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丽江古城旅游业的发展，纳西族被更多人熟知，并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大批的游客。纳西族有支系摩梭人，现在是昆明市非土著民族中的第一大民族。那么，你知道，纳西族是怎么发展来的吗？关于纳西族的起源，人们普遍认为是古羌族的后裔，现在，我就为大家揭秘纳西族的由来及发展历史，一起来看看 纳西族文化 吧。

　　纳西族系古羌人后裔，自西北河湟地区南迁，与土著融合而形成。

　西周时期纳西族先民在在今陕西、甘肃一带建立犬戎国，立都于静宁县（今威戎镇），据文献记载纳西先民为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早在炎黄时期，犬戎国就是炎黄部落的劲敌。《后汉书》就有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黄帝的曾孙，尧帝的父亲。

　秦汉至魏晋，纳西族已迁徙至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以游牧、畜牧为主。

　东汉时期纳西先民在四川境内建立——白狼国，其属地包括今天四川雅砻江以西的白玉县等地区，与雅砻江东边的牦牛国相邻。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白狼国曾是一个兴盛繁荣的国度，并和中原的大汉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到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

　唐代，部分纳西族先民沿雅砻江南下，抵达丽江。随后挥师南下，在洱海东部建立了第一个政权——越析诏。史称越析诏“地最广、兵最强，素为南诏忌”。越析诏为时不长被南诏所灭，纳西族先民南下步伐由此止。

　此后，纳西族先民退回金沙江中游流域；500多年间，在唐朝、南诏、吐蕃三大强势的夹缝间苦苦周旋，艰难生存。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铸就了纳西族深沉坚韧、灵活机动的民族性格。同时，纳西族的文化受到这三大文化圈的润泽，以东巴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由此滥觞。

　宋代，纳西族先民的政环境有了改善：北部的吐蕃王朝分崩离析；南诏也陷入了混乱；东边的宋王朝则穷于应付北方游牧民族，无力经略西南。“故自南诏以后，麽些之境，大理不能有，吐蕃不能至，宋亦弃其地，成瓯脱之疆，经三百五十年之久。”纳西族由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独立发展时机。在社会经济生产获得充分发展的同时（农耕文明已取代半耕半牧的生产状态），政上分散的麽些部落渐趋统一；东巴文化体系逐渐宏大完善。

　清代以后，木府势力渐趋衰微。原因是西藏又一次纳入中央王朝辖治的版图，使丽江失去了“西南藩篱”的政区位优势，且木氏土司把持的庄园领主经济渐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1723年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木氏土司此后一蹶不振，受益的是丽江经济，丽江的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也渐趋繁盛，丽江古城的格局最终形成。殉情现象由此大量蔓延，丽江被外人称为“殉情之都”。

　鸦片战争以后，纳西族地区也进入了社会动荡时期，此间以丽江人俗称“乱世十八年”尤为惨烈。清咸丰、同治年间，大理杜文秀起义涉及丽江，进行了长达18年拉锯战，丽江损失惨重。张星源先生的《丽江史略》有载：“道光年间（1821—1850年）户口下6405户，男妇大小3128276个光绪朝户口15152、男女大小46456个，较之道光朝减户口五分之四，人丁八分之一，咸同回汉歼杀之残酷可知也。”

　辛亥革命时纳西族人民积极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并参加了护国运动等反帝批封建运动；抗战中纳西族为国捐躯者达400多人，因当时大陆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后期缅甸失陷，中国的陆路交通线只余昆明——大理——丽江——拉萨——尼泊尔——印度这一条。丽江成为重要中转站，丽江的商业、文化、教育由此盛极一时。

　1949年7月1日，丽江和平解放。1961年成立丽江纳西族自治县。1996年，丽江发生7级大地震，死伤3200多人，经济损失达45亿元。1997年12月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2003年6月，“三江并流”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同年9月，纳西族东巴古籍被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2003年7月1日，丽江撤地改市，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分成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古城区。

　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维西、中甸（今香格里拉）、宁蒗、德钦和四川盐边、盐源、木里及西藏的芝康等县。

　据史学家考证，纳西族原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人口278万多人（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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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语北部方言，又称诺苏语、凉山彝语、四川彝语，是彝语最大的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省北部，使用人数200万。操这种方言的人多自称“诺苏”（ꆈꌠ Nuosu /nɔ˧su˧/）。分布范围东至云南永善、巧家；南至云南禄劝、永仁、剑川；西至四川木里；北至四川汉源、泸定。凉山规范彝语，以北部次方言为基础方言，喜德县（李子乡）的语音为标准语音。凉山规范彝文是音节文字。北部方言区的彝族多数自称为“诺苏”，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其次分布在云南省。北部方言分两个次方言：北部次方言、南部次方言。其中北部次方言包括三个土语：圣乍土语、义诺土语、田坝土语，南部次方言包括两个土语：会理土语、布拖土语。

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发现的河泊所遗址，是被列入日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的新发现之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封泥、简牍等文物，为汉益州郡的存在和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行使治权的直接体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考古实证。

据当地考古部门介绍，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推测属新石器时代。后经2008年滇池盆地调查，进一步明确其属于青铜时代，是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该遗址实际上由相距不远的大大小小数十处遗址组成，统称为河泊所遗址群。

该地以北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与遗址关联密切，2019年时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同年10月，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2021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云南省考古机构对遗址群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截止目前，已经陆续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建筑遗址、灰坑、墓葬、水井等生活遗迹，以及封泥、简牍、金属器具、骨器玉石等各类文物合计2000多件。

专家认为在这些发现当中价值最高的，是携带着文字信息的封泥、简牍类文物，以及能够佐证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等遗迹。

目前该遗址发现的封泥已经超过500枚，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其中官印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例如“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上的人名则有宋虞、王福、君冯等，由于多为公私印同时发现，这些人名很有可能是官员的姓名。

为什么此地会发现如此大量而集中的封泥实物？专家推测，出土地点极可能是当时文书资料的销毁场所。

而出土的上千片简牍残片中，字迹明显的有超过两百片，目前仅清理出一部分，已经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些简牍的用途有可能是官方文书。

河泊所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首先证实了古代史籍中“古滇”的存在。

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而古滇国则是从战国时就存在的古国名之一，在当时归属于“西南夷”。汉武帝时代，滇王向汉王朝投降，随后在该地设置了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大量封泥、简牍的发现提供了文字证据，印证了古籍中关于古滇国与益州郡的记载，也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之一，因此被认为具有重大考古意义。

云南省南部，北回归线横跨全州，红河州行政中心在蒙自县，全州13个县市，480多万人口。北边与昆明曲靖接壤，南边与越南接壤，东边是文山州，西边是玉溪和思茅市。哈尼族和彝族是主要少数民族，全州少数民族占53%。 243743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