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源远流长，我们素来知道大化改新、明治维新，知道圣德太子和“日出之国”的轶事。然而，少有人知道，日本本土的纹身习俗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古代中日两国的早期交往

1早期中国的移民活动

中日韩在地域上联系紧密，历史上也渊源颇深。每当中原遇到天灾人祸，日韩两国常常因为不近不远的距离，成为古代中国人避难的最佳选择。《藤野先生》提到一位明朝遗民在明亡之后常住日本讲学，实际上，中原向日本、韩国移民的历史也极为悠长。

武王灭商之后，箕子远走辽东，建立了箕子朝鲜。至于本文的主角日本，中国移民的到来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齐、燕百姓，为避秦国兵峰，远走海外，几十年后，出现一位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术士——徐福。

主要为躲避战乱和高额赋税的人们来到了日本，给日本带来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逐渐融入日本社会之中，成为“渡来民”。

2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

日本在中国古籍的第一次出现，应当是《山海经》，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的记载。另外，《山海经》提到的黑齿国与古代日本习俗也有相似之处，应当是地理知识水平受限之下充分发挥想象的产物。

这给我们提供了中日的民间移民活动上限仍可以推移的猜测，然而不够充分，姑且作为一种可能。

汉代史书诚实地记录了几次中日官方交流的成功尝试。时任大汉帝国安汉公的王莽同志向皇帝上书称“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颇有点地方大员恭贺祥瑞的意思。

其后便是大名鼎鼎的“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一印绶后来成为日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总之，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短暂的距离，追求和平、发展生产的需要，中日的民间和官方交流早已开始，为日本接受中国先进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古代日本的纹身习俗

1纹身的发展

据研究，纹身出现于日本绳纹时代晚期，经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仍然存在，贯穿整个上古时代的日本。当然，发展的过程中必定还是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绳纹晚期其作为防水害的身体花纹出现在关东及中部地区，后逐步扩散，至弥生中期几乎遍及列岛的主要区域，并逐渐演变为身体的装饰或尊卑的标识等。弥生后期到古坟时代，它变化为低等部民的标记，甚至作为墨刑充当刑罚手段之一。

仅从本土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要理解纹身的几个变化，应当看到：第一，在绳纹时代晚期，关东及中部地区人口相对集中，数量较多，曾经应当十分适宜居住。

第二，弥生时代对标中国的战国末期到三国时期，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移民增多，农业进步，生产力得到发展， 人口分散到更为广阔的地方，纹身的习俗也因此发扬光大。第三，弥生时代后期以后，阶级社会进一步发展，纹身由习俗变成惩罚。

2纹身的功用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记载:“倭人在北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男子无大小皆黥面纹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诸国纹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这里提出，纹身首先是日本的一个习俗，最初用于“以厌大鱼水禽”，当阶级社会逐渐发展，纹身就发展出“稍以为饰”的审美功能和“尊卑有差”的等级功能。

秦汉、吴越文化的影响

从绳纹末期开始，来自大陆的移民登陆九州，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不仅改变了列岛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更加速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并最终促生了稻作的弥生文化。而结束靠自然吃饭的绳纹文化，捕鱼的必要消失，纹身最初的保护捕鱼者的功能于是减弱了。

1所谓“断发纹身”

说到中国的断发，首当其冲的就是吴越。日本纹身的习俗，固然有靠海吃海的原始诱因，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吴越文化的影响。最初出海移民到日本的就是吴越人民，鉴于当地人民时常出海打鱼的基本生活需要，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最初的吴越移民是被海风吹往日本南部，不由自主地在那里扎根。

吴越本来就是断发文身的，而日本又“男子皆面纹身，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太伯者，吴太伯是也。吴越移民安能不心生亲切？

于是接受了吴越移民帮助和影响的日本纹身习俗，增添了更为多样的纹饰，有了自己的审美和尊卑的功能，至此，吴越移民帮助尚且在分裂割据的日本构建了悦纳本土习俗的简陋而初见规模的等级秩序。

2秦汉文化对吴越文化的修正

如果说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秦汉文化就代表了中原。抛开日本本土的各种因素不提，纹身之所以从多姿多彩的有初步的等级尊卑差异的样子变成边缘人群的专属，成为“惩罚”和低贱的象征，秦汉的中原文化不可忽视。换言之，正是秦汉文化相对吴越文化的胜利。

奴隶制五刑之中的墨刑，也即黥面。墨刑在我国历史之悠久可追溯至夏朝，此后至秦汉都不曾间断，秦朝尤盛。而黥面则发端于秦律。在实践中，这样的刑罚主要有标记罪犯、侮辱人格的作用。然而，相对的，吴越文化对面的态度截然相反。

一直以来，中国北方容易胜于南方，秦吸收了吴越文化，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更是文化层面上的大获全胜。或者说，一直以来，吴越人成为中原人的俘虏，而吴越俘虏断发纹身，渐渐地，俘虏与纹身联系起来，中原主动创造出墨刑进行标记。

对日本来说，吴越人出海东渡，秦汉人经由朝鲜，汉人甚至能够与日本交流交往，双向互动，文化的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而这时日本由之前的百余国到三十多个国家，统一成为一种趋势，自然更要拥抱君主集权的帝国。这样，促成了纹身含义的最大转变。

小结

纹身的变化以小见大，足以看出日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能力和水平。作为一个海洋民族，尽管在饮食上脱离了海的范围，在性格上却可以是“海”的。他们积极的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作出本土化和创新。

纹身的出现源自渔猎中的自保，是绳纹人作为海洋民族的必然选择；转变为装饰和身份象征既是世界纹身习俗所共有的特点

也是在吴越文化的作用下，海洋民转型为农耕民后，土著文化与移民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最后转变为墨刑和低等民的标识，主要是摄取了更为先进的秦汉文化，同时保留土著纹身习俗固有的特征。

　　日本历史、日本史是指日本或日本列岛的历史。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西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历史分期　　日本の先土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　　日本の古代

　　绳文时代 约中国先秦

　　弥生时代（纪元前3世纪 - 3世纪）约两汉

　　古坟时代（3世纪后半、4世纪初 - 7世纪前半、8世纪初）约魏晋南北朝

　　飞鸟时代（6世纪终末 - 710年） 约隋唐前期

　　奈良时代（710年 - 794年） 唐代

　　平安时代（794年 - 1184年）唐五代、宋

　　日本の中世

　　镰仓时代（1192年 - 1334年）宋元

　　南北朝时代（1334年 - 1392年） 元明，注：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只是宫廷政变后，原来的天皇又跑到京都旁边不远的地方另立了朝廷，时间很短

　　室町时代（1392年 - 1573年) （戦国时代） 明，注：其间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

　　日本の近世

　　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 - 1598年）明，即所谓“织丰时代”，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

　　江户时代（1603年 - 1868年）明末、清

　　日本の近代-现代

　　明治（1868年 - 1911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

　　大正（1911年 - 1926年） 北洋军阀时期

　　昭和（1926年 - 1989年） 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

　　平成（1989年 - ） 第三代***至今

徐福,即徐市,字君房,齐地琅琊人,秦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

徐福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先生原名王禅,又名王诩,战国时卫国人,曾任楚国宰相,后归隐卫国授徒,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世称王禅老祖。

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毛遂、徐福等都是他的弟子。鬼谷子的高徒中,徐福在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之后,是鬼谷子先生的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他在秦始皇登基前后学成出山。

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登泰山勒石颂德。然后经黄县、县,攀成山,登芝罘山,南下琅琊台,逗留3个月。在此期间,秦始皇看到海州湾内出现海市蜃楼,认为是仙人所显,遂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徐福入海数年求药不得。

9年以后,秦始皇再次东巡又找来徐福,徐福怕秦始皇怪罪,诈称海中的大鲛鱼十分厉害,船只难以靠近仙山取药,须派善射者同去,射杀鲛鱼,才能上岸求药。泰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五谷种子、粮食、器皿、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徐福东渡没有获得不老药,却在熊野浦登陆后,发现了平原广泽。长生不死之药没找到,返回恐遭杀身之祸,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徐福等人在九洲岛等地向日本土著民族传播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还教给日本人民医疗技术等秦朝先进文化,促进了社会发展,深受日本人民敬重。日本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和歌山县、佐贺县、广岛县、爱知县、秋田县、富士山地区都有徐福活动的遗迹。佐贺、新宫等地神社都把徐福作为神来大会奉祀,每年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为了弘扬徐福精神,中国、日本成立了全国徐福会,连云港、龙口、胶南、沧州、苏州、慈溪和新宫、佐贺、大阪、富士吉田、鹿儿岛、东京等地也都成立了徐福会。一些台湾、香港及日本学者认为,徐福与日本传说中的开国神武天皇是同一个人,成为日本人的祖先。昭和天皇的大臣甚至肯定徐福是我们日本的国父。

那么,徐福东渡日本是史实,还是传说？徐福东渡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在三处四次记载了徐福渡海的故事。从而提出了一个恍惚迷离的历史难题。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条载：齐人徐市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是中国古文献记载徐福东渡故事的起始。史记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条又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从这一记载看,徐福入海之后,似乎又回返过一次,其后便下落不明了。秦始皇对此也并未加以追究,因为同一年始皇帝就死于沙丘了。

但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却提出了新的情况。淮南王刘安与将军伍被纵论天下形势,伍被在谈到秦亡时,举出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这件事。他说徐福以巧言欺骗秦始皇,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史记没有记载徐福所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但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对此有所披露。此书为济州开元寺一位名曰义楚的和尚所著。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这是中国古文献中第一次把徐福东渡与日本联系起来的记录。这段文字很值得探究。第一,它认为徐福东渡确已到达日本；第二,它认为徐福之所以把日本作为目的地,是因为在那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第三,它认为徐福带去的童男女,子孙繁衍,名曰秦氏；第四,它认为由于徐福后裔的繁衍,使日本风俗一如长安。从全文记载的口气来看,作者似有某些亲身感受,如亲赴日本、耳闻目睹的一般。

我们寻考义楚六帖资料的来源,可以推定该书关于日本部分的记载,大约与一位名叫宽辅的日本和尚有关。原来,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时代僧人宽辅,请赴中国。此人是真言宗的高僧,法号弘顺大师。他在济州与义楚交往甚厚。所以,义楚六帖这部宗教著作,特辟城廓？日本一部,记载日本的风土人情,其资料大多出自宽辅的口述传闻,因此,给人以亲临其境之感。义楚六帖在研究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五代史中没有日本传,唐宋之间中国关于日本的记载,主要是依据义楚六帖。我们据此书的记载,可以推定在公元十世纪左右,最初是在日本流传着徐福渡海,东达日本的传说。此传说又经过赴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的传播,被首次载入中国的文献。

如果说,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传说,是十世纪左右日本的产品,那么,到了宋代,中国人对这样的传说就深信不疑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了。其中云：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药淹留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欧阳修对徐福到达日本,作了完全肯定的描述,他在日本刀歌中的观点最集中地代表了十一世纪前后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

宋代之后,经过将近两个多世纪的流传,在明太祖洪武年间,这一传说又有了新的演进。

十四世纪初期,日本高僧绝海中津赴中国,他在洪武元年为朱元璋所召见。两个人讲得兴来,一唱一和,做了两首诗。现日本蕉坚稿中,载有应制赋三山一首,其诗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在此诗之后,附有明太祖御制赐和一首。其诗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昔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竟不归。

这两首诗,虽然咏的是同一个主题,却有各自的风格和心情。但是,令我们最为注意的是,绝海的诗第一次透露了当时在日本的熊野山前日本人已经立起了徐福的祠堂,而且血食不断。至此,我们可以说,长期流传于口头和文字上的传说,已经被演绎为中日人民生活中的一种虚构的事实了。它明明只是一种传说,而人们却用建祠祭祀的传统形式,确认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在当时,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确信这个虚构的事实,纷纷载入他们的著作中。

明代陈仁锡撰皇明世法录卷七十六日本考、明代刘仲达撰刘氏鸿书卷八地理部、朝鲜学者申叔舟在其海东诸国记、日本北亲房著述的神皇正统记等书都记录了徐福到达日本的故事。

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传说会首先在日本形成和流传？为什么一部分日本人也相信自己就是徐福一行的后裔？为什么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中日朝三国的文献都同样地记录着这一虚构的事实？为什么大家都相信这是事实,并且在流传中给它增添新的内容？我们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自隋唐以来,日本大量吸收中国文化,汉文书籍大量流入日本,史籍中关于徐福东渡寻找蓬莱仙山求不死药的记载也必为日本人所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徐福东渡的背后,隐藏着一段真正的史实,徐福的神奇而浪漫的传说,不过是不自觉地被用来解释这一段不为人所注目的事实的。这个事实便是自秦汉以来,有大量中国居民迁居日本。

大正年间,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在日本的西南海岸,发现了大量的铜铎、铜剑、铜。这些金属器物,与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出土的均极为相似,有的则完全一致。考古学家后藤守一等认为,这是从公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起,至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器物。这些器物的制作者,相当多的是在这一时期从大陆迁来的归化人。

归化人是日本人类考古学中一个专用名词。它专指上古时代从东亚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日本列岛的居民,以区别于日本列岛上的原始土著居民,即区别于原日本人,但他们本身又在日本列岛民族人种的融合中逐渐被消化,而成为今天日本人的祖先。

根据日本发现的上古金属器具遗物,考古学家们推断,从公元前三世纪起,日本已有汉族归化人。1958年,日本当代考古学家金关丈夫在日本九州岛东南的种子岛发现一批陪葬物,出土贝扎、腕轮数件,在贝扎上,有写着汉隶的文字,在腕轮上,刻有汉代爬虫纹样的图案。由此可以推言,从战国后期至汉代,一定有不少的中国人在向日本列岛移民,成为当地的归化人。

对于汉族归化人的活动,中国古文献几乎没有什么记载。可能是因为中国地广人多,少量居民的外流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反映在日本的古文献中,却是相当突出。据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的记载,在应神天皇十四年融通王弓月君率秦人来归。应神天皇二十年,又有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公元815年,日本编成姓氏录,其载仁德天皇时,秦氏流徙各处,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姓氏录并叙弓月君为秦始皇五世孙,阿知使主为汉灵帝三世孙云云。

日本古文献记载的那些具体数字并不完全可靠,但对中国大陆秦汉人迁居日本这一事实,却是一致确认的。如果把文献记载与地下文物的发掘相印证,那么,秦汉时代中国人向日本不断地移民,无疑是一个事实。

另外,台湾、香港以及日本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徐福与日本传说中的开国神武天皇是同一个人。这种观点于1950年提出后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学者于当年便自发组成日本民族头骨指数测定会,文部省补助经费,由全国各地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对各大学的男女学生的头骨进行测量,五年后集中了代表全国280个县市居民的六七万人的测定结果,由日本最著名的体质人学类权威长谷部言人博士整理分析,与日本周围民族头骨指数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现在日本人的头骨指数大多数与中国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各省人的头骨指数完全相同,与上述省份外的部分相异,由此得出了日本史前时代的祖先,曾经留住在中国的东海沿岸的结论。据常扬所著的港台的徐福研究及其在日本的影响一文说,昭和天皇之第三笠宫就表示过赞同徐福即神武天皇的观点。1975年,香港徐福会成立时,他在贺词中肯定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1980年4月29日,九州岛佐贺县在日本的天皇诞生日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徐福大祭,祭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两千年悠久的历史啊！欢欣庆祝神社的祭典,奉到秦皇的命令,率领童男童女,徐福一行在明海的寺井湾登陆,辟开茂密的芦苇向前迈进。

1994年4月当选的日本首相羽田孜上任前,公开承认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后裔。这使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十分震惊。

他说他的祖先姓秦,在200年前才改为羽田,他是率领3000童男童女从中国到日本的徐福的一个随员的后代。换句话说,这位首相承认自己具有中国血统。

笔者认为,徐福东渡的史实、传说和它们的历史演变,清楚地表明了从上古时代起,中日两个民族在经济、文化,以至人种方面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通过对中日两国历史考证和民族头骨指数比较研究,天长日久、自然而然就把人们无法解开的迷惑,附会到了一个可以被附会的事件身上,终于把徐福安排到了日本,徐福东渡便首先被敷衍成一篇神奇的故事,在中国、日本、朝鲜得到流传,而且认可了。当我们通过文献与文物两个方面把握了这种联系的深刻性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打开二千年历史学家们疑惑不解的话题。这起码对日本人认定自己是神的后裔的一个否定,改变大多数日本人对自己是最优秀种族原因的看法。同时也可以说明中日交流古已有之,并源远流长。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在唐代，胸怀博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中国就已经成批接受、礼遇来自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僧），使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达到了鼎盛时期，中国文化从此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昨天，在西安举行的“唐代文物与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30多位来自中国和日本高校、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研讨。 中日两国历史、考古、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流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唐代，以其灿烂的文化和包容的外交开启了与日本友好往来的新纪元，在国际交往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中日两国广泛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日本多次向中国派出大批的遣唐使、留学生（僧）后，使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有这种雄厚的历史基础，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今天中日两国人民了解那个光彩夺目的历史时代和解读当时的生活提供了学术支持。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其实基本上都是他们来参拜中国政

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有以下一些：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尚书》、《礼记》、《春秋》、《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的史籍。

《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

《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

以上只是部分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还有部分史书未列举出来，如果需查阅全面的历史古籍，可咨询相关历史专业人士或者查询历史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