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日本岛最近也是在三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了。当时处于石器时代。日本学者把旧石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前期旧石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日本的远古人类，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当时人们居住在洞穴里。至中石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那么，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远古时代从中国、朝鲜半岛等一些地区过去的，因为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

从文字方面来看，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位文化使者就是传说中百济国的王仁。王仁是百济国派去的，他随身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十一卷书籍均为中国典籍。现在学术界对是否有王仁其人尚存争议，但在王仁之前很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就居住着王姓汉人豪族，百济国建立后，人们用中国汉人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日本对百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把这些有文化的汉人从百济接到日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想，就算‘王仁’这个人不一定真的存在，但他这样的文化传播者应该还是有其很多的。

说到邪马台国，就不得不说说卑弥呼女王和壹与女王。邪马台国出现在日本九州北部，其领土约以博多湾为中心的100公里之内，是当时日本岛上的众多国家之一。公元238年6月卑弥呼女王派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等官员携带男奴4名、女奴6名及斑布2匹2丈作为供品，从北九州海滨乘船前往中国。

大化改新效仿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内容。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天皇制封建国家。这次改革虽然不是很彻底，但是其为日本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说到东渡，我想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徐福渡日吧！据说徐福东带去了3000（这个数字不一，也有些地方记载不是三千人）童男童女，按此说法再加上百工以及船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按照一条戈船能载3百人计算，至少需要十余艘，按照一条大翼船载1百人计算，则需要三十余艘。这些船在海上不可能连在一起，随着对马暖流、风向等的影响，应该有些船被打翻沉入海底，有些漂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到了日本。就像蒲公英一样，这些人应该最终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了，而不可能只是到了日本。

有关秦人东渡日本的记录在日本的古籍中略有记载，比如《日本书纪》钦明元年载“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些人中应该包括了在日本出生的秦人后裔。

除了直接到日本的中国人，还有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的，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者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工匠通过半岛南端前往日本，而日本也有意识地派人到半岛去招收汉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记载：雄略大王派欢因知利与弟君等，一同前往新罗、百济等国，让半岛诸国贡献‘巧者’（即工匠）。最后从百济带回‘手末才伎’。百济所贡的这些工匠，很多都是汉工匠及其子孙，其中不乏中国和百济混血后的后代。

LZ如果有时间希望你能找一本名叫《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的书来看看，里面对日本奈良时代以及之前的中日交流史有很详尽的介绍。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中日交流源远流长，我们素来知道大化改新、明治维新，知道圣德太子和“日出之国”的轶事。然而，少有人知道，日本本土的纹身习俗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古代中日两国的早期交往

1早期中国的移民活动

中日韩在地域上联系紧密，历史上也渊源颇深。每当中原遇到天灾人祸，日韩两国常常因为不近不远的距离，成为古代中国人避难的最佳选择。《藤野先生》提到一位明朝遗民在明亡之后常住日本讲学，实际上，中原向日本、韩国移民的历史也极为悠长。

武王灭商之后，箕子远走辽东，建立了箕子朝鲜。至于本文的主角日本，中国移民的到来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齐、燕百姓，为避秦国兵峰，远走海外，几十年后，出现一位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术士——徐福。

主要为躲避战乱和高额赋税的人们来到了日本，给日本带来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逐渐融入日本社会之中，成为“渡来民”。

2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

日本在中国古籍的第一次出现，应当是《山海经》，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的记载。另外，《山海经》提到的黑齿国与古代日本习俗也有相似之处，应当是地理知识水平受限之下充分发挥想象的产物。

这给我们提供了中日的民间移民活动上限仍可以推移的猜测，然而不够充分，姑且作为一种可能。

汉代史书诚实地记录了几次中日官方交流的成功尝试。时任大汉帝国安汉公的王莽同志向皇帝上书称“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颇有点地方大员恭贺祥瑞的意思。

其后便是大名鼎鼎的“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一印绶后来成为日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总之，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短暂的距离，追求和平、发展生产的需要，中日的民间和官方交流早已开始，为日本接受中国先进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古代日本的纹身习俗

1纹身的发展

据研究，纹身出现于日本绳纹时代晚期，经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仍然存在，贯穿整个上古时代的日本。当然，发展的过程中必定还是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绳纹晚期其作为防水害的身体花纹出现在关东及中部地区，后逐步扩散，至弥生中期几乎遍及列岛的主要区域，并逐渐演变为身体的装饰或尊卑的标识等。弥生后期到古坟时代，它变化为低等部民的标记，甚至作为墨刑充当刑罚手段之一。

仅从本土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要理解纹身的几个变化，应当看到：第一，在绳纹时代晚期，关东及中部地区人口相对集中，数量较多，曾经应当十分适宜居住。

第二，弥生时代对标中国的战国末期到三国时期，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移民增多，农业进步，生产力得到发展， 人口分散到更为广阔的地方，纹身的习俗也因此发扬光大。第三，弥生时代后期以后，阶级社会进一步发展，纹身由习俗变成惩罚。

2纹身的功用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记载:“倭人在北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男子无大小皆黥面纹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诸国纹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这里提出，纹身首先是日本的一个习俗，最初用于“以厌大鱼水禽”，当阶级社会逐渐发展，纹身就发展出“稍以为饰”的审美功能和“尊卑有差”的等级功能。

秦汉、吴越文化的影响

从绳纹末期开始，来自大陆的移民登陆九州，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不仅改变了列岛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更加速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并最终促生了稻作的弥生文化。而结束靠自然吃饭的绳纹文化，捕鱼的必要消失，纹身最初的保护捕鱼者的功能于是减弱了。

1所谓“断发纹身”

说到中国的断发，首当其冲的就是吴越。日本纹身的习俗，固然有靠海吃海的原始诱因，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吴越文化的影响。最初出海移民到日本的就是吴越人民，鉴于当地人民时常出海打鱼的基本生活需要，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最初的吴越移民是被海风吹往日本南部，不由自主地在那里扎根。

吴越本来就是断发文身的，而日本又“男子皆面纹身，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太伯者，吴太伯是也。吴越移民安能不心生亲切？

于是接受了吴越移民帮助和影响的日本纹身习俗，增添了更为多样的纹饰，有了自己的审美和尊卑的功能，至此，吴越移民帮助尚且在分裂割据的日本构建了悦纳本土习俗的简陋而初见规模的等级秩序。

2秦汉文化对吴越文化的修正

如果说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秦汉文化就代表了中原。抛开日本本土的各种因素不提，纹身之所以从多姿多彩的有初步的等级尊卑差异的样子变成边缘人群的专属，成为“惩罚”和低贱的象征，秦汉的中原文化不可忽视。换言之，正是秦汉文化相对吴越文化的胜利。

奴隶制五刑之中的墨刑，也即黥面。墨刑在我国历史之悠久可追溯至夏朝，此后至秦汉都不曾间断，秦朝尤盛。而黥面则发端于秦律。在实践中，这样的刑罚主要有标记罪犯、侮辱人格的作用。然而，相对的，吴越文化对面的态度截然相反。

一直以来，中国北方容易胜于南方，秦吸收了吴越文化，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更是文化层面上的大获全胜。或者说，一直以来，吴越人成为中原人的俘虏，而吴越俘虏断发纹身，渐渐地，俘虏与纹身联系起来，中原主动创造出墨刑进行标记。

对日本来说，吴越人出海东渡，秦汉人经由朝鲜，汉人甚至能够与日本交流交往，双向互动，文化的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而这时日本由之前的百余国到三十多个国家，统一成为一种趋势，自然更要拥抱君主集权的帝国。这样，促成了纹身含义的最大转变。

小结

纹身的变化以小见大，足以看出日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能力和水平。作为一个海洋民族，尽管在饮食上脱离了海的范围，在性格上却可以是“海”的。他们积极的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作出本土化和创新。

纹身的出现源自渔猎中的自保，是绳纹人作为海洋民族的必然选择；转变为装饰和身份象征既是世界纹身习俗所共有的特点

也是在吴越文化的作用下，海洋民转型为农耕民后，土著文化与移民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最后转变为墨刑和低等民的标识，主要是摄取了更为先进的秦汉文化，同时保留土著纹身习俗固有的特征。

中国古籍中对日本是先称“倭”

而后改为“日本”。古汉语中的“倭”字实际是个中性而略具褒美意

味的词，以“倭”为“不雅”之名在古汉语中并无根据。在中国古代

典籍中，“倭”称真正成为“不雅”乃至贬意鲜明的特称词语是明代

以后特有之现象，其背景原因则是明代时期日本方面对中国沿海地区

的侵掠暴行。中国古籍对日称名由“倭”改称“日本”，反映了中国

古代对日本民族的尊重和宽容，而“倭”称在古书中从一个不无褒美

意味的词语转变为一个贬义鲜明的特称，则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化之道

义立场在对日关系方面的表现。

此外还有东瀛,瀛洲,扶桑等

。japan之英文含义有：1）日本漆；2）日本式漆器；3）[总称]日本漆器、日本丝

2。

nippon和nihon，都是日语”日本“的发音，就象”中国“，写成拼音为”zhongguo"一样。这样看来，”nippon"和“japan"之间大概没有任何关系。有意思的是，日本现在常使用"nippon"来正式的对外来表示自己的国名，且被世界接受。而中国大概从没见过用拼音字母”zhongguo"来表示自己的国名，倒是部分同胞对洋人称中国为“China"确斤斤计较。

日本[にほん]（日语平假名）[nihon]（日语国际音标）

注：日本语发展史详见后。

Nippon一词在英文字典中是有的，只有一个意思：[日]日本[亚洲]。[日]的标注说明此英文词是英国人对这个国家自己对自己称呼的日本发音的英文音译。

china一词有瓷器、瓷料之意。应当与古代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有关。另外，俄文中国的发音类似“契丹”，或也可作为语言的一个源头之一。请语源学方面有所长的兄弟考证此说。

3。

倭，是日本最早的国名，日语的发音可能是“yamato"，意思是”大和“。所以”倭“和”大和“都是日本古老的国名。”倭“字大概是日本自己发明的汉字，有兴趣的朋友可小考一下。”倭“因为和”矮“字形上相近，或许中国人的见字生意的习惯，认为日本是”小人国“了，也就是”小日本“了。其实”倭“字在日语里大该没有中国人理解的意思。

日本的文明发展滞后于中国大陆好几个世纪，即当中国进入国家阶段，日本还处在蒙昧期，后又经若干世纪方进入原始氏族部落时期。因此当中国的视野及至日本，当然会以本国的文字为那个当时处於落后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联盟命名。日本因为中国的史料，而证明那时候自身文明的存在。那时候两者的文明差异就像鲁宾逊与星期五。因此倭字为日本先民所发明纯属无稽之谈。而yamato与大和均是在日本历史上曾出现的国家，当时的日本无力记录自身，只能依靠中国史书证明自己的存在，倭字在日语中读音为[ゎ][wa][借用汉字读：“哇”]。因此寸十推测的古音也错了。另外，你推测的倭与矮字的关系，亦是臆想的成分太大。详细地论述见后文。

明治，出自《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出自《易经》第十九卦中的“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出自中国《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邪马台国 ，存在于中国史书的日本小国，很奇怪的，在日本史书及传说中均未有提及（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名字），它的存在自然成了谜，而它的位置同样有着诸多争论，不过目前已经集中在“九州说”及“畿内说”两种说法，而这两种说法的理由，即是来自《三国志魏志 倭人传》，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沿着当时使者的路线，来寻找邪马台的位置吧

　　三国时代地图

　　原文：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首先说明带方郡的位置：带方郡在今朝鲜靠西南，即图中1的位置，由此可知倭人在带方郡东南，大致方位与现在的地理位置相同。在原文中同样可看到倭人身处岛国，汉时朝见者即汉委奴金印的年代

　　原文：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馀里

　　根据原文及朝鲜的地理位置很容易判断使者当时是顺着朝鲜半岛西海岸坐船向东南前进，到倭国的对岸，如图中的2的位置，狗邪韩国，就地图所示应为弁韩，7000余里是重要参考单位，将结合下文的数据综合考虑

　　原文：始度一海，千馀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馀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馀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渡过的这个海，可以非常肯定是朝鲜海峡，照原文的长度为千余里，而现在朝鲜海峡的距离约为50公里，那是不是当时的20里等于现在的1公里阿，留于下文继续观察。所居绝岛，说明是孤岛，在那个位置只有对马岛，如图中的3，而国名也叫对马国，那么基本能确定到的地方即为对马岛

　　原文：又南渡一海千馀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

　　南渡对马，那就是壱岐岛，如图中，为什么不是下对马岛呢，我们下面会分解

　　为什么南渡一海后不是下对马岛

　　对马岛分上下2岛，对马与壱岐的海峡称为对马海峡，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具体数字吧，前文所述朝鲜海峡现在约为50公里，在文中表示为千余里，而对马海峡是46。3公里，在文中同样表示为千余里，很接近吧。那现在看看对马岛上下2岛的距离是多少呢1公里左右，与原文不符，所以我们认为南渡后应该是壱岐岛

　　可能细心的朋友发现，原文中表述对马岛为400里见方，而我们说的壱岐岛是300里见方，面积差距与现在比较太大，而上下对马的大小比例差不多是4：3，所以支持下对马说。

　　可能整个对马岛和壱岐相比是有大小差距，但看图大家就能明白，下对马岛和壱岐的比例也差不多是4：3，所以原文中指的应该是壱岐岛，联系下文还能发现，如果这里指的是下对马，在下文应该还有2次南渡海，但是下文中1次南渡后就直接陆行了，除非说未经过壱岐岛，但是这样一来，海峡距离就不对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壱岐岛可能性较大

　　原文：又渡一海，千馀里至末卢国，有四千馀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大胆的假设

　　到现在已经拿到3个重要参考数据了

　　朝鲜海峡 千余里=50公里

　　对马海峡 千余里=463公里

　　壱岐→末卢 千余里=42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根据上面3公式大胆估计一下，根据下面地图上的距离判断，当时文中的1000里应该大约等于现在的33~40公里，不过古代的测量工具非常不完善，使者应该也是根据船行驶的时间来大致估算距离，并不是太准确，大家凑合往下看吧

　　上面的是国造本纪九州地图

　　原文：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 渠觚。有千馀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

　　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馀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馀家。

　　上文描述了从末卢国开始向东南及东面的三个国家，具体位置下文会讨论

　　原文：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馀户。

　　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馀户。

　　终于看到邪马台国了，不过因为原文描述中没有距离单位，只有水行多少日这种模糊的描述，不用怕，我们一样可以推断出邪马台国位置

　　原文：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馀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

　　上面的一系列国名对我们关系都不大，只有加粗的”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一句是重要的参考数据

　　下图:今 北九州地图

　　资料整理

　　我们先主要看看手头有的数据：

　　原文：带方郡→狗邪韩国 7000余里

　　狗邪韩国→对马国 1000余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000余里

　　大国→末卢国 1000余里

　　末卢国→伊都国 500里

　　伊都国→奴国 100里

　　奴国→不弥国 100里

　　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陆行1月

　　带方郡→邪马台国 12000余里

　　大胆假设2

　　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相信上面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否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

　　我们首先根据假设1中，假设当时的1000里等于现在的40公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33公里试试下文的公式，不过结果不太令人满意）

　　那么根据现在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的距离计算

　　计算公式：1000/40=古里/今公里

　　所以：

　　狗邪韩国→对马国 1250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157里

　　大国→末卢国 1050里

　　又因为

　　带方郡→邪马台国=12000里

　　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

　　所以：12000里=7000+1050+1157+1250+500+100+100+水行20日+水行10日

　　水行30日=843里

　　水行20日=562里

　　水行10日=281里

　　即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562里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281里

　　当然，其前提是水行速度相对平均，不过这种过于细节的东西限于史料已经无法考虑在内了

　　在这里，有朋友提出因为方向性的原因，上面的等式（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不一定成立，而且认为万二千里可能是虚指，在这里，我要提出，这个等式肯定是成立的，因为万二千里是使者过的路程的总和，古代不可能会测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如果有更近的路使者就不会如文中这么走了，所以万二千里这个数字可以成为等式的一边，另外关于万二千里这个数，肯定是虚数，但个人认为不太会是虚指，虚指的话为什么不说是万三千里，或者干脆说数万里，因为使者对他走的路程也大致有个估计，只不过这个估计也不一定准是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地图上的距离来大致推算邪马台国位置了，方向性以正向算，即东为正东，东南为正东南，以此类推（由于没有其他辅助史料只能这么做了）。

　　首先我们拿现在的日本北九州地图作参考

　　参考公式：

　　地图距离（单位：厘米）/古里=24/1157=00020743

　　末卢国→伊都国 东南1037厘米

　　伊都国→奴国 东南02074厘米

　　奴国→不弥国 东02074厘米

　　不弥国→投马国 南11658厘米

　　投马国→邪马台国 南05828厘米

　　根据上文的计算结果，我们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注意可以有两条线路，个人趋向于蓝色那条，毕竟根据全文来看邪马台国应该偏东

　　国造本纪的地图根据上面公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看一下

　　让我们看下《倭人传》中其余还有参考意义的几句话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馀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馀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馀里。

　　从周围国家的位置也许能更确实的估计邪马台国位置

　　根据正统九州说的理论，多主张邪马台国位置在福冈市附近的筑后（注2），也就是筑志国造附近，不过大家也请注意，根据原文推算出的距离，如何也无法到达那个位置，除非是日本使者夸大倭国大小，但是倭人传是根据中国使者所述所载，夸大数据可能性不大

　　看了上图，说真的笔者原来的估计是邪马台国是在北九州中部偏东的位置，因为下文还有“东渡海千余里”，笔者自然向四国岛方向想，但是看了刚才推算出的两张图，国造本纪的那条红色路线给了我很大启发，大家也许已经看出我的“企图”了，这个位置的东面正好是海，虽然说千余里有点勉强，但是如果非直线距离就能解释了

　　那么再看看下图，圈中为邪马台国位置，2即侏儒国位置，如果在四国岛则无法向南拉出4000余里的直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

　　下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四国岛绝对无法向南拉出3000余里的直线，蓝线以下（因为原文中没提到过向北）四国岛绝对不可能画出图内红线的长度，而红线据文中所述只有3000余里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因为只有九州岛才能容纳这个距离。

　　结论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发现，长崎与熊本中间的那个半岛根据目前材料很有可能是邪马台国位置。当然，现在估算邪马台国位置和拼图一样，要完成拼图，但是拼片不够，所以上文仅供参考，等有更多考古证据或文字证据后才能做更正确的判断。另外，个人还是觉得，以《古事记》或是《日本书纪》的神话来考据邪马台国是非常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