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李长之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经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香，但也可以写温良尔稚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的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氛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时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杭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选自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选人时本文有删节)

二、试论史传对古代小说之影响

邱瑞琳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仅是小说，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则，我国古代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神话和历史这两条线往往纠缠在一起，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因此，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不能说明小说与神话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国上古时代产生的大量神话，但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我们从各种典籍中将那些神话残片收集起来加以复原，复原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而对神话的文体形式却无从考知。这与希腊神话直接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不同，中国神话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与小说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没能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在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为后世小说所仿效。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传看齐。可以这样说，是史传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 现历史场景。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史记》中的作品，大 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读三国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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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1，古代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把事物诸因素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思想。随着系统思想的产生，逐渐形成了系统概念和处理问题的系统方法。许多古籍，如《孙子兵法》、《黄帝内经》、

《易经》、《老子》等，都有不少应用系统思想观察和认识事物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生动事例。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系统思想表现在治学和社会实践的许多方面，而在朴素的宇宙观、中医学说、军事理论、农业生产和大型工程实践中尤为突出。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指导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系统方法。本文论述了天、地、人统一整体思维模式,并对系统方法在古代军事、医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论证。

2，古人在探索宇宙万物及其变化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朴素的宇宙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蕴含有系统思想的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易经》从自然界找出 8种基本事物称为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看作为万物之源。《尚书·洪范》则把五行（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这些学说都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老子（约公元前580～前500）在《老子》第25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他用有和无的对立统一来说明自然界的统一性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3，战国晚期的中医经典理论著作《黄帝内经》是古人运用系统思想研究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的典范。《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由各个器官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一个器官的病变可能影响其他器官或整体，而整体的变化又必然会引发局部病变。

因此，它主张从整体角度来研究病理和病因，并应用脏腑学说、经络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黄帝内经》还把人体系统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人的养生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密切相关。

4，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在其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中主张从敌我双方战争格局这个整体出发来研究战争规律 。他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战争的全局，把环境（天时地利、人心向背等）、系统及其要素（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军心、指挥、战略、战术等）统一起来研究。他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揭示了战争的重要规律，强调要从整体上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以便扬己之长，攻彼之短，克敌制胜。孙武的军事系统思想直到现在仍在国内外为人们所重视。

5，中国古代系统思想还反映在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人们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到农业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夏小正》和《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把农作物与种子、地形、土壤、水分、肥料、季节、气候等物候、

天文因素结合在一起，用相互联系的整体观点研究农事活动的规律。例如通过天象观测掌握天体运行和季节变化的规律，编制出历法和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事活动。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张有“四治”，即“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

一、仁治：

“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一书中讲到“仁”有104处，君子107处。人与仁的概念，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说所谓仁，就是人，亲爱亲人是最大的仁。

二、德治：

就是主张用“德治爱民”的思想治理国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环绕北极星那样，心悦诚服的接受统治。

孔子的“德治”思想：

一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削减苛捐杂税，使人民得到宽和惠。

二是注重犯罪的经济原因，认为盗窃的发生在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百姓得不到好处而为，主张富民、裕民，先富后教，反对“不教而杀”。

三、礼治：

就是主张用“礼”的方式治理国家。孔子认为立身治国非有礼不可，在《论语》一书中有74处记载论礼。孔子说“为国以礼，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意思是礼是治理国家的法则，就像秤、绳墨、规矩一样的重要；不以“礼”治国就如没有耜（古代的农具，用于锄地）而要耕地一样。

四、人治：

在治国的问题上，孔子很重视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提出为政在人。

孔子认为，在“礼治”下，各级贵族都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要实行“德治”，又必须以有德者能居高位为前提，否则便不能发挥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问题，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礼的“亲亲”原则，主张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也能参与国政。后人把这种主张叫做“人治”或“贤人政治”。

扩展资料：

孔子提倡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在历经古代、近代血脉承继和修改完善后，已对中国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时隔2500年后的当代，仍保留着其它文化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他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被多位学者继承和发扬，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

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

孔子的政治思想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他的政治思想对当代的政治思想的提出和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认真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实现其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转换，是现代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国***新闻网-孔子“四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德育包括下面这些内容：

1、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2、理想教育：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

3、集体主义教育：长期以来，人们凭直觉认为，私的概念是具体的，个人主义的定义容易理解，即是私利，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对此讲得也比较透彻。

而公的概念则被泛化，对于集体主义，则被视为抽象，看不见，摸不着，这是由集体主义的属性决定的。

4、劳动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养成劳动习惯的教育，是德育的内容之一。

5、人道主义与社会公德教育：人道主义和文明行为这些道德是人类共有的基本美德,既是人类自身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道德基础,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6、自觉纪律教育：指的是使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纪律的意义，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和品质的教育，其履行《学生守则》。

7、民主与法制观念的教育：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知识教育学生，增强他们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使他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生活直接有关的法律，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