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康”一词,源于《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作为一种小康社会模式,最早在西汉《礼经·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

2、小康即“中产”，或中等财富，是指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人；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且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小康（或中产）也称“中产家庭”。

“小康”这个词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原文

《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译文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康。抚爱王畿众百姓，安定四方诸侯邦。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不善良。遏止暴虐与掠夺，怎不畏惧天朗朗。安抚远地使亲近，我王心定福安享。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休息。抚爱王畿众百姓，百姓安乐聚一起。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喧争事。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百姓太忧急。不要抛弃旧功劳，来为王家谋利益。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喘息。抚爱京师老百姓，安定四方诸侯地。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无法纪。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作恶太得意。恭敬庄重保威仪，亲近仁人与志士。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宁。抚爱王畿众百姓，使我百姓除心病。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有奸佞。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政事败难成。您虽是个年轻人，作用却大要认清。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定。抚爱王畿众百姓，国无残酷无酸辛。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内乱生。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颠倒我国政。爱你大王如美玉，因此大声来谏诤。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大雅 民劳》。

作品原文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17。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白话译文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稍舒服。爱护京师老百姓，国家安定无残酷。诡诈欺骗莫纵任，小人巴结别疏忽。掠夺暴行应制止，莫使政权遭颠覆。衷心爱戴您君王，大力劝谏为帮助。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稍安康。爱护京城老百姓，安抚诸侯定四方。诡诈欺骗莫纵任，谨防小人行不良。掠夺暴行应制止，不怕坏人手段强。远近人民都爱护，安我国家保我王。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稍休息。爱护京城老百姓，可使人民聚一起。诡诈欺骗莫纵任，谨防歹人起奸计。掠夺暴行应制止，莫使人民添忧戚。不弃前功更努力，为使君王得福气。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喘口气。爱护京师老百姓，安抚天下四方地。诡诈欺骗莫纵容，反覆小人须警惕。掠夺暴行应制止，莫让邪恶得兴起。仪容举止要谨慎，亲近贤德正自己。

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歇一歇。爱护京师老百姓，人民忧愁得发泄。诡诈欺骗莫纵任，警惕丑恶防奸邪。掠夺暴行应制止，莫使国政变恶劣。您虽年轻经历浅，作用巨大很特别。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关于此诗，《毛诗序》以为“召穆公刺厉王也”，所以可以认为作者是周厉王时期的召穆公（召伯虎）。郑笺云：“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刺之。”

作者简介

召伯虎，周朝大臣，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周厉王、周宣王时期。又称召虎，史称召穆公。周厉王暴虐，“国人”围攻王宫，他把太子靖藏匿在家，而以自己的儿子替死。厉王死后，拥立太子靖继位，即周宣王。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宣王命召虎领兵出征，平定淮夷。《大雅·江汉》所咏“江汉之浒，王命召虎”，指的就是这件事。遗物有“召伯虎簋”。

-《大雅·民劳》

如有不由 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礼记》是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是儒家经典之一。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说。《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