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生普洱”收藏与品饮之风渐起，青饼、青沱、青砖等茶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有了很多议论，有人说“熟茶可以喝，不值得收藏；生茶值得收藏，不能及时喝”；面对目前生普洱茶（青饼等）的加工现实，是否能挖掘传统工艺，制造能及时喝也值得收藏的传统普洱茶呢？同时，也有不少海外朋友建议，云南原产商是否不要太急功近利，把晒青毛茶实时就加工成团饼茶，也不要采用湿水渥堆工艺，而是让晒青毛茶自然陈化与发酵一个较长的时间后，再行作饼， 这可能才是传统普洱茶的真谛。因而，探寻普洱茶传统工艺与自然发酵的秘密，成了笔者最大的冲动。

云南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自然条件优越，制茶历史悠久，近几百年来，普洱茶更是嗤声海内外。历史上所指的普洱茶，是指用“传统工艺”加工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加工整理而成的各种云南茶叶的统称，即通常所说的“生普洱”。当然，“生普洱”的概念也是不准确的，用“生普洱”只是为了与采用 “渥堆”工艺的制成的现代普洱茶（即熟茶）相区分、呼应而已，用“生普洱”容易给人们造成误解，以为“生茶”不能喝，熟茶才能喝。事实上，“生普洱”并非是生的不能喝，特别是传统工艺的普洱茶，过去准确的传统名称是“滇青茶”或“云南青茶”，而最古老的名字为“普茶”，这就是传统工艺的普洱茶。云南历史上生产了很多这样的茶，不止云南民间喝，藏区及海内外都大量消耗，目前剩余的老茶数量稀少，价值不菲也就这个道理。

现代普洱茶（熟茶）的渥堆工艺是1973年左右采用的，普洱熟茶产品有其特点，茶性醇和，赢得了不少消费者。可以说普洱熟茶，是在“传统普洱茶”基础上再加工的一个分支产品，优缺点不言自明，暂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近年“普洱茶”收藏与品饮之风渐起，争议也多了起来。首先是“生与熟”之争，以及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之争。 “生与熟”这是一对矛盾，为了生茶（特别是青饼等）的快速陈化，有人采用了“湿仓”的方法，因而就有了“干仓与湿仓”的争论与较量；现代化杀青、揉捻、与烘干设备的使用，为了茶叶条索与香气，或其它的原因，就有了滇青与滇绿（烘青绿茶）之争。有些人不懂普洱茶，也有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弄出了“普洱绿茶、普洱红茶”，或者是烘青饼茶、烘青沱茶，更使初入普洱茶道的消费者一头雾水。于是乎，大家迫切想知道：

普洱茶是如何起源与传承的？

什么才是传统的普洱茶？

传统普洱茶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什么样的普洱茶会越陈越香？

普洱茶传播的过程中，那些环节导致了普洱茶的自然发酵呢？

普洱茶如何选购收藏？

面对上述这些议论和问题，促动着，也深深吸引着笔者去探寻普洱茶起源、传统工艺以及自然发酵的秘密，这可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

那是什么造就了历史上神秘的普洱茶？是上天的恩赐，亦或是地设的机缘，或者是云南少数民族的智慧与心血，或者是陈化的历史，也可能是茶马古道上马帮，还可能是茶马文化即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等等，太多的理由让我心潮澎湃，太多的角度值得我们去探寻。

笔者所探寻的，也许只是传统普洱茶的一部分，通过不懈的努力，笔者悟到的是：普洱茶可以说是云南民族文化与历史的积淀。只有神秘的彩云之南，才造就了传统的普洱茶，离开了云南的天、地、人，普洱茶就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复存在。

要摸索“什么是传统普洱茶”，为什么普洱茶会越陈越香，可以从(1)茶区、茶箐，(2)粗制工序（传统的晒青毛茶工艺），(3)再制工序，(4)运输，(5)存储消费等环节来考察。然后，在研究云南历史文化与民族茶文化的基础上，在“制茶学”与“茶叶化学”的指导下，作探寻研究。

在“2002年中国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专家小组会议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前所长程启昆教授指出：“普洱茶必须是用云南少数民族茶区传统的制作工艺制成的晒青茶为原料制成的茶品”，也就是说不以云南茶箐为原料，不采用云南传统晒青工艺的，都不能称其为普洱茶。这也和我们探寻的要点“云南茶箐、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不谋而合。

之一 普洱茶起源初探

一、普洱茶茶区

云南普洱茶茶区，有其历史渊源，茶区面积是比较大的，这里介绍与讨论的是四个较大的普洱茶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与保山，当然，这里并无褒贬谁之意，且疏漏也再所难免。

古“六大茶山”之于普洱茶，名冠世界，不用多解释，但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要准确定位某某山，确不是易事。其它的，我们应该知道更多的普洱茶区，它们是幕后英雄，产品名遍天下，自己似乎默默无闻。实际上，云南主要的几大普洱茶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都为云南普洱茶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双版纳茶区造就了早期的西双版纳私人茶庄，以及现代的猛海茶厂；思茅之普洱，古老的加工与集散地，与普洱茶的渊源自不必说，许多老茶人回忆，早期（1920-1940年代）私人茶庄花费颇多请思茅的揉茶技师一事，可见思茅当时加工技术之优良；加之制造贡茶的历史，有人说“普洱不产茶”，似乎也是片面之语。很长的期间，普洱以加工技术及交易集市为核心，以普洱为中心的思茅地区，制茶业与种茶业都应该是成规模的。而历史文献说，运输到普洱加工及交易的茶叶，“近者二日，远者数月”；也说茶山距离是“周八百里”。可见，普洱茶区也是巨大的。

临沧、保山茶区，古为永昌府，是云南用茶的鼻祖“蒙舍蛮”（唐代，云南南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蒙舍诏人）的起源与重要活动区域，可以说滇西茶区（现代的临沧、保山茶区及德宏茶区）过去是古茶区，近现代则是下关茶厂（前期康藏茶厂）的主要原料供货商，也可以说是云南紧压茶的重要支柱之一。下面的论述摘自普洱茶未受炒作之年代，可见一斑：

《制茶学》（主编：安徽农学院陈椽，1979年11月 第1版 ）P 262，“一、云南紧压茶”

“云南是我国的古老的茶区，也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质量极佳。历史上以生产紧茶、饼茶、圆茶、方茶著名。普洱茶远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意大利、法国等，紧茶、饼茶、圆茶主销西藏和本省藏族地区，年产量近10万担。”

“目前主要集中在滇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茶厂加工，猛海、昆明茶厂也有部分生产，但下关茶厂产量最大，年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74%左右。”

上述这段摘录，反映的是70年代云南紧压茶的一个片断。现在，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等地，都发现千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树群落，树龄最长的有两千多年，特别是思茅澜沧的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与临沧地区的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最具代表意义。因而，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认为西双版纳或是思茅是普洱茶的唯一原产地，都是十分片面的。可以肯定地说，这四大茶区（或更广泛一点的相临周边区域）都是普洱茶的原产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普洱茶是云南民族传统工艺茶，从云南民族文化历史来看，四大茶区的少数民族的迁移融合及交流，也才造就了神奇的普洱茶。

总之，笔者认为，云南南路茶区（西双版纳、思茅茶区）与西路茶区（临沧、保山及德宏茶区，以及大理南涧等地茶区），都属古老茶区，没必要厚此薄彼，更不能像以前有的信息，误导消费者，炒作某一很小的区域，打压其它区域。实际上，四大茶区的茶箐、地理环境与民族加工工艺各具特色，才构成了的灿烂的普洱茶文化。普洱茶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结晶，后面笔者要谈到的传统工艺与自然发酵可以证实这一点。

二、普洱团饼茶的历史脉络

普洱茶名称的出现在明朝，明代谢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说明，明朝期间云南紧压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茶历史上的开篇文章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其卷三云：“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唐朝时期，南昭国是云南的地方政权，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们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蛮的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们的习俗，虽然陆羽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其《茶经》里却作了重要记载。

云南利用茶叶的历史早于唐代，在三国的《七诲》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而要说到云南茶叶的重要发展，或者说普洱茶的成型，我认为是盛唐汉文化与南诏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至于说更早的关于古滇国用茶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别是巴，三国《广雅》就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的史料。古滇国、南诏与巴蜀的交往与争战，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陆羽《茶经》里没有直接记载云南茶区，应该是与当时南诏国是地方自治政权有关，而且南诏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数民族部落割据的，后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是时而和平共处，时而争战不断。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级的晒青茶工艺，采摘不讲究，制造也就是最简单的日晒，在樊绰（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来，这也是与唐朝饼茶的制茶工艺（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云南民间走访，许多少数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说晒青茶，他们却十分熟悉，并称之为“老黑茶”，是他们“原生与本土”的重要饮料，以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积淀、传承与发扬的晒青茶工艺是普洱茶的基础。而晒青茶古老的品饮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仍有流传，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锅茶，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德“龙虎斗茶”等。

笔者认为，南诏时由于地理与人文环境，少数民族粗陋的晒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团饼茶的知识后，结合对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他们采用初制晒青毛茶，“蒸而团之”制造紧压茶的历史。

唐朝时，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团饼茶的品饮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蒙舍蛮会模仿这些时尚，制造饼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远，加工运输困难，因而形成了“晒青饼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饼茶。

蒙氏的南诏国，在统一洱海地区后，在洱海之滨建太和城，设上下两关，上关为龙头关（即现在的大理古城），下关为龙尾关（也称龙尾城，即现在的下关城）。蒙氏开创了“晒青饼茶”，古永昌地区、洱海地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产茶与制茶基地，也为下关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后来，南诏势力扩充到银生节度，云南的四大茶区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传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郑氏、赵氏及杨氏篡位。接着南诏的通海（现玉溪地区通海县）节度使段思平，在滇东南三十七蛮部的支持下，讨伐杨氏成功，开创了段氏大理国时代，段氏仍然以大理为国都。据《道光云南志钞》载：大理国传了几代后，宋兴，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献之，宋太祖鉴于唐南诏之祸，觉得“南蛮”不易统治，才有了宋挥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国竟以外域视之，不知所谓大理国矣。因而大理国就成了南诏国的延续，蒙氏的“晒青饼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传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执政，少数民族也被迫迁移，有的到了更边远所谓充满瘴气的边疆，蒙氏加工方法与习俗则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有了广泛的交流，蒙氏“晒青紧压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谢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区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团饼茶兴散茶，并未影响云南的紧压茶，因而，云南紧压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后，人们对普洱茶养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认识，名著《红楼梦》中就有了记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茶成为一种时尚；而科技著作《物理小识》、《本草纲目拾遗》等也有了相关记述。这样，普洱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团饼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了贡茶。

以上就是普洱茶（团饼茶）继承唐朝饼茶历史，而在明清两代得以发展的历史脉络。

三、盛唐、南诏与普洱茶

很多普洱茶史的研究者在提到《蛮书》时，只注意到了“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他们只注意到了地域概念----什么地方产茶。而忽视了其它四个重要的环节：

加工工艺

品饮习俗

民族：蒙舍蛮

历史背景：盛唐与南昭国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会获得许多有趣的结论。

关于蒙舍蛮

秦汉以来，云南为益州郡，而益州包含滇与巴蜀之地，益州郡为益州的一部分。据《滇考》载，“汉武帝平滇，初置益州郡，益州刺史治成都，兼理滇、蜀。至三国，诸葛亮南征，破孟获平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以别于益州之名。诸葛亮班师，立南征碑纪念其功绩，立铁柱镇诸蛮，后分设建宁、兴古、永昌、云南四郡， “永昌”即现在的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云南”为现在的大理地区。

永昌以其悠久的哀牢文化孕育了蒙舍诏。“诏”者王也，据《云南志》载，蒙舍诏自言源于永昌沙壹，而永昌的哀牢人有北迁至巍山者，久而久之，与原居此地的昆明人融合始称为“蒙舍蛮”。巍山也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诏发源之圣地。南诏初期，滇西有六诏，蒙舍诏在其它五诏之南，所以称为南诏。

唐王朝为了遏制吐蕃势力，采取了扶持地方势力的策略，永昌与吐蕃最为接近，蒙舍诏自然就获得了青睐与大力扶持。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与兼并，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统一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唐册封皮罗格为云南王，天宝七载，阎罗凤册袭云南王。随后，阎罗凤奉唐朝之命，兼并滇池区，统一云南。贞元十年，唐置云南安抚使司，并册封异牟寻为云南安抚使司的土长-----南诏王，至此南诏称雄于中国西南边疆。

关于银生城界诸山与云南古茶区

《蛮书》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而后来的《普洱府志》又云：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这划定了普洱茶大致的产地范围。据《蛮书》的历史背景，银生为南昭国的八大行政区之一银生节度，也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现在的思茅地区景东县，开南城则位于现在的景东县文井乡开南村，银生节度辖区为：西双版纳、思茅，另外还有临沧的部分地区。

南昭政权的行政辖区：十赕区（贞元十年前后为六赕）为南昭的直辖区（洱海地区）；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银生节度亦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思茅景东县，银生节度含思茅、西双版纳诸地，以及临沧的部分地区）；弄栋节度（今楚雄、姚安等地区），其下有会川都督（会理至大渡河一带）；宁北节度，后改剑川节度（包括洱源、剑川、鹤庆、兰坪等地）；丽水节度（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铁桥节度（迪庆、丽江地区及盐边诸地）；拓东节度（昆明、曲靖、昭通），其下辖通海都督（红河、文山）。

关于“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说明云南与藏族地区的普洱茶贸易，始于唐朝云南地方政权的南昭国时期。而此时期的八大行政区中，十赕区（洱海地区，今大理下关地区）为直属区；铁桥节度为今迪庆、丽江地区及盐边诸地，铁桥节度的主要民族为么些、西蕃。通过十赕区、铁桥节度的普洱茶贸易之路，也就是著名的“大理、丽江、迪庆、西藏”茶马古道之一，目前为大家所周知。

南诏在统一洱海区与滇池地区后，与唐朝的交往，即通过拓东节度（玉溪、昆明、曲靖、昭通）的滇、川、藏及滇、川、长安的古道，是另外一条重要的茶马古道。

由于蒙舍诏从永昌到巍山，再到洱海，建立以大理为都的南诏国，加之，后来段氏大理国的传承，银生节度、永昌节度以及巍山地区，自然都成了云南产茶与制茶的重要区域。从临沧地区发现众多的野生古茶树群落，甚至在离南诏发源地----巍山不远的南涧县保华拥正乡都发现了野生大茶树群落，可以说明这一点。

总之，南诏以来的云南古茶区，包含了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德宏及大理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现在也都是普洱茶的重要产区，只是清朝置普洱府辖西双版纳、思茅以来，这两地的名气稍大而已。

云南晒青毛茶的诞生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晒青茶工艺，且是散茶形态。那云南晒青工艺是如何诞生的呢？据朱自振先生《茶史初探》一书解析，晒青工艺来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的烧茶与晒茶加工方法。

原古的茶叶加工，首先可能来自茶叶的直接晒干，利于存储，而且晒干是原始生活中最普遍和最经常的实践。另外，人们在经常饮用中发现和为了克服茶树鲜叶的青苦气味，产生了对茶叶的简单加工，烧茶就是最简单的一种。烧茶遗俗现在云南的傣族、佤族中间还有流传。傣族、佤族所谓的烧茶，也即把茶树上采摘的一芽五六叶的新梢，先放在火上烧烤到叶色焦黄，然后再投入到壶中煎饮。烧茶也就是杀青工艺的原形。烧茶所用器具，从最先的石器、陶器到铁器，云南少数民族中都有采用。

“烧茶”的传承，最原始的，目前云南还有佤族的铁板烤茶，傣族、基诺族的竹筒烤茶等。佤族铁板烤茶用的是铁板为“烧茶”容器，用茶树鲜叶在铁板上烤制到焦黄，然后再煮饮；而竹筒烤茶则是就地取材，用鲜竹筒作为“烧茶”容器，将茶树鲜叶塞进竹筒，封住筒口，然后扔到火塘中，待烤制到竹筒焦黄为止，破开竹筒，取出茶叶煎饮。

把烧茶与晒茶这两种原始加工方法结合起来，即将鲜叶先放在火上略烤一下，然后再把它摊晒至干，就正式形成了晒青茶的制造工艺。这就是云南晒青茶的来历。

“烧茶”的习俗，后来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发展成了烤茶的传统。为了方便与实用，不再用茶树鲜叶，而是用加工好的晒青茶作为烤茶原料，这也就由“烧茶”的简单加工方法，发展到了云南烤茶的存贮加工方法。在蒙舍蛮统治的中心地区---洱海地区，烤茶习俗更为普遍，大理白族的“三道茶”也由此而来。随着南诏与大理国的传承，烤茶成了云南很多民族与地区的传统。傣族、基诺族的用鲜茶树叶的竹筒烤茶，也发展成了用晒青茶加工的云南竹筒茶产品。

蒙舍蛮的品饮习俗

《蛮书》记载“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及之前也是一种大众习俗。而饼茶的制造与品饮，则是陆羽认为更高阶或高级的方式。经陆羽总结、提高后，团饼茶在唐宋得到了大发展。

《茶经》六之饮曰：“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荑、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陆羽认为，茶与姜桂和烹，这样的茶水就像倒入下水道的废水，但是，市民已经习惯喝这样的茶了。另外，陆羽之前，晋人刘琨在给其刺南兖州侄子的信中曾写道：“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茶史初探》的作者朱自振先生认为，干茶即是散茶，由此看来，茶与姜桂和煮而饮之的喝茶方式，晋朝就已经流行。从晋朝到唐朝，这种习俗流行了几个朝代。

总之，蒙舍蛮的品饮习俗，与上述中原汉文化的大众习俗是一致的。为南诏诞生团饼茶打下了基础。

云南团饼茶的诞生

从历史来看，有了盛唐之世，才有了绚丽多彩的南诏文化。南诏吸收盛唐文化，并使之地方化，民族化，推动了云南饼茶的诞生。

大唐与南诏有和亲的历史，而蒙舍诏王族弟子经常到长安朝贡，不断频繁接触盛唐文化，甚至直接接受盛唐文化的教育，并将所学的东西不断转换为南诏的制度与文化。

结合茶文化的角度来看，从“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到陆羽认为比较时尚的饼茶的品饮，因该说都是蒙舍蛮所为。蒙舍蛮造通过学习大唐的团饼茶技术，追随大唐时尚，开创了云南的团饼茶的先河。

另外南诏国是地方政权，与大唐的关系，也是分分合合，颇为曲折，历史上就有南诏叛乱等诸多史实。两次天宝年间洱海战争，就有十几万内地汉族士卒流落南诏。另外，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掳掠而回的“子女百工数万人”（女人与技工），也基本融入到了蒙舍蛮中。上述这些士卒与技工中，肯定不乏饮茶人与制茶人，他们也可谓是云南团饼茶制造、品饮的先驱之一。

所以，蒙舍蛮活动的洱海中心地区、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以及银生节度（思茅、版纳），都是古普洱茶的原产地。

参考资料：

http://wwwtea114cn/info/2005/1-19/23025267816-2html

普洱茶的功效

千百年来，普洱茶深受广大消费者青 睐，皆因茶质优良。同时普洱茶的独特风味， 还与其有个自然转化的过程有关，转熟后的 普洱茶，经过特殊的加工程序，压裂成大小 不同、形状各异的茶团，置於乾燥处自然阴 乾。再按运输要求，包装入篓，运住外地。 云南地处祖国边疆，西双版纳地处云南边睡， 山高水险．在古代交通极为艰难，茶叶的外 运全靠马帮牛帮，山路上耽搁的时间很长， 有的路段马帮一年只能走两趟，牛帮则一年 只能走一转，茶在马背、牛背上长时间颠簸， 日晒风吹雨淋，使其内含物质徐徐转化，导 致 普洱茶的独特色泽更明、陈香风味更浓。 药效功能倍增。

《梵天卢丛录)(柴萼，著 於公元1925年)云：“普洱茶，性温味香，治百 病，蒸制以竹篛成团裹，价等兼金。”普洱茶 作为传统饮料，除能止渴生津和提神外，还 有特殊的药用功效。对此，古籍早有记载。 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遣>云：“普洱茶性 温味香，产攸乐、革登……六茶山，以倚邦、 蛮砖茶味较盛。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 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 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 部)中又云：“普洱茶、茶膏能治百病，如肚 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 颖、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思茅 采访)、<物理小识)、《百草镜)、《滇南闻见 录)等古籍，都有普洱茶解毒、治病的记载。 近年来，国内外对普洱茶的生理、药理功能进行了更 加深入的研究，普洱茶的功能也进一步的得到了开发。昆明天然药物研究所国家级专家、教授梁明达、胡美英所 著一文《普洱茶——21世纪的抗癌保健饮料)中就例举 了这样的事实： “我国恶性肿瘤总死亡率远远低于欧美国家，云南省 是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较低的省份。思茅、临沧及西双 版纳等又是我省恶性肿瘤死亡率较低的地州……为何思 茅普洱等地恶性肿瘤较少虽然涉及因素很多，但不能不 考虑到与这些地区的土壤气候特点，以及由此而出产的 特殊茶叶品种，以及广大人群长期饮用这种特殊的茶叶 等因素有关。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常年饮用这种茶，吸收 了茶叶的化学咸份进入体内，茶叶中的各种养料滋养了千百万人民，有效地预防及控制了癌症的发生频率。”

当然，这不是假设和联想，文中又称：“我们用体外培养的人 癌细胞，以绿茶的作用尤为明显……普洱茶杀灭癌细胞 在显微镜下观察，没有看到咖啡对癌细胞的杀伤作用，而 绿茶及红茶则可杀伤癌细胞……普洱茶杀灭癌细胞的作 用最为强烈，甚至常人喝茶的百分之一的浓度亦有明显 的作用。在普洱茶作用后，癌细胞由多边形浓缩变圆，伪 足缩短量减少，失去贴附及游走的能力，甚至脱落浮起丢 失，残留者亦变小变圆浓缩，核固缩，染色质凝结或消失， 核及集内出现空泡，核仁固缩或碎裂消失，染色体挛缩或 相互凝结。核糖体减少，线粒体及内质网扩张，DNA合成 减少，核分裂停止，这些变化均可证明癌细胞在茶的作用 下，由变性趋向死亡。” 与此同时，据昆明医学院临床试验证明，使用云南普 洱沱茶医治高血脂55例，与疗效较好的降脂药物安妥明 治疗的31例相比，普洱茶的疗效还高于安妥明，它降低 胆固醇的效果则与安妥明相似，且长期服用无副作用。巴黎圣安东尼医学系临床教学主任爱米乐·卡罗比 则通过实验证明，普洱茶对脂肪的代谢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凡饮用云南普洱茶的肥胖症患者，有百分之四十以 上的病例有不同程度的体重减轻，年龄在40---50岁的病 例效果更显著。对降低人体所含脂类化合物效果好的占 37％，效果中等的占33％，且对降低人体所含三酸甘油 脂、胆固醇、血尿酿等有不同的疗效。 另外，人们因饮普洱茶能引起人的血管舒张、脑部血 流量减少等生理效应，也以普洱茶防治老年人疾病和高 血压与动脉硬化诸症。巴黎亨利伦多医院的贝纳尔贾可 托教授，在克雷泰伊的莫尔道医院给20位血液脂肪过多 的病人，一天喝三碗云南普洱茶，一个月后，发现病人血 液中的脂肪几乎减少丁四分之一，而饮同样数量的其他 茶的病人血液脂肪则无变化。 奥尔赛营养生理研究所的吕冬教授，也从事同样的试验，他 说：“这种茶似乎拥有一种或多种对脂类的新陈代谢起作用的特 殊成分”。

日本野节夫和增山一郎合著的《功效奇异的普洱茶》÷书， 更在日本掀起了普洱茶热。1991年8月26-29日在日本静冈举行的，“茶与健康国际 学术讨论会”中，与会者对中日学者论文“黑茶中四甲氧基苯及 其诱导体的抗氧化活性”表现了极大兴趣，引起了强烈反响， 港澳同胞认为，普洱茶能生津止渴、醒脾解酒、开胃消滞、抑 菌减肥，珍之为养生妙晶，不可一日无的保健饮料。还认为：绿茶 性寒：红茶性热；而普洱茶不寒不热，又经济实惠，普遍嗜饮，称 之为“宝利茶”。普洱茶性较中和、正气，较适合港人的肠胃；可能是港人偏 嗜普洱茶的主要原因，

学院现有在职教职工44名，其中历史学与旅游学专任课教师40人，政治思想教育兼任课教师2人，办公室、资料室工作人员2人。其中35 岁以下教师19人，占43% 。36至50 岁教师17人，占39%。50岁以上教师8人，占18%。教授11 人，副教授15人，讲师13人。博士和在读博士14 人，硕士22 人，即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教师共36 人，占教师总数725% 。校外学历占49% ，校内学历占51% 。现任教师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趋于合理，基本形成了一支师资队伍结构全面优化的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

省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

一、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1教授：

蔡东洲（硕士） 文廷海（博士后） 金生杨（博士）

2副教授：

蒋晓春（博士） 赵炳清（在读博士） 王红梅（博士） 王雪梅（在站博士后） 胡宁（在读博士）

3讲师：

黎春林（硕士） 熊梅（硕士）

邓欢（硕士）

二、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1教授：

康大寿 潘家德

2副教授：

张祏元 朱华（在站博士后） 苟德仪（博士）

3讲师：

李茹（硕士） 刘扬 （硕士）

黄涓（硕士）

三、世界史教研室

1教授：

杨洪贵（博士）

2副教授：

张维（硕士） 涂荣娟 付有强 （博士）

3讲师：

张喜庆（硕士） 兰江（在读博士）

朱兵（在读博士）

四、师范技能教研室

1副教授：

刘立新（硕士） 周仕德（在读博士）

2讲师：

左平（硕士） 陈倩（硕士）

五、政工及办公室

1党总支书记：李敏（副教授、硕士）

2团总支书记：王伟伟（讲师、硕士）

3团总支副书记：祝秦（讲师、硕士）

4办公室主任：鲜纪勇

5资料室： 王红梅

六、业务关联教师

1教授：

王安平（博士） 李健（硕士） 杨和平 （硕士） 李纯蛟 陈国勇 吴佩林（在站博士后）

2讲师：

李先波 （硕士） 高思超（硕士）

学术队伍:

龙显昭　蔡东洲

李纯蛟 文廷海

金生杨 蒋晓春

赵炳清 吴佩林

苟德仪 胡　宁

黎春林 熊　梅

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建　设　目　标

按照“面向需求、突出重点、形成特色、增强优势”的原则，经过四年的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创新能力较强、科研水平较高的学术团队，形成特色鲜明和研究实力雄厚的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学科群，建成四川省历史学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力争使本学科的部分研究方向达到西部地区一流水平。培育所在研究的领域处于省内领先水平、在省内有较大学术影响、能独立主持或承担国家级项目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建　设　内　容

1、学术队伍

通过四年重点学科的建设，本学科将建成一支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以及年龄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专任教师40人，教授16人，副教授2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到50%，培育省级和校级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5名。

2、人才培养

建设期间，坚持研究生招生数量扩大与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相结合的原则，使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在校研究生达到160人，同时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不断加强研究生教学质量建设，修订、完善研究生培养计划，规范教学管理，注重采取具体措施，加强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或教学创新，积极引导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参与教师科研课题，切实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科学研究

通过四年重点学科的建设，使本学科的科学研究取得更大的成绩，力争承担各级各类科研课题20项左右，其中国家级项目争取获得1—2项；各类科研经费累计30万左右；发表各类论文20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6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10部左右；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8项左右。

4、学术交流

学科组内部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保证学科内部各研究方向的系统性、协调性和有效性。通过参加或举办高层次的学术活动，加强国内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保持研究内容的先进性和互补性。通过聘请国内著名学者作为本学科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提高该校历史文献学与专门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加快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进程。

主　要　措　施 :

1．加强学术梯队建设，进一步提高学术队伍的综合素质

为了适应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的需要，必须大力加强学术梯队建设，建设一支学历、年龄、职称和专业更为合理，治学严谨，创新务实的学术队伍。具体措施有：

第一，鼓励、支持现有教师攻读博士学位，计划每年支持3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选送优秀的青年教师以进修或出国访问的形式进一步深造，使他们尽快成为学术骨干。

第二，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计划每年引进该学科的优秀博士生1人、教授1人，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第三，聘任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为本学科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兼职导师，每年邀请2-4名国内外专家来校讲学和指导学科建设。

2．发扬团队精神，开展群体科研

发扬团队精神， 集思广益，找准突破口，选准课题，分别以不同的团队形式，申请级别高、经费多的省级、国家级科研项目，共同攻关，产出有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凸现地方特色研究。为了达到这一科研目标，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鼓励该校教师在重点学科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计划每年投入重点学科建设经费6万元，资助重点学科建设梯队成员科研项目的申请和完成、学术专著的出版、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发表。

3．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

建设期间，本学科将继续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原则，加强与国内同行的交流，优势互补，继续扩大与省内外大学的交流，学习先进的办学经验，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举办一定数量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和省级学术会议；邀请国内知名学者来该校作学术报告或讲学；继续做好每年的马列主义宣传周学术活动；支持教师参加学术研讨会，从而扩大本学科对外影响。

4．加强教学科研基础条件建设

本学科点现有的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为本学科教师的教学科研以及研究生查阅资料、撰写学术论文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与国内一流的学科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建设期间，计划集中购买一批新型教学设备和相关图书资料，建立供本学科师生参观考察学习的社会实践基地等等，从而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

5．科学规划、合理安排经费开支

加强对本学科建设的领导和投入,用好用足省教育厅和学校投入的经费，除省教育厅每年拨款7万元外，学校配套投入资金7万元用于本学科建设，建立专项经费帐目，严格执行专款专用；本学科所需设备的采购优先执行，经费开支实行项目负责人制，从各个方面保证建设经费发挥最大效益。

主要研究方向介绍:

本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中国思想文化文献整理与研究、四川历史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巴蜀历史文化研究。

1中国思想文化文献整理与研究

主要代表为龙显昭、金生杨、文廷海、李纯蛟。主要形成巴蜀思想文化史和三国文化研究两个主要方向。

本方向依托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和三国文化研究所，传承伍非白、李耀仙、赵吕甫、龙显昭等先贤长期积累、建设的研究成果，延续他们奠定的研究特色和优势，侧重于三国历史文化、佛道思想文化、儒家经学思想的研究，并在此三个方面皆取得了学界注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三国历史文化研究上阵容强大，成果斐然，使该校成为学界公认的三国文化研究基地。

本研究方向先后出版有《先秦儒学研究》《梅堂述儒》《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巴蜀佛教碑文集成》《三国文化历史走向》《三国志研究》《三国伦理研究》《关羽崇拜研究》《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科举制度下的应试教育》等学术专著，在《中国史研究》《文学遗产》《孔子研究》《宗教学研究》《史学月刊》《日本学刊》《文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报刊杂志发表发表了《孔子论礼的思想》《从经学角度考察孟、荀思想的不同取向》《汉代儒学复兴论》《汉代易学与汉政盛衰》《陈寿思想刍论》《<三国志>称谓考》《<三国志>书法略论》《<三国志>的历史地位》《论明清“关羽现象”的历史演变》《历代四川文昌庙与文昌信仰研究》《学术与政治互动：汉代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多路并进，超越前代：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等学术论文100余篇，部分成果为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中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史学年鉴》、《国学通览》、《中国史研究动态》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

2四川历史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

主要代表为王安平、蔡东洲、吴佩林、朱华、苟德仪、左平等。主要研究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和川北行署档案两个主要方向。

四川现存清代档案丰富，自贡盐业博物馆的《盐业档案》、广安市档案馆的《商会档案》、四川省档案馆的《巴县档案》、南充市档案馆的《南部县衙档案》最为完备，是再现清代社会的珍贵文献资料，其中《南部县衙档案》为顺治十三年（1656）至宣统三年（1911）南部县衙履行职责、执法行政的官方文书，分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共计8万多件，内容涉及行政、农业、手工业、水利、教育、司法、宗教、民俗、医学、气象、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是清朝县级政权的行政管理活动的全方位记录，对于历史研究、文献研究、档案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清史专家据之以为，“《清朝南部县衙档案》填补了清代县衙档案断档、脱档的空白，极具文献价值和开发价值，它比《清代巴县档案》提前了整整一百年，是目前国内所存清朝档案中最完整、最系统、时间跨度最长的县级地方政权档案”。有人甚至称其为“21世纪的敦煌宝藏”， 现已正式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现存放于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内。该校文史专家充分利用地利优势，率先进入这一文献宝库，并以之作为本学科点的稳定持久方向。四年来，与南充市档案局合作完成了“清史工程”的委托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摘要著录》，获准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启动了《清代南部县衙档案选集》（第01集）的编辑整理工作，在《文献》《历史档案》《史学月刊》《档案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首批6篇专题论文《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及其价值》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差票考释》《论清代川省乡约职能的多元化》《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所载“虫月”等名称考释》《<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著录中的几个问题》《从南部县衙档案看清代的县丞》。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已初步成为本学科点最富特色和优势的研究方向。

3巴蜀历史文化研究

主要代表为康大寿、蒋晓春、赵炳清。形成阆中历史文化名城和历代治蜀思想研究两个方向。

巴蜀地域的独特性造就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加上与周边各方文化系统的互动影响，巴蜀古迹众多、文献丰富、名家辈出，有着取之不竭的研究资源和研究价值。本方向依托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巴蜀地方史、巴蜀家族史、巴蜀文学史、巴蜀灾害史、巴蜀区域考古等方面的研究。现在集中力量从事阆中古城研究和胡耀邦主政川北研究。

关于人类起源说，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多地起源说，另一个是单地起源说。多地起源说主要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多地起源说认为人类的祖先来自非洲，但是他们从非洲走出后，并没有绝灭，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进化出当地的现代人。多地起源说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沃波夫教授。沃波夫教授认为在15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匠人（早期的直立人）第一次走出非洲后，分别到达世界各地，并在当地独立演化，有尼安德特人、北京人、爪哇人、蓝田人等，在地理环境隔离的状态下，分别平行进化成当地的现代人。另一个单地起源说，在20世纪90年代在遗传学上获得了有力的支持，虽然仍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支持多地起源说，但是接受单地起源说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人类起源的主流观点。单地起源说不仅获得化石证据的支持，而且分子生物学、人类遗传学研究也为这一学说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因为从580万年前的始祖地猿到现今的人类，基因变异都是连续的，并在DNA中，都保留有变异的记录，也就是说，从古猿到现代人580多万年的进化历史，在人类的DNA中，都保留有进化的记录，这些进化记录显示了基因变异的历史痕迹。单地起源说认为，180万年前，早期直立人匠人走出非洲后，由于不能适应当地的地理与环境，先后灭绝。而仍在非洲的匠人，大约在80万年前进化出海德堡人，海德堡人在非洲与欧洲之间迁徙，大约在40万年前，迁徙生活在欧洲的海德堡人在自然地理的隔离下，进化成早期智人，即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身材不高，敦厚结实，脑容量可达1750毫升，比我们现代人都多，但他们语言不发达，沟通能力弱，跑动的不快，组织能力差。而仍然生活在非洲的海德堡人，在30万年前，进化出晚期智人。晚期智人虽然脑容量不及尼人，但进化出较为丰富的语言，沟通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奔跑速度快，制作出先进的工具。大约在10万—5万年前，气候极其寒冷，海平面结冰，晚期智人在红海东南角的曼德海峡，与尼安德特人经过数次激烈的战斗，最后大约在5万年前，晚期智人终于凭借自己团队的优势，良好的组织能力，快速的奔跑和优良的武器，最终打败了尼安德特人，第三次走出非洲，而尼安德特人被迫到环境极为恶劣的地域生活，最终因饥寒交迫，在3万年前灭绝。这次走出非洲的晚期智人，遗传学家推测大约150人，就是在这次走出非洲的过程中，晚期智人与尼人有过性接触，所以现代人身上，仍有4%左右的尼人基因，如我们得的常见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以及抑郁症，都是尼人传递给我们的基因。就是这百余人的晚期智人，其中只有极个别男人（称其为亚当）和女人（称其为夏娃）成了我们现代72亿人的直接祖先。我们现代男人携带的Y染色体基因就来自于这极个别男人，亚当；我们现代女人携带的线粒体DNA就来自于这极个别女人，夏娃。这一切都已被遗传基因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证实。由此看出，单地起源说不仅普遍被人们所接受，而且也被现代科学技术所证实。科学原理北京现代分子生物学如何力证人类“非洲起源说”2016-8-2523:07人类从何而来？这个谜题已经困扰了我们数千年，是单一起源还是多地区起源，历来众说纷纭。在神话中，大地是人类起源，女娲或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就了人类。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迷雾逐渐被拨开。科学家们从泥土中找寻出人类起源的依据，无论是修正“非洲起源说”的路线，还是以“多地区起源说”建立全新人类起源模型，都意味着传统人类起源学说的改变。8月21日，在上海书展分会场上海科学会堂，上海科协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物学家金力、复旦大学教授李辉、上海自然博物馆何鑫博士，共同讨论人类起源之争，用科学的证据来回答人类和中国人起源及迁徙的问题。分子生物学力证人类起源于非洲人类起源中，人类进化的大致过程并无太多争议。金力院士介绍了这一过程：“人在分类学上属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黑猩猩是人类最近的近亲，二者在400万至700万年间分离开来，人类开始独立进化。在400万年前出现了南方古猿，它已基本具有人类特征。而200万年前出现转折，人类祖先能够挺直地站起来了，因此这些人被称作直立人。与黑猩猩分离而来的南方古猿以至早期直立人的化石都是在非洲被发现，但晚期直立人的化石在欧亚大陆的广阔区域内被发现。这是直立人与其他人类祖先的不同之处，他们已经走出了非洲，这大概发生在200万年左右。”“之后早期智人出现了。早期智人以海德堡人及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他们在欧洲大陆和西亚分布非常广泛，生存年代距今80到28万年。而今天的人类属于晚期智人，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年代比较早的晚期智人化石同样在非洲被发现，大概是20万年到5万年左右。因此人类是否起源于非洲，亦或是世界多地，成为了今天研究古人类进化发展的主要争议。”“非洲起源说”在1987年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正式提出，认为20万年前非洲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早期智人进化为现代人，在约5万年前这些现代人走出非洲，成为世界各地人类的祖先。“多地区起源说”即欧洲、亚洲直立人也独立进化，同非洲直立人一般，变成了现代人。金力院士告诉听众，“多地区起源说“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主张，原因是过去几十年里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化石。”它们在时间分布上具有连续性，空间分布上南、北都存在，所以支持了东亚地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随着现代科学兴起，分子生物学的运用却产生了不同的结论。分子人类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在20年多的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对DNA序列的测序和对照，为研究人类的源流开拓了新思路。成为考古学外研究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古代社会文化结构又一利器。饶毅教授介绍：“考古学家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并没有解决人类起源的所有问题。分子生物学兴起之后，特别是对DNA序列可以进行良好测序和对照之后，人类起源这一问题开启了新篇章，其中对人类共同起源这一学说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从分子人类学来看，运用遗传学的工具对非洲、欧洲以及亚洲人种的母系线粒体和父系Y染色体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人种共同的祖先距今天的时间为143－144万年。金力院士表示，“如果是多起源说，那么他们的差别应该是200万年左右，因为约200万年时非洲直立人走出了非洲，走向世界各地。而如果是单一起源，那么差别应该要远远小于200万年，应该是5万年到20万年之间——早期智人进化为今天的现代人，然后现代人再走出非洲。分子生物学的结论，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该结论产生之后，金力院士的研究团队尝试从现代亚洲人中找到反例，证明其不是自非洲而来。“我们采集了163个群体，覆盖大部分东亚地区，共检测了12127个Y染色体。但实验完成后发现，所有个体统统来自非洲。”而在中国发现的大量具有联系性、普遍性的古人类化石是否可以说明东亚地区有独立起源？金力院士指出，出土化石和他们的基因分析并不矛盾。“我们通过Y染色体研究了东亚人的起源，认为他们同样是迁徙而来，时间是3万到4万年以前。而东亚化石中的早期智人或许已经灭绝，现代人的祖先在那以后迁徙而来，沿着南边进入东南亚，再往北成为了东亚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后的人类发生了什么？人类走出非洲是5万年到7万年前，而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到中亚的分布最晚是在28万年前。那么当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后，是不是碰到了尼安德特人呢，碰到后发生了什么吗？金力院士说，“我们选择基因保存比较好的尼安德特人化石，成功提取了DNA。通过对这些尼安德特人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发现，现代人的祖先出了非洲以后，跟早期智人发生了关系，不仅发生了关系，还产生了后代，而这个后代还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在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中存在。他们占的比例不多，大概占整个基因组的24%。我们的基因97%以上是从非洲来的，但是还有24%的东西是在非洲以外的早期智人的，准确说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贡献的。”“后来又发现另外一种人叫丹人，丹人和尼人有同一个祖先，也是来自非洲。亚洲人的基因组中除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外，还有丹人的基因。也就是说亚洲人的基因组里，早期智人的成份比例略高于欧洲人。”那么这些早期智人的基因片段到了我们的基因组里，究竟是好是坏呢？金力教授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现代人基因组中的早期智人片段跟环境应答有关，即这些早期智人片段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的祖先适应新环境。我们祖先原是非洲的，出了非洲以后到了欧亚大陆，这个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会水土不服，但是当地的土人，即早期智人尼人和丹人已经在欧亚大陆生存了50万年以上，他们的基因帮助我们适应了当地环境。不过也有一种争议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跟我们的某些疾病有关，这种观点还待进一步的研究。”尼安德特人虽然有很好适应环境的能力，但何鑫表示现代人的能力实际强过尼安德特人，“一些化石证据表明，在同一个区域内，现代人类的岁数要超过尼安德特人。现代人的群体内部分级已经很明确，有祖父祖母参与哺育后代，并且在群体中有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这使得现代人的祖先比尼安德特人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遭遇气候变化时尼安德特人灭绝了，而现代人存活下来了。”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金力院士告诉听众，人类有三次走出了非洲。“最早是200万年前的直立人，然后是50—80万年左右尼人祖先海德堡智人，最后是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为什么要走出非洲？有一个假说叫撒哈拉泵假说，即假设撒哈拉沙漠由沧海变成桑田。撒哈拉大沙漠本来和阿拉伯沙漠联系在一起，远古气候潮湿的时候，撒哈拉是大草原，人类在东非这里起源，但有的人类跟着动物跑到了撒哈拉以外的地区去了。后来气候变得干燥，草原变成了沙漠。那批远走的人回不来了，唯一的去向就是往东、往北走。这样的事件在过去几百万年里发生过若干次，我们看到跟人类起源有关的至少有三次。”但金力院士亦表示，三个月前的一次研讨会中，诸位专家对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得与失进行了探讨，“出走非洲，可能对现在东亚人群的疾病和健康状况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很多疾病回过头去追踪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有关系，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不应该走出非洲的。”分子生物学真的独擅胜场吗？众所周知，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都对研究人类进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起其他学科，分子生物学真的独擅胜场？今后又该如何对待人类起源的研究呢？李辉教授表示，“人类进化的过程非常复杂，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一步到位。但人类起源必然是科学问题，科学问题要用科学去思考，所以我们必须科学还给科学，把情感还给情感。分子生物学使‘非洲起源说’成为了一个很硬性的结论，其他的证据只能做更多的解释，并不能推翻这一结论。”“不过，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从单一领域研究，我们看到的只能是片面。大家都对，关键是要把不同角度看到的图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看到的化石证据和基因证据的矛盾也不见得是真的矛盾。洞穴经常坍塌，水流翻转的影响，也会影响对化石年代的判断。所以我们即便看到很多证据和现象，也要想想是不是有其他解释。”在谈及进化的时候，人类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心态，即希望证明我们的延续是因为具有某种优势，这也是达尔文进化论里隐含的意思。但金力教授表示，“一个物种如果能生存下来，只有一个理由，好死不如赖活着。”何鑫说，“希望更多人了解到，其实和其他物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这里永远的主人，其实和人类一路走来始终面临着灭亡的威胁，这是我们研究人类起源更深层次的内涵。”金力院士表示，“尽管直立人进化成现代人这件事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它实际上在科学研究当中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早期预期。而科学研究不是去站立场，科学是理智而温和的，它基于观察，但观察往往会受到观察者本身的局限性的影响，所以对科学家来说我们要探索真理，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需要坚持我们的观点，我们早期的观点如果是错的就是错的，重要的是根据观察你能不能得出符合观察的结论。我们需要对更多的古代样本进行分析，这样才会不断提高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识。”人类到底从哪里来？应该从原子、分子、微生物、生物、高等生物、类人猿，到人类。逐步进化而来。人类的进化史在漫长的地球演化中仅是一瞬间。地球已经46亿岁了，而太阳己经50亿岁了。那么我们人类从发展至今日，有多少岁呢？就是6500万年前，有一颗直径约16公里的巨大陨石撞击了现在的墨西哥的尤卡坦岛附近。孔龙等一些动物灭绝了，而哺乳动物却在浩劫后快速的发展起来，约5000万年前一些低等灵长类动物出现了……从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能人、直立人、智人、晚期智人。约1万年到5万年前，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祖先才出现。和地球年龄46亿岁对比的话，人类在地球上的时间，用一天24小时来举例区分，只占了几分钟时间。也就是说从现代人祖先算起，人类也就是1万至5万岁的年龄。那么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存多少年？有人说1万年，霍金在2011年发表文章说还能生存200年…诸如此类的说法无奇不有，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想人类必定可以永远的存在于宇宙中，因为人类是勤劳的，智慧的，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人类必然会进行自身身体的改造，成为更高级的生物。比方说，有一天人类将我们自己的臭皮囊抛弃，不再需要空气、食物。将我们人类的大脑移传到特制机器人中，涅磐重生，成为金刚不败之体，成为长生不老之人。满宇宙疯转，爱上哪待就上哪待去。这是可能的，也是必须办得到的。或者又找到了比地球更宜住的类地球，把人类搬一部份到类地球上去住，以减少地球的压力，或躲避地球的毁灭。所以我说人类会永生，永远不会灭亡，地球死了，太阳死了，人类也不会死！因为人类是活的，是有思想的！也因为人类是勤劳的，不断探索、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这似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了。虚妄的话不说，直奔主题。人类是从天使世界里来的灵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　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创造了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从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是通过圣经认识上帝，寻求真理，得到灵魂救恩的祝福之道。所以说，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大耳蚊说是从猴子（猿）进化而来。我觉得可能只有大耳蚊和其门徒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猴子变得。我觉的人是在地球生活的上一个高度文明生物，在毁灭前留下的基因，而且高度文明不止一次出现，而是反复出现，达到极限就走向毁灭，周而复始。他们的每一步很可能就是目前人类每一步，他们的灭亡也可能就像人类无度的对地球家园的掠夺、不可逆转的毁坏。很可能就是“核”这种潘多拉盒子所产生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