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谷”仅两见的地名外。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这个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魄）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离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郭等四堂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时，殊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离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一“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当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张口咬人，不伤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当民抓到龟后，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离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此意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光柱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

《齐语论》能够改变历史，学术上也能拥有新的理论，可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讲起，2011年3月有关部门接到消息，疑似古代大型古墓被盗。古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接到消息后，考古专家立刻前去确认。经过勘查，确认下面的确有一个古墓。在各项工作准备完成之后，2015年顺利展开考古工作，命名为海昏侯墓。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进行勘探，电子全站仪，GPS定位等。专家考察的时间很长，所以这座古墓的信息也相对齐全。

庆幸的是这座墓被发现以前还发生过一次地震，导致这座墓一直被水覆盖，这样隔绝了大多细菌，很多东西还比较完整。这座墓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墓，出土文物最多，也入选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墓中的财物也超出了专家的预料，出土了很多竹简。这些竹简为研究当时汉代的社会和民俗提供了很好的历史依据。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可以改写历史的东西，就是齐语论。提起齐语论，大家有一点陌生，它是论语的另外一个版本。

曾经在甘肃出土过一些竹简，有人就说上面写的是齐语论，但没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后来海昏侯墓当中又发现了类似的竹简，上面写着论语齐论，大家才恍然大悟，发现这是论语的另外一个版本。要知道，论语可是消失了1800多年，现在这个文化古籍终于又浮现在人们眼前。

考古学家在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这些古籍中曾记载着一些私人书信、医书等等。但是这些考古学家却并没有把这个书籍中的内容向外公布，因为上面也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并且不少学者也对这种信息有争议。

要知道在罗布泊最有名的就是楼兰古城。楼兰古城在公元前630年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消失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是非常神秘的古城。在上个世纪探险家发现了他的遗址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产生了探索的兴趣。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家也专门感到了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个人书信，也有医书等等。虽然当时发现的这些古籍与平常所见到的竹简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却要比其他的竹简多得多。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

在考古学家进行查看的过程中，发现了永康三的字样。要知道现如今这些学者一直对这个有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个名号根本就是不存在，是别人虚构的。还有人认为其实这个名号是当时君主篡改的。至于当时这个名号是否真实存在，现如今也没有学者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

因为这部古书中记载的内容并没有其他古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所以专家也没有把握判断古书记载的真实性。由于没有一个有利的证据进行佐证，并且上面记录的内容也非常的深奥，所以专家根本就不敢把其中的内容向外界宣布出来。当然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在楼兰遗址中发现了非常多的文物。这些文物也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加深入的研究楼兰历史。

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梁元帝焚书

梁元帝(508～554)萧绎，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5万南下攻梁。10月，魏军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卷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焚书之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皇帝焚书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l万卷之多。可见，乾隆朝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焚书事件。

2016年的新闻 失传1200的佛经现身南博

今天，记者在南京专物院见到了那部世界上唯一的一部《佛说三十七品经》。

那部经书是用手钞缮在一张纸上的，长度超越2米，宽度仅为20余厘米，字体为隶书，每个字只要指甲盖大小，字数仅只数千。抄经的纸张已残破，经文上借有涂改战补充的小字。据南专保管部主任凌波介绍，那部经是南专前身中心专物院于1942年在甘肃敦煌购得，那时只要一页纸，收藏后才停止拆裱。由于没有更多的记载，因此不知道那部佛经收自何人。

那部经书圆才入选国度级珍密古籍名录，而且是由佛教典籍战敦煌遗书评选组组长、上海师范大年夜教传授圆广锠面名入选的。

圆传授在担任采访时陈述记者，起码从南北晨期间起，那部经书便被以为是得传了。当然南专1978年编写的《一级藏品目录》中挂号那部佛经是北魏期间的，但圆广锠肯定地说：“是东晋期间的——纸张是东晋的白麻纸，字体隶书，写经的标准、界栏等集团气势即是东晋的。全世界5万件敦煌写经我亲眼看过3万卷，北魏期间的写经气势与此差别。”敦煌写经大年夜部份是唐朝的，因此，东晋期间的写经便显得非分格外贵重。

那部经书没有留下任何题记，无从断定抄经者的身份。圆传授说，抄经者多是战尚或居士，那时抄经有两种渠讲，一种是寺庙让写经僧或雇佣人往写经，写好后由寺庙收藏；一种是由写经展雇人写好后，送到寺庙或出售给信徒。

据相识，敦煌藏经洞内所藏文物时候跨度为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初。专家以为,南专的那部佛经,属于敦煌藏经洞内时代最早的那批佛经；根据目提高行的全世界敦煌遗书查询造访，全世界仅此一份《佛说三十七品经》，其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战笔墨价值极为贵重。（信息前导发轫：新华日报）

得传1200年佛经现身南专

中国佛教消息网讯　千余年往，那部经书只要目录存世，但其内容无人知晓，曲至旧年底，那部经书才在南专库房内被确认。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