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会关注古代彝族文明史吗关于古代彝族文明史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彝族文明史，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古代彝族文明史：简介

　《彝族古代文明史》的材料主要包括考古(特别是古彝文考古)、前人研究成果、汉文文献和彝文古籍以及民俗遗迹五大类。其中以考古材料为基石，以前人研究和汉文献为参考，以彝文古籍和民俗遗迹为辅证。

古代彝族文明史：基本信息

　作 者： 且萨乌牛 著

　出 版 社： 民族出版社

　ISBN： 9787105051861

　出版时间： 2002-09-01

　版　次： 1

　页　数： 370

　装　帧： 平装

　开　本：所属分类： 图书>历史>民族史

古代彝族文明史：内容简介

　《彝族古代文明史》的材料主要包括考古(特别是古彝文考古)、前人研究成果、汉文文献和彝文古籍以及民俗遗迹五大类。其中以考古材料为基石，以前人研究和汉文献为参考，以彝文古籍和民俗遗迹为辅证。

☞〖彜族文字的起源〗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同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继承、发展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又是民族文化的凝聚体，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我们谈到文字，往往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而对其文化属性的理解不够深入，因此，也就难以对文字进行深入而全面、正确的认识。彝族文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显示出它独特而顽强的生命力。彝族文字的产生是彝族人民，也是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重要文化成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彝文”，彝语自称Su  Na（“书眼”），即文字。明清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彝文多为毕摩所掌握，故在汉文史书上也称为“毕摩文”、“西波文”等带有贬义或歧视色彩的名称。解放以后，随着民族族称的规范和我国民族平等、语言文字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现已把彝族固有的文字统称为彝族文字，简称为彝文。

      关于彝文产生的问题，彝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彝文起源于宗教之说；有天神传授彝文之说；有起源于大自然启示的摹仿之说；有社会需要创造彝文之说；有劳动人民创造彝文之说；有英雄创造彝文之说等等。

    关于彝文产生的年代，有说彝文产生至今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有说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期；有说产生于先秦时期；有说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有说产生于唐代；有说创始于唐而集大成于明代。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大都能够接受的是，彝文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的观点。

    （一）民众创造文字说。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讲到文字的产生，一般来说，文字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可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最初都只是由少数专门人员所掌握，文字能够通行于人民大众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有的文字始终没有走入社会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说文字是群众创造的，实际上也只创造了文字的素材（各种符号和图形），把这些符号和图形与语言结合起来，成为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那只是少数或个人的发明创造。各种符号和图形是世世代代人们逐步认识和积累起来的，当然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符号和图形用来表音，总是先有少数人或个人的试行和提倡，总不能大家一起动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象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发明的问题。首先应用表音方法的人，也就是文字的发明者。每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自己象“仓颉”那样的创造者。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留下真实可靠的姓名。如汉字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中国古代传说，“古者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把汉字的创制视为一件感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东汉学者王充也认为汉字的创制是光照日月、功盖天地的宏业：“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①王充：《论衡·感虚篇》）可见，中国人很早就已认识到文字的历史文化价值了。

    （二）毕摩创造文字说。

      彝文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从刻木记事——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等过程。最初把图形和符号整理为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书写文献的人，是彝族的毕摩阶层，因此，我们认为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各地彝族传说中创造或找到文字的人名字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毕摩。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彝文使用者和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毕摩的职业多为家传，彝族谚语说：“毕摩经书祖传给子孙，父传给儿子；诗词由祖宗嚼进子孙的嘴里，父亲嚼进儿子的嘴里”。“工匠的儿子有学工匠的义务，毕摩的儿子有学毕摩的义务。”所以，世代相传是毕摩传承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有拜师学习毕摩的。但是，彝文和彝文经书始终是在毕摩的父子相传和师徒传授的过程中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是毕摩把最初的图形和符号整理成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记录或书写文献的人。

    （三）彝文起源于5000年之说。

        持此论者是陈英和丁椿寿二位先生。在这个方面，陈英在他的《彝族的起源和发展》（贵州日报1982年6月14日、6月28日、7月12日的《贵州民族史话》专栏中，结合彝族的起源问题对彝文

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四）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文字的始祖之说。

        这是最近几年来所提出的最新论点，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专家的极大关注。此论者为湖南省株洲工学院考古学家刘志一教授。

      刘志一在他的《彝文，汉文源头，西文始祖》在（贵州民族报1991年12月16日）的文章提出：“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的理论。这个论据是他在近几年来所出土并且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和古彝文字资料，以及它们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传播，还有古文字的原始使用方式和原始民族语言、原始思维特征等诸多方面的严肃考证时候所得出的结果。文章指出：“大家知道，自从西安半坡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之后，已有部分彝族学者和汉族彝学研究专家指出，彝文与半坡刻划符号有同源关系，并将古彝文的诞生时间上推至距今68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半坡时期。但不久之后，距今7400多年前的甘肃泰安县大地湾遗址彩绘符号、距今7800年前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龟甲刻符和柄形石饰刻划符号、距今8200多年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石饰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这些古文字材料都可以用古彝文释读。特别是贾湖遗址的柄形石饰上的四个刻划符号“荒野孤魂”，与云南省石林县古彝文完全相同；彭头山遗址的石饰刻符“尼”与彝族古籍所载，彝族先民“尼能氏”的活动时间基本吻合。充分说明古彝文和它们的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把古彝文的创造时间上朔到9000年前。

另外，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彝文与汉文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彝文的创始问题，在彝族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在四川凉山的传说彝文是由呗阿苏拉吉从洛龙歌布曲乌那里学来的；云南禄劝、武定和新平的传说，认为伯博伯梗根据鸟兽足迹和事物的形象创造了彝文；禄劝、石林、弥勒等县的传说是阿山牧人为统计牛羊的数目和牧场的块数在石头上刻划了许多符号，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彝文；在贵州彝区的传说则古代有三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在树上记年，石山记月，形成十二支的符号，后来逐渐发展成彝文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彝文产生的历史年代虽然久远，但目前仍然缺乏远古、上古和中古的文字资料及足够的科学依据，不能简单地或单方面的依靠目前的研究结果断言彩陶刻符就是古彝文或者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当然，在这些五彩斑斓的彩陶刻划符号中，有很多种符号确实可以用古彝文辨认、释读，这是事实。我们说它就是彝文，那至少还需要其他研究成果加于旁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说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古文字的始祖，是汉古文字、古彝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原始阶段，以此推论为彝汉文是同源是说得过去的。

    总之，彝文是广大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初创到完善，这样慢慢约定俗成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彝族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沿着他自身的发展规律，已经形成了表意文字体系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字。它的独特造字法和结构方式，不仅说明它是我国比较成熟的古老文字，而且说明在彝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文化兴盛时期。

红河州旅游景点如下：

弥勒白龙洞风景名胜区：位于云南省弥勒县境内，由白龙洞主景区、孙髯翁墓、弥勒寺、熊庆来故居、三代一品封典访、大树龙潭、梅花温泉、热水塘等景区组成，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白龙洞洞内游路3公里，洞中有洞，洞中见天，奇景叠出，步步有景，中外岩溶专家赞誉不绝。

太平湖森林小镇：是一个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生态圈，是国际一流生活目的地。小镇以木为形，以花为介，水为魂，依托特有的高原森林湖泊原貌，并结合当地人文景观，通过智慧人居与智慧景区系统联动发展，打造集生态木屋建筑、旅游行业、体育行业及生态民俗文化为一体的康体健身、休闲度假理想之地。

红河州文化特色

彝族古籍文献丰富，全州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二千多卷，著名文献有《尼苏夺节》、《彝族创世纪》、《太阳历》等。经典的舞蹈有哈尼族的芒鼓舞、乐作舞，彝族阿细跳月、烟盒舞，苗族芦笙舞等，经典音乐有石屏彝族的海菜腔等。

彝族火把节是所有彝族地区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举行，节期三天。火把节一词是汉学者根据节日活动时夷人以火炬度节来命名的，火把节的原生形态，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火崇拜，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

—红河州旅游景点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以现有考古资料发现，甲骨文并非商代特有，早在商朝之前就已经存在。（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原始社会遗址）

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在甲骨文中，“华”这个字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5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如

今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甲骨文中频繁地提到“羌”这个字，意为奴隶。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在甲骨文中，有些字有没有“口”意思是一样的。比如“占卜”与“占”都出自“卜”这个字。

3、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4、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

5、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甲骨文由龙山文化时期的成熟文字骨刻文发展而来，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彝文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又叫“爨文”、“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字如蝌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

古彝文是彝族至今仍通行的表意文字，是一种原生的古老文字，它不是借用和摹仿汉字的产物。彝文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之间，经历了文字发展的必经阶段，彝文典籍的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学、算术、地形、地貌、生物、农牧等无所不包，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产与生活的技能智慧，是彝族人民开发利用所在地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和科学的结晶。

目前发现的古彝文距今有8000年至1万年。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但由于多种原因，现在贵州能识别彝文的彝族老人越来越少，认识古彝文的彝族老人因为不认识汉文，对古老彝文典籍翻译不出来，古彝文研究队伍严重匮乏。有关专家呼吁国家和有关省市加大投入，加大古彝文研究队伍建设的力度，尽快抢救古彝文这一民族文化瑰宝。

毕阿诗拉祖造字说。四川彝族人多奉此说，许多到四川考察彝族文化的人都搜集到这传说，但具体细节有差别。一说毕阿什拉祖（谐音）被其母发现“蹲于树下正作书，树上有一如鸦似猫之怪物，口吐黑血，拉祖即蘸血而书，其母至树下，怪物忽遁去，……彝族之文字从此而起”（庄学本）。一说毕阿畸拉贵（谐音）死后。深为自己的经书经支未能传后而感到不安，后来他变成一只美丽的白鸟”嘴里吐出血丝落到树叶上变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其子“耿春就用一根细木棒把这些文字一一抄写下来，……把这些文字整理传给别人，彝文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张纯德）。

伯博耿造字说。这一说主要流传于云南民间（王昌富）。

吉禄造字说。黔西北地区传说彝文的创始者是一位聪明的老人，名叫吉禄，他开始刻划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并到树上纪年，到石上纪月，形成了同汉字完全不一样的独特的彝族文字（王桂馥）。

杜米那确左造字说。《彝族古歌》中有杜米那确左大神教人们用树叶当纸，用红土当墨创写了彝族文字的传说。与此相类似的是《尼苏夺节》中有图纳到天上向六贝神仙人求得文字和理书的记载。　密阿叠造字说。丁文江于1935年编辑出版舞文经典《爨文丛刻》，译者罗文笔在其中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前序中说，“从人类始祖希慕遮之时，直到撮侏渎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受而已。流于二十九代武洛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初备。”

恒本阿鲁造字说。见于《西南彝志》卷九的记载，说他发现了天地的根源，创始供奉祖先，并创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

伊阿伍造字说。亦见于《西南彝志》卷十的记载，说他是一个“聪明无比”，能知天文地理，创造了彝文并且写了许多历史书籍。

阿轲造字说。这是一种流传广泛，历时久远的说法。云南《滇系·杂载》记载：“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入，弃职隐山谷，贺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组。”贵州《大定县志》卷十三风土志也有记载：明朝“安国亨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町唐时纳垢

彝文

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天启滇志》、《一统志》、《云南通志》（旧）、《景春云南志》、《开化府志）等也有类似记载。

宋朝编《淳化阁帖》内收了最古的《苍颉书》和《夏禹书》，前人均无法释读这两帖古文字。而今人刘志一（1990）却用古彝文成功破译了《苍颉书>；和《夏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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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著说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北来说。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先民与分布于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

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期，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大约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两个区域。在这些地区居住着称为“邛都”、“昆明”、“劳浸”“靡莫”和“滇”等从事农业或游牧的部落。根据彝族的历史传说，其祖先在远古时代居住在“邛之卤”，后来才南下到“诺以”、“曲以”两水沿岸（即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

大约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已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据彝文典籍记载，彝族的祖先“仲牟由”有6个儿子，这6个儿子就是彝族尊称的“六祖”。“六祖”为武、乍、布、默、糯、恒六个支系的祖先。根据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安氏世传的父子连名谱系，自仲牟由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水西土司安坤，历传85代，由此上溯，“仲牟由”约为战国初期人。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联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