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时代

冯骥才

古人有读画一词，即所谓画中有诗，诗是不能看出来而只能读出来的，故称读画。

但今人的读图与古人的读画不同。

读图说的不是画，而是书。书是文字的，书中的图叫插图；可是如今书籍插图日多，甚至反客为主，读书就变成读图了。时下，读图是新鲜事，是一种时尚。故而说，今天的读者正在进入读图的时代。

1995年冬，我在台北买了一套小书，叫做《发现之旅》，图画多文字少，印得精美好看。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出版者的话”说道，出版这种书为的是“满足影像时代人们在视觉上的需求”。自台北回来后，我即对好友肖关鸿说：“影像时代就是大众文化时代。看图容易，大众更喜欢看图象。”关鸿说：“不久将来，大陆肯定也会流行这种图画本的书。”关鸿不单是优秀的写家与编辑，兼有出版家的禀赋，而且说干就干，马上策划了一本图书，叫作《咖啡地图》，一上市就销得极畅，那时还没有“读图”之说。直到1996年底，山东画报社出版了《老照片》，读图的意识才被广泛地唤醒。有人以为《老照片》走红是一种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使然。但从文化和出版角度看，这里边却隐含一个大众文化新高潮即将崛起的讯息———即“读图时代”的到来。

读图画比读文字快捷，直观，感受直接，还带有视觉上的审美愉悦。这些也都是大众文化的需要。故而，大众文化的盛世，必然读图畅行。

近世之中国，第一个读图时代是清末民初。此时大城市迅速形成，人口密集化，市民层壮大，大众文化突然涌现高潮。不少报纸随报奉送一种石印的画页。页面上大都是时事新闻，一目了然，不识字的人也一样看，还有情趣，故颇受欢迎，传播得很快。辛亥革命前就已达到七十多种，这便是最早的“画报”。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八大卷的《图画日报》，乃是这种早期画报的经典，现在看来，称得上是晚清的上海乃至中国缤纷斑驳社会众生之巨型画库。它的认识价值以及包含的内容，乃是同时期任何文字书不能替代的。

正是在这一时代，我国美术的一个新种类——漫画出现了（从清末画报上的“讽画”到二三十年代报刊上的“漫画”）；跟着，连环画出现了（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正式打出“连环图画”的旗帜）；民间年画也达到自己生命的辉煌期。图的形式多种多样。这个“读图时代”可谓极其壮观。在没有电视的时代，这琳琅满目的图给人家巨大的满足。

再一个读图时代便是当下。

近十余年，由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急速推进，大众文化势头正旺。读图时代的再度到来，表明大众文化的新扩展与日趋成熟。日前，图画书开始在市场上热销，一些敏感而反应迅速的出版社也在争相策划这类书。开本由大三十二开，发展到超大的国际开型。这显示了图画对版面的“特权要求”。

读图时代的另一个新动向，是图画对纯文学书籍的入侵。比方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傅雷著作的珍藏插图本，图版多达二百幅，明确地显示它正在靠向“读图”。一本纯文化的书，多插入一些优美的图画，不仅丰富书的内含和阅读方式，全方位地感染读书；书的本身也具有了珍藏乃至礼物的性质。当然，现在的图画书的出版只是刚刚起步，在版式设计与印刷质量上有待提高。但事情总是存在着两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这正表明图书有着广泛的出版空白与市场空间。它肯定是下一轮出版业竞争的新战场。

当然，图画书是一种另类书，它不能也不会代替文字书。关于这个话题，我在下一篇《另类书》中还有话要说。

　　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是古籍出版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再度引起业内人士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业内人士围绕与古籍整理作品相关的修改草案第13条进行讨论，该条规定，“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方式利用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为演绎作品，其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使用演绎作品应当取得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业内人士认为，应当明确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加大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条款中增加注释权、整理权。那么，古籍整理是一种什么作品，是否应当赋予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如何加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笔者就此阐述一些个人观点。

古籍整理作品的性质与著作权

在著作权法中，古籍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整理作品一般是指对内容零散、层次不清，或者缺失格式要求的作品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加工而形成的新的作品。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通过注释、修改、审定、校勘等方式对古籍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便于现代人学习、欣赏或研究的新的作品。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围绕着古籍内容展开，无法脱离古籍内容而孤立存在，例如，整理加工应保留原作的思想、文字表达应体现原作的风格，因而古籍整理作品是对原作品的利用；另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是运用专业知识，花费大量时间物力，投入智力创造而产生的结果，整理所产生的新的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产生的不同于原作的作品，即使是对同一部作品进行注释、整理，不同人的整理结果会有差异，整理者会因为各自的独创性而形成自己的作品，因而古籍作品具有独创性。

由此可见，演绎是一种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创作活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都是演绎创作的不同方式，各种演绎活动的结果都是产生一个独立于原作之外的新的作品，统称为演绎作品。所不同的是各种演绎方式适用对象有所区别，改编适用于任何类型作品，翻译适用于语言文字作品，注释、整理主要适用于进入公有领域的古代作品，也可适用于受著作权保护的现代作品。

演绎作品既然是作品类型的一种，其著作权必然体现“著作权属于作者”的基本原则，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古籍整理者，这是独立于原作者的著作权人，整理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与其他作品的著作权没有什么不同，包括在作品上署名、保护作品完整等著作人身权，复制、发行、改编等著作财产权。著作权的实质是著作人控制对作品进行使用的权利，以改编权为例，此权利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倘若有人要把古籍整理作品改编成漫画、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就受到改编权的控制，改编者应当经过古籍整理作品整理者的许可后方能从事上述行为。

演绎作品既依附于原作品，又独立于原作品的特性，使得著作权法对它的保护一分为二：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演绎者享有，但演绎者演绎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时，应当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著作权法》第12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权利”，即是这一原理的立法体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3条规定，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以“演绎作品”统称之，使得此类作品的著作权地位更加清晰。一般演绎作品由于存在双重著作权，因此演绎者出版、发行、改编其演绎作品时还应当获得原作者的许可。但是，古籍均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而进入了公有领域。这就使得整理者可以不再受“原作者”的控制，自由地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和对古籍整理作品进行使用。古籍整理者因此比一般演绎作品的作者享有了更为完全的著作权。

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是否必要

如上述，古籍整理者对古籍整理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规定古籍整理者的“整理权”“注释权”呢

注释权、整理权同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和演绎权与演绎作品一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演绎权是原作者享有的自己演绎或授权他人演绎作品的权利，它体现的是对原作者的维护；演绎作品是演绎者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创作的新的作品，体现对演绎者的维护。就古籍而言，注释、整理是使用作品的特定方式，而注释权、整理权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以此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这里的“著作权人”即古籍的作者。不言而喻，古籍的作者早已作古，而古籍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为古籍作品设立“注释权”“整理权”，无异于让早已作古的先人来控制他们的作品“被注释”“被整理”，这样的权利实无必要，也是没有用途的。这也正是《著作权法》未明确列举注释权、整理权的主要原因。

对古籍工作者来说，增加注释权和整理权也不能使他们拥有某部古籍的专有权利去限制他人对该古籍的注释、整理行为。原因同样是，古籍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可以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即便为古籍整理者设立注释权、整理权，也只能适用于一种情况：古籍整理者禁止其古籍整理作品被再注释、再整理。然而，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少见的，试想：经过注释、整理已形成古籍整理作品的再注释、再整理，意义何在，有什么价值呢现代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使用，主要用于教学研究、改编、翻译，这些使用方式受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的控制，或者构成合理使用而不受著作权控制。因此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保护，将其规定为演绎作品而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已经足够，无需再增设注释权、整理权。

当然，注释作品、整理作品不仅仅是针对古籍的，现代作品也有注释、整理的情况。但是现代作品需要注释、整理才可理解和阅读的情况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著作权法》在著作财产权中为列举注释权、整理权，而在有关条款如第35条、第37条等提到注释、整理，其意义就在于，如果使用的作品是注释、整理有著作权作品而产生的，使用人应当取得注释、整理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权的双重许可。

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着眼点

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投入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对于学习、研究古代文化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使得整理者的劳动得到尊重，利益得到保护是著作权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目前古籍整理作品保护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司法保护。司法上对构成演绎作品的古籍整理作品，应切实维护整理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制止抄袭古籍整理作品行为，惩治复制盗版古籍整理作品的行为。古籍的校点、补遗等不产生演绎作品的，应当根据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使非法盗版行为得到应有制裁。

第二，加大古籍整理作品盗版者的法律责任。古籍整理作品的创作过程周期长、投入大，而购买群体特定、受众小。有组织的盗版活动，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数字化盗版对于正版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和销售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对此，应根据古籍整理作品的特殊性，适用法定赔偿来加大民事赔偿力度，并运用行政处罚震慑多次从事古籍整理盗版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结论

古籍整理作品是一种演绎作品，整理者对其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古籍的“注释权”“演绎权”属于早已作古的先人。古籍整理的著作权保护是鼓励整理者创作出不同的古籍整理作品，繁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从而为古籍整理作品提供了充分的立法保障。当前，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重点在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古籍整理形成演绎作品的，整理者对该演绎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有权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使用。古籍的校点、补遗不产生演绎作品的，按照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

(作者单位系中国政法大学)

我们先就其对史学实际影响的角度，来归纳一下当前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基本特征。

　　首先，信息的高度集成化，是这一新技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这需要从几个不同层次来说明。

　　信息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传统书籍以纸张为介质，其物理特性使得人们收藏书籍受到很大制约，所谓“汗牛充栋”是十分形象的描述，世界上一些大的图书馆无不为库藏膨胀而头疼不已。因此，人们通过传统书籍所接受信息的数量，有着实际的制约。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最普通的144兆储量的35寸软盘， 可储存数十万汉字的信息，而一片650兆储量的只读光盘， 物理尺寸不过巴掌大小，其信息储存量则约450倍于上述的软盘， 可储存数千万乃至数亿汉字的信息量。将我国有史以来的文献全部输入计算机，其所需要储存器的数量也是有限的。目前，计算机产业还在不断开发着质量更高、容量更大的储存介质，因此，人们依靠这一新技术所能够得到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量，是传统书籍所无法比拟的。

　　信息载体形式多样化。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所谓信息的媒体，已远非文字这一对象所能包括的了。在计算机领域，所谓媒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如磁盘等储存信息的实体，也就是物理性的储存器；另一是指各种信息的载体，如数字、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等。多媒体技术中的媒体是指后者。

　　各种信息载体的集成化。图文声像等信息载体从来就存在着，只是由于传统技术水准的制约，不便于利用。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的革命意义在于：它不仅使人们能够方便地传递图文声像等信息，而且能够将它们集成起来。所谓多媒体技术，确切讲来就是数字、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和动画等各种媒体的有机结合，并与先进的计算机、通信和广播电视技术相结合，形成一个可组织、可存储、可操纵和可控制多媒体信息的集成环境和交互系统。通过这种多媒体技术，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将不再是单向的，也不仅是二维的，而且是三维的，可以完全模仿现实生活的实景，这就为人们利用计算机方便地重现历史场景提供了可能。人类历史是形象的和丰富多彩的，传统的以文本和文字方式为主的交互与人的自然交互相距很远，直观性差，对历史场景的重现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帮助人们克服了这一困难。

　　其次，信息传递具有了可交互的特性。这是计算机作为一种智能化工具的直接体现。用专业术语讲，所谓交互性就是通过各种媒体信息，使参与的各方，不论是发送方还是接收方，都可以进行编辑、控制和传递。具体就史学领域而言，可有如下两方面的客观作用：

　　极大提高人们阅读史学著作的兴趣。在人的感知系统中，视觉所获取的信息占60%以上，听觉获取的信息占20%左右，另外还有触觉、嗅觉、味觉、脸部表情、手势等占其余部分。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图文声像等多种信息的集成，将极大提高历史著作的趣味性，提高人们的阅读兴趣，使历史知识的传递取得前所未有的效果。但计算机作为一种智能化工具的使用，还不仅仅体现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阅读者直接参与对话，即实现所谓“人机对话”，阅读者可以控制、选择、编辑计算机所传递的信息，这样，阅读者就不再是单纯地、完全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在知识接受过程中具有了主动性，这正是90年代以来计算机应用教育主流理论建构主义的中心思想。建构主义强调以受教育者为中心，它不仅要求受教育者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受教育者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环境包括四大属性或四大要素：情境、协商、会话与意义建构，计算机信息技术是促进这些要素的中心。图文声像并茂的多媒体技术可以为学习者营造一个身临其境的情境；多媒体的语音功能是学习者与信息传递者协商与会话的主要工具；通过“人机对话”，信息接受一方控制学习过程，从而完成学习过程的意义建构，即自觉、主动地接受知识。

　　实现非线性的超文本阅读。自从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以来，人类已习惯于阅读文本和从各种图书数据中查找所需信息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文本中知识与信息只能按线性结构来排列，也就是阅读者必须按次序渐进式阅读，即便是一般的影视声像作品也是如此。因此，阅读与检索的速度与效率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利用计算机技术的电子读物与这种传统阅读方式有了根本的区别。在电子读物中，知识间的联结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是一种超文本阅读。阅读者可以利用计算机方便地检索、组织信息，其效率之高，是任何人脑都无法企及的。在阅读过程中，阅读者可以极方便地检索、调用、阅读与文本相关的信息，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知识结构，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阅读方式的界限，促成信息传递手段的飞跃。

　　第三，信息的传送极大地方便化。这主要是针对电子出版而言。如前所述，传统信息传送以纸质的书籍为主，书籍的流通与储存都有一定局限，利用计算机技术的电子出版快捷、方便、廉价、信息量巨大，可以从根本上克服纸质书籍信息传递介质存在的问题。电子出版有两类：一是光盘读物，较常见的是只读光盘CD—ROM出版物；二是电子发送， 即指利用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以电子方式传送信息。人们首先在写作系统上按较为通用的格式编辑电子文件，然后通过计算机网络发送给阅读者，阅读者通过浏览器阅读收到的信息。这就是人们已熟悉的互联网络的信息传送。在发达国家，电子出版的这两种形式都很热门，不过，由于互联网络的发展，电子发送更为声势夺人。在我国，由于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网络通讯费用居高不下，拓展相对缓慢，电子出版的主体是光盘读物。光盘读物可以储存数量惊人的多媒体信息，如部帙巨大的《大英百科全书》，全书灌制成光盘，只有小小三片，而且还包括了大量原来纸质文本所没有的音影信息。

　　以上所述当前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这些特征，是我们考虑其对史学影响的基点。

二

　　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为史学成果提供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极具吸引力的表现手法。

　　近年来，不管人们如何解释，“史学危机”的存在已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这不仅成了史学家沉重的心理负担，有时更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术生存。除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无庸讳言，传统史学著作大多枯燥乏味是形成史学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若撇开传统史学常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学究趣味的利与弊不谈，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声像文化全面冲击的前提下，以逻辑思维与哲理性见长的传统史学读物无疑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引入史学，并不仅仅在于弥补传统史学缺陷，更是为了改造史学，以使之适应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

　　史学其实是一个十分适合以多媒体技术来表现的对象，因为人类的历史是形象的，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用不着史学家花太多努力，仅现存的有关人类历史的形象性资料，如各类文物的实物与、历史上的美术作品、历史遗址等等，就已经相当丰富。近代摄影发明以后，更有了照相、影片等实景数据。前人留下来的乐谱，还可以供我们发掘当时音乐，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种种十分重要的声音信息载体。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之前，人们复制、传播这些形象性数据相当困难，成本十分昂贵，以致造成了传统史学读物基本靠文字阐述的情形，其吸引力也就有限。而计算机信息的复制则几乎不存在什么成本的制约，因此，史学家可以放手引用图像数据，然后通过电子出版的形式，将它们送到读者手上。近代摄影发明以后的历史，还有可能在电子读物中直接引入历史实景的记录性影片等。显然，这绝非仅仅是增强历史著作可读性的问题，形象数据的充分利用，对于史学家的描述与读者的理解，都有着传统史学阐述手法所不可企及的功效。

　　当然，史学成果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远不止多引用一些图像数据而已，更在于史学家可以借用这一技术，凭借自己对历史的研究，以直接引用现存史料与模拟等手法相结合，主动地重现历史实景。略举几例：

　　沈从文先生《中国服饰史》一书，精美绝伦，有口皆碑。近来笔者在翻阅此书时，却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本书如果能够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来编着，肯定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服饰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仅凭现存数据，有些内容其实很难传递。若能利用三维动画技术，用模拟手法重现历史实影，让书中的人物穿着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服饰款款迈步，必更能让读者体会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的意蕴。有些对象仅靠静止的，读者难以理解，用三维动画技术就能够直观、简明地予以表达。例如北方游牧民族供马背生活使用的一些服饰，恐怕就会有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若能够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其它有关信息集成起来，如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南北区域的经济生活差异等等，用以构成历史上不同民族服饰的文化背景，使读者可以方便地检索阅读，其效果肯定是传统的纸质书籍所难以达到的。推而广之，大家可以看出，这里说的其实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史的一般性问题。

　　战争是人类历史的一大主题，传统史学著作所表述的战争存在一定的盲点。例如战争过程，战役的发展从甲到乙地，再从乙地到丙地，史学家阐述十分辛苦，读者则一头雾水。若在文本中插入动态的战争示意图，简洁明了，读者一看便知。据兵书，中国古代战争十分强调“阵法”，宋代皇帝遣军出征，就常常付以“阵图”，以做到“将从中御”。但这个“阵”究竟是怎样的，由于表述不便，史学家常常一笔带过，不甚了了。如果利用计算机动画技术立体地来表述，就有可能方便地将阵法的内容说清楚，读者对战争史著作的兴趣，无疑也会大大提高。稍稍再笼统一点说，例如中国古代特定时期战争的情形，是不是就靠主将在阵前一来一去打上几十个回合以决定胜负，史学家自己也不一定讲得清楚，一般读者的有关知识，则主要来自虚构的电视**等文学作品了。这些也只有依靠三维动画等技术将有关信息集成起来，才有可能描述得清楚。当然，这样一来，军事史将不再是传统的以文本为主的那种形式了，而将会是文本、图像、地图、二维以及三维动画、背景音乐甚至利用道具模拟历史的影视片段等信息的大拼盘，用以表述战争的背景、过程、武器、参与人物以及诸如战争发生地的自然环境等等众多主题。作者可通过一定的编程工作，将这些信息有机地组织起来，供读者检索阅读。

　　科技史也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得以大展身手的领域。由于实物大多佚失，史学家用文本描述来表达科技史的丰富内容十分吃力。以往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常常通过实物复原的手段，来展示古代的一些科学发明，但这类工作不仅十分费时费力，复原品也只有一个，只能放在一地供人们参观。计算机三维图像技术为这类复原工作提供了极佳的工具，如中国古代著名的水运浑天仪，现在的计算机完全有能力在屏幕上将它复原，并可以通过分解，将其中各部分有关机制展示给读者，如让它展示在水流冲击下转动以表现天象的全过程。更有意义的是，计算机的信息可以无限制地复制，或通过网络传输出去，供人们方便地阅读。这样，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就比传统实物复原手段扩大了无数倍。当然，三维图像技术不仅对复原实物有用，对一些相对抽象的内容，如实验过程等，也能极胜任地表达。如果我们的科技史著作能够用这些简明、有趣的信息手段来表述有关技术问题，阅读起来将会是一种享受。

　　除此之外，凡一切容易用形象表述的对象，如自然史、地理史、城市史、农业史等等，都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得以大展身手的领域。

　　很显然，前文所说史学著作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所可能具有的新形式，并不仅仅是将传统的文本改变成一种更为有趣的样式而已。由于计算机能够全方位地集成与传递信息，它无疑将会向读者提供传统文本所无法传递的一些历史知识，从而扩大人们的知识面，这正是新技术的引人注目之处。

　　就这些信息技术具体应用的领域而言，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性历史读物可能会比研究性的专著更为合适。在这里我们想要指出：以往史学界重研究专著轻普及读物的倾向显然有失偏颇。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否则史学就只能是专家书斋里的宠物。因此，在我们看来，加强对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可能会对纠正上述偏颇产生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引入计算机信息技术，对改进史学教育现状也必定会有相当功效。在这一方面，具体操作或许会与出版一般历史读物有所差异，它的中心是设计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历史课教学CAI （计算机辅助教学）积件。

三

　　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史学家研究手段的影响，至少不会逊于上述成果表现的各种形式。

　　历史研究的基础，就是要尽可能搜集与主题有关的历史数据，这常常包含两方面的工作，其一，从图书馆、档案馆等地搜寻有关历史文献。由于自然的与人为的各种因素，历史文献的收藏总是那么的分散，搜寻工作不免困难重重，要花费史学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近代以来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不少文献已经刊印出版，但与供史学家随心所欲地调用的理想程度，仍有极大差距；其二，研读已搜寻到手的文献，“寻章摘句”，寻找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记载。但人生苦短，史籍浩瀚，古人就早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之叹，更何况还有比正史多得多的史籍需要史学家去读！所以，掌握与研究与主题相关的“所有史料”并“竭泽而渔”，也永远只是一种奢望。

　　在这两方面，计算机信息技术都为史学家提供了几乎是革命性的研究手段。

　　由于计算机信息储存的巨大容量以及信息能够无限制地复制与极便捷地传送的特性，竭泽而渔地搜集历史文献以供史学家方便地调用已经有了现实可能性。就互联网的利用而言，只要世界某地某机构为某类史籍建立了特定的数据库，开放供人调阅，那么，这一数据库所储存的史籍对全世界的学者来说都是唾手可得的。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根据“全汉籍自动化计划”研制而成的汉籍全文计算机数据库，于1997年3月起正式对外开放，初期开放数据库容量共6000 万汉字，到1997年底，已达到12000万汉字， 内容包括二十五史等中国历史基本史籍以及台湾档案、台湾方志等相对专门的数据（http://wwwsinicaedutw/lib）。该计划将在近期建成所有中国史籍的数据库。此外，该机构还建有中国考古学数据库等数据库（telnet:140109633）。世界各地任何学者， 只要有一台基本配置的计算机以及互联网账号，都可以进入他们的数据库进行查阅。如能向该院申请一个专门的账号，则可以无限制地利用该数据库的数据。当然，目前互联网上中文的历史文献数据库相对较少，还有待各机构不断开发，西文历史文献数据库则已相当丰富了，这对长期受原始资料缺乏制约的中国外国历史研究来说，尤有意义。随便翻开一本互联网的资源手册，都可以查到许多相关的地址。除史籍数据库外，互联网还能提供极丰富的对史学家研究有直接帮助的信息，如最新的学术著作出版信息，世界各地人文、自然、社会背景等资料。同时，互联网还为研究者相互间的学术信息交流提供了极为方便的通道。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电子出版主要以光盘读物为主，在史籍数据库方面也已经有了初步尝试，各研究机构已建成或创建中的数据库已有不少，正式出版的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古典文学瑰宝》，在一片光盘中收录了14部古典文学名著与《全唐诗》的全文；日前北京超星电子技术公司出版的电子版《二十五史》，仅两片光盘，定价98元，比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五史便宜了几十倍！电子版《四库全书》也正在出版，一共才150片光盘，在经费许可的前提下， 学者书斋完全可以容纳得下这部巨型丛书。可以预见，用不了多少时间，史学家藏书的形式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数据库的意义，还不仅在于为史学家提供了方便的调用历史文献的途径，作为一种智能化工具，计算机拥有对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的功能。也就是说，它能根据操作者的指令，迅速地检索出数据库中符合指令要求的所有信息，这对史学家来说，无疑更有帮助。如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五史数据库，约4000万汉字，可在一秒种之内检索到任何词语。传统的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掘史料功夫的较量，而在计算机数据库面前，在关键词确定的前提下，例如弄清楚某件事物历史上最早于什么时候出现，就不能再被视为“研究”，而只是技术性的操作。同样地，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对某类事物所有现存记载的统计，也已十分方便，这就给了史学家据此统计来作出相关理论分析的前提。在传统研究中，史学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寻章摘句，现在，计算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从这种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史学家去进行更为复杂、更为抽象的理论分析。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史学即将发生的一场革命。

　　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集成性，能够传递完整的、全方位的信息，使史学家有了获得比传统文本更为真实的数据信息的可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长期以来，中国史籍整理的主要形式是利用各种版本对古书进行校勘，然后标点出版。由于点校者专业各有所长、不熟悉相应历史背景等等客观原因，即便如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这样典范性的成果，也常常被发现有这样那样的疵误。许多其它古籍点校本，差误率就更高。有时由于排校欠精，还会产生新的差误。其实，最能正确理解特定文献的，是直接利用这些文献的研究者，因为他们对相关历史最为了解。而且，实际应用者有时还需要直接比较各种不同的版本，以确定不同文本的正确与否以及利用其它的一些信息。因此，在经、史、子、集四部基本性史籍目前大都已点校出版的前提下，一个可以考虑的古籍整理新思路是：利用电子出版手段，将有关古籍重要版本直接全书扫描录入，按卷、页建立索引，压制成光盘读物出版。一般一张光盘收入数十部古籍，每部古籍附上数个乃至十数个版本完全没有问题。它的成本比传统的点校出版方法也要低得多。因为目前尚未点校出版的，基本全是相当专门的古籍，只有完全具有句逗能力的专家才会去阅读它们。而这样一来，研究者就能看到古籍的各种原版，了解原版包括版式、字形、字体等在内的全部信息，而不是经过整理、相对说来已属“二手”的数据，其意义可想而知。这个工作若靠学者个人来做，自有困难，但如果由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这样的学术机构来安排，则是完全可能的。

　　将这个思路推而广之，诸如古籍的孤本、善本、碑铭拓片、简牍等等原先由于技术原因很难无限制地供学者阅读的文献，也就可以方便地传递到学者手中了。事实上，有几个研究机构已经着手将他们馆藏的这类文献扫描录入计算机。

　　再推而广之，这一方法还不局限于文献类数据，而可以应用到诸如历史遗址这样的实景，因为计算机还可以传送立体的三维信息。目前由浙江大学承担的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将所有敦煌洞窟的壁画录入计算机，利用计算机图像技术对它们进行修复与保存。因为任何历史遗址，不管人类多么精心保护，最终免不了要消失。而在它们消失之前，利用计算机将它们的实景完整地保存下来，无疑是明智之举。假如经费许可，利用计算机多媒体虚拟现实技术，我们还可以完整地复制出一个三维视觉与原址一模一样的历史遗址。而且，与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些信息还可以被无限制地复制与传递，以供史学家使用。

　　此外，前文提到的利用计算机三维信息技术重现历史实景，如在计算机屏幕中复制古代的科技成果，既是一种新颖的成果表现形式，无疑也是前所未有的研究手段。

　　以上只是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考所举的一些例子，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实际应用的展开，人们必将还会发现它有着更广阔的应用领域。

四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给予史学家以新的机遇的同时，无疑也在理论与技术两种不同的层次上向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于技术的层次：与故纸堆打交道的史学家们能否掌握计算机这一人类最新的智慧工具？在原本以人文科学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中引入最新的科技知识内容，存在隔阂甚至一定程度的排斥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最基础的“换笔”，就远非十分顺当，总体看来只是刚刚起步而已。更高水平的应用，肯定会有更多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断言，现代史学家们完全有能力驾驶计算机这个人类最新的智慧工具。

　　首先，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其主旨是面向大众的，其实际应用已经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史学家作为社会的知识阶层，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与智商水平，完全有能力掌握计算机的操作与应用。

　　其次，计算机软件技术经长期发展已经越来越大众化或曰“傻瓜化”，强调接口友好，一般非计算机专业性应用已完全向具有中等以上知识水平的人群开放。例如，就多媒体历史读物创作而言，一般可有三种不同层次工具：演示工具（Presentation TOOls ）、著作工具（Authoring TOOls）以及通用程序语言（Language）。演示工具最简单，从严格意义上说来还不能被称为多媒体创作工具，它专供人们作一些简单的内容介绍。但其操作方便，且功能日益强大，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十分合适，如微软公司的Powerpoint、Micromedia公司的Action即是。一般能较熟练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者，只要熟悉一两天，就完全可以利用这类软件编写历史课的讲义。著作工具是专门的多媒体创作软件。目前， 国内市场上较为流行的著作工具有TOOLBOOk、Authorware Professional以及方正“奥思多媒体创作系统”等。这类工具功能强大，操作却相对简便、直观，是专为非计算机专业人员开发多媒体节目而设计的，可以把其它工具创作的文本、图像、声音、动画及影像等多媒体数据集成起来，经过适当编辑，无需编程，即可制作出各种综合多媒体应用系统。史学家略经培训，也完全可以掌握这类工具。只有最后一种通用程序语言，如Visual Basic等，虽然灵活性好，软件运行效率高，一般为开发大型多媒体读物之用，但较为复杂，史学家可不必涉及。

　　第三，更主要的是：史学家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亲自掌握某些专门的计算机软件知识。这就好比以往史学家出版史学著作，只要将书稿交给出版社，编辑、印刷等工作自有专门人员来完成，不必史学家操心。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开发也一样，史学家的任务是根据多媒体作品的特征，编写出合格的脚本。具体的文本、图像、音乐、动画、影像等制作与编程，完全可以交给专业人员去完成。这前一步工作非史学家莫属，后一步工作史学家则不必非得介入。但史学家想要写出合格的脚本，不了解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却是不行的。这就是史学家需要学习的新知识。近代以来，由于影视技术的产生，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影视编剧这样一门专业，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史学写作领域产生相应的变化。客观地讲，目前国内市场已有的史学多媒体出版物水平还有待提高，原因之一，就是其脚本很少是由史学家编写的。史学家应该有信心积极介入这一新的领域。

　　其实，倒是理论层次的问题相对复杂。

　　所谓理论层次的新挑战，细分起来，或许还可以有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这样两个不同的侧面。所谓知识结构，指的是想要利用多媒体手段，利用诸如音影声像等载体来表现历史，即便在史学本身的范围之内，史学家传统的知识结构恐怕也难以完全胜任，而需要重新补课学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前文所说想要形象地表现中国古代战争的场面，不经过重新发掘史料，军事史学家们恐怕也很难讲清楚许多形象的内容。传统的史学局限于文字阐述，许多为文字阐述所不能胜任的历史内容，往往也就被史学家所忽视了。因此，新的挑战对史学家们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力求全面地掌握历史，史学家有必要比以往更加重视人类物质生活史、社会史、科技史、美术史乃至自然史等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有必要在文献资料之外更多利用实物数据。

　　所谓思维方式，指的是从以传统的文字阐述为主，转向用图文声像等载体全面地传递历史知识，这会对史学家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提出更为综合、更为全面的要求。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应付恐怕最不容易。

　　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曾经历过一场从传统国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大变革，其意义自不待言。现在，到了本世纪的末叶，史学又碰到了计算机信息科学的重大挑战。这一挑战相比于当年传统国学所碰上的西方近代史学的冲击，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某些特定领域，同样具有革命意义。

眷写：

拼音：juànxiě

解释：照底稿抄写

一、眷

1、 顾念，爱恋：～念。～恋。～顾。～注（爱护关注）。～～（依恋的样子）。

2、亲属：亲～。女～。～属。

二、写

1、用笔作字：～字。～作。编～。

2、 描摹，叙述：～生。～实。～照（❶画人物的形象；❷描写刻画）。轻描淡～。

扩展资料

与眷写有关的技艺——雕版印刷技艺

雕版印刷技艺，江苏省扬州市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雕版印刷技艺古称版刻、梓行、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于木板，再于印板上刷墨、铺纸施压，使印版上图文转印于纸张的技艺。  该技艺在书写和设计上有较高美学要求，雕版的关键要控制刀速和走刀的方向，特别讲究粘、编、折等操作技巧，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

2006年5月20日，雕版印刷技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编号为Ⅷ-78。雕版印刷技艺始于隋代，行于唐代。精于宋人，盛于明清。宋代毕升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但雕版印刷并没有被活字印刷完全替代，在古代中国印刷业中仍占据重要的地位。

尚存最早的印刷品，为西安唐墓出土的印刷品《陀罗尼经》。敦煌藏经洞所出的《金刚经》，为公元868年（唐咸通九年）刻印。唐代诗人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谈到白居易的诗作通过“模勒”广泛流传。从当时的文献来看，唐代扬州雕版印刷兴盛。

五代十国时，印刷地域有所扩大，品种增多，最突出的是政府开始在国子监组织编印儒家经典 。

宋代，中国印刷勃兴时代，当时，扬州处于南北军事对峙的前沿，战火不断，缺乏刻板印书的社会环境。宋代扬州的雕版印刷也与其地位不相称。

元代，经济文化还未恢复，战事又起，扬州刻社也仅有零星延续。

明代，随着经济与文化的逐渐恢复，雕版印刷也得到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官、私刻书业都有较大发展。沈括《梦溪笔谈》，由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主持刻印，成为该书以后各种刊印本的祖本。

清代，扬州雕版印刷发展的极盛时期。官刻、坊刻、家刻林立，刻工遍布全国，刻书业空前繁荣跃居中国刻

书名区之列。清代扬州官刻规模远胜前代。清代设立了专业刻书机构，集中人力、财力从事刻印。扬州诗局、扬州书局、淮南书局的先后建立及其辉煌的业绩，对扬州雕版印刷也起了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清代扬州刻经，有江北刻经处，在江都砖桥法藏（清同治五年创办），所刻佛经，校刻认真，刻书工整，远销海内外，被学术界称为扬州刻本”砖桥刻本”。刻印经籍达千卷以上。

1958年，散落于扬州周边地区的刻书艺人集中于扬州，从事古板修补工作，并新刻一部分版本。为使这一古老刻印工艺不致失传，当年成立了广陵刻印社，承担古板片的征集、收藏、整理、保护等工作，并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1962年起汇集了江、浙、皖一带古版片约20余万片，进行统一修缮、保护。“文革大革命”期间中断。1978年恢复并定名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9年更名为“广陵书社”。 

工艺特征

雕版印刷技艺所用的材料，必须选用纹理细密、质地均匀、加工容易、资源较多的木材。为了就地取材，北方刻版多选用梨、枣等木，南方刻版则多选用黄杨、梓木等。

雕版印刷技艺所用的墨也较有特色，大多采用松烟等为原料，秘方配制，故而清香四溢，永不褪色。

雕版印刷技艺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刻刀和铲刀，其形状、大小有各种规格。雕刻不同大小的文字和文字的不同部位，都要选用不同的刻刀。

雕版印刷技艺对文字书写和版式设计有较高美学要求，其中雕版是决定印刷物质量及艺术性的核心技术环节，需要精妙控制运刀速度和走刀方向，特别讲究粘、编、折等操作技巧。中国国内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尚保留着全套古籍雕版印刷工艺流程，共有二十多道工序，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

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方式按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传承的特点各不相同。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大体也分为这三种形式，但传承更有序，表现更独特。官刻，扬州官刻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扬州官刻规格高，规模大，持续时间久，影响深远，成果丰硕。

坊刻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由坊主聘请相对稳定的雕版印刷艺人，集中于书坊内刻印图书；逐步形成某个书坊独特的刻印风格或在某个地区形成坊刻的流派。家刻本占了大多数，精品也最多。官刻、坊刻、家刻这三种传承方式对传播和传承扬州雕版印刷技艺，都曾起到重要作用，也为雕版印刷技艺提供了博大的传承空间。

工艺流程

传统雕版印刷技艺流程极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备料、雕版（含写样）、刷印与套色装帧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包含若干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因其印刷种类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变化。

参考资料来源:-雕版印刷技艺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近五十年，其前身为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6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1月易称今名。现有职工123人，有编审11，副编审等29人。设有七个编辑室、编审室、美编室、出版科、校对科、发行一、二科、宣传信息科及办公室、人事科、行政科、储运部等部门。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古典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科学技术、医学、军事、工具书、画册、大专教材等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为主，兼及普及传统文化的读物。累计出版图书6000多种。近年来初版品种每年约290种左右，重版图书约占出书总数的40%。经过多年不断探索、总结，确立了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质量与品牌为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文化品位适应读者的需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与上海一流国际大都市相应的一流专业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出版方针，坚持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与普及传统文化读物并重，排印和影印并举，大中小型图书合理安排的出书框架。还注重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强多层次的标志性品种与扩大规模效应相统一，从而积极主动地贯彻适应市场，引导市场这一宗旨。

标志性的品种主要有以下块面。

一、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形成规模。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

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目前《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已出4册(另2册也即将出版)。本书的出版为研究先秦的思想史无疑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料，已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历经二十余年已出版85种，全套丛书100种将于世纪之交出齐。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二、 学术著作的新格局

我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慎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谥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三、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近几年来普及读物市场泡沫书泛滥，而我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在译注热中以精审编校，确保质量而独树一帜；《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李岚清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四、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形成个性与规模

大中型画册是我社近几年来开拓的新项目。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数年来已形成鲜明的个性与规模。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本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