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普数据采集采用的方法有文献资料收集、实地调查、网络搜索、数据库查询。

1、文献资料收集：这是最传统也是最基本的方法。研究人员会查阅各种古籍、史书、专业书籍等，以获取关于五经普的详细信息和数据。

2、实地调查：对于一些特定的问题，如五经普的历史沿革、地理分布等，研究人员会进行实地调查。这种方法可以直接获取第一手数据，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受到环境、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3、网络搜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搜索成为了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找相关的网页、论坛、博客等，获取五经普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4、数据库查询：许多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收录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专著、报告等。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库查询五经普的相关数据。这种方法可以快速获取大量信息，但可能存在版权问题。

五经普主要普查的内容有古籍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古籍文献的研究与解读、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传承

1、古籍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五经普对全国各地的古籍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包括古籍的版本、流传情况、内容特点等。通过对这些古籍文献的整理，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

2、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处理：为了便于长期保存和传播，五经普对收集到的古籍文献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将其转化为电子文本，方便后人进行查阅和研究。

3、古籍文献的研究与解读：五经普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搜集到的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对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学术观点。

4、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传承：五经普通过建立古籍保护机构、开展古籍修复工作、推广古籍阅读等方式，努力保护和传承古代文化遗产，使之得以延续至今。

《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观后感</b>

　　典藏阅览部第一党小组组织组内党员观看了“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迹保护成果展”。整个展览带给我的不仅是古籍知识的提高，对新疆历史的学习和民俗的了解，还有心灵的震撼，和作为一名文献工作者的骄傲。

　　本次展览对新疆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进行了集中展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首都北京队新疆珍贵历史文献的全面展示，也是对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成果的一次汇报。来自全国23家收藏单位的320件展品参与了展出，历史跨度长，内容丰富，包含了从先秦至明清2000年间关于新疆的重要文献文物，涵盖各民族文字的木简、文书、古籍、舆图、拓片登22种类型，展示了新疆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且历史悠久的鲜明特点。该展览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承办，联合承办单位多达20余家。

　　展览还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成绩。通过展板和实物，展示了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新疆文化建设的关怀。

　　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典籍。中国人对纸的使用比欧洲早了1000年，利用印刷术比欧洲早了600年。而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离不开各个民族。很多少数民族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并用这些文字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典籍。而位于我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存世的汉文和各个民族文字古籍藏量异常丰富，但由于历史和特殊的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极少开展，且由于基础薄弱，仍存在古籍保存条件差、修复手段落后、经费紧缺、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人才严重匮乏、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古籍老化破损比较严重等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新疆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之下，新疆的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启动后，新疆维护尔自治区认真开展古籍普查工作，配合国家古籍普查整体规划，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目前已有64部古籍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也入选了“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我国各省在古籍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使得中华古籍这一纪录文明历程的重要标志和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得以正规科学的修缮和保护。

　　我们的祖国有着有就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各类古籍便是这些文明的重要载体，从这个角度上说，古籍保护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保护的不仅是古籍本身，也是我们国家的文明史。虽然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古籍保护工作还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作为一名文献工作者和一名***员，看到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如此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心中倍感温暖，这个展览也再一次深深激发了我爱党敬业的思想。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会秉承图书馆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充分发挥***员的先进性，来回报党和国家的培养和关怀。

《永乐大典》是清朝永乐年间，由2000多名学者花费5年时间完成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一共有一万多册，字数达到了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想全部读完一辈子时间可能都是不够的。那《永乐大典》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是百科全书肯定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了，所以对我们了解古时候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永乐大典》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被销毁或者流散海外了。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谯姓（qiáo xìng），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95位。在2007年全国姓氏人口排名第300位以外。谯姓人口普查有多少,现在没有官方准确数字。下面材料仅供参考：

谯姓溯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远古时期谯明之山，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谯明山，在典籍《山海经》中记载：“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谯明山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传说中，谯明山乃谯水之源，往北汇入黄河。在远古时期多有奇禽异兽，古籍中说：“谯明之山有兽，状如貆，赤毫，曰孟槐。何罗鱼出谯明山谯水中，声如吠犬，食之的已痈……”这“何罗鱼”大概就是大鲵，俗称娃娃鱼，“食之已痈”就是食之味道鲜美之极，还可以消除痈疽肿毒的意思，今已无。

谯明山是古代东夷民族的栖息、发源地之一，其时有古老的谯明氏族。

著名的宋朝学者罗泌在《路史》中记载：“<丹壶书>云：‘皇次四世、蜀山(人逐)傀六世、浑敦七世、东户十七世、皇覃七世、启统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狶韦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为因提之纪；仓颉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陆五世、丽连十一世、轩辕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卢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阴康二世、无懐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为禅通之纪’，可谓备矣。而又有钜灵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谯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总曰‘循蜚纪’……”

在古代谯明山的住民之中，很早即有以地名为姓氏者，称谯明氏，后有省文简改为单姓谯氏、明氏等，世代相传至今，以北海为郡望，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初期召公姬奭之子盛的封地，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周召公姬奭子盛封谯侯，子孙以地为氏。”在李利所编纂的《涉盛氏谱》中也记载，“西周时召公奭之子盛，受封于谯，为侯爵，世称谯侯盛，其后形成了盛、谯二氏。”

谯氏是出自于上古周王朝初期王室贵族，其始祖是周朝初年与周公旦同负贤名的召公姬奭。召公奭有一个儿子叫姬盛，被封于谯地(今安徽亳州谯城，一说在今四川南充)，姬盛就此建立了谯国，侯爵，世称谯候，其子孙就以国名为姓，称谯氏，世代相传至今，以谯国为郡望(谯郡)，史称谯氏正宗。

谯氏族人大多尊奉召公奭、谯侯盛(姬盛)为得姓始祖。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文王第十三子姬振峄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据史籍《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记载，周文王第十三子姬振峄被封于曹邑(今山东定陶)，伯爵，他建立了曹国，史称曹伯。曹伯的后裔子孙世代为曹国君主、卿大夫，形成了曹氏一族。

春秋时期，曹氏贵族中有个大夫被封在谯邑(今安徽怀远龙亢镇)，其后世子孙就以采食邑名作为姓氏，称谯氏，世代相传至今，以谯国为郡望(谯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