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故宫风平浪静，但里面的秩序却一塌糊涂。我不知道我不懂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但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经常听说皇宫里有入室盗窃、火警和谋杀。至于赌烟，不言而喻。到我结婚的时候，盗窃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婚礼刚结束，“皇后”凤冠上原来的宝贝全部换成了赝品。

此时我已经从大师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宝物早已名扬天下。说到古玩字画，数量和价值都极其可观。明清两代几百年来皇帝收藏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拿走外，大部分还在宫中。这些东西没有编号，也没人查过编号，所以没人知道是不是丢了，丢了多少。仅从这一点来看，就给小偷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真是一场灾难。参与抢劫的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包括所有人。换句话说，每个有机会偷的人都会去偷，而且会尽可能大胆地去偷。偷窃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撬门撬锁偷偷摸摸的，也有按法定程序明目张胆的。宦官多采用前一种方法，大臣、官员多采用后一种法律方法，如抵押或拍卖、出借升值、索要赏赐等。至于溥杰和我，这是最先进的方法。当然，我当时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点。我所想的就是别人在偷我的财富。当时我已经有了一颗强烈的“好货为我”的心。

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出于好奇，我让太监打开苻坚宫的一个仓库。门封很厚，至少一百年没开过了。只见一屋子大箱子堆到天花板，皮上盖着嘉庆年的印章。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我让太监打开一个，里面竟然全是非常精致珍贵的古董玉器之类的东西。后来，我发现这是甘龙最喜欢的稀有剧目。龙死后，嘉庆把他所有的宝贝和玩物都封了起来，填满了宫的许多大厅和仓库，我找到的只是其中之一。图书馆里有的摆满了彝族器皿，有的摆满了瓷器，有的摆满了名画，包括很多意大利人郎士宁为甘龙画的画。在养心堂后面的仓库里，我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宝箱”。据说这里也是甘龙存放珍贵物品的精致小件的仓库。这个百宝箱是紫檀木做的，看起来像普通的书箱，打开像楼梯。每个梯子都被分成几十个小方块，每个小方块里都装着同样的玩物，比如，一小瓶宋瓷，一寸半的名人手书四书，一个精雕细刻的牙球，一个刻有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诗画的瓜子，一枚古埃及钱币等等。在一个百宝箱里，有字画、石头、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一切都毫无准备，名叫白豹。小盒子有几百个，大盒子有几千个。我听说苻坚宫里有一种特制的紫檀炕。上面没有消息。每条新闻都包含着宝藏。我没看到这个东西。我只带了我自己找到的宝箱，大概四五十箱，去了养心堂。然后我想到了这个问题：我有多少宝藏？我能看到的，我带来了，还有多少看不到？整个图书馆的宝藏呢？有多少被偷了？派人去查一下靠谱吗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苦不堪言。

但是不算就做不到。不知道有多少东西，也不知道少了多少东西。庄士敦大师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大街的古董店开了很多新家。你从哪里得到那些古董的？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亲属开的

最后我接受了大师们的建议，决定去看看。这样，麻烦就更大了。

首先，盗窃案比较多。甚至玉清宫仓库的门锁也被砸碎，干青宫的后窗也被打开。事情越来越糟，我刚在养心堂买的大钻石不见了。为了追查盗窃案，太妃曾让荣誉室带侍从组织九个堂官的太监参加联审，甚至对他们进行处罚。但是无论是折磨还是过度奖励，都没有效果，也没有人承认。不仅如此，在清查苻坚宫之初，6月27日夜，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所有的存货和未清点的都烧光了。

火警最早是在紫禁城外发现的。东郊民巷意大利消防队的消防车开到故宫叫门，我还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来自各地的消防队彻夜将火扑灭。由此，苻坚宫周边的一大片区域，包括静宜轩、姚辉楼、吉云楼、碧林阁、妙莲华室、燕春阁、积翠阁、广生楼、宁惠楼、祥云阁等，被烧成了焦土。这里是清宫中存放宝物最多的地方。在这场大火中有多少东西被烧毁仍然是个谜。内务厅后来公布的一部分糊涂账中说，烧毁了2665尊金佛、1157幅字画、435件古董和数万册古籍。根据什么记述，只有上帝知道。

灭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故宫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而忙碌。除了灭火，你还在忙什么？可想而知。但故宫对这一切表示感谢。一个外国老婆自己上阵，在指挥中国的消防员时，手里的扇子洒了中国人的血。后来她托人给我看这把扇子以示勇敢，我在上面写了一首诗以示感谢。大火过去后，内务部除了用茶点广泛招待消防队员外，又支付了6万元作为“奖励”费。

这次要估算损失，先说被烧过和碰过的垃圾处理。当时我正在努力找一块空地建一个球场，约翰斯顿教我打网球。据他说，这是英国贵族城市的东西。这场火可以用于这个目的，所以我让内务处赶紧清理。当然，那堆灰烬里没有什么字画或古瓷之类的东西，但仍有大量的金银铜锡被烧毁。内务府叫北京金店的人来竞标，结果一家金店以50万元的价格中标。据说当时光是熔化就发现了一万七千多两的金币。内务府在金店捡了这些东西后，用剩下的骨灰装了很多麻袋，分发给内务府的人。后来内府的一个官员告诉我，他叔叔给了北京雍和宫和百林寺的每个寺庙两个金色的“曼荼罗”，每个直径一尺，高一尺，是用麻袋装的骨灰做的。

火灾的原因和损失的真相一样难以找到。但我怀疑是小偷故意放的火。几天后，我住的养心殿东院武夷斋的窗户上发现了火警。还好发现的早。就像一团浸泡在煤油里的棉花在燃烧，被发现了，并没有变成灾难。我的怀疑立刻又进了一步。我认为有人不仅放火毁了这条路，还谋杀了我。

事实上，盗窃纵火都是事实，大师们也没有回避，但我杀人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多疑的性格此时已经显露出来。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帝每天再忙也要看一页《圣训》。这个时候我特别佩服雍正的《批谕旨》。雍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守信的人是人，失信的人也是人，任何失信的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不，你不能利用人的能力。他曾在忠臣鄂尔泰的奏章上批道：“不敢信人，是用人之计。我从来不知道我怀疑或信任谁。”他还对人们说，“即使你经历了几件事，你也只能相信它们的过去。你应该关注他们的未来。如果你不信任他们，你永远不会改变。”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记得康熙的话：“如果你是一个高人，虽然你应该相信人，但你不应该相信人。“康熙特别说太监不可信任。他说：“古代宦官又少又好，所以一开始就要防着，要谨慎。“我们祖先的这些指示是通过这些火警引入我的思维的。

我决定遵照雍正帝的指示“为光明而查之”。我能想到的就是问问身边的小太监，或者自己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在太监家的窗外，发现他们在背后议论我，说我脾气越来越差。听到这种话我就更怀疑了。在武夷斋发现火警的那天晚上，我下到太监窗口偷听，只听到他们这样说：

“这火可能是皇帝自己放的！”

“太可怕了！”我回到养心殿东暖阁，心怦怦直跳。“他们犯了罪，他们想栽赃到我身上。太可怕了！”

这时，一桩命案刚刚发生。一个太监被指责有什么过错，被监工打了一顿。他对告密者怀恨在心。早上，线人还没起床，就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他把石灰洒在那人的脸上，弄瞎了他的眼睛，然后用刀捅了他的脸。凶手被从外面进来的人按住了，受伤的人被送到了医院。这时我想起很多太监都被我打过，连老师都劝过我很多次，也不赞成我打人的做法。可见挨打的太监们一定对我怀恨在心。他们会犯罪吗？想到这里，我甚至睡不着。从我寝宫外到宝霞，都有值班的太监打地铺睡着了。谁知道这里谁对我不好？他们惹我不是太容易了吗？我越想越害怕。为了“防微杜渐，慎之又慎”，我找了一根棍子放在床边，作为应付突发事件的武器。

从这一天起，棍子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床，但这不是办法。为了安全，也为了防止以后宦官偷盗，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们都赶走！我知道这一定是另一场风暴。如果我们不先对付我们的父亲，就没有成功的希望。我有了一个好主意，于是我叫人准备了一辆车，去北屋见“王子”。

不出我所料，父亲听了我的话后，立刻反对。因为是在他家里，他没法和内政部长以及老师们商量，口才更差，变得更加口吃。

“这这这怎么行，这这”

他费力地讲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理由，比如祖传的制度，这些人不会密谋很多年来说服他们。无论他怎么劝我，都只有一句话，说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改变。

“这个还得慢慢讨论。皇上会先回宫，过两天”

看着他的战术，我也拿出了我的法宝：

“如果太子不同意，我从今天起就不回宫了！”

他听到我的话，急得坐也不能站，挠头挠腮，在地上打转。他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桌子上的一瓶汽水也碰掉了他的袖子，砰的一声爆炸了。瞅他这副模样，我却不禁咯咯笑了起来，然后从容地打开桌上的一本书，假装决心不离开，同时语气坚定地说：

“王爷说好，我说好就走。”

父亲终于让步了。我赢了，并立即把它送到了内务部

成语典故《疑人偷斧》：古时候，有个乡下人丢了斧子，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了。于是，特别留心观察那孩子的一举一动。

没错，肯定是他！那孩子走路的样子，看人的神色，还有说话的表情，越看越像个小偷。

不久，这人到山上挖土，找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他上次砍柴时忘在山上了。

下山时，碰到邻居的儿子，他又留心看了看，咦？怪事，怎么神色、举止竟然没有一点小偷的模样了？

说明这则寓言说明，主观成见，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障碍。当人以成见去观察世界时，必然歪曲客观事物的原貌。

出自《列子· 说符》

永乐皇帝

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1411）三月十九日，刑部的官员向永乐皇帝面奏了这么一起案件：有一位民众（注意，不是士子），偷了一套《劝善书》，被判戍边并刺字。永乐皇帝问，字刺了没有？回说已经刺了。皇帝说，我经常告诫你们，要刺字的犯人，刑部官要亲自复审，毕竟是毁人一生的事。偷盗虽然不对，但偷的是《劝善书》，说明还是一心向善，就免了他的罪，再洗去他的刺字吧。

这条信息，后来的《国榷》《明通鉴》等简洁作风的编年体史书，也都采用了。但承袭的报道重点，显然是皇帝的仁心仁德，所以窃书者何地、何人，所偷何家，都没有交待。孔乙己偷何家的书，被吊着打，我每次看都觉得辛酸到要掉泪。但转念想，对于在人世间甚少快活的人来说，竟然连书也没得看，惨得跟在坟墓中也没差别了，还不如被打一顿。但永乐朝的这位窃书民众，未免也太惨了点。按《大明律》，刺字有规范，刺在右小臂上，“每字各方一寸五分，每画各阔一分五厘，上不过肘，下不过腕”。根据所犯的事，刺“偷官物”“偷官粮”“偷制书”“抢夺”等字样。规定刺右小臂，可能右撇子是主流，撸起袖子干活时方便被群众识破案底，不存在调档案等复杂程序。这样看来，刺字如永乐皇帝所说，真的是要毁人一辈子的。冒这样的风险窃得的书，是何等样子的呢？

《劝善书》是永乐仁孝徐皇后所编的劝世类书籍，共二十卷。永乐内府刻本，我们现在通过图书馆的线上古籍也都能看到。每卷前有“嘉言”，相当于引言或语录体导读，按“儒、释、道”分列。嘉言之后，是分则的短故事，佛、道的善恶报应，因果循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仁孝皇后相当于方志编撰体例的主修者，实际从事工作的另有其人，大多为东南一带文人，可考的有常熟、华亭、衢州等地。与《永乐大典》的编撰者多有重合，如林复真和夏宗文，前者是道士，从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时期起，就协同修撰《道藏》，精通道教典籍。后者则博通杂收、精通书法。但他们没有跟方志的撰者一样有署名权。《劝善书》一开始是颁给太子及诸亲王的，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去世后，才将此书大量印刷，颁给臣子及各地的府、县学。

也正因为是皇后御制、皇帝颁发的书籍，这位窃书者才会被判了重罪。按《大明律》，偷盗类的刑罚，盗皇家祭祀用品，盗圣旨、各衙门印信等算重罪，要判斩刑，其他一般也就是杖刑、徒刑。刺字算是一项加重惩罚的手段，适用于所盗财物较多，监守自盗等情节严重的。当时的初审法官，显然是将其按“盗制书”罪处理了。这条盗罪适用于：“盗圣旨，盗圣驾起马、起船符者判斩刑，盗官家文书者杖一百，刺字。”御制书籍，算不得圣旨，但好像又比官方文件重要，所以就取个中间值，判刺字再戍边。

从字面及制作意图看，《劝善书》相当于“精神文明指导”一类的书。但如果觉得这样的书肯定很无趣，这位民众真的是出于向善之心行窃，显然是有所误判。我们要相信群众的趣味判断，古往今来，有趣总是比正确更能诱惑人。

《劝善书》的文献来源庞杂，粗略统计了一下，有据可考的，大多出于《新唐书》以下至《元史》等正史，以及《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子部书。如果材料仅来源于这些常见书，虽说把故事搜集在一起也不容易，但终归是不稀奇了。这部书真正有趣的地方，是许多可考、不可考的集部或子部材料。比如第二卷里，写了一个明代当代的鬼故事，发生在翰林院检讨、国子监祭酒胡俨之兄，胡发女儿的未婚夫的身上。

首先，这样的叙事就很有意思，比“七舅姥爷的三外甥女”可绕多了。这个未婚夫名叫夏福，不爱学习，就将本府儒学放火烧了，破案后被押至南京凌迟处死。他母亲将其焚化后带回，并向道士请了护符，以免过江河遇到危险。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期待更惊悚的鬼故事，但没有。却说夏福的鬼魂安全回乡后，在城隍指派下，到家乡的一座庙里做了小官，主管溺水者。他天天抽空回家吃饭，喜欢劝客人喝酒，大家也都能看见他。一次有位邻居妇人把酒偷偷倒地上了，被夏福一通骂。后来被上级察觉，加强了岗位制，他也就不能常回家了。然后，故事就结束了。没有果报，没有怨念，没有说教。鬼也活泼俏皮，看起来就像政治不正确的轻喜剧，还会让人忘了前半段犯罪与判刑的惊悚。

但这个轻喜剧还是有主旨的，只不过被巧妙地隐藏起来了。一笔带过的道士护身符，就是故事的节眼。夏福能安全回乡，没有地狱果报，还有小小差事，能享受家庭欢乐，全赖有此，显然是某位道教人士执笔的本故事。故事的结尾，还有一个小小夹带，有人问夏福：“你曾去过胡家吗？”夏福说：“胡宅里有很多善神，我不敢进去的。”借鬼魂之口，表扬了胡氏家族的威望与亲善。

胡俨任国子监祭酒，预修《永乐大典》，不知他是否也参与修撰《劝善书》。《劝善书》成书于永乐三年初，故事发生在洪武二十七年，与修书时间相距不过十年，当时出版业不发达，时间距离如此近的一个故事，要从流传的书籍中得到，似乎不大可能。胡俨的个人著作里没有这种佚事的记载，可以理解为士不语怪力乱神的约束。但这个故事写他侄女的未婚夫，与他的关系很密切，极有可能，这是一个由他口述而来的故事。

这个可能是口述材料而来的故事，让我难免猜想，这书中好多未能查到出处的材料，是否也都有如此“田野”的来源。这些“田野”材料，往往比从书籍里来的那些更有意思，可能没有经过精细的意识形态加工，更具故事性的原汁原味。随手再拈一则来看，写的是兰溪地面的地方官家属，互相攀比穿戴，最后发生一系列生死攸关故事的悲喜剧，比《包法利夫人》还精彩些。这则故事被《万历金华府志》引用，后来的重修方志也一直沿用。

明代的出版业，到成化以后才开始兴盛，至嘉、隆、万时期，才达到私家刻书、坊刻书遍地的地步。永乐时期好多著名文人的集子，在当时都没有刊刻，大多在嘉靖之后才付刊。从方志材料来看，《劝善书》是各府、县学的基本藏书。《实录》说永乐五年曾颁给臣下一次，根据多地方志的记载，永乐十三年、永乐十五年曾有两次颁书，地域范围更广些，书目包括：《大诰》《大明律》《五伦书》《为善阴陟》《孝顺事实》《劝善书》等。

翻看康熙、乾隆年间所修的方志，好多县学的藏书，只有永乐年间颁下的这些书，甚至连一部史书也没有。稍好一些的县，有官员自行添置的，但一般也就几部史书，再加一两部理学家的文集。这其中，上海嘉定的县学藏书，仿佛就是沙漠里的一朵奇葩。据《万历嘉定县志》，这个县学的藏书，除了永乐朝颁的这些书外，正史也全部齐备。万历十九年，乡贤、礼部尚书徐学谟添置了以下：《何大复集》《历代名画记》《丹铅余录》《丹铅总录》《老子解》《世庙识余录》等，显然他爱好文艺以及道家，并且把当代史也收罗进来。

万历三十一年，知县韩浚增入《宪章集》《惕若斋集》《问辨牍》《续问辨牍》等。不用说，这是位理学中人，很可能是管志道的门徒。同一年，教谕王善继增入《尔雅注疏》《道德经》《冲虚真经》《杨子法言》等，这位教谕不但与知县学术旨趣迥异，而且还有分庭抗礼，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意识。相比那些只有几本藏书的北方县学而言，当时的嘉定，算得上是学术与文化多元化的标杆了。那位窃书者，要是生活在万历年间的嘉定，也断不会冒险去偷《劝善书》了。

叶盛

（1420-1470）

在《书草堂诗余后》里写，在他小时候，他叔父与客人在家一起读《劝善书》（类似今天的读书会吧），他也站旁边听了一些。后来有一次，讲到某事不知在哪一卷，他就提供记忆说是在哪一卷哪一板。翻出来一看，果然对，一时被称叹有加

（《竹堂稿》）

可见《劝善书》内容的丰富，用来开个读书会，展开思想史、社会生活史、民俗学之类的探讨，还是足足有余的。由于其中的释、道内容，民间口耳相传间，可能是当故事书看的，而这种阅读体验，与此书的官方神圣象征之间，并不统一，所以才有了窃书与重判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