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清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乾隆一十三年（1748年），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每处理完公家事务至深更半夜，经常置灯于笼中，或以口气嘘物取暖，编著、修改文章。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卜居苏州枫桥，潜心著述和藏书，时年仅47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不撑铁骨莫支”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他身体旧病如故，担心《说文注》难成，加上精力不足。假如完成后死了，就很欣慰了。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如春蚕一般，茧织成了，只待等死矣。

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卒年八十一。

主要成就 学术成果

哲学思想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学人的共同旗帜和人生信仰。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他虽未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写出一系列哲学著作，但在学术理想、路线方面基本遵循了戴震所开创的皖派学术风格，并有其独 献，特别是他在古典语文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追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说：“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必可信矣。”

在哲学立场上，段玉裁也继承了戴震反宋儒的观点，坚持“阴阳气化即道”、“必于物上求理”，反对“执意见以为理”。他在《十经斋记》一文中说：“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即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而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就反复批评宋儒视理为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观点，认为宋儒执意见以祸国殃民，甚至造成“以理杀人”的恶果。

段玉裁在“求真”学术理念的支撑下，批评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和顾炎武著《日知录》的著书方法，认为这种著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同，中无所得，仅邀名而已。王应麟与顾炎武都以博学著称，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曾接引段玉裁进入古典语言学。但段玉裁受戴震影响，领悟为学真谛，不再博学以夸能，而是以追求真知与十分之见为人生信仰。他说：“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剖其是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认为，通过追求真知的活动，上可以神交古人，下可以神交后人，使人的生命存在超越时间限制，进入永恒的境界：“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在追求真知的活动中寻求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这一价值理想说明，乾嘉学者的学术活动并不仅仅是外在的政治压迫的结果，他们在考据学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段玉裁并未简单重复老师的观点，而是在“求是”的问题上发展了戴震的学说。他认为“追求真是”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原则上说后代胜于前代，后人通过研究不得已要与前人不同，是追求真理的一般规律所致，并非有意难为前人。他说：“著书者，固以天下后世信从真是之为幸，而非以天下后世信从未必真是之为幸。左氏非不乐公羊、谷梁之后出，杜氏非不乐刘炫辈之后出，朱子在今，必深幸诋议之有人。夫君子求为可信，不求人之信。求其真是，而亦不敢自必为真是。此真是之所以日出也。”与戴震所说的“十分之见”的自信相比，段玉裁更明白“真是”不易得，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真是”也在不断发展。

经学研究

在“经学”研究方面，段玉裁没有写出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通过对《春秋》、《左传》、《大学》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字义、句子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世宗继统问题的系统研究，阐发了其政治伦理思想，也提出过一些突破传统经学思想的主张。晚年的段玉裁在写《十经斋记》一文时，对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四者三致其意，而且自称“不敢以老自懈”。段玉裁对于名物、训诂、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求是”精神，而对于“民情物理”的关心，则表达了“求道”的理想。

段氏博大精深的小学是段氏经学的方法论支撑。清初顾炎武在回答什么是经学问题时曾说：“理学，经学也。”就是“舍经学即无理学”，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舍小学即无经学。段氏小学为解经服务，小学是治经的工具。段氏小学伟岸，经学成就亦因此富厚。经学史在段玉裁那里，实在是围绕群经的语学工具逻辑应用史，经学史是经书传注史。

《周礼汉读考》（1794年）对读经的语言逻辑指要。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读懂《周礼》提出了汉代人注释《周礼》的体例：《周礼汉读考序》提出的“汉注正读”三式。段说：“汉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这段文字，同样见于《说文段注》“读”字下，正可看做独立之古代语学移置于经学用作辞例。读如、读若：“拟其音也”，是用来拟比同音字、近音字的。读为、读曰：主要是用来指明意义的变化。当为：段说：“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

《尚书》学领域建功勋。清初声讨伪古文《尚书》是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之为“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尚书》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为封建社会正统指导思想，揭露《尚书》伪作，当然是对封建统治思想的冲击。乾隆年间段玉裁研核今古文《尚书》，为揭梅赜伪作的余绪，意义不凡。

自然科学与读经。段玉裁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入经，章炳麟《检论清儒》曾说段玉裁以“十三经”为少，“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这样，段氏所增八经中有两经是数学书，足见段氏说经对自然科学的重视。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段玉裁对今文经的包容态度。段玉裁曾特别要他的外孙龚自珍向古文经学者程瑶田学习。后来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写成《明良论》四篇，揭露清代官僚政治的腐败，段玉裁80岁时读到此文，盛赞其“切中今病”，“髦（出类拔萃）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遗憾）矣。”

语言文字学

段玉裁主要继承、深化并细化了戴震的语言学研究，在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经典中“本字”的考订、 注经原则的发明等古典语文学方面，成就突出。

段玉裁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在语言文字学，主要成果集中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中。“注释”是古人著书立说的重要体裁，如果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重在经汉字字形揭示汉字的本义，清代段玉裁则重在用传世文献揭示汉语词的引申义。我们今天讲段注在词义学、词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以段注引申义为基础的。段注把古今的字形、字音、字义都贯通起来，因而更显得体大思精。

段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九千多个汉字安置于新的古音韵系统，一一标明各字的韵部。附于段注书后的《六书音韵表》就是九千多字的位置系统，即上古韵部系统。段玉裁古韵学成就可以归纳成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古音学的原理，成为古音理论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开辟了从谐声偏旁入手来研究古韵分部的新途径和新的方法系统。二是分上古韵六类十七部，超迈前人，启导后来。段玉裁、戴震论韵十五年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经过研讨，在上古“支、脂、之”三韵部分立问题上，双方达成共识。但在上古真部与文部的分立问题上，戴始终没有接受段的意见，今天，上古真、文分部已成定论，段是正确的。

段注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除了指出《说文》各部首内相关汉字之间的意义联系，使许慎《说文》变得井井有序，“如一篇文字”以外，还就全书范围内意义相关字不断勾稽指示，使之组合类化。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c、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龚自珍之父）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个人著述

文字训诂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六书音韵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1681～1762)《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认为此书“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

《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

文献整理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他认为校勘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今照此写本，段君之言为定谳矣”。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之”，证实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家富藏书

与段玉裁同时的知名学者和藏书家如顾广圻、卢文、臧镛、顾之逵等，均有藏书和校书之记载。有藏书处“晚翠轩”、“经韵楼”等，藏书印有“玉裁校正”、“平江段氏晚翠轩藏书”、“经韵楼”等。著述宏富，有《古文尚书撰异》、《毛诗小学》、《周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六书音韵表》、《经韵楼集》等30余种700余卷。

史籍记载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人物轶事

不撑铁骨莫支贫

段玉裁可考之远祖叫段百三。百三本北宋河南人，靖康之变，随宋南渡，遂卜居金坛。此后日就月将，十五世，生有段武，这个人就是段玉裁的曾祖。段玉裁的祖父名叫段文。段家大概从段文时起，开始定居在金坛县的大坝头村。在这个农家里，从段武到段文，父子二人却都是邑庠生，也就是县学的生员，亦即秀才。段文生段世续，即段玉裁的父亲。段世续字得莘，得莘和他祖、父一样，也是秀才，所不同的是他是个邑廪生。廪生每月由官府供给粮米，由有关部门供应鱼肉。段家祖孙三代都是读书人，因此，在当时的金坛，段家是属于书香门第的一族。

在科举盛行的年代里，学而优则仕，年青人要想改变自己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命运，就只能走读书这条路。而在封建社会里，利禄所系，儿孙走科举之路是每个家庭的最大愿望，只要生活条件稍有可能，谁都会这样做的。段家祖上自然不能例外。可惜的是在段玉裁以前，段家的读书人在进取的路上拼搏，到头来也只争到个秀才而已，举族之中没有一个中举者。秀才不中举，又惜着自己的满肚子学问，那就只好走村塾师这条路，因此，从段玉裁祖父开始。不中举之后，就都作了村塾师。村塾师的地位低卑自是不待言的了，但在知识的占有上却胜过普通的耕种人家，这种占有使他有条件课子，致令书香门祚不衰。但是和有些书香门第不同，段家并不是良田万顷的富户，只是普通的耕读人家。段家先人有句家训，叫作“不撑铁骨莫支贫”。

师恩不忘

清朝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流落在北京的段玉裁不是去逢迎达官贵人，而是仰慕当时的经学大师戴震的学问，恭敬地拜他为师。当时他穷困潦倒，时日难度，但仍不放弃学习，戴震深受感动，并将自己一年酬金的一半借给段玉裁，帮他度过难关。段玉裁对恩师的雪中送炭十分感谢，就是到了80岁高龄，每一提到戴震时，立即毕恭毕敬地垂手而立，而且每逢初一、十五必定要庄重诵读戴震的手札。

笔耕不辍

俗话说，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段玉裁作为乾隆盛世的县官退休回乡时，带回了72箱子沉甸甸的宝贝，一下子让人红了眼。当天夜里，十几个强盗即来洗劫一空。可是，第二天，他们又原物奉还。原来，强盗们发现箱内全是书，都被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举人感动了。

段玉裁辞官回家后，闭门谢客，继续撰写《说文解字注》一书。他对考证每个字的形、音、义，一丝不苟。有一次为了几个字要考证清楚，时值寒冬腊月，他骑着毛驴晓行夜宿到杭州，来回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几个难解的字弄清楚了。他在著书时，为了弄清麦子开花的情况，他曾请教过老农，并待到麦子开花之时，深夜亲自掌灯到麦田里去观察，一直等到五更时分，麦子开花了。他把这一观察的结果概括为：“花开两瓣，花色微黄，开而仍含，中挺一须，须头黄蕊出瓣外，夜开朝精英”，可见他治学之严谨。

人物评价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清小学家王念孙：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王念孙：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章太炎评：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

殷孟伦（《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段注“说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语言的研究已进人近代语言的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耀遥憾斡癫檬且晃怀时代、具有现代语言学视野的清代学者。他的《说文解字注》不单是为古书作注，而是通过疏解，直接分析当时行用的语言，他的成果更对现代语文工作有指导意义。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 ：段玉裁秉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信而好古，守道不渝，终身学习。他以经学为体，小学为用，数十年致力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著作《说文解字注》，述而不作，使《说文注》一举而为研治经史之学的训诂要典和研究古文字学的必备参考书。

光明网 （《段玉裁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转换》）：段玉裁是我国清代著名学者，他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有着十分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学术素养，为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段玉裁为之倾注大量心血浇灌而成的《说文解字注》，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字学研究的最高峰，被后辈学人推崇为著名的“段注”。

后世纪念

段玉裁纪念馆

段玉裁纪念馆位于江苏省金坛市城南风景区，占地15000平方米，是一座仿清式的古建筑，砖木结构，四合院布局。于1985年10月25日开馆。

段玉裁纪念馆门楼上悬挂著名书法家舒同书写的“段玉裁纪念馆”匾额。大门内宽阔的庭院，地面是绿茵茵的草坪。穿过庭院就是纪念大厅，其厅飞檐画栋，古色古香。正厅门上挂着书法家沙孟海书写的“朴学宗师”的金字大匾。大厅正中是段玉裁的半身石膏塑像，气势庄严。两边墙上挂着名人字画。两侧是厢房和长廊，厢房里陈列着段玉裁的有关著作、生平和年表。

常州段玉裁墓

常州段玉裁墓，在常州金坛花山乡大坝头村。墓区四周以青砖砌作护墙，墓门前石砌九级，连接甬道为出入口。两旁刻有楹联："砚田乐事千秋业，铁骨家风七品官"。墓区正中为段玉裁墓，东侧为段母墓，西为金坛县人民 、中国训诂学会新立重修墓碑记。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音韵学应用例

　　1、《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以为“落”当为“滋”字之误。理由是：《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注》（据宋本）作“滋”字，“滋”字和“晞”、“归”字协韵。“滋”、“落”形近，颇疑原作“滋”字，“落”字为后人所改。

　　按：“滋”字与“晞”、“归”在汉时并不押韵。依据王力的古韵分部，“滋”在之部，“晞、归”在微部，属不同韵部。王书据宋本《古今注》，孤证不立，颇疑宋人据当时读音改“落”为“滋”。且果如王言，“滋”、“晞”协韵，则前人更不当改“滋”为“落”。

　　2、《国朝汉学师承记》（钟哲整理本）第65页第1 行：“熊”之足似“鹿”，从“肉”“乙声”。

　　按：此条乃江藩引朱筠言，谓“熊”字“从肉乙声”。此“乙”字当为“ ”（隶作以）字之讹。“乙”在古音质部，“以”在之部，“熊”在“蒸”部，之蒸阴阳对转。检徐铉《说文解字》，正作“以”字，明此作“乙”者非。但不知是朱筠之误，江藩之误，抑手民之误？

　　3、《汉志·六艺略·春秋》有《谷梁传》十一篇。谷梁子，鲁人。颜师古注曰：“名喜”。根据《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这一谷梁子的名字有谷梁喜（颜师古注）、谷梁赤（桓谭《新论》）、谷梁寘（王充《论衡》）、谷梁俶（a、《尸子》；b、字元始，阮孝绪《七录》）、谷梁嘉（钱大昭《汉书辨疑》）。

　　按：大体说来，钱大昭之说似乎不确，其它几家皆是其名，只是因语音转移而有变化罢了。赤（昌母铎部，据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下同，似可拟作：thjak）、俶（昌母觉部，thjuk）、寘（章母锡部，tjek），三字声母都在照三组，在上古同属舌音，赤俶双声、俶寘旁纽。而对喜字的解释，需要引入壴字，《说文》喜“从壴从口”。壴字上古音为知母侯部（tio），知母古亦在舌音，与照三组字为准双声。如此赤、俶、寘、壴皆可看作一声之转，窃以为俶字近是，理由同于王先谦所说，“尸子为六国时人，见闻较碻”，另外名俶与字元始也能相应。剩下的问题就是喜与壴的问题了，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喜为壴字之讹，喜下面的口字可能是饰笔；另一种可能就是喜字本来就有壴字的读音。

　　4、《管子·兵法》

　　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使敌若据虚，旧注为“居常畏惧”，以据为依据，居处之义。

　　按：细绎文意，颇疑“据”通作“拒”。拒，《说文解字·止部》段注，“此与彼相抵为拒”。“拒虚”与“搏景（通影）”排比成文，虚、影正无形，即下文“无设无形”之义。“据”（鱼部见母）与“拒”（鱼部群母）古音同在鱼部见组，理得相通。不过检《故训汇纂》，尚无据拒相通例。

　　二）校勘学应用例

　　5、《说文解字注》误改篆文一例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第603页“攑”字条，段注有：“今按《玉篇》列字次第，捀下扬上作攑，丘言切，举也。《说文》捀下扬上则作 ，显是攑篆之讹。盖希冯作《玉篇》时所据《说文》未误也。《说文》本有举无 ，后人自讹舛耳。《广韵》廿二元亦曰：‘攑，举也（作者按：丘言切）’”。

　　按：今检日人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手部捀下扬上作“ ，与居反，举也，从也”。据周祖谟研究，《万象名义》一书，合于《玉篇》残卷，很大程度上当保存了《玉篇》原貌，而今本《大广益会玉篇》则与原本《玉篇》相去较远。此或可说明段所引《玉篇》实非野王原貌。而今本《玉篇》之合于《广韵》，可能是有人因《广韵》而改《玉篇》。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小学》“雍熙新定广韵”条，“太平兴国二年六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据此，则此二书间相互改动亦并非妄谈。且可引下条为证：《说文解字注》第607页“揟”字条，段注有“沮，《玉篇》、《广韵》作具，非也。”今检《万象名义》手部“揟”字条正作“沮”，不误。此可明今本《玉篇》不同于古本而近于《广韵》。如此，则段改作“攑”篆，《广韵》、《玉篇》二证实为同一证；且既无原本《玉篇》，则不能明“攑”必在捀下扬上。段注此改实有未安。

　　三）文学、历史学与古文献学的反复为用

　　正如上面所述，文献学研究的是文本，而文学、历史学研究的却是文本的内容。我们很难想象，只有版本、目录、校勘类的图书之学，而不去研究它的内容；只有研究单个文字的“小学”，而没有那些由文字组成的篇章。就知识的传承来讲，大多数是以文学、历史学的形态来系统进行的。文献学虽然是文学、历史学的基础，但是它并不是脱离文学、历史学等学科而独立存在的，它必须依托各种专门的知识而存在。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情况。

　　6、冤亭卞（全宋诗册二一卷一二六四页一四二五○）

　　留题灵岩古诗十韵

　　屈指数四绝，四绝中最优。此景冠天下，不独奇东州。夜月透岩白，乱云和雨收。甘泉泻山腹，圣日穿崖头。大暑不知夏，爽气常如秋。风高松子落，天外钟声浮。祖师生朗石，古殿名般舟。人巧不可至，天意何所留。老僧笑相语，此事常穷求。移出蓬莱岛，侍吾仙子游。原注：元佑庚午三月二十八日东武王璞书 《宋诗纪事补遗》卷二九引《长清县志》

　　此诗又见《全宋诗》册二一卷一二五一页一四一三七卞育，题作《留题灵岩寺》，“优”作“幽”，“穿崖”作“穿岩”，“声”作“身”，“般舟”作“般州”，“此”作“兹”，“侍”作“待”，出清顾炎武《求古录》。

　　按：卞育与冤亭卞实为同一人，卞育元佑间曾官济南从事，灵岩寺正在济南，合于诗内容及小注；卞育小传谓其为济阴人，实则为济阴冤句县人，宋元佑元年，改冤句县为宛亭县。而冤亭当即宛亭之异称（宛有二音，一读如碗、一读如冤，冤、宛亦皆有弯曲义）。此诗即冤亭卞育之作。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地名，我们查检不到冤亭这个地名，但是却由之联想到冤句（著名的起义军首领黄巢便是此地人），继而由冤句改名得到宛亭，再由宛、冤声近得到冤亭，绕了一个弯，但结果是令人信服的。此足见历史地理学与古音学对校勘学的功劳。继而，文献学的成果又将为文学服务，此可见文献学与古代文史的交相为用。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