禄，不得随意开垦荒地以增加耕地。西周用礼乐制维系统治秩序，严格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礼”用以区别不同的等级，“乐”用以调节和谐的情感，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从周武王到周幽王，西周共经历12王（厉王后共和行政14年），将近300年的历史。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的东周被史家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量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周王室日趋衰微，霸主叠起，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春秋早期南方的楚国率先僭号称王，后来吴国和越国也先后称王。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鲁国实行按耕地的数量征税的“初税亩”，以取代实行力役之征的井田制，表明私田得到官方的认可，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重要标志。孔子首开私学之风，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强烈地冲击了世袭制度。旧制度逐渐破坏，新制度逐渐产生。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终至于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为秦昭襄王所灭。诸侯各国先后实行政治改革或发生政变，如鲁国三桓分公室，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齐国田氏代姜，晋国三家分晋等。据《战国策》所记载，当时的强国纷纷称王，有“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右，历经250多年的纵横捭阖，东西征战，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分裂局面。

夏、商、周三代的开国盛世常为后人所称道，其中不免多有理想的成分，但三代的统治各有特点，体现了文明进化的规律。《史记•高祖本纪》的论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撇开其历史循环论，“忠、敬、文”的政治正体现了由野蛮到敬祀鬼神，再到礼乐之治的发展规律。

先秦文学概说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文化大致同步，音乐、舞蹈、绘画和造型艺术等彼此关联，互相影响。中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岩石上雕刻或绘制的岩画，分布于包括今香港、台湾在内的2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县、市、旗，最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云南的沧源岩画、广西的花山岩画、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新疆的呼图壁岩画、青海的刚察岩画、嘉峪关附近的黑山岩画等。岩画内容反映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的狩猎、农耕、舞蹈等，形体简化而带有符号性的岩画可能是古文字的前身。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十几件骨笛，大多为七孔，能奏出七声音阶，有的还有调音小孔。山西万荣县荆村和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不按绝对音高制作，一个埙孔能发四个音。新石器时代陶器工艺相当精美，陶器上大多绘有绳纹、篮纹、弦纹、方格纹或动植物形的花纹，造型美观，做工讲究，生活用品已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还有许多纯艺术品的石器和玉器，如磁山文化中遗址中的石雕人头，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兽面纹玉环、山形玉饰、玉琮、龙山文化中的龙凤形玉佩、勾云形玉佩和玉猪龙等，显示出造型艺术的成就和审美意识的发展。原始社会绘画、音乐和造型艺术如此发达，文学的产生亦在情理之中，由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字和书写工具尚未产生，没有留下原始的记录。

第二节 先秦文学概况

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正如许多动物的坯胎和植物的萌芽从外表上难以分辨种类一样，文学的坯胎和萌芽也还没有独立成形。

一百余年前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之谜。数以万计刻有成形汉字的龟甲兽骨片为研究殷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凿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文学的坯胎萌芽，有些卜辞文学特征相当明显。甲骨卜辞是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到商纣王覆亡共273年之间的遗物，甲骨文字已有成熟的系统，说明盘庚迁殷之前已有文字，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学肇始于殷商时代。

稍晚于甲骨卜辞的文字是钟鼎铭文。钟鼎铭文发现很早，西汉就有出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宋代记载古器物刻辞的著述中已有不少“三代古器”。殷商时代的钟鼎铭文字数极少，西周的钟鼎铭文字数渐多，最长的接近500字，并形成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章”。

西周至春秋文献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六艺”。《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些著述被视为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略。其中《礼经》除《仪礼》外还包括《周礼》和《礼记》，实际成书于战国以后。《乐经》不传，一般认为它就是《诗经》的曲谱。产生最早的当推《尚书》和《周易》。《周易》托古的说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易经》的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易传》旧传为孔子所作，近人认为系战国秦汉儒者所托。《周易》卦爻辞或韵或散，保存有不少古代的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在原始文学中据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尚书》是一部跨时代的档案文件汇编，撇开今古文辨伪不论，仅从文字产生的时代来看，其中虞书、夏书显然出于后世的补作，而商书和周书才有可信的起码条件。《尚书》虽然号称难读，却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先河，讲究章法结构，条理清晰，并出现不少成熟的辞格，为历代散文家所重视。《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简史，相传是孔子根据春秋鲁国的史料记载编撰而成，文字简练似流水账簿，未能构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直接导致了《左传》的产生。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逸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唯一的诗歌总集。西周以前的歌谣都非常简短，只是具备诗歌的雏形。到了周代，诗歌在原有的基础上繁荣起来，这些诗歌许多被收入《诗经》。《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的散文主要有史传和诸子两大类别。史传散文也就是历史散文，先秦两汉时代史书的概念还不够明确，《汉书•艺文志》中尚未设立“史部”，史书只是作为儒家经典或经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简史，但人们并未将它看作史书，而是确定为儒家经典。《左传》与《春秋》有经传关系，用史实解释经文，解经的文字就是传，故称为史传散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中所列举的书例除《左传》之外，都与“经”没有必然的联系。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文学名著，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其体例编次与《春秋》相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解释《春秋》经文，内容自成系统，思想也与《春秋》有所区别，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左传》全面反映了春秋时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并通过时人的讲述，记载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传说。《左传》长于叙事，尤其善于描写战争；语言凝炼传神，温文尔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动；作品通过叙事、描写战争和记录人物语言，客观上刻画出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是中国叙事写人文学的良好开端。

《国语》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与《春秋》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全书的主要史实与《春秋》、《左传》相合，所以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其中极少数篇章的记事起于西周穆王时期，比《左传》早二百多年，绝大多数篇章与《左传》相表里。《国语》长于记言，朴实平易，含义深永。或幽默生动，情景毕现；或寓庄于谐，妙趣横生；或纯朴自然，富于哲理；更有不少长篇宏论说古道今，具备论说文的基本格局。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书，成书于西汉晚期。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并立，东周、西周、宋、卫、中山仅可立国。秦国与崤山以东某强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崤山以东诸侯各国联合抗秦则称为“合纵”，从事连横或合纵的政治家就是纵横家。《战国策》是一部纵横家书，反映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战国策》的语言铺张扬厉，夸饰渲染，富于雄辩的气概。描写人物注重外貌肖像和行动细节的刻画，采用欲扬先抑等多种手法，人物刻画成为作者的主观写作动机。

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统称为诸子。诸子为谋求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种种治国方略，游说辩论，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百家并非实数，只是极言学术流派之多。《汉书•艺文志》载九流十家，依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师承嬗传，各成流派，故又称九流。小说家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成流派而充为十家，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使诸子散文蓬勃兴盛，主要有战国初期的《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战国末期的《荀子》和《韩非子》等。就学术派别而言，《论语》、《孟子》、《荀子》属于儒家，《墨子》属于墨家，《庄子》属于道家，《韩非子》属于法家。就文章体例而言，《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孟子》和《庄子》属于论辩文，但《孟子》尚未脱尽语录体，《庄子》已接近专题论文。《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是以题概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内容，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然而这些著述的议论说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畅，宏丽恣肆，想象奇特，辞采华茂，甚至还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寓言尤为特色，先秦诸子既大量运用民间寓言，也自行创作寓言，内容丰富，故事生动，手法多种多样，充满智慧和风趣，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战国时代的文学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战国晚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在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诗经》之后约300年左右的时间，散文勃兴而诗坛消沉。屈原和楚辞的出现打破诗坛的消沉，突破《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将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屈原既是中国诗歌由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人雄伟的诗篇，两千多年来一直放射着无穷的光辉，“沾溉后人，非一代也”。

一

给书籍分类排次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有圣人给《诗》《书》《礼》《乐》《易》《春秋》排过序。后来有贤人改良这个排法，结果排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排序都是有道理的。前一个次序是教育学的，也就是按施教的先后排序；后一个次序是历史学的，也就是按书的年代先后排序。不过相比之下，影响更大的是后一个次序。它由《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保留下来，成为几千年中国目录学的圭臬。我们于是想：既然从20世纪中期以来，出土了许多汉以前的文献，那么，是否有必要按《汉志》的标准，也给它们排个序呢？显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很明显的意义：一方面，对考古学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作一个总结；另一方面，验证和补充《汉志》，丰富这份关于汉代知识体系的记录。

限于篇幅，我们打算先提出一份关于子书文献的清单。这主要因为，子书在出土文献中占有很大比重，品种很多样，而且大部分是佚籍。比如《汉志》著录诸子之书4324种，新出土的相关文献有65种，约为15%。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

现在，我们打算按《汉志》的体例来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书文献。为此，提出一份相关简帛资料的缩略语名单，如下：

1 子弹库楚帛书：即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1942年，因被盗掘而问世，今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2 信阳楚简：即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简。1957年至1958年，在两座战国墓中出土，共148简。

3 银雀山简：即山东临沂银雀山的竹简。1972年，在两座西汉初年墓（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36年至118年之间）中出土，共4956简。

4 马王堆简和马王堆帛书：即1972年至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出土的文献，包括竹简617简、帛书12万多字。

5 八角廊简：即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竹简，约2500简。

6 阜阳汉简：即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竹简，约6000简。

7 张家山简：即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

8 放马滩秦简：即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竹简，共461简。

9 慈利楚简：即1987年，在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出土的竹简，整简1000余简，共计21000字，主要记载吴越二国史事。

10 郭店楚简：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共804简，有字简730简，其上有13000多个楚国文字。

11 上博简：1994年，两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海博物馆斥资购回，共得1200余简，其中第二批为497简。

12 清华简：2008年，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在海外流散的战国竹简，共2496简。

13 北大简：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简西汉竹简，其中完整简有1600余简。

就出土子部文献来说，以上最重要的是郭店楚简、上博简和年代较晚的马王堆帛书。依马王堆3号墓墓主下葬时间（前168）推算，本文介绍的出土子部文献，均应产生在刘向校书（始于公元前26年）之前。

以上诸项并不代表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文物。例如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出土了战国简；1959年至198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旱滩坡、五坝山等地出土了汉简；1965年以来，在湖北江陵望山、凤凰山、藤店、天星观、九店、岳山、秦家咀、扬家山、毛家园、高台、王家台、周家台等地出土了大批战国至西汉的竹简木牍。这些新资料，已经得到各方面关注，成果很多。除掉发掘报告、简帛汇编、研究论文和校读记以外，还有一些概论性的著作。今参考这些成果，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部文献如下。

二

儒家：《汉志》著录52种，以《晏子》为首，次为《子思》及孔子后学之书，次为《孟子》及稷下儒家书，次为其他儒家书，次为汉儒之书及杂著。诸书特点是生发六经，留意仁义，祖述尧舜，宗师仲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29种。

（1）《晏子》一种，银雀山简。今存102简，约3500字。共16章，为《晏子春秋》的最早传本。据此拟题。晏子生卒在孔子前，刘向《晏子实录》云其书“皆合六经之义”，故列为儒家之首。

（2—3）《缁衣》两种：一为上博简，24简，978字，简长543公分。一为郭店楚简，47简，存1156字，简长325公分。两种《缁衣》均为23章，每章均以“子曰”开头，内容接近传世本《礼记·缁衣》，据拟篇题。《汉志》“诸子略”以《子思》为儒家次篇，梁沈约曾说《缁衣》“取子思子”。今据此著录。

（4—5）《五行》两种：一为郭店楚简。50简，1144字，简长325公分（同《缁衣》），共28章，有篇题。一为马王堆帛书，存180行，约5400字，经外有传。两种《五行》皆属思孟五行的作品，据拟篇题。

（6—9）郭店楚简四种：一为《性自命出》，67简，约二十章，前半论“乐”，后半论“性情”，据简文拟题。一为《成之闻之》，40简，论君子立教、立言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尊德义》，39简，存千字左右。篇首云“尊德义民乎民伦可以为君”云云，据拟篇题。一为《六德》，49简，据内容拟题。四篇简长皆为325公分，内容亦接近上文《缁衣》《五行》。

（10—11）郭店楚简二种：一为《鲁穆公问子思》，8简，存150字。据首句拟题。一为《穷达以时》，15简，存300余字，载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64公分，皆出孔子后学之手。

（12—13）郭店楚简二种：一为《唐虞之道》，29简，论尧舜禅让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忠信之道》，9简，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82公分。一说此二篇属纵横家。查郭店楚简有纵横家书《说之道》，简长152公分。此二篇的形制与之不合，故仍归儒家。

（14—26）上博简十三种：其一《性情论》，40简，1256字，简长572公分，分6章。据内容拟题。其二《子羔》，14简，395字，简长555公分，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先王之游事。据第5简简背上端文字拟题。其三《鲁邦大旱》，6简，208字，简长555公分，记孔子答鲁哀公论刑德。以首四字为题。其四《相邦之道》，存4简，107字，简长55公分，记述孔子与子贡讨论王道。据末篇内容拟题。其五《弟子问》，存25简，简长547公分。据内容拟题。其六《孔子见季桓子》，存27简，554字，简长546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七《君子为礼》，存16简，简长545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八《中弓》（“中弓”即孔子弟子“仲弓”），存28简，简长47公分。据第16简简背文字拟题。其九《颜渊问于孔子》，存14简，312字，简长462公分。据句首文字拟题。其十《民之父母》，14简，397字，简长458公分。记子夏问诗及为政之道，文字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多相重而稍胜，据拟篇题。其十一《昔者君老》，存4简，158字，简长442公分。记太子接受国君遗训的经过，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十二《子道饿》，存6简，121字，简长44公分。据首简首三字拟题。其十三《从政》，存24简，659字，简长426公分。据内容拟题。

（27）《宁越子》，慈利楚简，简长45公分。应即《汉志·诸子略》儒家所载《宁越子》。

（28—29）《儒家者言》两种：一为八角廊简，存104简，分为27章。一为阜阳汉简，木牍正、背面共存有47个篇题。二书皆记孔子及弟子言行，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等书相重，据拟篇题。

道家：《汉志》著录37种，以《伊尹》等三代道书为首，次为《老子》，次为《文子》《庄子》《周训》等先秦道家书，次为黄帝书，次为其他道家书及杂著。诸书皆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等君人南面之术。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9种。

（1—3）马王堆帛书三种：一为《九主》，存52行，约1500字。内容为伊尹论“九主”（一说出自《伊尹》），据拟篇题。一为《明君》，存48行，约1500字，以奏疏口吻说明君之理，据拟篇题。一为《德圣》，存13行，约400字。论德、圣，据拟篇题。三篇均抄写在帛书《老子》甲种卷后。

（4—6）《老子》三种，郭店楚简。甲种存39简，简长323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二十章；乙种存18简，简长306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八章；丙种存14简，简长265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五章。

（7）《老子》一种，北大简。存282简，约5265字，简长约32公分。

（8—9）《老子》二种，马王堆帛书。甲种存69行，约抄于高帝时期；乙种存31行，约抄于文帝时期。《德篇》在前，《道篇》在后。

（10）《文子》，八角廊简，残存277简，约2790字。其中87简内容与今本《文子》相重，据拟篇题。

（11—12）《庄子》两种：一为阜阳汉简，残存8简。其内容与传本《庄子》中的《外物》《让王》《则阳》等相合，据拟篇题。一为张家山简，存44简，约1692字，原有篇名作“盗”。

（13）《周训》，北大简。存200余简，约4800字，分14章。原题“周驯”。

（14）《太一生水》，郭店楚简，14简，约350字，简长265公分。含“太一生水”“天道贵弱”两主题，据篇首文字拟题。

（15）《亘先》，上博简。存13简，500字左右，简长394公分。“亘先”二字抄写在第3简简背，意为先天地而生。

（16—19）马王堆帛书四种：一为《经法》，存55行，约5000字，含《道法》《国次》等9篇，以农战、法治为主题。篇名“经法”二字写在篇末。一为《经》，又名《十六经》，存65行，4000余字。全篇共15组，以阴阳刑德为主题，有《立命》《观》等篇题。一为《称》，存25行，1600余字。篇题“称”写在篇末。一为《道原》，存7行，464字。篇题写在篇末，其后记字数“四百六十四”。以上四书均抄写在帛书《老子》乙种之前。

阴阳家：《汉志》著录21种，以早期阴阳家书《宋司星子韦》为首，次为《公梼生终始》《邹子》等六国阴阳家书，次为《容成子》等历法五行阴阳家书，次为汉阴阳家书及杂著。小序云阴阳家出自天文历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楚帛书》，子弹库楚帛书，900余字。分三部分，分别讨论四时、天象、月忌。有神像图，无篇题。

（2—3）银雀山简两种：一为《阴阳散》，论及“阴散为生，阳散为死”。二为《曹氏阴阳》，论及天地四时刑克。二篇均有篇题。

法家：《汉志》著录10种，前7种为战国古书，含《李子》《慎子》；后3种为汉代书、不知作者之书及杂著。小序云法家出自刑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种。

（1）《慎子曰恭俭》，上博简。6简，128字，简长32公分。简首云“慎子曰恭俭以立身”云云，据拟篇题。

墨家：《汉志》著录6种，首为周初尹佚所传之《尹佚》，次为墨子弟子书，末为《墨子》。小序云墨家的主张是贵俭、兼爱、尚贤、右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2）上博简两种：一为《鬼神》，又名《鬼神之明》，存8简，197字，简长53公分，据首句拟篇题。一为《容成氏》，53简，3000多字，简长445公分，有篇题。前者主题（“鬼神之明”）又见于《墨子·明鬼》，后者所述上古帝王传说有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的倾向。据此录为墨家。

（3）《墨子》，信阳楚简，存119简，470余字，简长45公分，似是《墨子》佚文。原无篇题。

纵横家：《汉志》著录12种，前5种为《苏子》等战国书，中1种为秦代书，后6种为汉代书。小序云其出自行人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5种。

（1）《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存325行，约11000字。前半讲述苏秦游说，后半辑录战国游说故事。据内容拟题。

（2）《说之道》，郭店楚简。27简，403字，简长152公分。一说所记为苏秦言行。篇首云“凡说之道，急者为首”云云，据拟篇题。

（3—5）《语丛》三种，郭店楚简，格言体。甲种存113简，简长173公分，一拟篇题为《物由望生》；乙种存54简，简长152公分，一拟篇题为《名数》；丙种存73简，简长176公分，一拟篇题为《父无恶》。体式接近《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等书，据拟篇题。

杂家：《汉志》著录20种，前2种为“黄帝之史”等人所作，次6种为周秦书（含《吕氏春秋》），次9种为汉代书，末3种为“杂”集之书。小序云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今著录出土文献1种。

（1） 《吕氏春秋》，阜阳汉简。存40余简。内容与《吕氏春秋》相合。其中《知士》《童（重）言》等章有标题。

小说家：《汉志》著录15种，前9种为先秦人所作，后6种为汉代人所作。两部分皆依作者为序，而未以书中人物为序。小序云其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4种。

（1） 《赤鹄之集汤之屋》，清华简。共15简，简长451公分。讲述伊尹救夏桀故事，标题见末简简背。

（2—3） 复生故事两种：一为《丹》，放马滩秦简，存8简，简长约23公分。述及“丹”死而复生故事，据拟篇题。一说应题《志怪故事》或《墓主记》。一为《泰原有死者》，北大木牍，168字，牍高23公分。以复生者口吻说丧祭宜忌，秦人所作，据篇首文字拟题。

（4） 《妄稽》，北大简。存107简，约2700字，简长约23公分。讲述汉代妒妇故事。原有篇题。

三

我们在编写以上这份子部文献目录的时候，想到一些有意思的道理。

第一，关于中国“书”观念的形成。

按照《汉志》的六部分类，以上列举的只是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中的诸子之部；如上文所说，还有许多文献未予介绍。比如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荆门包山楚墓、随县曾侯乙墓、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很多记录车马甲胄的遣策，或者记录司法、交易、疾病、祷祝、占卜等日常事务的书信、律令、簿籍、签牌。这些文献是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或文书，不是“书”（典籍），所以按刘向等人的目录体例，本文未予著录。但这些资料恰好提示了刘向等人校书时的环境：他们必须面对大量文书文献，必须把“书”和文书档案明确地划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们写下的《别录》《七略》和《汉志》，便成为中国“书”观念形成的标志。

刘向等人所建立的“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几千年来，各种文书档案都被目录学家排斥，而未阑入“古典文献学”的范围。学者们昧于对文书档案的了解，于是有“中国古‘书’产生于何时”的困惑。解决这个问题难吗？其实不难。以上目录告诉我们：只要和文书作个比较，“书”的来历就清楚了。“书”区别于文书的主要特点，从形式上看，是经过了编纂；比如刘向等人的校书，主要内容便是采用合并众本为一定本的方式编书。但从实质上看，二者功能不同：“书”是公诸大众的文献，而文书则是用于日常事务，只在当事人中小范围流传的文献。因此可以说，“书”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大众文献的形成。换言之，“书”的产生，其实就是把原来用于日常事务的文献加以提升，使之具有超越意义。正因为这样，最早的中国“书”有三大特点：其一被称作“典”“谟”“训”“诰”，其二以律令、道德教训等具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内容，其三用于体制化的教学。“六经”就是这样的“书”。而子部“书”的形成，则表明“经”的扩大。正因为这样，《汉志》把子部书看作“《六经》之支与流裔”。

第二，关于六部分类法的形成。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为“书”下一个定义：“书”就是因传播需要而被编纂的文献。从这个角度看，目录学上的六部分类法，乃意味着社会对六类文献提出了传播需要，使之进入编纂。这六类书，就是《汉志》所说的“六略”。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书由刘向校理，原是皇室之书；“兵书”“数术”“方技”三略之书分别由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校理，原是官守之书。透过这种分工，可以看出两种“书”的分别：刘向校理的是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是已经成形的“书”；另外三人校理的是部门资料室的收藏，尚未脱离档案性质，是半成形的“书”。不妨说，所谓“校书”，是让后一种“书”取得正式身份的仪式。

那么，为什么在“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外，增加的是“兵书”“数术”“方技”三部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出土文献中找到答案。资料表明，在出土文献中，子部书占有很大比重（从数量看，是诗赋文献的十倍）。按照刘向等人“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这意味着，有一批官守——例如联系儒家的司徒之官、联系于道家的史官、联系于名家的礼官、联系于墨家的清庙之守、联系于法家的理官、联系于阴阳家的羲和之官、联系于纵横家的行人之官、联系于杂家的议官、联系于农家的农稷之官等等——在提升档案为“书”的历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在战国至汉初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兵书”和“数术”“方技”之书。其中兵书有银雀山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六韬》等，有张家山的《盖庐》等；数术书有多种《历谱》、多种《日书》、多种卜筮祭祷竹简，以及马王堆的《天文气象杂占》《五星占》《出行占》《木人占》《阴阳五行》《太一辟兵图》等；方技书则有《脉书》《病方》《白水侯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引书》《脉死候》《六十病方》《医马书》等。这些资料意味着：刘向等人校书之时，其实对官守文献做过调查，进而从百官中选出步兵校尉、太史令、侍医三职——选出了三类书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汉志》认为：从档案到“书”的演变，是首先在官守中完成的。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部分类法的形成，而且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类中各小类的形成。

第三，关于学派分类的标准。

对于“诸子百家”“九流十家”等概念，研究者曾提出怀疑，认为这些概念不符合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就说：“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中译本第696页）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因为它忽视了刘向等人的文献学实践，进而忽视了思想同物质的关联。

不过，这一说法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事实上，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古代子部文献编一份目录。因为编子部书目的关键就是进行学派划分，划分过程中必须试用各种方法，从而找到正确的出路。从简帛研究者的经验看，可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特色词，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同一个学派会有相同的问题和语言方式）；二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思想主旨，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学派成立的基础是有相近的学说）；三是从暧昧文献的存在样态——比如出土地点、物质形式——中找到古人赋予的分类属性，进而得出判断（因为学派意味着历史上的认同）。本目录就是这样做的。比如，除掉注意出土文献同传世文献在文句、主题词、思想倾向的关联外，也注意这些文献在出土时彼此类聚的方式。这样一来，“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基本道理便呈现出来了。其核心是三句话：（一）对于当今的分类来说，古人的分类是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尊重。（二）古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说了什么，而且表现在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三）因此，思想考察应该从语言的物质载体和物质表现入手。

以上这些话，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古代人进行学派划分，是有其物质依据的。主要有三种物质：一是人。比如《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说的就是作为学派标志的人。这种人又称“子”，也就是代表了某个师承系统。二是书。比如《汉志》以“凡某某家”表书的数量，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云云，这其实就是把书作为“家”（学派）的代表。三是官守。比如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意思是六家之分取决于求“治”的路线，每家源于一种为官的职责和习惯。第三项最为重要，因为在上古时代，官守不仅掌管了资料（书），而且掌管了教育（人），具有根本意义。刘向等人虽然是面向“书”来进行学派划分的，但他们却能尊重传统，把学派的渊源归结于官守，便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本质。《汉志》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同样是容成公所传书，《汉志》却把《容成子》归入诸子略阴阳家，把《容成 》归入方技略房中术，因而打破了“人”的标准（所以，本目录也依据《容成氏》同《墨子》的关联，将其判为墨家）。《汉志》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呢？最有力的推测是：依据官府所藏。由此看来，《汉书·叙传》所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是富于深意的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九流十家是刘向、刘歆、班固共同认可的学术分类。

第四，关于目录学的学术要求。

在中国学术史上，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它不仅建立了“书”的观念，而且创立了一套目录学体系，包括六略三十八部的分类和为古书整理本撰写叙录的方法。在子部书方面，则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用校勘、辑佚等手段将大量散简、异本汇编为子书，其二是用目录序次展现学术的时代变迁。从本目录可以看到：《汉志》诸子略著录各家，都是严格按文献的形成年代排序的。也就是说，重视文献自身的源流，是刘向等人最重要的工作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本目录在编制之时，也充分关照古人通过行为所表达的文献分类。这类行为有三种：其一，往往将同类文献抄集在一处；其二，往往用不同质量的竹帛抄写不同内容的文献；其三，为便庋藏，往往用相同长度的简帛抄写同类文献。通过这些行为，我们懂得：古文献的载体是同它的文体相对应的。比如竹制载体有“简”有“楬”。“简”是大竹，通常载录书籍，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书；“楬”是小竹，通常用为签牌。又如竹、木之间也有体用之别，即通常把竹质材料用为书籍的载体，而把木质材料用为文书的载体。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对出土文献进行目录编制，必须注意载体的形制，把它们用作分类、排序的依据。比如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简长282公分；又有《说之道》，简长152公分。后者的性质很明确，是纵横家书；如何判定前者的性质呢？从形制不合这一点看，本目录认为其学派属性也不相合，遂把前者判属儒家之书。

总之，为出土文献编制目录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它拉近了我们同资料的距离，使我们渐次走进刘向等人的工作现场。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目录学的基本要求，我们于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所谓“辨章学术”，意味着要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认识古代知识与思想的逻辑关系；所谓“考镜源流”，意味着要结合制度与人这两个要素，来探明古代知识与思想的来龙去脉。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孟子本人没有写啥"著作" 只是后人根据他的言论 写成 孟子一书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汉族。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逝世后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国十大思想家之一,有"百世师表"之称。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

老子（前600年 —前470年之后)(西周末年武丁朝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诞生），姓李名耳，字摐，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人，汉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老子又名老聃，相传他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周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任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最后不知所终。《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座高峰，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道教出现后，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从《列仙传》开始，老子就被尊为神仙。从汉代起，历代帝王就开始到河南鹿邑去祭拜老子。《道德经》的国外版本有一千多种，是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中国书籍。

老子在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上下共五千字左右。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