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治的产生和实施影响较大的莫过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背景。笔者通过参加我市贯彻党的十七精神和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培训班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进一步坚定了正确的法治理念，提高了思想认识，厘清了中西方法治的本质区别，从源头和“老根”上弄清了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模式的原因和道理，为今后正确履行职责，坚定不移地做富民强市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打下了一定基础。下面我就从中西方神话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法治作一粗浅阐述。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存在着中西方两类不同的神话故事，即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他们分别都对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发展几乎起到了本源的影响。古代希腊神话与古代中国神话是在世界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两种神话。古希腊神话是古代神话作为审美艺术的最高典范。古代中国神话是神话历史走向的最特殊表现。它们不但分别以高度的艺术化和特殊的历史化在神话学中占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对以后两种(中、西)文化的不同发展和趋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神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三皇五帝的世系神话。这类是作为民间故事以口头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已经将其人物神化。另一类是道教神话，以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为主。此两类神话，后者较前者流传的更为广泛。

希腊神话是以“奥林匹克神系”为主干，是人类认识自身家族体系的具体翻版。而中国神话中的人物都是单体，不存在如希腊神话中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的关系。正因为有这种不同，又产生了两种神祗不同诞生的方法。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希腊神话，便会发现除第一位神地神盖娅是从混沌中产生，其他所有的神的产生都是神与神或神与人的结合。但是，只有神与神的后代才可能而且必定是神，而神与凡人的后代，则属于半人半神的状态，只可能成为尘世间的英雄。如宙斯与天后赫拉的儿子是战神阿瑞斯，宙斯与阿耳戈斯公主达那厄的儿子帕耳修斯只是人类英雄。

与希腊神话相比，中国神话中神的诞生就多样化了。第一种，便是和希腊神话中神的概念大致相同的血统概念的神。不过这种神比较少，多出现在三皇五帝的世系中。第二种便是死后被册封的神。在这一点上，中国神话便与希腊神话大不相同了，即使是凡人，只要天帝册封一样能够成为神。至于像妖、精、怪这些被册封为神的，更是数不胜数。在希腊神话中这些凡人、妖、精、怪至多成为天空中的星星，这是八十八星座的由来。第三种则是凡人、妖、精、怪修成正果，列入仙班，成为神。后两种方法是成神的主要途径，也常见于神话故事，如《封神演义》中三百六十五位被册封为神，其中就有生前和生后两种。最后一种是服药，像嫦娥服药后升入月宫。

在对于神的分类中，两种神话又有了区别。在希腊神话中，神祗主要以出生与司职，一般与宙斯有关的神能得到较高的地位。如：农神得墨忒耳，灶神赫思提亚在神话中并不太重要，但由于是宙斯的姐姐被列为十二主神之一。其他，则主要是司职的不同产生的地位高低。在中国神话中，神可分三类：天神、地神、冥神。一般以天神最高，冥神最低。天神主要指常居天界的神，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地神或更应该说是散神，居于人界，如八仙等；冥神自然是指阎罗王等在地狱供职的神。如果仔细比较的话，中希神话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的位置都是靠武力夺来的，而且多半是儿子夺取父亲的位置，克洛诺斯杀了乌拉诺斯，宙斯杀了克洛诺斯。而在中国神话中，天帝这个位置相对稳定，鲜有天帝更替的情况发生，即使以懦弱无能出名的玉皇大帝也一直在天帝的位置上坐得好好的，不曾发生叛变。又比如希腊神话中神祗的宝物多是物，剑、三叉戟、雷鞭等，而中国神话中多是活物。繁此种种，数不胜数，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

由此可以看出，中希两种神话本质的区别在于具有相对性：即中国的神祗具有的是神性；希腊的神祗具有的是人性。中国的神更理性；希腊神的更感性。希腊的神是人；中国的神是神。希腊的神可以打不过人；中国人别说能打过神，连魔也打不过。希腊的神会犯错误；中国的神不会犯错误，白璧无瑕。希腊的神有七情六欲，如宙斯也养“二奶”，他常常背着赫拉与其他女性相会，并有一大堆的私生子女，甚至有时还把自己不合意的儿女吃掉；中国的神没有情欲，不结婚，更不会生子。希腊的神争风吃醋、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等等，大凡人所能干的坏事，神也能干，好似一群“流氓无赖”；中国的神是正义的化身，一旦有心做坏事或做了坏事便是魔，已经入魔道，所以神仍是正义的。

神话是文化的反映，同时又对以后文化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希两种不同神话的不知不觉流传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即中国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天人对立。在皇帝演化为天子，是天神，在西方国王却是人，即使是神，也与中国伟大崇高的神含义相差万里。由于西方的神很“赖”，会犯错误，所以西方的国王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中国的神很“正”，所以中国的皇帝不会犯错误，以致中国的皇帝是万岁，臣民见了得下跪。西方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别说是财产，连人都是皇帝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地之滨莫非王臣”。尼采可以说：“上帝死了!”，而古代中国却神神不息，造神不止。

社会是文化的延续。 西方文化在其神话影响下，体现出来的社会是个体的放纵和个性的张扬，这在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的标志性“品牌”----文艺复兴运动中体现得更为明确。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而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个体服从集体以及“甘心情愿“地接受个性的压抑。因此，反映在法治上，西方是重民法而轻刑法，中国却是重刑法轻民法。同时，又由于中国“天人合一”和西方“天人对立”的不同文化理念，西方法治在限止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上多有笔墨，潜在的意识是，西方的诸神还会犯错误呢，何况人呢？而古代中国的皇帝就是天子，神的化身。中国的神又是无所不能、普度众生、从不犯错的正义符号，所以，中国法制在保护“皇权”、整治黎民百姓上多有规制。

还有一个不同的理念是：西方是人性本恶，人一出生就有罪，即“原罪”之说；而中国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一出生就为善添了“香火”。所以，西方要用法来扼制人的恶，人要在法的规制里进行赎罪。中国却要扬善，人只是在礼制和道德的范围内修炼“成仙”。遇到纠纷和难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乞求圣君明断，人治当先，而一般不诉诸于法律。“打官司”在古代中国被认为是很丑的事，只有是迫于无奈、“走投无路”时才不得不为之。在这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下，于是便出现了两种相反途径的法治现象：西方的法律渊源多来自由下而上、由散集中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西方是由民众的自觉维护权利需求来推动法治的实施。而中国的法律渊源多来自由上而下、由集中向民间的实施过程。大多是以维护统治者需要，由统治者自上而下来推行的。这大概就是中国法制形成的文化底蕴吧。

当然，笔者论述了这么多的中国与西方神话文化不同导致法治不同的目的，不是说中国不宜实行法治而实行人治，恰恰相反，中国必须实行法治，而且非得实行法治不可。其意思是说，一种法治制度和法治模式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公布实行。而一种文化的改变恐怕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当制度与文化可能发生碰撞时，最好的办法是相互避让或相互妥协，用足够的时间来消化，找出结合点，拿出扬弃的决心和勇气，逐渐合理移植符合中国实际和文化的西方法治方法和模式，使中国法治文化与西方法治文化相和谐，相互融合，达到为我所用的根本目的。否则，再多么“迷信”西方法治并将其照搬过来而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所使用，那又有何益呢？只能是或被束之高阁，或为有序的社会制造混乱和麻烦。为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笔者认为，最佳的途径只能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适应法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吸收西方法治精华，去其糟粕，实现“强强联合、优中选优”的态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驾护航。因此说，仅从中西神话文化不同的背景影响这一因素来看，中国对西方的法治只能是借鉴和移植，而决不能照抄照搬。

谁说的？

明朝以及后来的“考据学”就是分析的学问。强调合理分析，得出结论。

《史记》的《五帝本纪》最后一段，就是很典型的分析。

分析和综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分析是过程，综合是结果。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珍惜文字。认为写书的时候，文字越简练越好，多余的文字一定要去掉。他们认为得出的结论很重要，至于分析的过程，非常繁杂，不必写出来。所以中国古籍，大多没有分析过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分析能力。

现在的所谓“历史学家”，大多是白吃。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对比中西文化区别。因为两者区别特别大，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能找出来，然后出篇论文，就算是“成果”了，纯粹是骗取经费的。

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积淀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美术的问题也是如此。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说，我认为像“八五思潮”中的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他们的身份与最后选择的艺术形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谈起文化，谈起中西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关起门来谈纯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现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论几乎来自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开会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这样的开会方式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少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存在着不同，比如：关于中国徐旭生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叙说，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和西方的学理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关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国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中国学术通过历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结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它们的法律学术传统是一致的。他们讲究证据、推论、逻辑、事实。在美术评论方面也是这样，传统的画论、诗论是通过熟悉了解而得出结果。现在我们的学术传统的情况在改变，当代中国艺术评论也出现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当代中国所需要学习的？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对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我们曾经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美术评论史这样的研讨课题。大家讨论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是通过陌生的方式运作的？还是通过熟悉的方式运作的？我们想作基本的定性。现在讨论的有关吴冠中的话题，其实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从西方法理关系论证出来的。他是以个人的熟悉关系这样的方式表述。类似问题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中西方哲学产生条件之对比

刘向雄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1）。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2）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3）。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

1、画画主体不同

中国古代山水画是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

西方风景画是以风景为题材的绘画。

2、代表人物不同

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代表有展子虔、王维等。

西方风景画的代表有戈延、雷斯达尔、康斯特布尔等。

3、技法要点不同

山水画是由风景到作品，从创作到欣赏都有着引人入胜和移情于景的特点，没有作者身临其境触景生情的体验就没有读者身临其境的，体味和感受，作为山水画家应具备导游的精神，引领观者一起浏览其间，体察其中，为之怡情，为之陶冶，达到情绪的放松，心灵的正合。

西方风景画的空间距离的表现方法是根据形体的透视原理和空气色彩的透视变化，表现景物之间的远近层次关系。还可以利用主次、浓淡和虚实加强空间感，在表现手法上有意识地将主要与次要、虚与实结合起来处理。

-山水画

-风景画