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姓是中华姓氏之一，主要源出古帝王皋陶之后，以国为氏。阮国是皋陶的一个裔孙于商朝时建立的诸侯国，其国址在今甘肃泾川一带。在商朝末期，阮国灭亡，之后皋陶的子孙就国为姓。汉末三国时期阮氏东迁，在陈留郡形成望族。两晋以后阮氏开始南迁，并在宋元时期走向了闽粤台港及越南。当今的大部分阮姓子孙都是源自陈留阮氏。阮姓名人有阮瑀、阮籍、阮咸、阮孝绪、阮枞江、阮玲玉等。阮姓人口在我国没有排进百家姓前一百名，但在越南却成为第一大姓。

越南第一大姓

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初，人类还没有姓名这一种符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姓名。据我国古籍记载，古代骆越地区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以及隶属中国版图、成为中国封建往常的郡县以前，“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姓”。汉光武时期，以“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从此往后“其产子者，始知种姓”。

对照越南《大越史记全书》及其他越南史书记载来推断，具有真名实姓的交趾历史人物，几乎都是在“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才逐渐出现的。在接受汉文化的深远影响之后，越南开始有了姓，并基本保留着子女随父姓的传统，逐渐成为以越南人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

关于现在越南姓氏数量，越南还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部分越南学者指出约有300个。越南常见的姓氏有阮、陈、黎、范、黄、潘、武、邓、裴、杜、胡、吴、杨、丁等，这些常见姓氏占了越南总人口的90%，其中仅阮姓占总人口的384%（截止到2016年数据）。

越南阮姓的历史

阮姓是越南的一支源远流长、人口众多、分布辽阔的大姓。阮氏族人在越南历史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人才辈出，业迹彪炳。

丁部领

据越南史籍记载，开宝元年（968年）丁部领平定“十二使君”之乱，建立“大瞿越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在十二个各自割据称王的大封建主中，阮姓即占五名，即阮宽、阮昌识、阮连、阮守捷、阮超。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公蕴建立李朝，重用大批阮氏官吏，如阮道纪为枢密，阮彻为左参知政事、阮仁义为右心腹。李朝圣宗时，以阮道成为太师。仁宗时封阮日成为兵部侍郎等。神宗封阮平公为太傅，讨平真腊。高宗时授阮午为副行道。

宝庆元年（1225年）越南建立陈朝，封阮嫩为怀道王，嫩势壮，自称大胜王。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抗元主力军，安南管军官阮盈父子，屯兵七源州，后进兵驻西路永平，大破元军，阮氏代陈立国。

嘉靖六年（1527年），后黎朝大将阮淦拥立黎昭宗之子黎宁为帝，统治清化以南地区，史称“南朝”。阮淦死后，其幼子阮演自立为王，在顺化、广南地区形成割据势力。自此，阮氏开始登上越南政治舞台的最高台阶。

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

18世纪70年代爆发的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三兄弟领导的越南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建西山朝又称新阮政权，一度统一全国。嘉庆七年（1802年）广南封建集团后裔阮福映在法国殖民者扶植下，推翻西山王朝，建立阮朝，并正式国号越南。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宣告退位。是年胡志明（原名阮爱国）领导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阮氏族确实是越南历史久远、势力厚实的权贵名门。中国亦有阮姓，且越南文的阮字读音跟汉文读音一样。中国的阮氏族谱，多有记载阮姓举族迁往交州、安南的史实。根据越南《语言》杂志记载：“我国的姓氏大多从汉语中借来”。可见，越南的阮姓氏或多或少与中国的阮姓有着紧密联系。

陈留阮姓与越南

陈留阮姓在交州仕官有着久远的历史。

西晋末，阮氏一部分随晋元帝南下，封官交州，将家族迁入。自东晋初至宋初，南越刺史、节度使等官，均为陈留阮姓后裔。晋成帝时，阮放为刺史。晋孝武帝时，交州九真太守阮逊。晋穆帝时，阮敷为刺史。阮长仁为宋明帝时刺史，其子叔献，父卒代领州事。阮凯为齐明帝时刺史。阮贵据龙编城反，自称南越帝。

唐时，阮氏在安南十乡闻名，人口几乎已遍及全境，且大多掌握地方政权。阮氏喜在唐长庆二年（822年）为南越都护。阮涿在唐宣宗时为经略使。阮进在南汉刘龚时代为节度使。宋初交州“十二使君”割据时期，阮姓有五位使君为当地的大封建主。

阮氏在东晋初至北宋初的600多年中，多主持交州地区政事，在当地形成握有实权的权贵名族，其时交州尚属中国领土，越南立国后，阮氏仍是对越南政局起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乃至三度建立阮氏王朝，统治越南数百年。

杨素

中国阮氏族人历史上三次较大规模的南迁交州，跟阮氏在当地已有厚实势力与割据基础有关，大量的阮氏拥入，又壮实了交州阮氏的政治、军事实力。中国阮氏流入安南有二条干线可循：一是以官吏身份，以及躲避内乱如五朝乱华、隋杨素大军平百越地、宋末元初等战乱，合族南迁，由大陆进入交州。二是以海运、商贸的关系，由海道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形成广南封建集团。

历代阮氏王朝及达官贵人往往都为广南封建集团的后裔，后以武力向北部推进。阮氏在南部发迹，这跟中国阮氏族谱记载的由海路迁居越南南部亦相一致。越南古代史上，基于跟中国地理紧邻和历史传统关系，因此两国政府与民间之间，包括通商、经贸与人口迁移的往来依然频繁。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法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结束了中越的“藩属”关系之前，政府之间的“朝贡贸易”关系。但是因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没有间断，当时许多中国人留籍越南，并经逐步发展、演变而成为越南居民。基于同样道理，亦有不少越南居民留籍中国，成为中国居民。

越南的阮姓人口多是由于历史原因逐步发展而来，跟各个时代阮姓族人位高权重也有很大关系。从历史记载来看，越南的阮姓跟中国的阮姓有着很深的渊源，虽然不能认定越南的阮姓就是源自中国的阮姓，但至少说明了两国人民有着世代友好、渊源相近的血肉之情。

越南的主体民族为京族，又称越族，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总人口约为6500万人，居住范围遍及越南全国所有省市，尤以平原和城镇地区最为集中。据古籍记载，越族人是雒越人的后裔，最早生活在现在的红河三角洲平原顶端的越池地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族人的居住地域也在逐渐扩大。直至公元11世纪，越族人的居住地扩大到最南端的金瓯角地区。京族人使用越语，文字采用拼音拉丁文字。京族人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民间有许多传统的和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如从剧、嘲剧都是在越南民间深受欢迎的地方剧种。越南各地还有许多地方唱腔，最有名的是北方北宁地区的“官贺调”。京族人擅长歌舞，京族舞蹈既古拙又清丽，别具风韵。京族人生活在越南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民族的舞蹈也有和其他民族的舞蹈融合的部分，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京族舞蹈

越南是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54个民族在广大地区生息繁衍，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舞蹈形式。同时，这些民族又在文化艺术上互相吸收、融合、互为影响，所以就逐渐形成既有共同特征又有本民族特色的越南民间舞蹈。越南民间舞蹈丰富多彩，种类繁多，既古老又年轻，在历史的发展中呈现出继承性、自娱性、群众性以及民族地域性。历史与文化等诸多原因，使越南民间舞蹈中仍有各种原始舞蹈遗存。例如，侏儒族祭稻米母的歌舞活动是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残余。倮倮族人在葬礼时跳“倮倮舞”，表示对逝世先人的尊敬及思念，是祖先崇拜的遗存，并以此缅怀先人的业绩。越南民族众多，分布在越南各地，民间舞蹈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例如，京族舞蹈优美恬静，感情内在含蓄，手的动作丰富，五指张开，形成特有的“五指轮花”形态，舞姿具有雕塑性。京族的服饰反映了越南地域文化的特色，京族人穿各种套头的衣服和长裙，上身束腰，突出身段，使女子显得婀娜多姿，下摆舒展，开叉至腰际，活动起来方便。京族人头戴斗笠，体现出一个民族的风尚习俗和节令性风俗，在漫长岁月的沿袭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泰族地区孔雀较多，许多越南人民不但在家园中饲养孔雀，而且把孔雀视为善良、智慧、美丽、吉祥和幸福的象征，人们对它怀有崇敬之情。倮倮族以铜鼓为圣，遇盛大的节日会跳起铜鼓舞，铜鼓顾名思义，通体用青铜浇铸，状似圆坐蹲，中空无底，鼓腰向内曲缩，鼓边有四个“耳朵”，可以吊起来敲打。鼓手持双槌，右手敲鼓心，左手敲击鼓边，两手配合敲打。古拙的舞蹈和舞者至善的虔诚心理，使舞蹈保持着经久旺盛的生命力和浓郁的原始风韵。再如西原地区的嘉莱族，其舞蹈风格以豪放、剽悍为特征。嘉莱族人长期的狩猎生活以及受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形成了强悍、矫健的体魄和桀骜不驯、勇往直前的性格。所以，嘉莱族舞蹈热情奔放、稳健有力、节奏欢快，具有粗犷、剽悍、质朴、庄重的鲜明特点。

歌舞结合、善用道具是越南民间舞蹈的又一特征。歌舞结合是最普遍的民间舞蹈形式。它具有载歌载舞、歌舞相间等特点。京族的“划船舞”、“百花舞”，克姆族人在新家落成时跳的“乔迁舞”，仡佬族的“兰翁舞”和“兰吞舞”等都属于载歌载舞、歌舞相间的形式。

道具舞蹈在越南民间舞蹈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使用的道具与表现形式都极为广泛、多样，人们通过道具增加了表演手段。舞蹈的名称多依所使用的道具而定，道具一般可分为劳动生活道具和其他道具两大类。劳动生活道具舞蹈是以劳动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或以实物制成道具进行表演的舞蹈形式。如表现生活情节的划船舞、舂米舞；以小型道具配合舞蹈表演不同人物形象的扇子舞、斗笠舞；用道具增强动态形象、节拍、音响效果的竹竿舞、芦笙舞、椰瓢舞、挲丹姆鼓舞等。比较有特色的要数莽族的钱棍舞，莽族人在长棍的顶端绑上铜钱，一般在春节跳钱棍舞，舞蹈强健有力，展现了莽族男人粗犷、坚韧的性格。其他道具的舞蹈，如与宗教相关的供奉舞、灯舞；与古代兵器有关的盾牌舞、矛舞、棍舞等。

民间舞蹈与民间风俗节日息息相关，南部的高棉族和占族的风俗习惯与柬埔寨高棉族的相近，华族习俗则与两广的汉族相似。春节是北方少数民族最重要的节日，其他如苗族的“七月七”、瑶族的盘王节、泰族的祭寨节和南方高棉族的泼水节、祭月节则是较具民族特色的节日。少数民族十分喜爱歌舞，岱依族和侬族在许多场合都要对歌、跳舞。

越南作为我国的邻国，自古就与我国有着非常深厚的交情。越南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胡志明，在我国生活长达二十几年。回国之后他发动了革命，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不过在他回国之后，很快就废除了汉字，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使越南成为真正的独立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文字对于一个国家非常重要。我们的汉字在几千年中延绵不绝，传承着中华文明，一直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一定程度上，文字也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由于长期受我国的影响，越南认识汉字的人非常多，作为越南的主席，他清楚的知道，如果要想越南成为真正的独立的国家，他就必须要废除汉字，重新建立自己国家的文字符号。所以尽管胡志明本人精通汉语，为了国家的发展，他还是废除了汉字，推行新文字。

胡志明在建立越南的时候得到过中国非常多的帮助，虽然他回国后就马上废除了汉字，但是我们对此也应该抱以理解的态度。每个国家都希望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汉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胡志明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目前越南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这对于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由于越南长期受中国的文化影响，创造了新文字之后，越南就与他们之前的文化形成了割裂，也给文化传承带来了不便。

“崇祯通宝”背满文钱钱正面为“崇祯通宝”四个汉字，与其它同文钱无大异，但其背却有满文“宝泉”字。钱径22毫米，穿径6·1毫米，厚仅0·1毫米，钱体轻薄，满文漫涣，铸工粗糙。众所周知，崇祯自觉奉正朔，坚决抗清，与满人不共戴天，他是誓死不会允许有满文的本朝钱币流通于世的。同理，入关夺取了大明江山的清帝，最急于消除的就是前朝的一切印记，他也不会再令本朝钱币上出现亡明的年号。尽管如此，二者不可思议，极不和谐地出现在同一枚钱币上，定有其原因。

事实也如此，关于该钱的来历，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论至今仍不能令绝大多数人信服。

　　其一，是清代民间私铸之物。此种观点认为，此钱钱若属满清入关后官铸之物，此后的各类谱籍中应见记载。而该钱径小、肉薄、穿大，钱文呆板，铸工粗糙，形制特征与清代的官铸钱币相距甚远，应为民间私铸。用其面文为“崇祯通宝”，则是为了沿袭明钱钱文，但又利于在清钱中混用，所以于钱背上仿铸了当时流通钱币上的满文“宝泉”局名。众所周知，满清入关之后，为了加强统治，令人忘记前朝大明，多次大兴文字狱，仅以清康熙年间的一件文字狱冤案《明史案》为例。此案源于《明史稿》，此稿始出于前明朱国桢之手，后湖州府南浔镇庄廷鑨得到其中一部分。庄廷鑨目盲，便自己口述，由宾客笔录作了增删，旋即又延请许多饱学鸿儒加以修订。书成不久，庄廷鑨便即去世。其父庄允诚将书印行以为纪念，书名改为《明史辑略》。后有奸人挑出史书编年的毛病，言仍奉明朝正朔，目无清朝，告发后，清廷派出钦差，予以查究。庄家全族十五岁以上的尽数处斩。因此案入狱者2000余人，审讯后定死刑70多人，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残暴之至，由此可见。即有私铸，想来也会避其锋芒，不会为蝇头小利而鲁莽地倒卧刑场。一般情况下，只要无政治目的，私铸顺治、康熙朝年号的钱币当会列为首选，因为相对于私铸大明年号钱来说，风险及代价都将小的多。

其二，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所铸。天地会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得名。又名洪门，俗称洪帮。以反清复明，顺天行道，劫富济贫等为口号，其成员所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犹强调互济互助。因此，忠心义气便成了会内最高的道德规范和达到组织上团结、经济上互助的重要保障。天地会最初主要在福建、粤东及台湾一带流传，稍后发展至广东全省及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及湖南等省。鸦片战争之后，又传至四川、湖北、安徽及江浙等省，曾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清朝的斗争。晚清天地会在各地组织的起义因存在时间短，活动区域小，虽有铸币，但都数量罕少，时至今日更是存世廖廖。所铸钱币平靖胜宝、太平通宝、天朝通宝、开元通宝、嗣统通宝、明道通宝等，大多为流通货币，由于天地会的政治口号始终是反清复明，加之强烈的排满情绪，这些钱钱文全为汉文，背面有字，也皆为汉文。略有不同者，所铸行的金钱义记钱，就不是作为流通之用的。按其会规，每入会者，受此钱一枚，交五百文，归诸会首，入会后无少长老相呼兄弟。显然，金钱义记对广大会员来说，既是入会的凭证，又是一种用作互相联络的信，而对其组织而言，它既可以其约束会员，又可以其筹措资金。皇帝通宝发现有背满文者，实当时有意所为，以便于混在清钱中携带，易避清军耳目。纵观天地会所铸行钱币，尚无一种是有明代年号的，故“崇祯通宝”背满文钱亦可排除由其所铸。

其三，是安南（今越南）所铸。自秦汉时期直至十世纪中叶，越南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版图之中的一部分，长期行用我国铸行的圆形方孔钱。公元 968年越南独立建国后，直接流通使用我国历代钱币，还受我国影响，始终铸造和使用圆形方孔钱。并且，越南历代政权有目的地仿铸了大量中国历朝的年号钱。现今所见其仿铸的明代年号钱就有永乐通宝、宣德通宝、天启通宝、崇祯通宝等多种。这些钱较为轻薄，铸造较为粗劣，且有铜、铅两种金属。“崇祯通宝”背满文钱薄肉小样，铸工粗糙，与越南仿铸币铸造风格非常接近，因此有人断定为清代时越南政府仿铸币。更有越南民间私铸之说。邻国民间仿铸中国年号钱，当然不受其钱制的约束，往往随心所欲，加之交通闭塞，消息不灵，出现谬误也是难免的，也不足为怪。其实，这些都不可能。作为我国的邻邦和藩属，越南政府对于我国政权更迭、朝代兴替之事十分清楚，断不会以明代年号钱文配铸满清文字以行世。私铸往往不脱已流通正用币的窠臼，越南民间又不存在反清复明的愿望和势力，私铸之说，自然于理不通。

更有甚者，尚有人认为这是后世臆造或误铸造成的。这种钱币的存世量，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当不在少数，且基本上都有流通的痕迹，这不符合臆造或误铸的基本特点。臆造或误铸之说，只能无视这种钱币的真实性，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根据考证和对实物的研判，笔者认为，此钱是满清入关之初清政府铸造的官钱。《清史稿·食货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余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满清入关之初，为了笼络占绝对数量的汉族人的民心，就可允许前代崇祯钱与本朝钱混合继续流通，在此情况下，暂时铸造的一批“崇祯”钱，想必会是清政府延续既有政策的措施。在过渡阶段，会在钱背加铸满文以示区别。有理由相信，该钱的铸造时间当在顺治初年的一段时间里。最有说服力的是，在钱币背面铸满文以纪铸钱局，已完全体现了满清入关以后铸币的显著特征。

尽管众说纷纭，暂无定论，笔者相信，钱币史上这一难解之谜终有破解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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