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设计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的形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创造文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最基础、最主要的创造活动是造物。设计便是造物活动进行预先的计划，可以把任何造物活动的计划技术和计划过程理解为设计

典故解释

1、设下计谋。

《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传》：“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酖毒，重相设计。”

元 尚仲贤《气英布》第一折：“运筹设计，让之张良；点将出师，属之韩信。”

明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

《东周列国志》第七回：“原来郑庄公设计，假称公子吕领兵救戴，其实庄公亲在戎车之中。”

2、根据一定要求，对某项工作预先制定图样、方案。

鲁迅《书信集·致李小峰》：“书面我想也不必特别设计，只要仍用所刻的三个字，照下列的样子一排。”

魏巍《做新型的知识分子》四：“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没有正确的勘测，就不能有正确的设计。”

3、指搞设计工作的人。

艾青《早晨三点钟》诗：“她的丈夫是设计也是监工，此刻她的心啊是多么高兴！”[2]

4、设计某人,内含陷害的意思。这是另外一种理解

1、华夏

华夏也称“夏”、“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是中国的别称、汉民族的自称。以区别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又称“中华”。

华、夏两字上古同音，本一字，相互通用，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

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在甲骨文中，华这个字的地位非常崇高。大约从春秋时代起，我国古籍上开始将“华”与“夏”连用，合称“华夏族”。

2、九州

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夏朝初年，夏启（大禹的儿子，夏朝第一位王）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先派人把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

从此，九鼎象征着九州，夏王亦顺应“天命”，成为天下之共主。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传国宝器，唯有天子才能代代相传。

3、中国

最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演变为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中国以外则称为四夷，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

汉代始建蛮夷邱，并使汉字文化圈正式成型，南北朝建四夷馆，明代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自近代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宗主的局势逐步被打破了。

4、赤县神州

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夏、商、周时代的地域区划，自战国以来即成为古代中国大地的代称九州。 古代中国人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

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而在周代时徐梁二州分别被并入青州与雍州，故而没有徐州和梁州。

5、神州

中国古时有称“神州”，神州是指出神仙的地方。大家注意神字的结构，左边是示字，是上天垂象，告示天下之意。

右边是中字中间加一横，先撇开中间十字，那是个口字，此字含前后左右四维，加中间一横分出上下即为六合，最后中间一竖通天彻地，一竖贯三才，也就是说能合于天地，中通人情者，方可成仙。由此也可看出，神仙于中国的关系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