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相关古籍有此两句，仔细找了一下，发现存在于一篇高考作文中，位于末句，写的是岳武穆。学识有限，未敢妄下定论来源何处，请答主谨慎采纳。

             万古千秋名不朽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扩，凤楼龙阁。而到今，风尘恶，兵安在？民安在？”往日强盛的帝国早已不复存在，而今，大宋江山不断落入金人之手，腐朽的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于是，你忍痛刺下“精忠报国”四字，誓将贞节报国耻！“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

那一天，应是风云变色，江翻浪涌。千古一将横空出世，一个汤阴少年骁勇善战，如天马行空横扫沙场，所向披靡。更坚定了那一腔“精忠报国”的奋不顾身，更坚定了那“收拾旧河山”的矢志不移！一身转战三千里，呕心沥血建奇功！

在皇帝送你过江，出击金国之时，你当众立誓：“不收失地，飞誓不过江！”果然，“憾山易，憾岳家军难！”岳家军所到之处，无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尽歼金兵主力！为“直捣黄龙迎二圣”，你又以扭转乾坤之力，力挽狂澜，收复失地无数！终于，你凯旋而归。

你的功名如日中天，却引起了某些人的猜忌。你的弟弟被杀害了，你没有没被仇恨冲昏头脑，博大的胸怀包容了一切，你对那人说：“吾不杀汝，汝乃好汉也！好汉之力不在吾之下，我等应当连成一气共抵外辱，逐金人，收失地，报国耻！”你的博大胸怀感动了众多将士，从此，他们随你转战南北三十多年，荣辱与共，不弃不离。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当你一鼓作气收朱仙，直捣黄龙之际，十二道金牌连续从天而降，挡住了你征战的脚步。可是，胜利就在眼前，随手可夺而已，只是自古以来忠义两难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胜利与忠诚之间该如何取舍？无奈之下，你只好放弃胜利，班师回朝。“抚琴吟唱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你视功名利禄如尘土，所以每当行功论赏之时，你总是默默地站到最后，微笑着摆摆手，推辞道：“这些功劳都是靠众多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我岳飞何功之有？”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汤阴少年到一个令金人闻风丧胆的抗金名将，风也行走，雨也跋涉，这一路走来，一走就是三十多年。那一杆随你转战南北的红缨，曾有幸陪伴你走过一个又一个征程。。。。。。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然而自古忠臣帝王疑，在皇帝猜忌中，奸臣当道，胸中虽有雄兵百万，壮志满酬竟成了空谈，尽尝壮志未酬的锥心之痛！南宋政治腐败，皇帝荒*无能，听信卖国贼秦桧之言一心议和，且金兀术又欲将你除之而后快，抛出“必杀岳飞而后和”之言。于是，他们将“莫须有”强加在你身上，此时纵使你胸中有日月，也只能承受回天乏术的莫大悲痛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臣。万古千秋名不朽，精忠报国未敢忘！

1、论语读后感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古人了）。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性情。 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无限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性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就打破了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为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得到世人的尊敬了。他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一种乐观。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这个是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去接容包纳世间万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

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一位具备着各种谋生技能、又具备着对于生命意义有深隧洞见的哲学家及教育家。他一方面具备着各种礼、乐、射、御、书、数的专业知识，又具备着经营管理政治的理念，又对教育的目标有着明确的方向指引，因着他的众多的知能，他成为中国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教育家，他的许多谋生技能的知能细节固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的人生智能的谈话却成了绵延两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智能宝典，当我们阅读吟咏他的话语之时，每一句话都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智能中找到自己生命的目标。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2、《大学》读后感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 “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一个人没有 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 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 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

大雁南飞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协作、互相鼓励、直至实现共赢的过程。它们总是喜欢排成“人”字飞行，在这种结构中，每只大雁翅膀的扇动都会给紧随其后的同伴增添一股向上的力量，支持它们顺利完成长途旅行。

有人这样总结说：一个团队的生命力，不是技术，不是人才，不是资金，而是共同的信念和团结一致的步调。要做像白求恩一平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这个集体中来的。这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机遇，一种在履行管理职责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机遇。 而集体是我们每个人施展才能和抱负的舞台，是走向成功的载体，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能自觉地把个人 融入集体这个大家庭里，与之同喜同乐，无私奉献，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身体力行去实践。按照日常对自己的反思以及改正计划，要毫不迟疑地付诸于行动，把自己对做人的点滴领悟，迅速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在运用 中学习，在实践中体会，相信一定会有明显的收获。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人生最大的 错误是自弃；人生最大的法宝是精进；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人生最大的罪过是自欺欺人。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团结携手建设我们的美好明天！

3、《中庸》读后感

这个学期，读了《中庸》，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中庸》，首先是我们《中国文化概论》课老师推荐的书目；其次，我们国学社本学期的晨读选材也是《中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一直知道《中庸》，想读而又没读。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写的经典文本，或者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被收录在《小戴礼记》中，后来独立成一书，南宋朱熹又将其分成三十三章。

初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容易理解。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照通篇。这句话是一个垂示，犹如凤鸟衔至黄帝窗前的“五始之文”（《春秋保乾图》称：黄帝坐于扈阁，凤凰衔书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焉），乃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书中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道，促成中和。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息。“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能得之。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贪”字。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4、《荀子》读后感

《荀子》全书三十二篇，而以《劝学》为首，非常符合修道的次第。《劝学》又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篇。学习是贯穿修道始终的。没有正确的见地只能是盲修瞎炼。然而学习又得先有目标。应该“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方向。这种圣贤教育与功利教育的区别就是“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劝学》这篇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了明心见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德才能明道。但德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谓之性德。然而仅有性德是不行的。因为众生的性德被无明给蒙蔽了，无法显示其光明清净的妙用，反而显示出污浊的身心世界，令众生枉受轮转六道的痛苦。

只有依靠修德才能使性德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修德就是积善，积善即是明道的资粮。善法有世出世间的不同。这种不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行者自己的心志之强弱。所以即使儒家的道，也并不是局限世间的，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儒家之道行之极处也是可以出世的。当然，在一切出世法中，佛教是最为高超圆满的。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绝非凡夫之境界。众生本来是神而明之的，之所以会变成愚昧，实在是性德被障碍的缘故。因为修德而显出性德，神明不过是性德之用而已，荀子知晓其是自得，非从外来。“圣心备焉”，圣心即是真心，“备”者恢复也，去妄显真。荀子所在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但绝不可说中国即无悟道者，佛经亦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荀子可谓无师自悟，但其之所以能够悟道还是因为其修学暗合道妙。宣化上人曰成就之后，荀子再谈到了其境界“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天地间纯是一片光明，由此可知荀子的证量一二。最后荀子以“君子贵其全也”作结，勉励后学勿得少为足，当勤精进。

5、《老子》读后感

《老子》又称作《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的老聃所作。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反对。

一、老子对道、德的理解。

老子把天地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道的作用，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就在于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

在老子看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的东西。道，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并且在本质上道是不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它，我们也很难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老子对“道”的称谓也有很多，包括“无”、“朴”、“一”等。道是一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泉。“道”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变迁的过程中。“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力量、事物、原理之相互转化。

在“有”、“无”这两个概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无”的外表的形容。

二、老子宇宙事物的变化的看法。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常”具有普遍永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而从常道内除的“德”，可以称为“常德”。而称道为“无”，就又可以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老子认为“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的行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知常”指的是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意而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

而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当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的相反方向发展。老子称为“反”或“复”。所以老子才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样的论述。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对“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在为人处世方面，“不盈”、“不争”的思想，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解有一定的作用。

6、《离骚》读后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高度艺术性的抒情杰作，它奠定了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传统的基石，被后世视为浪漫主义的源头。受楚地巫文化传统的影响，屈原凭借其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以其波诡云谲、变化莫测的神来之笔，将神话传说中的云龙凤鸟、神女天帝，自然界中的香草佳木与现世人间的坎坷际遇糅合错综在一起，在幻想与现实的水乳交融中，创造了一个奇伟瑰丽，迷离缤纷，高远玄邈的艺术世界。

浪漫幻境中的求索既是屈原内心冲突、苦闷的象征，也是他坚贞执着的顽强人格的展现。对国家真挚深沉的爱和对自我高洁人格的坚持，使屈原始终坚守理想，生死以之，最终以死殉志。而由其心血凝成的《离骚》，也因此塑造了一个光照千古的不朽人格，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格的形成。

六朝时人刘勰曾有「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评论，如其所言，《离骚》最震撼人心的就是诗人屈原自我崇高人格的充分展现，这是屈原之前的诗作中所没有的。

透过《离骚》，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披兰佩蕙，芳洁清峻的美好形象和刚直不阿，忠贞执着的伟大人格。面对现实的污浊险恶，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前途的艰险和命运的多舛，但他不愿屈心抑志，宁愿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九死而未悔。诗人将自然界和神话传说中的花鸟草树随手拈来，妙笔点染，赋予其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如用佩饰兰蕙表现自己的高洁志趣，用香草美人象征明君，用善鸟芳草代表贤臣，而与之对立的萧艾恶禽则象征谗佞小人，由此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全诗都充溢着精采绝艳、绚烂芬芳的审美意境，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屈原一心要兴国图强，实现美政，但却蒙冤被谮，眼看自己被楚王疏远，排挤出政治舞台，满腔的爱国抱负即将化为泡影，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忧愁、悲苦和愤慨，「发愤以抒情」，于是便有了《离骚》这篇震古烁今的不朽诗篇。

7、《逍遥游》读后感

一、“逍遥游”——人在天地自然中的精神漫游

人教版第四册所选《逍遥游》为《庄子》一书的首篇，主旨是讲人生的境界。在庄子看来，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人生在世能作“逍遥游”。那么，什么是“逍遥游”呢？

先说“逍遥”的语义。在《庄子》一书中，“逍遥”一词的含义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或内心状态。《庄子》一书中，多次使用到“逍遥”一词，有时单独使用，有时和“彷徨”一词对举使用，但词义始终不变。如“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故 “逍遥”的本质是指一个人自由自在、任性适意的人生状态。

其次说“游”。“游”作为人的主体活动，既可指向人的精神，也可指向人的肉体。《庄子》一书在使用这个词时也兼有这两个词义。但庄子哲学是谈人的精神自由的，他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活动，是要从人的精神自由中寻找人生的出路。故《庄子》中使用“游”一词时，多数情况下是指向人的精神活动，是指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漫游”。

“逍遥游”中的“游”也是如此。“游”是心游，是让心游于“无限时空”中的精神漫游，是让心同“道”、“造物者”、天地自然进行的交游、交往，也就是《庄子。天下》中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泰然状态，从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安宁。这样的“游”才“逍遥”。

二、“至人”“神人”“圣人”——精神自由的“逍遥”者庄子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是“道”论。庄子认为，“道”生天地万物，“道”使天地万物生灭流变，无穷无尽。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也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这个“道”运行的结果，也是这个“道”的具体表现，这叫“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道”的本质特征就是自自然然，无为无不为，无目的又合目的。人类是顺“道”而生的，所以人的生存，在本质上亦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甚或无生命的天地日月一样，本属自然，无目的又合目的，无所为又是自然天成的。

在《庄子》一书中，“真人”也被称作“至人”“神人”“圣人”。因为“真人”是依乎天道、顺乎人性自然地活着，达到了至道至性的境地，故庄子又称其为“至人”：“真人”在人世间顺性自然，无为无不为，超凡脱俗，故庄子也称其为“神人”：“真人”是领受了天道自然之精髓的人，在世间生活已无所不通，《说文解字》说：“圣者，通也”，故庄子还把“真人”称作“圣人”。《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者名殊而实指为一。“无己”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无名”“无功”同样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这三种状态都是人在体道自然中无为无不为的泰然人生。唯其如此，“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无所待”，才能在人生中作“逍遥游”。

8、《秋水》读后感

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主张道家学派思想的代表之一。他写的文章比较浪漫，也非常大气。下面我就谈一谈学习了他其中一篇著作《秋水》后的一些感悟。 文中的涵义主要是在说明我们人应该以何种心态去处事的道理，即作为人不能怀有“自高自傲”、“贡高我慢”不利的心态。在《秋水》中也有很多句子可以和现在生活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做对比。例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善为尽在已”。这句话的含义即：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水势很大，以为天下所有的水全都是流向黄河的，于是自己就非常得意，而导致河伯产生傲慢之心。 其实，这就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情况相同，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事。当一个人成就了一点事业，或得了一些什么小名利，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夸大自己的功劳，一自我为中心，然而轻视他人，这正是因为他还没有在外界碰见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所以才会在界内自高自傲。假如哪天让他到外界去出差或辩论问答，遇见比自己更高一层的人，这个时候就会认为自己还不如他人，所以说我们人，在还没有亲自接触到界外之事时，就不能以为自己很伟大。因为你一旦看见别人比你更厉害、比你更强大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微不足道。我们应该保持“中道”，不能被名利之事所牵引，否则你将会被比你更有见识的人讥笑轻视。我们只有在“中道”的界线上，才能获得更好的学修。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僧，对于一个邪知邪见深的人，我们不能急于马上给他讲佛法之奥妙，因为这种正知正见可能会令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会认为我们也是魔，令他生气毁谤，这只能等他的因缘成熟了，能够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再去引导他也不迟，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引导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必须观察对方的根机是深、是浅，并且要看他对我们所说的法是否应机，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庄子的《秋水》让我看到了大智大美，道理与思想的引发，也使我的人生能够渐渐趋向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

9、《归园田居》有感

好友金铭曾一再推崇，干国祥先生新近上的《归园田居》是其所听过的课当中最好的，此课好到什么程度？用金铭自己的话来说，“课后一小时没有说一句话，当天中饭都没有吃”——因为一直沉浸在课带给他的震撼中。金铭读课多矣，一般的课自是难以让他有如此的感触，此课一定有其独特之处，我想。于是从金铭处拷贝干先生的课，等心静下来了，再虔诚地打开聆听。

长假的最后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安排用过早餐，先做起了预习功夫：找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始研读，试着对诗有自己的“前见”。诗不深 ，很好懂。如何让初二年级的孩子理解此诗的意蕴，这想必是学习此诗的难点，干国祥先生是如何带领孩子们走进陶渊明的诗歌境界的呢？带着这个悬念，我开始了观课。

课的前半部分，干老师由交代背景开始，将《归园田居（其一）》做了解读，让学生明白陶渊明归隐山林的缘由——为了挣脱羁绊心灵的藩篱，回到大自然中，做心灵的主人。接下来释词，梳句，朗读。经过了20分钟的稍嫌平淡课堂之后，精彩开始了。干国祥先生设置了好几层冲突，让看起来有些平淡的课堂，有了波澜。

“这首诗写的是不是一个农民的勤劳生活？”（大意）这一问，将孩子们的认识提升了一层，因为对于孩子来说，这首诗很容易被误读成歌颂农民的勤劳生活。干老师抓住关键词句，让孩子们明白了，诗所描述的是一个厌倦官场渴望回到大自然的士大夫回归田园的情形。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本课最为关键的一问：“那么，我问同学们，你赞成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吗？这样的诗在今天学，有着怎样的意义？”妙哉！此问直接击中了要害。是啊，在今天，我们学习《归园田居》，究竟有什么意义？干老师不愧为高手，他借助一个八卦图，让孩子们充分选择。并讨论。学生开始积极思维，有说学这首诗没有多大意义的，有说有意义的。经过师生的讨论，孩子们达成了“临时性共识”——陶渊明那种不为世俗生活沾染，追求心灵自由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在此基础上，干老师提到了美国的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然后总结出他们的精神境界：清洁思想，朴素生活，后来干国祥先生还“以己证诗”将课推向高潮。课看到此处，我不禁拍案叫绝！

《瓦尔登湖》一书，是我近日正在重读的一书。读完梭罗的美丽文字，一股清凉的湖水仿佛汇入心间，澄澈见底，将心境荡涤得如一泓秋水，不染纤尘。梭罗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

听了干国祥先生的《归园田居》，回想《瓦尔登湖》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风景，我不由沉思：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里，人类现代文明改造和穿越自然环境之前，是否也该多一些自省与自察？每一个身处繁华都市忙碌在名利场的行色匆匆的人，是否也该多一些追问和反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园田居》和《瓦尔登湖》一样，既是属于文学家的，也是属于每个人的，既是属于古代的又是属于现代的。

读一读《归园田居》、《瓦尔登湖》，让身体与豆苗野草亲密接触，让心沾灵染一点湖水的静谧清凉，多一分恬淡与洒脱，少一分浮躁与喧嚣，这不是追逐时髦故作风雅，而是回归自我的必然。

如果人间多几处瓦尔登湖，多几个陶渊明式的“田园”，人类就会多一个安谧宁静的后花园。

10、《念奴娇》感想

苏轼的词，不论内容和形式，都不那么拘于一格。有时放笔直书，便成为"曲子中缚不住"的"句读不葺之诗"；有些从内容看也颇为平凡。正如泥沙俱下的长江大河，不是一道清澈流水。但正因如此，才能显出江河的宏大气势。人们可以如此这般地挑剔它，却总是无法否定它。

苏轼这首《念奴娇》，无疑是宋词中有数之作。立足点如此之高，写历史人物又如此精妙，不但词坛罕见，在诗国也是不可多得的。

他一下笔就高视阔步，气势沈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细想万千年来，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英雄人物，他们何尝不煌赫一时，俨然是时代的骄子。谁不赞叹他们的豪杰风流，谁不仰望他们的姿容风采！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随着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如今回头一看，那些"风流人物"当年的业绩，好象给长江浪花不断淘洗，逐步淡漠，逐步褪色，终于，变成历史的陈迹了。

"浪淘尽"——真是既有形象，更能传神。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一开头就抓住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度凝炼地写出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真是"高屋建瓴"，先声夺人。令人不能不惊叹。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上面已泛指"风流人物"，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三国周郎"作为一篇的主脑，文章就由此生发开去。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是现场写景，必不可少。一句说，乱石象崩坠的云；一句说，惊涛象要把堤岸撕裂；由于乱石和惊涛搏斗，无数浪花卷成了无数的雪堆，忽起忽落，此隐彼现，蔚为壮观。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如画"是从眼前景色得出的结论。江山如此秀美，人物又是一时俊杰之士。这长江，这赤壁，岂能不引起人们怀古的幽情？于是，由此便逗引出下面一大段感情的抒发了。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作者在这里单独提出周瑜来，作为此地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是关键性人物，更含有艺术剪裁的需要在内。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于是只好旷达一番。反正，过去"如梦"，现在也是"如梦"，还是拿起酒杯，向江上明月浇奠，表示对它的敬意，也就算了。这里用"如梦"，正好回应开头的"浪淘尽"。因为风流人物不过是"浪淘尽"，人间也不过"如梦"。又何必不旷达，又何必过分执着呢！这是苏轼思想上长期潜伏着的、同现实世界表现离心倾向的一道暗流。阶级的局限如此，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无法避免而不时搏动着。

词坛的新天地就是通过这些创作实践，逐步发展并且扩大其领域的。苏轼这首《念奴娇》，正是一个卓越的开头。至今为止，仍然象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道上。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轶事典故有：

一、折叠葛巾漉酒：陶渊明正在酿酒。郡将前来探望。适值酒熟，陶渊明顺手取下头上葛巾漉酒，漉完之后，仍将葛巾罩在头上，然后接待他。

二、折叠无弦琴：陶渊明有一张不加装饰的琴，这琴没有琴弦，每逢饮酒聚会的时候，便抚弄一番，来表达其中意趣。

三、折叠白衣送酒：王弘做江州刺史的时候，重阳节这天，陶渊明没有酒喝，就在东篱采了一把菊花，又坐在东篱旁边。过了一会，陶渊明望见一个穿白衣的人过来了，原来是刺史王弘给他送酒来了。渊明当即小酌一番，大醉而归。

四、折叠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陶渊明的彭泽当县令。在那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坏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 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五、折叠量革履：陶渊明没有鞋子，王弘吩咐下的人帮他做鞋子。手下的人请示他陶渊明脚的大小，陶渊明便坐下来伸出脚让他们测量。

六、折叠颜公付酒钱：颜延之在当刘柳后军功曹这个官职时，曾经在寻阳和陶潜交情很好。后来颜延之在始安郡这个地方当官，在经过陶潜住的地方时，便天天去陶潜家。要走的时候，颜延之留下二万钱给陶潜，陶潜全部把钱送到酒家，以便以后去拿酒方便些。无论贵贱人等，去造访陶潜，他有酒的时候便设酒宴一起饮酒，如果陶潜先喝醉，他就跟客人说：“我喝醉了，想去睡觉啦，你可以回去了。”他的真率性情就是这样。

七、折叠我醉欲眠卿可去：不论贵贱，只要有人拜访陶渊明，只要他有酒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名潜，或名渊明。一说晋世名渊明，字元亮，入刘宋后改名潜。唐人避唐高祖讳，称陶深明或陶泉明。自号五柳先生[1]，私谥靖节先生（陶征士诔）。浔阳柴桑（今在江西九江西南）人。晋代文学家。以清新自然的诗文著称于世。

[编辑] 生平

陶渊明出身没落的官宦家庭，曾祖陶侃仕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长沙郡公。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早年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及彭泽县令等职，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家，从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起隐居不仕。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病故。归田的这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陶渊明逝后，其生前好友颜延年为其作诔文《陶征士诔》。陶渊明有五子陶俨，陶俟，陶份，陶佚，陶佟。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田园生活是陶诗的重要题材，因此后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为《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和谐美好，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社会。使得桃花源与乌托邦齐名，都代表了一个美好的幻想。在今江西省九江县马回岭镇存有清代重建的陶渊明墓。

影响与评价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2]。《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3]。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编辑] 传世作品

梁昭明太子萧统搜求陶渊明遗世作品，编为《陶渊明集》七卷录一卷，并为之作传[4]、序[5]。

[编辑] 诗

四言诗：《停云》、《时运》、《荣木》《劝农》、《归鸟》等。 

五言诗：《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获早稻》、《怀古田舍》、《桃花源》并序 （序被通称为《桃花源记》）、《饮酒》二十首并序、《止酒》、《责子》、《述酒》、《蜡日》、《杂诗》十二首、《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十三首、《挽歌诗》三首等。 

[编辑] 辞赋

《感士不遇赋》并序、《闲情赋》、《归去来辞》并序。

[编辑] 文

《五柳先生传》、《晋古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与子俨等疏》、《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员文》、《自祭文》。

[编辑] 伪托

成书于南朝的志怪小说《捜神后记》十卷旧题为陶潜撰。鲁迅认为“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6]。 

北齐阳休之编陶潜集十卷中收入《五孝传》、《四八目》。纪晓岚《四库全书提要》指出《五孝传》、《四八目》是伪托。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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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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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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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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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